第二节 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形成与发展

一、历史演进

一个历史文化村落就是一段历史，一幢古建筑就是一段故事。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与人口迁移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秦汉以前，北方强宗大族掌控国家，人口和村落主要分布在中原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或因北方人口繁衍、土地兼并导致生存压力加剧，或因自然灾害、战乱动荡被迫避祸远遁，北方大量强宗大族避地江南。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大批北方人再次南迁，促进了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大融合，造就了南朝时期江南文化的繁盛。唐代安史之乱之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宋靖康之变后，赵宋王室定都临安，中原人口又一次随朝廷大规模避祸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浙江乡村聚落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南宋时期浙江出现了一个建村的高潮，形成一道“衣冠人物，萃于东南”的特殊人文景观。

有了两晋、唐宋时期的北方人口南迁为基础，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进入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人口大规模迁移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南北文化大融合，孕育了一大批人文底蕴深厚、宗族印记鲜明、物质遗存丰富、建筑风格迥异的历史文化村落与传统民居建筑。如浙南楠溪江流域，村落星罗棋布，先人大多是唐末为避战乱自北方南迁而来，或是五代闽国内乱时从福建北迁而来。清乾隆《永嘉县志》记载：“楠溪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楠溪江流域“寇不能入”是先人为避战乱而不得不远离故土、播迁异乡的重要缘由。

同时，历史文化村落的生成与发展实现了家庭个体和村落整体双重维度上的拓展。其中，在个体维度上，分家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原生家族分化重组，衍生新的村落。由于五口之家是农业生产最有效的规模，故而家庭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分家析产，各自成为小家庭。如此世代延续，逐渐衍生出新的村落。在整体维度上，村落受到社会纽带的维系作用，相继出现了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基本性质差异。人类最初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单姓聚居村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制度的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逐渐打破家族组织的生活空间，开始脱离原生聚落而相互杂居，以地域为基础组织的地缘村落随之出现。随着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明确起来，按职业聚居的业缘村落逐渐成为新的村落形式。

二、影响因素

历史文化村落的形成发展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模式、家族聚居以及历史变迁等条件有关，主要受区域社会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色、宗法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1.区域社会条件

从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分布结果来看，区域社会条件是影响历史文化村落变迁的重要因素。如浙北杭嘉湖平原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空间体系完善，历史文化村落受城镇化和工业化影响较大，现存历史文化村落数量相对较少；而浙西南地区由于受区位条件、交通限制和经济水平的影响，历史文化村落受外界的影响较小，基本保持着较好的原始格局与风貌，数量较多。另外，在交通便捷的中心镇周边，村落集聚的特点突出。中心镇通常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资源优势，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交通通达性，对周边地区具有一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对历史文化村落的风貌格局改变有一定影响。

2.自然地理环境

历史文化村落的空间选址、风貌格局、建筑形制以及生活生产方式等会受村落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农业文明时期以农为本的经济属性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历史文化村落的选址和分布特征。浙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了类型多样、丰富多变的村落特征，它们或沿水系线性发展，或依地势组团布局，或跨山脊散落布置，或绕茂林点状聚居，或围田亩规则造屋，或择风水图形围筑，形成一个个风貌各异、特色明显的人居聚落景观。浙东地区大都属于丘陵和平原相间的地形，居民世代以农耕为主业，村落构建大多与水系有关系，村内布有科学的水利系统，街巷、建筑、水井、渠道因地制宜、布置有序。浙南村落大多依山傍水，规模相对较小，因受永嘉文化影响，村落构建简约而古朴，耕读文化气息浓郁。浙中西部地处要冲，历代兵患频繁，村落较为注重防卫功能，历来人才辈出，村落规模比较大。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总体与山、水、林、田等自然资源有机融合，村落形态大多呈依山傍水、绕林环田之态，构成融合自然的村落格局与建筑风貌，体现了先民因地制宜的生活选择与智慧，渗透着生生不息的文化流脉，具有强烈的风水意识和文化内涵。另外，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海拔高程主要集中在200米高程以下的区域内，随着海拔高程的上升，其数量虽有起伏但总体呈现减少趋势。

3.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文化是影响历史文化村落形成与分布的重要原因。历史文化村落区别于一般村落的最大特质在于其历史文化、宗族文化深远，文化积淀悠久的区域，村落变迁传承的延续性和稳固性更强。浙江自古重教兴文，人才辈出，诗书礼仪、人文风气浓郁。考察浙江村落时发现，但凡科举仕宦辈出的历史文化村落，书院、功名牌坊、文昌阁、文峰塔等都是村落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此类村落大多有“十景”“八景”之类的人文景观资源。如建德市新叶村村口文昌阁、抟云塔并立，成为村落的重要景观和文化标志。北宋末年，北方强宗大族跟随赵宋王室南迁，促进了浙江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孕育了大量富有地方韵味的历史文化村落（群），如桐庐江南古村落群、建德大慈岩镇明清古村落群、兰溪诸葛长乐古村落群、楠溪江流域传统村落群等。明清以后，一批文人士族衣锦还乡，在乡间购田置地，广建屋宇，兴修了祠堂、宗庙、牌楼、戏台等，形成以宗族文化为纽带的村落格局。

4.宗法制度影响

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它形成于西周，秦汉式微，唐宋以后得以重建，不断巩固强化，明清时期尤为突显。以家庭-家族-宗族-村落的生长方式，由血缘走向地缘，根深蒂固，宗法制度影响着中国村落的形成与发展。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大多是以宗族为基础发展形成的血缘村落，宗族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村落布局和建筑形态。在宗族组织的控制下，村落布局和规划体系呈现出一种与之契合的对应关系。以宗祠为核心的村落布局是血缘村落的普遍形式，通常与宗族房派、支派的结构组织相对应，房派、支派成员的住宅以房祠、支祠和香火堂为中心组成团块，再以宗祠为核心形成整个村落。水口、街巷、广场、义仓、牌坊、庙宇等也都安排有序。如兰溪诸葛村是典型的血缘聚居村落，诸葛亮后裔自元代中叶迁居于此，繁衍生息。明初分为孟、仲、季三房，长房孟分按例围住在大公堂大宗祠（丞相祠堂）周边，房祠叫崇信堂；仲分聚居在村北部，房祠叫雍睦堂；季分则大多住在西南部，房祠叫尚礼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三大房的团块有序布置，古街巷道整齐完整。而后，随着人口大增，格局逐渐被打破。再如浦江“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合居共炊长达15世，历宋、元、明三代，共计330余年，以孝义、宗法持家，名冠天下，成为“人我共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