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威廉·布莱克
伦敦匠人吁灵录

William Blake

1757—1827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国，

君掌盛无边，

刹那含永劫。

——威廉·布莱克，宗白华　译

步入伦敦大英图书馆由英文单词组成的雕花铁门，迎面一座奇特的雕塑：赤身裸体的男子弯腰拿着一柄圆规，似乎在埋头测量大地。这是苏格兰雕塑家爱德华多·包洛奇的作品，灵感源自英国艺术家威廉·布莱克1795年的版画《牛顿》。

在布莱克的原作中，牛顿光着身子坐在长满海藻的海底石床上，呼吸中吐露一轴长卷，有创世之初的灵性，又有测量宇宙的精密。这幅幽蓝幽绿的画作把科学家牛顿还原并浸没在自然之中，似乎希望缓和现代科学对自然世界和人的归属所提出的挑战，也化解随之而来的异化感。

这幅充满奇思妙想的画并不是布莱克最著名和最出位的作品，他还写过哀悼被吊死的黑奴和控诉奴隶制的诗作《小黑人》（The Little Black Boy），赞颂美国独立运动的《美国：一个预言》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一个预言》（Europe: A Prophecy），创作过弥尔顿《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插画，也写过愤世嫉俗的《地狱的箴言》（Proverbs of Hell）和《没有一种自然宗教》（There is No Natural Religion）。

两百多年后，布莱克那些惊世骇俗的画和触动人心的诗，温暖和启发了世界各地的文艺青年，但在他有生之年，布莱克都默默无闻，不被认作也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而只是一名制作版画的匠人。很多人认为布莱克是狂热的基督徒，以为他反对牛顿所代表的科学方法与启蒙理性。但布莱克其人很复杂，既不是正统基督徒，也不是学院派哲学家。作品充满情感张力的他，不反对思考，也不反对理性。

如何理解布莱克，也是解密英国审美的政治的关键。

伦敦，1757年

威廉·布莱克生于1757年的伦敦。父亲是位做袜子生意的小商贩。家里不从国教，是分离派教徒（English dissenters或Separaltists）。

十八世纪的伦敦正在逐渐蜕变成一座都会。在很多方面，它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它更阴沉、更肮脏，没有那么多光鲜亮丽的楼宇和街道，今天皇室居住的白金汉宫1762年才由乔治三世从白金汉公爵手里购得，并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不断翻新重建。当时的伦敦鱼龙混杂，一直到1750年才有第一批正式的警察队伍：鲍街警察（Bow Street Runners）。一个多世纪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依然阴暗、混乱、贫富落差分明，那座城市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模样更可想而知。

十八世纪的伦敦尽管少些今日的琳琅满目，但也新鲜、刺激、多元。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留下长久余波，为激进的政治或宗教运动提供了温床。许多新兴的行业、空间和人群在城市的角落里酝酿、出现，为譬如布莱克这样不从国教的小商人和工匠家族，提供了社会空间。

布莱克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和知识传统：他既不来自也不服务于特定的系统或体制，而是从手工业实践中脱颖而出，反抗精英，也反抗主流。这种知识传统与兴起于十七世纪的宗教运动有关，与伦敦作为一座新兴都会有关（拥有印刷和大众媒体），也与新兴小作坊家庭传统有关。这与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会介绍的艺术家，比如拉斐尔前派和当代的卢西安·弗洛伊德、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名流之后截然不同。布莱克的反叛不仅在理念上，更在于生存本身，在于他生活于社会的一切根基，从宗教、道德、知识到生活方式。

这种知识来源之一是非学院派的知识，归功于书本，更归功于非主流教会和城市网络中的新兴传媒和家庭传统。布莱克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和父亲学起印刷手艺。尽管因为热爱艺术，曾进入皇家美术学校（Royal Academy Schools，隶属于皇家艺术研究院）学习，但他无法接受学院的教条及教学方式，也不像知识分子或诗人那样受过完整的学院派教育，更没有知识精英的公学或家庭教师经历。他热爱阅读，但阅读材料不仅包括经典，也包括十七、十八世纪的民间知识媒介和社交媒体。

英国内战的余韵之一在于不同政治思想的争雄和传播，通过一种新的媒介：小册子。官方和不同社会团体或宗教派别纷纷印刷出版小册子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其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历史、新闻、经济……无所不谈，计划、建议、辱骂……应有尽有，就像今天的社交网络般包罗万象。据统计，1640年到1660年间，英国几乎每天都有三种出版物问世；仅1645年一年，各种内容的出版物就达到了约722种。这成为英国十七世纪中叶革命年代的一大特征。到布莱克的时代，民间已经形成了传播和讨论非官方思想的习惯，有人在法庭前叫卖和分发传单，有人在市场里，有人则在教堂门口。布莱克家族这样的小生意人和匠人处在这样的城市网络中，也浸淫在这些日新月异活泼多元的思想中。这些随处可见的平民化信息和知识丰富了伦敦的都市生活，也丰富了布莱克的思想。

用信仰反对国教

威廉·布莱克时代的伦敦也是一个神学象征。1711年，英国议会宣布圣保罗大教堂落成，标志着伦敦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坐标中心。作为一个主教城，伦敦肩负着引导、教化和规范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神学上，也反映在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上。与此同时，反对主流教会的教派和群体也在伦敦的大小街巷中出现，包括从十七世纪起就活跃的浮嚣派（Ranters）、重洗派（Anabaptists），以及后来更为温和的贵格会。浮嚣派用刻意粗俗的言谈来反对主流精英，因1650年的反渎神法案而受到打击，创始人也被捕，但他们的不少学说和理念在贵格会流传了下来。贵格会被认为是更斯文的浮嚣派。二者对上帝和基督的看法是一样的，都认为上帝是无限的圣灵，充满天地万物，但贵格会的行为和语言更优雅和内敛。

这些新兴教会多由城市专业人士和生意人组成，英国吉百利巧克力的创始人就归属贵格会；美国桂格燕麦的标志也是一位英国贵格会成员。主流教派规范的不仅是宗教，还是社交方式、教育方式、社会礼仪、审美、思想和思维方式。那些福音团体反对贵族式公学，反对上流社会的自大和对经济、教育、文化资源的垄断。因此，新兴教派的反抗不仅是宗教性的——如何聚会、如何做礼拜、如何理解教义和理解上帝，更是社会性的。

我们想象十八世纪的时候，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是伏尔泰、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信仰、反抗和情感的时代。基督教会在传统上担任教育和教化的角色，十八世纪，在教会之外，也很少有能定期聚集大众、传播思想和进行讨论的公共空间。在这种知识传统中，“教育”具有不同意义：生活经验和书本学习同样重要。因此，除了伦敦新兴的职业群体、家庭传统和城市的新媒体，知识还归于更具有机制性的来源，那就是教会。在那里，牧师或宗教领袖也是知识人，代表了新的声音。布莱克的语言有一些强烈的特征：神秘主义、千禧说、反律法，来自分离主义或异见派，就是受到那些非主流教派传统的影响。从他所常用的词汇，诸如“新耶路撒冷”“永恒的福音”中也可见一斑。对布莱克那样的人来说，教会起到了传递知识的作用。

非主流教会里聚集了有另类想法的牧师和信众，这些新的声音在十八世纪为英国内战前后宗教运动的思潮赋予新生并将它们重新编织起来。从这种非主流的传统和各种思想碰撞的教育中，出现了很多原创的思想和思想家，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和影响布莱克至深的瑞典神学家伊曼纽·斯威登堡，布莱克甚至在斯威登堡的作品《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的基础上创作了诗作《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各种思潮在民间通过教会的传播可能更广泛流传、更有渗透性。

这些非主流的教派来自一个特别的政治文化语境：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或者说唯信仰论。反律法主义兴起于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与分离主义运动。简单来说，分离主义者希望从建制教会，也就是英国国教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又称Anglican Church）中脱离出来。自亨利八世改革英国宗教、弃罗马天主教立英国国教以来，英国国教都是以君主作为其元首，并且奉行主教制度（episcopal，因此世界各地的圣公会也被称为Episcopal Church）。虽然也是欧洲宗教改革浪潮中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一支，但英国国教圣公会保留了不少天主教的仪式和传统。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也带来天主教和新教徒不同教派之间的流血冲突。伊丽莎白一世同父异母的姐姐“血腥玛丽”在位期间曾恢复天主教、下令烧死宗教异端，伊丽莎白继位后实施宗教和解（Religious Settlement），颁布《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和《统一法令》（Act of Uniformity），既重申了王权在世俗和宗教事务上的至尊地位，也试图将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都统一和容纳在英国国教之内。

在伊丽莎白的时代，国教圣公会带来的宗教齐一化（religious uniformity）有积极意义，可以保存和维护英格兰宗教、民族和政治的身份。但这却使教会与国家紧密结合，反对国教的被视为政治上与宗教上的异见者，宗教运动同时也成了政治运动。

在伊丽莎白统治下出现的分离主义者，拒绝在宗教的践行上妥协，自主形成会众——尽管在当时是非法的，但他们希望按着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国家的命令来崇拜。分离派的影响遍及全球，也影响了历史进程。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继位后，许多分离主义者选择远赴他乡，其中有些人不远万里前往北美殖民地，成了后来美国的“朝圣的父辈”（pilgrim fathers）。

分离派认为信仰高过律法。《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也是这股信仰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弥尔顿认为律法可以发现罪，但不能去除它，只有恩典可以。他们所指的律法是道德规则的意思。在神学史上，从《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作者圣托马斯·阿奎那开始就认为法律所下的定义即“道德律”，认为法律是行为的规范或准则，人们依照它去实践或戒避行动。道德律也包括“自然道德律”。阿奎那以为，自然道德律的最基本内容和原则是“行善避恶”，这是人类原始而基本的伦理经验，是一种实际的道德命令。它是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伦理原则、道德基础。

反律法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上帝和基督的方式，除了认为信仰高过律法，也认为上帝显现在自然和世间万物中，有类似泛灵论的因素。在威廉·布莱克的诗作和画作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想法。但布莱克的另辟蹊径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对宗教的理解上，对道德、理性和信仰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甚至创造了一套新的创世神话，将造物主称为“由理生”（Urizen）——一名长发披散、吹胡子瞪眼的男子。有人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了《圣经·旧约》中家长式的上帝，但这个形象更像是被物质世界困扰的巨人，是布莱克所反对的启蒙理性的化身。布莱克认为牛顿、培根和伏尔泰等启蒙哲学家和科学家所提倡的自然宗教是人类理性制造的假偶像，对此需要用想象力和潜能对抗。由理生则是被自然律法所困的世界的主人，布莱克说：

人类的欲望

被自己的视野所限制

没有人可以渴望

他无法理解的东西

他认为唯物理性的世界观是一座监狱，因为唯物主义的视野是有限的。

匠人：在两个世界之间

但布莱克并不反对理性，他所反对的是规定和限制“何为理性”的意识形态。

布莱克属于两个世界：一个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世界，一个则是工匠和手艺人的世界。在十八世纪，两者之间尚有分明的差别。要成为知识分子、被知识界接受必须有良好的出身和接受学院派教育的本钱。从今天的档案来看，布莱克这样自学成才的人并没有被那个世界接受，知识艺术团体和学会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但他是那么好学，思维又是那么敏感和犀利。与其说布莱克反对律法和理性，不如说他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在当时有不同意义，更类似今天的意识形态，因为重点在于“谁的理性”，谁可以成为知识的来源和衡量理性的标准。

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知识”是有特权性的。思想的生产，乃至阅读和书写，都由天主教会控制。哪怕在宗教改革以后，主流的新教教会依然代表了社会精英，也代表了知识来源。这就造成了一种制度性的霸权，也就是支配性话语，它们规定了某一种特定的思想和信仰结构。在以君主为国教元首、贵族制的十八世纪，这种结构也规定了社会属性、经济过程以及财产和权力关系的合法性，甚至规定了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的一般常识。超出这一范围的道德准则是有限的，被认为是亵渎、煽动、疯狂或世俗幻想。国教会及其知识/社会精英体系系统地巩固既有社会秩序，强化优先事项的结构，而这些是通过奖励和惩罚来实施的。

布莱克反古典学，因为古典学是这些主流精英文化的基石：霸权语汇存在于法律和宪法中，法律裁判多利于有权阶层，撒旦的王国是一种制度性的秩序，权力和意识形态必须被共同批判。他曾经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论文的边角上写道：西塞罗等古罗马哲学家是恶棍，因为英国知识-贵族阶层在他们的学说基础上建立了古典学的传统，而古典学的教授只限于知识精英群体，造成了知识、教育和思想的垄断。牛顿等人在自然宗教中提出原动力的概念，也使得上帝的形象越来越抽象和偏远。因此，说布莱克反对自然宗教、反对启蒙科学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他所反对的是这些观念造成的思想垄断，以及垄断思想观念的学派、教派和机制。他认为主流教会和知识体系所提出的理性和仁爱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用信仰和爱这些新的社会思想和道德情感来挑战。

这是布莱克的版画中频繁出现蛇的原因。蛇在基督教神学中有恶与堕落的意思，在伊甸园中引诱夏娃偷食代表知识和智能的善恶树上的禁果。但布莱克使用这个意象有自己的意思，他认为蛇代表着自私的理性，这是将伊甸园中知识树被蛇缠绕的古老意象发挥到极致。

这是他为什么既不愿意被看作知识分子，也不愿被看作艺术家——在他有生之年，也没人将他看作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被赞助人腐化，成了体制的辩护人和走狗。为了真正的艺术，必须永远与这种意识形态为敌。他呼唤大众保持清醒，呼唤权贵对艺术才华开放真正的市场，并曾提出口号：“慷慨！我们不想要你们的慷慨。我们想要公平的价格、合理的价值和大众对艺术的需求。”

对布莱克而言，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启蒙运动同样重要，因为促使殖民地反抗乔治王的力量，也是推翻既有宗教那扭曲的规则的力量。换言之，他的知识来源是大众改革家，而不是古典哲学家。在诗作《美国：一个预言》中他写道：

华盛顿说：“美国的朋友们！眺望大西洋；

天上高举着一张弓和沉重的铁链

一个接一个，从阿尔比恩的悬崖穿过大海，连结

美国的兄弟和孩子们；直到我们的脸苍白发黄，

低垂着头，声音虚弱，低垂眼帘，双手因劳动伤痕累累，

双脚在炙热的沙滩上流着血，鞭子深深划过的沟痕

代代相传，遗忘于未来。”

美国革命给了布莱克灵感，他希望英国能有一场类似的革命。在这首诗里，国王像古埃及的法老一样，把瘟疫传到美国来惩罚反叛分子，但是反殖民的人们能把这股破坏的力量带到英国去。

《地狱的箴言》则更直接地希望读者能摆脱固有的善恶观念。教堂和国家的压迫性造成了令人反感的监狱和妓院。道德的传道人不了解上帝充满万物之中，包括饮食与性爱。

布莱克的信仰是人文主义的，而且超脱于他的时代。他所相信的人性既不是全然理性的，也不是全然情感的，而是充满可能性、充满潜能的，无法名状和轻易定义。因此他的上帝不会因为宗教运动的式微而失落，几百年来一直在不同时期都给予人们安慰。科幻电影《银翼杀手》都引用了布莱克《美国：一个预言》中的“当热焰的天使升起，海岸雷声咆哮，海兽的火焰愤怒燃烧”。美国独立导演吉姆·贾木许更直接将他的电影《离魂异客》（Dead Man）的主人公命名为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的叛逆是全方位的。他代表一个新的阶层，新的职业，新的群体，新的知识来源，新的知识体系，新的语言和新的艺术风格。从他的出身到他在铜板上刻下的每一笔，都蕴涵着不折不挠的反抗和思考。

我们在开头所引用的“一沙一世界”，是布莱克在汉语世界更广为人知的诗句，充满了温柔的领悟。但对他一生的挣扎和反抗，更适合用这段诗句来表示敬意：

监狱由法律的石头砌就，

妓院由宗教的砖块造成。

孔雀的骄傲是上帝的荣耀。

山羊的淫欲是上帝的博爱。

狮子的愤怒是上帝的智慧。

女人的裸体是上帝的杰作。

过悲会笑，过乐会哭。

狮子的咆哮，狼的嚎叫，暴风雨中海的发怒，和毁灭一切的剑，在凡人眼中都是过于伟大的永恒的一部分。

——选自《地狱的箴言》，飞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