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从华北重镇
到帝国都城的上升之路
首都的选址，是一场严苛的选秀。理想状态的首都，应当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军事上易守难攻。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北京还是较为年轻的。它何以后来居上，笑傲至今？
这是一座拥堵不堪的城市。塞在公路上，“少小离家老大回”；挤在地铁上，人进站，“相片”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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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夏热冬寒的城市。夏天，柏油路上能摊鸡蛋；冬天，户外就是安了排风扇的冰箱。
这是一座寸土寸金的城市。鹤岗一幢豪宅的价格，未必比得上北京市区胡同里一个厕所的价格。
尽管如此，这座城市却吸引无数人不惜背井离乡，只为在此博得一块立足之地。毕竟，这里是首都，不论如何吐槽，北京都蕴藏着无尽的机会与梦想。但在此奋斗，却又何其酸楚，帝都中忙碌的众生，疲惫之时，难免感慨——
首都，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心脏，它的选址，是一场严苛的选秀。理想状态的首都，应当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军事上易守难攻，交通便捷，生态宜居。要找出这样一座城市，难度堪比一些大龄青年的择偶。
因而，中国历史名城虽多，但排除诸割据政权首都，曾统领天下的都城，也只有寥寥几座。而北京，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还是较为年轻的。它何以后来居上，笑傲至今？
中国古都建都朝代表
北京地面上，首次出现都城，是在周朝。燕、蓟两诸侯国的都城，均在今北京市辖区内。燕国，最初被封在今北京市南郊的房山区；蓟国，则位于今西城区的广安门一带，属于首都核心区。
燕国吞并蓟国后，首都也迁到蓟城。此次迁都的具体时间、经过，已难以精确复原。但从后世对这片土地的称赞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测燕人迁都于此的缘由：
这块土地，正是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三岔口，又得地理屏障保护，西靠太行山，北倚燕山，东望渤海，进可攻、退可守；还得益于永定河水系的浇灌，拥有大片平旷的土地，正适合建造一座交通内外的都会。
因此，古代的北京长期作为华北重镇存在。从秦代的广阳郡治，到唐代的幽州首府，这里始终是中央王朝经略北部的基地，割据政权称雄燕赵的资本，北方民族交通中原的关键。
但长期以来，北京位于华夏族群聚居地的边缘地带，常遭到北方少数民族侵袭。山戎人的攻击，一度迫使燕国将首都南迁临易（今雄安）；直到唐朝，这里都是华夏族群面对草原民族的前沿。想入围首都候选地，北京需要等待。
很长一段时间里，真正的全国C位（中心），是黄河中下游一带，涵盖晋南豫北的三河地区，以及陕西关中一带。作为华夏先民的发源地，这里在先秦时期就是中国首都的种子选址。
关中地区，从西周的丰、镐两城起，就开启了西安霸占首都C位的历史。关中沃野，坐拥四塞之固，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军事要塞于一体，在长达一千一百年的时光里，西安一直都是中国首都的完美选项。
三河地区，西周建立了陪都洛邑，成长为日后的洛阳。洛阳比起西安，虽然在平原面积、险固程度上略逊一筹，却也有位居天下正中的优势。每逢西安遭遇危难，洛阳就会顶上。两座城市携手，书写了汉唐时代的盛世双城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微妙的变化在逐渐发生。这些看似与北京八竿子打不着的变化，却酝酿了北京“逆袭”的因子。
先是生态变迁。经历常年过度开发和汉晋战乱，西安、洛阳环境恶化。特别是西晋以后，关中地区引以为傲的水利工程灌溉面积逐步萎缩，粮食产量逐步下降，到隋朝，皇帝不得不带着百官，定期从西安跑到洛阳蹭饭吃。
再者，经济格局变了。汉晋几度战乱中，人口大量南迁。在关中、中原衰落的同时，原本蛮荒的江南历经孙吴、东晋、南朝长期开发，以鱼米之乡的身份崛起。隋朝统一全国时，经济中心南移的迹象已现。
眼看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作为崛起于关陇的大一统政权，大隋将首都迁到南方也不合适。怎么办呢？聪明的隋炀帝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挖运河。
在古代，运河的作用相当于高铁。“舍己为人”的隋炀帝，以大隋基业为代价修建运河，成功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连接。而运河的北方终点，是经略东北的军事重镇涿郡，即今天北京所在。
运河让大隋“水逆”，可对沿岸城市来说，运河里流淌的与其说是水，不如说是幸运。北宋以降，中国的首都大多分布在运河沿岸。
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是唐末战乱，长安、洛阳等传统内陆城市在战火中没落；二是从南宋起，中国气候偏冷，进一步导致内陆都市衰微。相比之下，守着船来人往的运河的沿岸城市（如北京），则要繁荣些。于是，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向运河靠拢。
气候变冷，还给北京带来了另一记助攻：寒流迫使游牧渔猎民族南下，辽、金政权相继兴起。为了继续南下抢地盘，并巩固抢来的成果，北京的前身幽州被辽朝设置为南京析津府，跻身于大辽陪都之列。
金朝，北京被正式推上首都的宝座。金朝最早的首都，是女真人的老家黑龙江流域的会宁（今哈尔滨阿城区）。对中原广袤的疆土来说，这旮旯太偏了。海陵王完颜亮登基后，为了干掉“铁血强宋”，一统天下，力排众议，迁都北京，是为金中都。
尽管灭宋的小目标没实现，但迁都北京的决策开启了这座城市在之后三个王朝作为中国首都的历史。
不过，这八百多年中，北京的首都地位，也曾遭遇过其他城市的挑战。挑战者们尽管几度“逆袭”，却没能最终取代北京的位置：
开平，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元朝称其为上都，它处于草原与内地的交界地带，一度和北京共享首都地位，元朝皇帝每年有半年时间在此生活工作。但由于交通困难，经济落后，它只能靠内地强行输血；无法与天然具备交通枢纽、经济都会属性的北京抗衡，最终荒废。
开封，同样位于运河沿岸，它是北宋的都城，金朝末年也曾迁都至此，明初还被朱元璋列为首都候选地，沃野千里，土地平旷，交通便利，但缺点是无险可守，漕运条件也有所退步，最终出局。
南京，北京最强劲的对手，有六朝古都的辉煌历史。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再度进阶成大都会，明初一度取代北京，成为首都。
然而，定都于此的朱元璋，对此地并不满意。南京虽然富饶、交通便利，但位置过于靠南，不易节制北方；从历史战绩看，城防安全也并不乐观。这些缺陷，后来都得到朱家人的验证：
起兵于北京进而登上帝位的明成祖，基于抗击蒙古、经略东北、巩固自身统治等考量，最终仍然定都北京。实践证明，这座城市要安全得多。
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北京西、北方向的天然屏障；控扼住几处险要关隘，层层抗击，足以让来犯的北方游牧民族碰壁；即便突破关隘，只要傍水的北京城不被攻克，周边座座城镇仍可支援北京，游牧民族就很难在华北平原立足。弱小的后唐在此抗住了契丹大军的围攻；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即使挟持了明朝皇帝，也没能敲开北京的大门。
而如果是南来的威胁，更不足为惧。北京及周边“南压区夏”的较高地势，足以对南方政权形成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大宋北伐幽州失败，就是一次惨痛的尝试。
因此，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角度看，历史都证明，尽管北京有种种不足，但8个多世纪以来，它仍是中国首都的最优选。由此可见，一座城市的命运，既与其自身特质相关，也离不开历史的进程。“首都北京”，正是历史长河奔流的结果。
知识延伸
“天子守国门”的利弊权衡
主角光环照耀下，总会有一些不足被忽视。八百多年来，北京在作为首都的过程中，有没有暴露出什么不足呢？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首先，北京地理位置不够居中，过于偏东偏北。毕竟，北京能够登临首都大位，是“经济带受运河影响东移”，以及“北方民族王朝崛起”这两大因素合力的结果。所幸随着明清等朝代的北方版图渐趋辽阔，北京的地理位置才显得不像过去那样偏北。即便如此，在应用近代化通信、交通技术之前，西域或青藏高原等领土的信息传递到北京，也颇耗时日。
再者，北京地处中央王朝与北方势力对抗的第一线。有太行山、燕山等作为屏障，北京的防御条件，本身还是不错的。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狭长的山脉上，有诸多关隘，其中居庸关、古北口、紫荆关等，与北京休戚相关，一旦被突破，北方铁骑就可以在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尽管在北京不陷落的情况下，塞外政权通常无法在华北立足，但“打不死你吓死你”，草原汉子们绕着皇城跑马，总归是一件让帝国君臣提心吊胆的事情。金蒙战争中，蒙古大军屡次围攻中都，心脏受不了的金朝皇帝最终迁都汴梁，次年中都即失守；而明朝，“兵临城下”的惊险刺激场景上演得更多，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建都》中如此总（吐）结（槽）：
可见“天子守国门”的代价还是蛮大的。同样是将首都设置在国防重要方向，汉唐的长安坐拥关中四塞，比起明代北京的燕山和太行山，防御纵深要厚实得多，关中平原也没有华北平原那般开放。
而且，随着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变化，北京的安全系数进一步下降了。辽金（12世纪）以来，海水侵蚀缓解致使辽西走廊开通，日后八旗马队正是踏着这条路从辽东冲进了北京；清末，无论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攻克天津，还是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占据辽东，海洋都让有海无防的帝都暴露在了外敌的刺刀之下。
最后，北京面临着和长安、洛阳一样的问题—生态恶化。长安、洛阳跌落神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过度开发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问题。而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增长，人类活动对生态的破坏难以避免。今人常诟病工业污染带给帝都的“雾霾”，而古人则“尘迷”于京师的扬沙天气中。元朝人对此已见怪不怪，明朝的沙尘暴更是有增无减：北京有史可查的沙尘暴，洪熙元年（1425）到嘉靖二十三（1544）年的120年中，多达63次；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崇祯十七年（1644）的100年中，多达100次。到了21世纪，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虽然有了“三北防护林”等配套工程，但作为超级城市的北京，生态建设任务依旧不轻松。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北京的首都地位仍将岿然不动；同时，面对新挑战，疏解非首都功能势在必行，雄安新区等京津冀城市群新成员，将在北京的带动下快速发展。毕竟，无论是四个王朝的历史，还是共和国七十载的实践，都已经证明，这座城市足以应对时代的变革，承担起东方古国首都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