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

稠密的树叶，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尽管已是深秋，但在南方，能被风刮落的树叶，仍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大多数的树叶，依然在今夜的枝头上安然入睡，做着深秋的美梦。此时，那些零星凋落的叶子，可能是因为被某只秋虫蛀过吧，或许原本就营养不良，也有可能它一直便有着做一只蝴蝶的梦想。

深夜。油亮的柏油马路两旁，停满了不同型号的私家车，或黑、或白、或红，一辆接一辆，排成两条长龙，让马路显得更加局促、杂乱和拥挤不堪起来。其中有一些落叶，便刚好落在汽车的顶棚和车窗玻璃上。落在车上的叶子，趴在那里，一动不动，这大概是它们离开枝头后的第一场睡眠吧，也或许它们正在梦里回忆着那些在枝头的日子。被枝叶掩映的路灯，一副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从稠密的树叶缝隙里，正吃力地发出一圈圈略带凉意的乳白色的光晕来。除了这些路灯，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里，还有众多的招牌与霓虹灯仍在闪烁着。城市的月色在这样的灯火中迷失、消亡。

但，在街道的尽头，我依然能够仰望这座城市的夜空。城市的夜空寂寥、混沌、虚无、缥缈，有些令人不安。我将视线收回来。地面的光影斑驳、怪异、忽隐忽现，又让我有些恍惚和走神。马路两旁，高楼林立、比邻接踵，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高楼里的灯光或白、或黄，亮一处、暗一处，如游戏里的俄罗斯方块，它们随时都可能消失，但也随时可以再次出现。侧耳，有叫不出名字的秋虫窃窃私语，还有高楼里此起彼伏的呼噜、梦呓。

我在这条油亮的柏油马路上慢跑。与这条马路相隔不远的地方，便是哲贵笔下的信河街。不久前，我在一个与文化相关的展览会上见过哲贵。哲贵人高马大，说话却轻声细语。我跟他说，我曾多次去过那条信河街，但我并未遇见小说里的朱麦克、魏松、唐小河们。哲贵跟我一笑。不过，就在那条车水马龙的街上，我倒是曾遇到过一名年轻的女子，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她的笑声清脆爽朗，咯咯咯的，有如天仙一般，让我曾在那一段时间里魂不守舍，夜不能寐。可没多久，她突然间便消失了，音讯全无，一点消息也没有给我留下。我甚至不知道她是生，还是死。每当看着她灰暗的头像时，我总是惆怅与痛苦不已。

今夜，此刻，这条与信河街毗邻的陌生马路，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我想，今夜，我可以给这条马路取一个仅属于我的名字，比如，燕飞路。是的，燕飞路，那名女子的名字里，便有一个“燕”字，莺歌燕舞的燕，劳燕分飞的燕。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更像是一只蝴蝶。那时，我喊她蝴蝶。我说，蝴蝶，我想你了。我说，蝴蝶，又梦见你了。美丽的，翩翩起舞的蝴蝶，快乐无邪的蝴蝶。那干脆，这条路就叫蝴蝶路吧——她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然后又消失不见。

不知道为何，我今晚会突然想起这个曾经被我称作蝴蝶的女人。我已经好久没有想起过这个女人了。我甚至连“蝴蝶”这样的称谓也已经忘却了。可今夜，“蝴蝶”如潮水一般涌来。但“蝴蝶”早就不见了踪影。

在这条仅属于我的蝴蝶路上，我从东头跑到西头，再从西头跑到东头。老表坐在马路边的一棵树底下抽烟、玩手机。密密麻麻的车子，将他掩埋在昏暗的夜色里。如果不是因为香烟的味道，你根本看不出，此时的蝴蝶路上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我的老表。我闻得出，那袅袅的香烟味是“黄鹤楼”的味道。我曾在某段时间迷恋过那种细细的“黄鹤楼”，我觉得将它夹在手指间，有摩挲一只纤纤玉手的感觉。也或许，我迷恋的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样的诗句和那样的场景吧。

今天是老表的生日。老表比我大六岁，再过三年，便知天命了。我不得不用一句被说烂了的话了——真是光阴似箭啊。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屁孩的时候，曾去老表家做客。老表那时大概刚刚发育吧，喉结凸起，嘴边长出了茸草一般的胡须。那天，我们一帮人扒着窗户，想要偷看老表洗澡。结果，他硬是不脱内裤，在澡盆里胡乱地洗了个澡。想起这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还记得当时老表又怒又笑的样子。老表笑起来的样子很慈祥，像弥勒佛一样。

光阴可能会改变很多东西，但或许有些东西也是不能被改变的吧，比如老表的笑容。直到现在，老表笑起来还那样，憨憨厚厚的，如弥勒佛一样，只不过，这弥勒佛老了一些罢了。今夜的席间，老表便是带着这样的笑容频频举杯，喝了不少的酒。这要在往常，我定会与他们一起，觥筹交错，划拳猜令，频频仰脖子，直喝到舌头捋不直为止。可今晚，我仅喝了半杯红酒不到。我每喝一口，都觉得像在服黄连一般，难以下咽。

失业已经整整一周了。工作的事情，仍没有着落。这些日子以来，我在网上投递了不低于四千份简历。在老表家那间黑暗的客厅里，我用手机和电脑在不同的招聘网站上，将自己的简历一家家投过去。上海、深圳、杭州、合肥，大致是我期望的工作地点。上海、深圳、杭州属一二线城市，这个自不必说，之所以选合肥，考虑的是离家稍微近点儿。这些年，我一直在温州打工，离家七百多公里，对于我来说，家其实就是一个稍微熟悉些的驿站而已。对于妻子和女儿，我也仿佛只是一名过客。偶有“猎头”问我，是否还愿意考虑温州的工作机会？我总是回答得十分干脆——不考虑。我的态度是那么坚定，语气是那样不容商量。不过，当我做出这样的回答后，立马又会后悔起来。

对于温州，我想我可能已经有了一种别样的深厚感情了，说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也许都不为过。甚至，在某些时候，它胜过我的故乡。在这里，我待了十年有余；在这里，我获得过数不清的荣誉和奖项。除了市区，瑞安、乐清、永嘉，我熟悉这些地方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工厂。在这里，我除了拥有过几份不同的工作，还认识了许多的同事和朋友。我常常觉得，与这些同事和朋友相遇、相识、相交，可能是前世修来的缘分，这缘分让我们今生在一个叫“温州”的地方相聚。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流汗、争吵、吃饭、喝酒。我们为了同一件事情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或绑作一团，并肩作战。在某一天，缘分突然终了，我们便相互道别，互道保重，然后各奔天涯，从此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和生命中。

老表在这座城市的家，是租来的一个老套房。房子陈旧，墙壁发黑，光线不好，玻璃布满油烟和灰尘。窄小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沙发，沙发布已经布满油腻，可以用手刮出一层油脂来。一张黄色的、脱了漆、鼓了包的餐桌，是老表的舅哥家弃用的，表嫂将它搬了过来。一台老式冰箱成天嗡嗡作响，里面塞满了从老家带来的咸菜、腐乳，当然偶尔也会有水果和蔬菜之类新鲜一点的食物。靠墙的两排货架上，堆满了杂物。这些杂物，是老表平时在工地上使用的物资，有电缆、接头、开关、线槽、螺丝和各种工具。

最显眼的，还是那道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黑色的布帘，它仿佛以光线为食，让本就不太明亮的客厅变得更暗。布帘背后，是一张铁质的双人床。双人床的下铺铺有被褥，上铺堆满纸箱子和杂物。在很早以前，我来老表家玩时，曾跟老表说过，让他把这帘子换了。我说，屋里挂这个东西太压抑、太难看。我差点还跟老表说了，你难道不知道，在老家每当死了人时，都会挂起这样的布帘吗？只不过布帘是白色的而已。但老表终究还是没有将它换掉。黑色的布帘子，顽强而又坚韧，挂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堵墙。

在平时，这布帘里面，住的是老彭。老彭是老表请来的师傅，六十来岁，头发几乎全都掉光了，仅剩的几根头发，在光秃秃的头顶顽强地竖立着，它们大概是要为老彭证明，他也曾经有过一头浓密乌黑的发。不过，秃顶也并不完全是坏事，至少能让这黑暗的客厅里亮堂一些吧。但这样的亮堂还是太弱，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你仔细瞧，老彭两只发黑的眼眶，它早就将这光亮全都抵消掉了。老彭每顿只喝啤酒不吃饭，每天和老表一起到工地上干活，晚上便住在这帘子里面。等我来后，老彭便将这里腾了出来，去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方——他儿子租的房子里睡觉。

就这样，布帘子后面的那张双人床，便是我的临时住所了。那天，老彭将床让给我时，对我说，没关系啦，咱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能照应就照应一下。老彭一边收拾被单、枕头、电扇，一边冲我微笑。我突然眼眶一热，差点有泪要掉下来。在老彭的帮助下，我将行李放在了双人床的上铺上。失去工作后，不仅仅只有我突然没了一处栖身之地，就连这些跟了我数年的锅瓢碗铲、衣物鞋袜之类的东西，也突然间变成了一堆无处安放的流浪物了。

在老表家里，我除了吃饭、上洗手间，除了在布帘后面少得可怜的睡眠，其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便一直守着电脑和手机。它们不仅是我与外界联系的方式，更是我重新寻找一份工作机会的方式。从清晨，到夜晚，我一直在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哪怕是“叮咚”一声短信的提示音。也许，声音也可以是黑暗里的光，是温暖和希望吧。但凡有一个陌生的电话进来，我便会猛地一跃而起，迅即正襟危坐，然后马上“哼哧哼哧”清理一下嗓子。我不断去打开电脑刷新邮箱，期待有新的邮件进来，期待我打开它时，是一封面试邀请的信函，上面写着：苏敏，你好，你的简历已经通过初审，现邀请你于某月某日到某处参加面试。谢谢！

在这张小小的双人床的下铺，我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一道极其简单又极其复杂的数学题。我想，在我投出的四千份简历里，假如有一半能被招聘者看到，被看到的又有一半让招聘者觉得比较匹配，接着，再有一半认为我可能就是他们想要找的那个人，假如按照这样的比例，我至少将有五百个工作机会。再不然，在此基础上打个五折，我仍有二百五十个工作机会。可是，这一周以来，不说二百五十个，就连五个也没有。这样的结果，让我懊恼、失望透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而偶尔有一两个电话打进来的，都是诸如保险、金融之类的行业。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就在刚才的席间，男男女女，宾朋满座，笑语盈盈。红木圆桌轻轻转动，上面摆满了各色美味佳肴，有牛肉、羊排、虾、鱼、螃蟹，有蔬菜、水果，与红酒、白酒、饮料一起，在柔和的灯光下，它们像T台上的模特，妖娆妩媚，尽显魅力，让你垂涎三尺，让你频频举筷，这大概是美味佳肴的使命和理想。但那一刻，如此丰盛的美酒美食，竟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肉身在席间，神游却在云外，我满脑子都是投简历的事情，是某家负责招聘的人看到我的简历后拍案而起兴奋不已的样子——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在大家的“胁迫”下，我跟他们举杯，仰脖子。可不知道为什么，每举一次杯，我都觉得像是在拿起一份简历。我每夹起一口菜，也像是在拿着一份简历。金黄的螃蟹，膏肥蟹美，整齐地码在洁白的瓷盘里，壳上的花纹与蟹脚上的绒毛，清晰可见。切得薄如纸片的牛肉，花纹匀称，摆放得整整齐齐，层层叠叠。可恍惚间，它们却变成了上海、深圳、杭州、合肥；变成了房产、网络、教育培训、生产制造、新能源、低压电器、服装、制药；变成了副总裁、总裁助理、人力资源总监、行政总监、经理、主任、高级文秘……

我有些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作为一个在职场混迹多年，在不同的单位都干得风生水起的人，一连几日，我投出去的简历竟然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或者，即使得到回复，也是诸如“非常抱歉，你的简历与我们的要求不符，希望你能尽快找到满意的工作”之类的回复。我深深地怀疑对方是否真正看过我洋洋洒洒的简历，更怀疑那个收到我简历的人是否真正看懂了我的简历。我甚至与其中某些回复我的人争论起来，你凭什么认为我不适合？我跟他们说，我有丰富的职场履历，我有扎实的专业理论与实操经验，我有极强的沟通协调与统筹能力，我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可对方，像一尊菩萨，一堵墙壁，在那头一言不发，哑巴一般，死了一般。我如此执着，也不知道，他是否认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的求职者呢。

并没有风。头顶，又有两片树叶落下来，像一对蝴蝶起舞。是秋风无情，还是树枝在抛弃？在一个寂静的夜晚，这些零落的树叶，命运戛然而止。像我突然失去一份工作，在那人群中销声匿迹。

我继续慢跑，身上已经开始有汗散发出来。也许，唯有出汗才能缓解一些心头的焦虑吧。昏暗的路灯下，老表趁着酒兴，依旧将他的手机抱得牢牢的，似乎比抱一个女人还要起劲些。此刻，他完全沉浸在手机游戏的厮杀里。老表的命比我好。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后来成家，关于生活，关于家庭，他似乎从不用操半点心，费半点神。我的姨夫（老表的父亲）是个老会计，他家中的经济条件远比我家要好。后来，老表娶了表嫂。表嫂聪明能干，贤惠持家，大事小事都替老表一一张罗。老表回家，饿了有碗热饭吃，困了有张舒适的床睡。连过生日，他舅哥也都早早地将宴席安排得妥妥帖帖，老表只需带一张嘴去就好了。

和命比我好的老表在一起时，我常常会生出一些感叹。是啊，许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吧。今夜，和老表一起，除了感叹，我还要在这里等一个席间喝高的友人。这友人是河南人，当过兵，人高马大，性格豪爽，与人们常说的河南人全然两样。当然，他的酒量，以及他的酒风，也和他的身高与体重一般，但凡来者皆不拒，一一接招，然后再一一给回敬过去，兴头来时，要一连喝上好几杯才肯放手。酒足饭饱，我和老表离席时，这个河南人已经将自己灌得不省人事了，趴在饭桌上，一动不动，旁若无人地鼾声四起。有人试图将他弄醒，但尝试过几次，皆是徒劳。在桌上，他正在做着他的春秋大梦呢。到这个点，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想必他该酒醒了吧。

他还没有回来。我只有继续慢跑。我不知道有多久没在这样的街道上跑步了。这夜深人静、灯光昏暗的街道，对我来讲，已经有些陌生了。这些年，我工作与生活的地方，几乎都在这座城市的远郊，在偏僻的经济开发园区里。工厂密集的地方，生活常常不便，环境大多不好，特别是噪音和空气污染往往比较严重。每到晚上，园区内便人单影只，几乎能寻得鬼影出来。大多时候，我都是待在宿舍里，看些无用的书，写些无用的字，或者刷着微信，看看球赛，借此打发这寂寥而漫长的夜晚。当然，我有时也会邀上几个同事，打个车去几公里外的市区喝一场酒，然后再打个车回来蒙着被子大睡一场。我弟弟曾不止一次跟我说，你不能为了赚几个钱而降低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有一种眩晕的感觉。生活竟然还可以有质量吗？这十几年来，假如按弟弟的说法，我除了工作，基本上没有过真正的生活，更不说那些闲情雅致和洒脱自在了。很多时候，我甚至没有正常的一日三餐。

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要面对的，是否仍是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者是不是我可能连这样的一份工作机会都没有。翻看各家公司的招聘信息，几乎每一家注明的任职条件都是：统招本科，要求985、211背景，英语六级，口语熟练，有互联网公司工作经验，会开车，年龄35周岁以下……而所有的这一切，逐条对过去，我几乎没有一样符合。时光如潮水，将我拍死在沙滩上。

我早年毕业于师范，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我们镇上，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刚教书那会儿，我踌躇满怀，豪情壮志，我以为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一定会桃李满天下，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教师，或者当一名令人爱戴受人敬重的乡村中学校长。我曾经十分认真地规划过我要走的这条道路。可是，命运不济，一场大病，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这场疾病，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为了生计，为了偿还治病欠下的债务，十几年前，我背起行囊，远赴温州，开始了务工的流浪生涯。在这期间，我从一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频繁跳槽。跳槽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为了增加工资收入，为了通过增加工资收入来尽快偿还那些如大山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债务。

现在，突然间，我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失去工作的懊恼，让我的心态有些失衡。一连几天没获得面试邀请，又让我有些心灰意冷。在黑色的布帘子里，在窄窄的双人床下铺，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是否到了传说中最容易失业的那个年龄？假如真是这样，从此突然赋闲，终日无所事事，不正好成了老东家坐在那张太师椅上哈哈大笑的笑柄吗？我仿佛能看见他抚摸着他那头光滑得连苍蝇也站不稳脚跟的银发，一脸得意。

柏油路上，灯影婆娑，仿佛有一万只蝴蝶在地面上扑腾着翅膀。地面，也可以是蝴蝶的天堂？在这条蝴蝶路上，我已来回跑了不止三十分钟了。那个彪形醉汉还没有被送回来，我们等着要将他架回这高楼的某一层某一间里。老表并不着急，依旧坐在马路边玩他的手机。灯影让我又想起了“蝴蝶”，那些蝴蝶纷飞一般的美好记忆，今夜突然如潮水一般，在我的脑海里掀起巨浪。恍惚之间，那些零落的树叶，全都成了一只只“蝴蝶”。

命好的老表并不能感受到我的失落。他或许并不能体会一个被迫失去工作的人的懊恼和颓丧。他一边玩他的游戏，一边抽他的纸烟。老表指间的香烟袅袅，在街道上缥缈，弥漫，扩散，整条街上，都能闻到“黄鹤楼”的味道。我一次次从老表面前经过，我略显沉重的脚步，在油亮的柏油路上起落，在空荡的街上回响和荡漾，但老表充耳不闻，他连头也不抬一下。仿佛此刻，我只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也许连一个陌生的路人都不是。我在想，如果老表能给我一句鼓励或者一句安慰的话，那该多好啊。可是，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哪怕是一个眼神。

但我还是要感谢老表。如果没有老表，如果没有老表家那间光线并不好的客厅，如果没有客厅里那张黑色布帘后的双人床，我这几天便无栖身之处了。那天，我跟老表打电话说，老表，今晚我要住你家了。老表先是一愣，然后极其不能理解地说，就是要让你走，在公司宿舍待几天有什么关系呢？你老板怎么这么绝情？老表哪里知道，在老板的眼里，怎会有“情”这个字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接受被扫地出门的事实。这是令我最难堪、最抬不起头来的一次遭遇，有一种人生跌入低谷和绝境的绝望感。这十几年来，我也曾遇到过几个真正的伯乐，他们尊重我，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将我当成他们的知己和朋友。但这一位，我花了三年时间，才总算认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我曾一度以为，他将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贵人。可是，直到他卸磨杀驴的那一刻，我才猛然醒悟，一旦我的汁水被榨干，一旦觉得我不再有太多的利用价值时，他贪婪险恶的面目便暴露无遗。

他的绝情，让我异常悲愤与难受。我在痛失工作的同时，更深深地为自己这三年来的弱智、愚蠢、单纯和用情之深感到懊恼和可笑。那天离开公司时，我心中五味杂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愤怒、痛苦，而又极其无力。脑海里，如电影画面般，一帧帧回放着和他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这些清晰而又模糊的画面一一滑过时，突然在某个地方定格了下来——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帮他一起处理他的老板交给他的任务，他接到他的老板打来的电话，在电话这头，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不断赔着笑脸和不是。当然，他也撒着谎。他明明还在家中，却跟他的老板说，他正在开车，马上就能赶到。我现在想起来，那不正是人们常说的“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吗？

街上，突然传来一两声清脆的梆子声。这声音浑厚，极具穿透力，它猛然将我的思绪打断。循着梆子声望去，只见一个老人正蹬着一辆三轮车，朝我驶来。老人离我越来越近。定睛看去，一张布满油污的黄色的纸板上，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饺子，混沌（馄饨）”几个黑色的大字。三轮车的后座上，搭着一只小木棚，木棚里面，一只黑色的煤炉正在燃烧着，一朵朵微弱的蓝色火苗在炉子的上方扑腾着。这火苗，又让我想起了蝴蝶。火苗吐着蓝色的舌头，轻舔着那只底部已经发黑的铝锅。我仿佛能听到，锅里传来吱吱的响声，铝锅上，正热气腾腾。

街道的尽头，是一个丁字路口，转弯过后，三轮车需要爬一段斜坡。老师傅从坐凳上站了起来，他将自己全身的重量都聚在两只脚踏上，然后一左、一右，再一左、一右，交替踩下脚踏，但车子仍爬得有些吃力，几乎快要爬不动了。我跟了上去，在三轮车的后面，用力推了一把。车身顷刻间变得轻盈起来。乳白色的灯光下，老师傅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大概是想要对我说句感谢之类的话吧。可是，他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渐渐地，他消失在夜深人静的街头。那悠扬的梆子声也越来越远，越来越弱。

站在原地，我迟迟不愿离去。白色的路灯，零星的落叶，袅袅的纸烟味，煤炉上那些淡蓝色火苗，以及煤炉里散发出来的那股硫黄味儿，仿佛有一种魔力，在深秋夜晚的街头，久久不能散去。

我又想起了“蝴蝶”来——你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