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速成术：赞越多，作品越棒！不要再乱盖章了！
——关于乾隆的印章以及其他

纵使清宫文物在离开紫禁城后，历经了多次辗转流散，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紫禁城文物，其数量之丰、质量之精举世公认。若是对艺术史不那么熟悉的人，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画，到底要如何分辨哪些作品比较好？其实有个取巧的诀窍——看哪件作品上的印章盖得愈多，或题跋多，八九不离十，你就押对宝了！原则上，这代表那件作品比较受重视。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大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藏品，因为还是有一部分的文物，由于一些特殊的缘故，并未经过许多历代收藏家之手，所以上面的印章或题跋就没那么多。

“诗书画印”四合一，时间性的艺术

在中国古典艺术的鉴赏领域内，印章本身也是鉴赏的对象。中国艺术讲究“诗书画”三者合一，但后来玺印兴起之后，又加了一项“印”，成了“诗书画印”，四者共同构成艺术品的整体，这也是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西方的画家完成画作后，作品通常便完整了，但在东方的艺术世界里，无论书法家还是画家，将作品创作出来后，还要加上历代收藏家的题跋，以及历代的收藏玺印盖上去，其完整性会随之与日俱增。所以这些印章和题跋，让东方艺术成了一种时间性的艺术。

故宫书画印章分三大类

中国古代的水墨画，通常用色只有黑白二色，而印泥是朱红色的，在画上盖印就有如画龙点睛，好似题了亮点，可帮画面本身增辉不少。

故宫书画印章原则上分成三大类。第一类为“创作者的印章”，比如唐伯虎、文徵明、沈周等，他们通常在作品完成后，都会盖上自己的章，而这类印章又有私章和闲章之分。

私章，是个人的姓名章，为了搭配不同的画作，也为了怕印章损坏，书画家们通常会多准备几颗私章，如明四大家之一、吴门派的领袖文徵明，就有一两百颗私章，比较常在他的作品中看见的有“徵”“明”“文壁之印”“文壁徵明”“徵明之印”“文徵明印”“徵仲”“文徵仲”“徵仲父”“衡山”等。

至于闲章，也称布局章，内容就非常多样，通常可分成两类：画家们多半都有自己的画室，例如文徵明的“停云馆印”，就是以自己的画室为名所刻的印章。文徵明还有另一颗更有趣的闲章，叫作“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出自《离骚》，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庚寅日那一天，我文徵明出生了”。

第二类为“历代收藏家的收藏章”，也可分成两种：一是收藏了以后，还找人来题跋，题跋的人也盖了章，称为题跋章；另一种则是收藏家自己盖的收藏章。

此外，还有第三类“收藏地点章与典藏章”。收藏家东西收多了，有时就会盖个藏书楼来存放收藏品。东西放在哪里，收藏家就会以收藏的地点，刻个印章，盖在作品上。

比如明代中晚期很重要的鉴藏家项元汴，他的家族经营典当业，因此收藏有各式各样古代书画一千多件，光是宋元时期的作品便有五百多件。他的收藏地点名为天籁阁，所以有一颗“天籁阁章”。另外，清代乾隆皇帝收藏的地点就更多了，御书房、重华宫、乾清宫、养心殿……乾隆根据藏品储存或张挂的地点也都刻有印章，盖在作品上。

由清代皇室的收藏地点章，就可以用来初步辨别皇室怎么认定这件作品的好与坏：认为不错的作品，通常会放在离皇帝比较近的地方，如御书房、乾清宫；若是认为作品还好或稍次，可能就放在比较不重要的宫殿。

至于典藏章，则是收藏的作品很多之后，将收藏品编辑成目录以供查找，如乾隆皇帝就帮自己琳琅满目的收藏编了目录，于是就又多了一种目录章盖在作品上。清代常见的编目章有“石渠宝笈”“宝笈重编”“宝笈三编”，这是属于书法绘画类。至于佛像画，则有专门的编目章，名为“秘殿珠林”。

只要作品被编入收藏品目录《石渠宝笈》里，乾隆便会大手一抬，在作品上盖下“石渠宝笈”章，代表这件作品已被编进了目录。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在《石渠宝笈》内登录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故宫博物院现有的藏品内，那或许是在乾隆、嘉庆之后，因某个意外让这些作品失踪了，或是被偷运出宫，甚至也有可能是被拿来赏赐给大臣……。由此可知，目前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自然不是原本清宫收藏的全部。

朕就是喜欢这么多印章，怎样？

两岸故宫博物院都一样，书画作品上盖的皇帝印章，不是皇帝的玉玺，而是闲章，是平常拿来盖着好玩的。因为真正的皇帝玉玺，不可能出现在书画作品上。

先来说“玺”。“玺”代表国家的身份，最早出现在秦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刻了“六玺”，用以代表皇帝的身份，是颁发诏书等公文书时的正式官方用印。到了唐代武则天时改称“玺”为“宝”。而原本秦代的六颗玉玺，随着时代的推延，为因应不同场合，需要用上不同的印章，玉玺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清代总数量已经有二十五颗，都是用在正式的公文书上，成了乾隆最重视的“二十五宝”。

而清代正式的玉玺，一定是“左满右汉”，即盖出的印文，左边是满文，右边是汉文，满汉对照，是乾隆时定下的规矩。而玉玺存放的地点，则是在紫禁城的交泰殿。交泰者，取自“阴阳交泰”，有专责的太监管理。

而这二十五颗印章中，最重要的便是“皇帝之宝”。但实际上“皇帝之宝”有两颗印，一颗不太使用，一颗很常用：不太常用的是清兵入关前，皇太极所刻的章，材质为青玉，唯一老满文篆书，以布诏敕；而清代最常用的“皇帝之宝”玺印，则是檀木刻的，宽约15厘米，用于正式的公文书上，它从来没出现在故宫的书画收藏品上。

“二十五宝”内还有一颗“皇帝亲亲之宝”，是白玉刻成的，用于清代皇族、宗室的内部家书往来等宗族相关事务时所用的印。因为是跟宗室、宗族，或盟友彼此往来时使用，称“以展宗盟”，故自然也不会出现在故宫的书画收藏上。

藏品上盖的清代皇帝印章，一般我们认为是皇帝的闲章。所谓闲章，就是皇帝没事拿来盖着好玩的东西。但毕竟是皇帝，就算是赏玩时拿来盖印，也是有一定的规则和方法的。就以清代的皇室来说，有一本印谱，把皇帝所有使用的印章，汇整盖在上面，编成一本书，称《宝薮》。

清代的历任皇帝，人人都有一大堆印章。曾有人统计清代皇帝用过的私人闲章：顺治有二十多颗，康熙一百二十多颗，雍正二百零四颗（乾隆清点过），乾隆则暴增到一千八百多颗，到了嘉庆剩五百多颗（部分沿用乾隆的），道光一百多颗（部分沿用），咸丰三十多颗，同治二十多颗，光绪八十多颗，宣统五十颗左右。从以上数据可知，约一半的清代皇帝，私章数目不超过百颗。仅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印章之多真是吓死人，此时也正是国势较强大的时期。

清代皇室收藏，只有乾隆是在收藏及鉴赏中盖印，嘉庆则是对于皇帝老爸的收藏不太有兴趣，等到当家做主之后就通通收进仓库，在进仓库前盖个章。而宣统（溥仪），则是在搬离紫禁城前，打开仓库，揭开了当年嘉庆的封条，变卖东西换现金之前盖的章，这是最常往书画作品上盖印的三位清代皇帝。而道光、同治、咸丰这三位皇帝，几乎没在作品上看到过他们的章。

乾隆皇帝热爱收藏书画，并习惯题跋、写诗，最后还要盖章，所以需要各式印章来满足需求。乾隆的印章，很多是别人送给他的，如大臣和珅就送过一套印章给乾隆。乾隆的一千八百多颗印章中，有使用过的约一千颗，其中比较常用的大概有五百颗。据说现今约有七百余颗流散至世界各地，2016年12月，法国就曾拍卖一颗乾隆的九龙寿山石印章，盖出的印文为“乾隆御笔之宝”，成交价2100万欧元，将近1.5亿人民币，但这颗章还算不上乾隆的爱章，排不进乾隆爷“常用印前五百名排行榜”呢，其余印章目前大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乾隆爱用且常用的章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宜子孙”“乾卦印”“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天恩八旬之宝”等。虽然章很多，但乾隆并非漫无目的乱盖，而是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即“三玺”“五玺”的等级之分。“三玺”“五玺”约略可算是乾隆认定作品好坏的标准，只要是他认为好一点的作品，有五颗印章是一定要盖上去的，稍次的作品，可能就只盖三颗印章。

“三玺”对于乾隆来说，是基础的三颗印章，可说乾隆把东西收进来时，就奠定了等级分类的基础：第一颗是“乾隆御览之宝”（意思是，我看过了，朕知道了），下一颗印章是“石渠宝笈”或是“宝笈重编”等目录章（我把这东西编进目录了噢），第三颗则为收藏地点章（这件东西要放哪里？乾清宫、御书房、重华宫……）。所以故宫里的清代皇室收藏，我们都很确定知道原本东西收哪里，就是因为上面都有收藏地点章。“三玺”之上还有“五玺”，甚至听说还有“七玺”“九玺”，但这应该只是传说。总之，基本上就是盖越多越好的意思。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中秋帖》，原本王献之只写了三十多字，但盖章狂乾隆却盖了八十多颗印章。适度盖印，可以是一种美，但盖太多，就太花哨不好看了。现在故宫的书画收藏作品上盖有大量印章的，除了乾隆外，不遑多让的就是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举例来说，冯承素摹的神龙本《兰亭集序》上，就盖了五十多颗项元汴的印章。

至于项元汴为何要这样大量盖印章呢？其实中国历代书画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题跋的关系需要不断地补纸，若作品是手卷就会越来越长，若是挂轴则越来越大张，但从前因为技术的关系，装裱很脆弱，有时候让虫啃了，有时候因为湿气而受潮，有时是脏污破损了……。因此一段时间之后，常需要重新装裱，在装裱的过程中，某些装裱店的老板或是藏家本人，看某些人不顺眼，便会刻意在装裱时，将原本上面的题跋或是印章挖掉、修掉，所以或许项元汴等藏家要盖这么多章在作品上，是要确保自己盖在作品上的印章不会被挖光。

但漫天盖印的坏习惯，我们必须理解其中的道理。因为清代的皇室收藏章，原则上有个大重点，我常开玩笑，如果哪天走在路上，有人向你兜售说：“这是清宫流出的宝贝，是我祖传的珍藏宝贝，要不是因为家里急需用钱，才忍痛让出，错过可惜啊！”这时你打开一看，若上面是“道光御览之宝”“同治御览之宝”，十之八九应该是假货。前面说过，只有乾隆、嘉庆、宣统爱往作品上盖章呀。

皇帝往作品上盖收藏章，并不是乾隆起的头，据说从唐代开始，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收藏章，较早期的有唐太宗的“贞观印”和唐玄宗的“开元印”，但这两印的真伪讨论也沸沸扬扬，而且主张有问题的占了多数。目前公认比较可能是真的皇帝收藏章，则是唐中宗的“神龙印”（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神龙本上便盖有这颗印），但还是有人质疑它的真伪。

唐代的这些收藏印章为何真实性都存疑？其实和中国人用印的习惯有关，印章并不是单独的存在，要沾染印泥后，才能盖出印文，虽然秦代就有印章了，但还没制作出印泥。直到魏晋南北朝，都在使用封泥。那时候尚未有纸张，是使用竹简，因此拿条布绳子将一卷竹简绑起来，但又为了怕被打开偷窥内容，便会在打结的地方，塞上一块泥土，用印章一盖，这有点类似封蜡的作用。宋之前，是使用“蜜印”（朱砂加一些蜂蜜，盖出来的印在书画作品上会糊糊的，不好看），或是“墨印”（印章直接沾墨汁盖印）。直到宋代以后，制作印泥的技术才渐臻成熟，盖出的印文才精美，印章也是在此时才开始被大量使用。北宋徽宗和南宋高宗都有自己的收藏章，宋徽宗常见的有“宣和”印、“政和”印等，宋高宗常用的则有“绍兴”印、“内府书”印、“内府图书”印等。

走过路过可别忘“冏”字印和“孔颜乐处谁寻得”

“冏”字印，其实是篆体的“公”这个字，外面加了一个框，所以让这颗印章看起来像“冏”（通“囧”）。

这颗是耿昭忠的印章，耿昭忠是耿精忠的弟弟，汉军正黄旗人，字信公，“公”字印其实就是“信公”的意思。还有另一个“信公珍赏”印章，会与“公”字印同时出现。

福建耿氏家族是清初三藩之一，是被封为南靖王的耿仲明家族，驻地就在福建。为了笼络和控制三藩，清朝让藩王的子孙与皇室公主联姻，并居住在北京，美其名为“额驸”，其实就是人质。耿昭忠就是耿氏家族押在北京的人质，康熙时三藩之乱，耿精忠造反，耿昭忠自愿请死，但康熙饶了他，说造反的不是你啊。

耿昭忠和吴三桂、尚可喜家族被押在北京的子孙们一样，虽然是被软禁的人质，但吃好穿好，又有公费可领，还有很多钱可供闲花，福建的家族也会定时送钱过来。当官不用上班，每天无事可干还有钱有闲，耿昭忠于是就在家里搞起了收藏，还成了清代著名的书画大鉴藏家。

另一颗乾隆的“孔颜乐处谁寻得”印章也很有意思，这方印章就盖在乾隆三希堂的收藏里，如《快雪时晴帖》，乾隆一收到就盖上“孔颜乐处谁寻得”。这句话是说：孔子和颜回都崇奉安贫乐道的简朴生活，他们感到的快乐之处，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啊！

乾隆为何要刻这印呢？一开始并没有所谓“三希堂”，当时只是养心殿旁边不起眼的小房间，乾隆占用后开始搞起了收藏大业，收到了王珣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开心极了，便把小屋取名为“三希堂”：三希者，三件稀奇的宝贝是也。

三希堂很小，小到两三个人进去后就转不过身。乾隆干吗要这么搞自闭呢？因为乾隆认为“房间虽小，五脏俱全”，身为皇帝，天天身边跟着一堆人，想独处几乎不可能，所以只有这小小的三希堂，闭了门关了窗，除了皇帝本人外，没人进得去，真是个理想的个人游戏间。

而连接在三希堂后的长春书屋，则是乾隆的个人书房，房间大小和三希堂差不多，两房之间有暗门可通，乾隆可暂时甩开人群，在两个房间中优游往返。曾有人劝谏：“这是泱泱大国，你是皇帝，自己闷着头关在小房间搞一些小玩意儿，传出去不好听吧？况且若你在房间里出事了，臣子们谁担得起责任？”乾隆不直接回应，刻了这颗“孔颜乐处谁寻得”盖在书画收藏上，算是用印章宣告：“房间虽小，能在这地方念书，看自己喜欢的东西，搞收藏，这就是我的乐趣所在。”其实乾隆就是拿这印章来抗议，大白话就是：“你们这些人别用废话来烦我了！我就喜欢效法孔子和颜回的精神，这样也不行吗？”但其实这颗章乾隆也只有在设立三希堂的早期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