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裂的忠诚：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
- (美)詹姆斯·L.格尔文
- 36395字
- 2024-07-18 14:53:02
导言
本书关注的是叙利亚[1]于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当时正值阿拉伯政府统治大马士革时期。我并未打算将此书构建为对这些事件的叙事性解释，这样的叙事性创作已有一些，或成功或普通。[2]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旨在考察20世纪初期叙利亚民族国家（nation）(1)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竞争性建构，以及该地区大众政治和大众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为凸显本研究的必要性，我将对照在大西洋两岸相隔数月发生的两件事。
1920年7月20日，也就是法国向埃米尔费萨尔下达最后通牒后的第六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爆发起义，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法国军队开进大马士革，开启了对其长达25年的军事占领。起义席卷了整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人、街头帮派（neighborhood toughs）、失业青年、来自贝卡谷地（Biqa'Valley）的难民和刚被遣散的阿拉伯正规军士兵占领了街头。与此同时，从敏拜尔（minbars）(2)到各个街角，充满了已经休会的叙利亚国民大会的前议员、乌里玛和政治煽动者们对政府同意法国提出的要求的声讨。群众领袖们举起桑贾克（Sanjaks）[3]并散发传单，向人们警告那些危害国家的阴谋并描述驻守西部的法国士兵所犯下的罪行。大报用爱国主义的咆哮向敌人嘲讽道，“请告诉教皇、教权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政客，是谁意在征服（叙利亚）”；《基纳纳报》（al-Kināna）在两页使用黑体字的版面中宣称，“年轻的叙利亚永远不会向年迈的法国屈服”。[4]居民袭击了大马士革沙古尔（Shaghur）和梅丹区域内忠于叛徒（kha'in）埃米尔的部队，他们认为埃米尔正在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合作。[5]在不到两周前，同一批居民不仅缴了军警的械，还殴打了他们，因为这些军警试图执行阿拉伯政府那令人鄙视的征兵政策。
当阿拉伯政府试图夺回街头控制权时，正规军（诸如在阿拉伯起义中同埃米尔一同作战的贝都因人和也门人部队）同大众爆发了战斗。其中一群起义者高喊反费萨尔口号，进攻皇宫（埃米尔在皇宫屋顶已经部署好机枪等待起义者）。另一群起义者对屯有武器弹药的大马士革城堡发起猛攻，他们臆断那里囚禁着大众领袖卡米勒·卡萨布（Kamil al-Qassab）和其他的政治犯。据英国人估计，有超过100名大马士革人在此轮冲突中丧生；之后费萨尔自己估计，有120人被杀、200人受伤。[6]
翌日，受大马士革起义的鼓舞，阿勒颇地方国防委员会在阿勒颇（Aleppo）发起了类似起义。在地区总督、警察局长、大众领袖的动员下，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地区人口，即约4 000名来自内拉卜城门地区的社会最底层人民，发起了对阿勒颇城堡的进攻，抢夺并分发了城堡中的武器。此后一天的早上，又一群起义者在突袭一座军火库时引发爆炸，报道称爆炸造成500—600人死伤。[7]
7月21日下午，大众领袖走遍大马士革城区，鼓动居民在巴拉姆基车站（Baramki Station）聚合，从那里向西前往梅萨伦（Khan Maysalun），尤素夫·阿兹马（Yusuf al-‘Azma）将军正在那里组织力量抵抗入侵的法国军队。在巴拉姆基，谢赫卡迈勒·哈提卜（Kamal al-Khatib）主持了晚祷，在之后预计到来的战斗中，他将领导礼拜者们走向殉难。在来自大马士革一个街区的1 700名志愿者中，只有700人携有武器。志愿者中的很多人曾抵制了阿拉伯政府军的征募，现在他们将出发前往前线，并期待在“国家圣战”（al-jihad al-watani）中英勇牺牲。[8]
在上述事件发生后的第5个月，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主管斯蒂芬·P.达根（Stephen P. Duggan）向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概述了19世纪末法国占领后最初几个月里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9]在达根的讲演中，存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作品中所发现的问题，怀特将其描述为悲剧的“预设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structure）。[10]达根的讲演以追溯“阿拉伯民族主义”（19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复兴、呼唤“民族和代议制政府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的美好起始和早期承诺作为开头，之后开始论述一些虚假的希望（1913年的阿拉伯代表大会、阿拉伯起义、1918年11月的英法宣言［the Anglo-French Declaration］、金—克莱恩观察团［the King-Crane Comission］）和考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的镇压、秘密社团运动的防御政治化、“赛飞勒博力克”［seferberlik］[11]、叙利亚烈士的激情），最后以详细叙述背叛和灾难（各种战时协议、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以及英国的遗弃和法国的占领）作结。[12]达根的评论中并没有提及7月的起义，这是因为每种情节结构都会限定历史学家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数据的选择与组织的可供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达根真的考虑过7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也只能将它们当作无关或反常情况。有些稀有历史学家确实将起义者纳入他们的记叙，只是这些起义者的“革命者”（thuwwar）头衔变成了“极端分子”或是“暴民”（the mob）。
达根的讲演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其多么新颖，而是因为其再现了从“纳达”（nahda，19世纪末阿拉伯文学复兴）到整个托管统治时期一直被用来阐述阿拉伯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主要策略。事实上，不仅达根的同事，诸如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E. Lawrence）、约翰·德·维尔·洛德（John de Vere Loader）、汉斯·科恩（Hans Kohn）、理查德·科克（Rechard Coke）和伊丽莎白·P.麦克卡勒姆（Elizabeth P. MacCallum）等历史学家和“阿拉伯事业”（the Arab cause）的支持者都使用了相同的叙事结构，而且在此后的70多年后，很多研究这一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仍在使用同样的叙事结构。[13]这样做的结果是，从这一叙事结构产生的各式假定和推论为几代历史学家所共享，包括倾向于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仅作为思想的（理想主义的）历史，将一群精心挑选的本土精英作为民族主义唯一的创始者（originators）、传承者（carriers）和传播者（disseminators）。
不论是理想主义（idealist）的还是精英主义的假定，都是为了限定历史研究的范围。在将一种精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置于其他所有民族主义建构之上的过程中，理想主义史学家只对民族主义支持者的各种主张进行了表面判断。事实上，这使他们极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主义的存在根植于亘古不变的独特阿拉伯身份之中，也就是社会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说的族群（ethnie）。[14]以扎因·N.扎因（Zeine N. Zeine）所述为例：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含义历经了多次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将种族、文化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元素这些基本方面纳入考量，我们发现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主义之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真正产生于伊斯兰的兴起……那些受过教育并接受启蒙的阿拉伯人在世纪之交醒来，并不是为了阿拉伯意识，而是为了独立的政治生活，因为阿拉伯意识从未曾沉睡。[15]
因为阿拉伯族群的完全恢复仅是在等待合适的机遇的增加和关键政治关头，研究这一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已经花费过量的时间和经历来揭示不同知识分子在“重新发掘”和阐明亘古不变的独特阿拉伯身份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一身份经历了代代相传的“原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和民族主义，以及务实民族主义（pragmatic nationalism）在整个阿拉伯中东地区大众传播的时机（timing）。
对这一狭隘议题的着迷为无数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的阐述提供了叙事的焦点，其中乔治·安东尼厄斯（George Antonius）的《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可能是讨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起源和早期历史最为有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16]在书中，安东尼厄斯引用了许多相同的断言，并利用了与20年前达根相同的叙述结构。尽管他在一开始简要提及了“阿拉伯民族运动”进入真正（authentic）发展路径之前的“不成功的开始”，例如在阿拉伯瓦哈比运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在征服叙利亚过程中出现的“原始—原始民族主义”（proto-protonationalism）。他的真正叙述开始于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的圈子，他们被民族主义所吸引是亲近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自然产物。因此，“阿拉伯民族运动的故事始于1847年的叙利亚，当时，在美国的赞助下，贝鲁特成立了一个中等规模的文学社”。[17]据安东尼厄斯所述，在形成最初的表述后的数十年中，阿拉伯原始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跨越了社群边界，开始渗透到更广的穆斯林社会中。
尽管在《阿拉伯的觉醒》之后的历史学家大致都接受了安东尼厄斯的方法论假设（methodological presuppostions），但是他们还是一直纠结于其叙述中的一些细节。与安东尼厄斯不同，例如希沙姆·沙拉比（Hisham Sharbi）和C.欧内斯特·唐（C. Ernest Dawn）假设了完全不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和发展进程，用唐的话说就是“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20世纪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流行的意识形态最迟也是在1920年代形成，来源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18]仍然有一些人，诸如巴萨姆·蒂比（Bassam Tibi）和西尔维亚·海姆（Sylvia Haim），将安东尼厄斯和沙拉比/唐勾勒出的轨道相结合，对合成基督教世俗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传播链进行了追踪。[19]无论这些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资料和路径，他们都忽视或掩盖了阿拉伯事业支持者之间和他们主张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作为结果，阿拉伯中东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回顾性的同质性（retrospective homogeneity）和连贯性。[20]
过去20多年，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的活动对综合和传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之上，这一倾向得到了诸如唐、菲利普·S.库利（Philip S. Khoury）、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等历史学家的加强，他们对产生了很多早期阿拉伯事业支持者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21]根据唐和库利的分析，叙利亚“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初期形式）最有力的支持者来自一小部分基于城市（urban based）的地主—官僚（landowning-bureaucratic）显贵，这些人“没有能够获得与他们预期相称的权力和影响力”。[22]这些精英对“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帝国内所有地方主义者、宗教和族群认同都应该置于独特的奥斯曼身份之下）进行了重新解读，拒绝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中央集权化政策，支持有助于增加地方自治权的承诺放松行政管控的政策，以此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与唐和库利相反，哈利迪一直坚持不懈地强调专业人士圈，尤其是记者在发展和宣传阿拉伯主义中所起的作用。[23]专业人士圈包括“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es）、“中产阶层”（middle strata），或很多人不太同意的“边缘人”（marginal men），他们被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在整个后殖民主义世界定义民族目标、点燃民族主义躁动和组织民族主义运动的群体。正如哈利迪和其他人所展现的，这一圈子并不是那些享有经济、社会和政治优势地位的精英。事实上，因为这些专业人士通常不具备特别有声望的社会背景，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经常将他们的民族主义活动归为他们因被排除在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而产生的怨恨，正如库利描述中的地主—官僚。[24]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相对一般的社会背景凸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有特权获取西式教育、独特的世界观和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不一定与出生权一致的决定因素），这些使他们与其他可能被列为“民族主义精英”范畴的人相区别。
尽管理想主义历史学家的一些谨慎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的某些思想潮流，但是仅将民族主义置于民族主义精英的范围的企图是彻底错误的。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精英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克里斯马”和垂直动员的巨大力量，但是这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精英界定和主导政治领域的实力最终受到其观点表达其他人口成分诉求的能力的限制，所以那些将民族主义独置于精英领域的历史是失败的，它们仅仅是民族主义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素。它们忽略了民族主义辩证法的另一要素，即大众政治的领域，它的主要属性并不能完全归为政治精英的设计。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包括这一要素在内的政治运动重新整合进民族主义的辩证法中，包括七月起义者，他们之前的先行者、后继者，以及就这些运动对随后民族主义合成贡献的阐述。
本书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讨论叙利亚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zing）性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过程中和之后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产生后，复杂的、综合性的政治组织频繁地取代、排斥或者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e）那些传统和乡土（parochial）模式的组织，方便了对大量支持者的程序化动员（programmatic mobilization）。这些组织不仅诱导了政治参与的扩大，还打破了之前主导精英类别对权威（authority）的垄断，使非精英和他们领袖之间的纽带得到了重新界定和政治化。作为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期，大众政治不仅能够成为可能，而且变得不可避免。
一方面因为新的大众组织是综合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些组织吸收了不同风俗习惯和原始忠诚纽带的追随者，它们对那些通常由与众不同的连贯的符号集合产生的可能的意义进行验证、强化、实现和打磨。那些和大众群体有关系的人们并不是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mob），相反，他们是离散构成的话语共同体的成员，尽管与组成阿拉伯政府成员和其支持者的话语共同体不同，但是他们必须被当作民族主义趋势的一部分来看待。在第二部分，我将比较在费萨尔时期产生的两个主要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话语共同体。通过使用传单、涂鸦、报纸社论、演讲、谣言和其他文本，我比较了最为重要的符号（关键符号）、口号和这些符号和口号所处的场合，从而追溯这些竞争话语共同体的发展。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了在公共/符号空间进行的活动，诸如游行、公共庆祝活动和戏剧，整合了分别在前两部分讨论的主题。那些仪式平衡了不同比例的庆祝和说教（didactic）的成分，不仅包含着符号，而且其本身就是符号。我利用分析仪式，为理解这些竞争性综合符号系统的效能增加了一个维度，政治对手通过推动这些符号系统来指导他们的政治基础或争取政治支持。此外，通过分析公共仪式，我概括出一些独特的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新的政治构造能够吸引大众追随，让相互竞争的政治派系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帮助创造了新的政治公众。
为了使这些特定的分析得以进行，首先需要完成两个初步任务。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之前关于阿拉伯中东民族主义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创作由于受到了理想主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和精英主义的假设的巨大阻碍，只能提出对它们想要检验内容的狭隘和扭曲的偏见。因此，本书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勾画出一个替代范式来规避上述陷阱。第二项任务稍显有些平淡无奇，即概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紧随其后在叙利亚发生的重要政治、外交、社会和经济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之后几章所分析现象的背景。
* * *
过去20年见证了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由于新的方法论策略（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从世界体系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批判）以及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扩散，不仅之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被质疑，而且一些基本的类别，包括“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受到新的审视，并/或被归入之前非传统的分析框架。现阶段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争论中有四个方面与本书观点尤为相关。
第一，过去20年，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在处理研究对象时是持有高度怀疑的。近期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大量作品努力的方向是解构官方民族史，并打击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中的目的论倾向，它们将自己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和唯一的对民族认同的历史表达。其他学者则将霸权化进程本身及对其的抵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结果，诸如“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和“农民变成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这样的说法成为我们所熟悉的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学术话语。随着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不按官方历史那样对待民族主义，而是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那样将民族主义当作“不同民族表述相互争夺和谈判的地方”，那些对相对并不成功的和经常受到忽视的群体的民族和民族认同建构进行探寻的尝试，诸如那些在社会地位、性别、阶层、种族或信仰和地理位置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家庭手工业（virtual cottage industry）。[25]本书将遵循这一解构主义的分析路径。
第二，当前多数观察家都同意民族主义是“双头雅努斯”（Janus-faced）。就像这位古罗马神一样，民族主义有两张脸，一张回看过去，另一张望向未来。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将自己再现为对古老的和独特民族历史的继承者。为了坚持这一原则，它们重新建构（“复兴”）古老的民族荣耀、文化、符号和神话。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同时带有启蒙（Enlightenment）、后启蒙理性主义（post-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及其进步和普遍主义倾向，从而将它们自己置于全球现代主义课题中。[26]
但是，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民族主义运动包括过去和未来，也包括独特性和普遍性，但是不同的运动在对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进行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对于某些民族主义运动，诸如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代主义成分完全压倒传统主义成分，传统主义成分出现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意义仅仅是为现代化努力提供一个历史借口（historical pretext）。甚至希伯来语这一古老语言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即区分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那些离散的犹太人中更“落后的”说意第绪语（Yiddish）的同胞。相反，其他民族主义运动，其中包括一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强调它们的传统主义，在其过程中极力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使他们的运动成为可能的是他们自己的原则而不是传统的原则。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内部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派系通过完全不同的路径来实现“传统主义”和“现代”这两种民族主义面向之间的调和，以期能够实现建构一个独特但又一致的民族主义运动来争取叙利亚人民的忠诚。
第三，很多近代学者还认为身份认同是根据情况变化的（circumstantial）。换言之，身份认同不是永恒不变的（“原生的”），也不意味着对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主张会妨碍个人主张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尽管如此，在民族危机或进行民族动员的时期，自封为民族主体与外部“他者”相分割的边界可能会暂时性地具体化，导致这些主体将民族纽带置于其他归属感之上。[27]在后文中，我将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阿拉伯中东出现过这样一段时期。
第四，随着民族起源理论从原生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向，对民族的信念从认为民族是自然的和古老的实体变成认为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是被创造的、而且是相对较新的一种现象。在这一转向的启发下，一些研究对民族形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出现和传播的必要社会和历史条件进行了探索。诸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艾蒂安·巴里巴（Etienne Blibar）等人认为，民族主义属于一种特殊的用来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特殊结构，是为了扩散和分配权力。[28]为了理解中东或其他任一地区民族主义的出现，我们必须跳出民族主义叙述，将聚焦点放在那些推动社会系统从不利于民族主义向有利于这一意识形态发展转变的因素。这正是我的分析应该选择的起始处。
中东民族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和其他地区一样，并无区别。在19世纪，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两股相互关联的进程导致其内部发生了深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第一，帝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区域的速度加快，尽管并不均衡，但当地市场经济正在融入更广阔的市场经济。[29]随着商业联系和相关制度的日益凸显，很多先前为地区和国际市场生产农作物的帝国居民开始同外国工人竞争，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借入或借出高利贷以及在外贸中扮演中间人和代理商。另一个促进商业联系扩张的现象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尝试强化和实现中央控制的努力。尽管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颁布的规章在各省实施时经常会出现混乱和对立（或许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1858年奥斯曼土地法的应用），但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这一过程使得政府在各个层次上扩大了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公民的管控。此外，因为政府政策促进了与欧洲相同的制度的建立，它们有助于欧洲资本的进一步渗透，因此商业联系得以在整个帝国扩散传播。[30]
市场经济的蔓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导致了种种有据可查的后果。例如，这两个进程改变了城市的规模和性质。经济模式的变化和移民导致沿海城市和城市以外市区的扩张。国际贸易的增长导致贝鲁特从18世纪最后25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6 000人的小镇在20世纪初成为一个拥有12万人口的城市。尽管缺乏明确的数据，大马士革的人口在19世纪中叶至1917年间似乎增长了60%—100%，甚至有可能更多。[31]新到城市的移民通常定居在那些有庇护关系的街区（例如大马士革的梅丹［Meydan］和阿勒颇的卡拉萨［al-Kallasa］），哪怕庇护关系很薄弱。城市建设和重建（有时就像开罗和伊斯坦布尔欧洲沿线的一些区域）以及城区改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期间大马士革所进行的改造[32]）改变了城市空间的性质，促进了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忠诚（quarter-based loyalities）的崩溃，创造了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将会产生一些仪式，因而会加速历史学家格尔奥格·L.摩瑟（George L. Mosse）所说的“大众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33]
此外，城市化及商业联系的扩张和强化促使了报纸、文化沙龙、私人俱乐部和咖啡馆的扩散，通过它们，新闻得以散布，信息得以交流。在奥斯曼政府通过宣传官方的世俗和以宗教为基础的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构建其合法性基础的协助下[34]，文化沙龙和政治俱乐部将政治新手改造成为政治活动家；报纸头条新闻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街头被大肆宣扬；以及为咖啡馆创作和表演的说教性戏剧作品，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政治氛围和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叙利亚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新兴的公共领域内，一小部分叙利亚人（人数一直在稳定增加）在世纪之交开始就各式各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争论，其中包括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商业联系的扩散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推行一套统一制度机构的努力共同导致了先前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边界的重新划定。国家强加了新的责任，诸如令人憎恶的征兵政策，并以不同程度的承诺和投入接管了之前不属于国家的职能，包括教育和特定类型的公共事业。政府甚至在所有层面上监管着各种福利政策，诸如提供贫困救济和农业援助、向寡妇和孤儿支付津贴。[35]政府司法管辖在范围和程度上的扩大，以及其对与现代政府相关责任的承担，促进了地方性忠诚的瓦解，再次用摩瑟的话说，这有助于使“政治行动进入人民自己可能共享的戏剧”。[36]
最后，奥斯曼社会的转型，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的转型，对本土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作用和构成都产生了影响。在诸如贝鲁特这样的沿海城市，所谓基督教资产阶级在规模和经济实力上迅速膨胀，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政府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贸易上的优惠条件，并为其客户争取到了特权。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叙利亚的一些小城市，那些同时从土地投资和同伊斯坦布尔奥斯曼中央政府良好关系中获得财富的家庭（上文中提到的那些缺席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地位和特权也有所膨胀，让那些仅有某种单一优势的家庭黯然失色。与此同时，由业务娴熟的专业人士、纯文学创作者、公务员（尼采将他们恰如其分地称作“无家的国家游牧者”[37]）和受过培训的军官组成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他们的技艺既是商业联系和行政机构扩张的结果，也是它们继续扩张的必要条件。[38]
根据多数传统叙事，将上述一类或多类精英吸引到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早期文学/文化复兴（cultural revival，之前提到的阿拉伯文学复兴）之中的是对“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内在诉求、源于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教育或使中东精英同欧洲精英连接在一起的经历的选择性亲和关系，抑或是对外国人（例如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操控的本能的厌恶。毋庸置疑，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来自社会不同类别的人确实将自己归入不同的民族主义潮流中，但是仅基于有目的的选择和本能的反帝主义的解释是不充分的。这些叙述没有考虑到的是，民族主义并不是在意识形态菜单上可以自由选择或拒绝的食物，尽管选择性关系经常会强化中东精英与西方精英以及与派生民族主义信条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些关系自己本身只是辅助性的。
因为所谓基督教资本家、地主—官僚精英和中间阶层的产生都是由于外围资本主义（peripheral capitalism）的扩展及统一治理制度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推行，所以具体某一类别群体和某些类别群体的组合中的个人在组织他们的世界、建立社会秩序时会自然与大都会中的主导文化相一致，甚至有时会复制主导文化。不同类别的群体所支持的各式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具有相似性，例如奥斯曼主义、阿拉伯主义、腓尼基主义等，最终何种意识形态能够存活并得以传播则取决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一些因素（意识形态的制度化程度、意识形态支持者可运用的资源和意识形态间竞争所处的政治环境）。作为结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使奥斯曼主义者与阿拉伯主义者相分裂；相反，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奥斯曼主义者、阿拉伯主义者及他们的同类与其余的社会群体相分裂，那些其余社会群体的转型及整合要么并未彻底完成，要么其转型经历并不美好。例如，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的描述：
工程师是一个新的公务员精英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生活优渥，享有高收入……这些精通于现代技术的工程师和在古塔（Ghuta）使用传统工具每日收入近3.5比索的农业劳动者之间的显著差别，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开始生根的发展不平衡，最终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乡差距，并在20世纪叙利亚政治和经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39]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将看到，在后奥斯曼时期许多埃米尔费萨尔阿拉伯政府中的民族主义精英开始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核心性。他们不仅在话语和意识活动中将叙利亚人民分为那些适合统治的一群被挑选出来的贵族和来自中间阶层的一个自我认同的群体，即所谓“文化人”（mutanawwirūn）(3)等和仅适合被统治的绝大多数，而且他们提出的对叙利亚未来的描述中反映出他们所秉承的实证主义（comteanism）和技术官僚的务实主义：
（展望未来）我看到……人们正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立学校和大学，直到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一所优秀的小学。我看到兴旺繁荣遍及全国，铁路联通了人口稠密的村庄和农场。我看到农民正在利用最现代的农业技术、广泛的贸易和繁荣发展的工业。呈现在我眼前的大马士革是建设得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柏油路面的街巷，巴拉达河（Barada River）就像塞纳河一样从东向西穿过城市。河岸旁是滨河大道，高楼耸立。我看到在阿勒颇，运河将幼发拉底河的水引来，滋养着它的花园和公园，使那无水沙漠焕发光彩……工厂在整个王国被建立，使我们不再需要西方的制成品，相反还会将制成品出口到中国、印度和非洲。人民变得富有，国家实力得到了提升，进入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40]
这一对未来叙利亚的抱负与许多其他态度一致，包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颂扬“自我成就的人”（‘isāmiyyūn）和“共和国母亲”，埃米尔费萨尔阿拉伯政府中的民族主义精英在讲话和宣传的印刷物中谴责工人的懒惰和娱乐。[41]根据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的描述，对于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精英，“独立意味着被欧洲国家平等接受，意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Capitulations）给予外国公民的司法特权，意味着被国际联盟所承认；现代意味着拥有类似于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42]。但是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精英将诸如“进步”和“世俗主义”这样模糊的概念融入他们的话语，以及其话语所代表的狭隘的利益范围，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仅呈现出“进口的”和“模仿的”特征，而且很难让许多叙利亚人产生共鸣，许多叙利亚人更容易与他们（指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中的精英）在民族主义趋势中的竞争对手的话语产生共鸣。
当然，前面提到的精英并不是唯一受奥斯曼社会转型影响的社会阶层。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1873年进入大萧条后，帝国境内的非精英群体日益发现他们自己受到市场和国家的摆布，通过采取对抗行动——逃避征兵、移民、公开叛乱——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大马士革熟练织工经常通过罢工来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他们受到的威胁不仅仅是实际工资减少，还有行业协会及行业协会资助的福利项目的削弱、无产阶级化、失业或是受雇于血汗工厂。叙利亚大马士革南部的粮食生产区浩兰（Hawran）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更多和更加高效的征税，当时国际小麦市场严重低迷，土地所有制正在重建，耕作权也在重新谈判。结果，农民放弃了他们的收成，抵制交税，甚至与派来该地区平息骚乱的奥斯曼军队展开激战，在其中一场战斗中至少有600多人伤亡。[43]
罢工、抗税和大规模弃离村庄属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反应性集体行动”（reactive collective actions）。这些行动是为了捍卫传统社会秩序或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既缺少政治纲领，也没有能够大规模和长时间动员参与者的组织结构。[44]但是，也正是这些激起叙利亚反应性集体行动的因素预示了有计划和复杂动员所需条件的出现。“商人和国家制造者”影响力的扩大及随之产生的政策促使乡土性和垂直性（verticality）的瓦解，这两点之前被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中东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和之前提到的身份革命等诸因素，庇护和血缘这样的传统纽带变得脆弱，这促进了横向和社团性关系在叙利亚民众中的出现，他们之间的界限划分基于最广范围的地域市场关系和非正式移民路径。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例如阿拉伯政府在大马士革建立后的第二年，这些重塑后的关系开始与那些不能适应转型后的社会和经济格局的狭隘纵向关系相竞争，吸纳它们，甚至取代它们。[45]
由于移民的涌入或人口的迅速增长，市区的垂直庇护关系格外脆弱，甚至不存在，这使得市区经常成为持续政治动员的中心。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马士革梅丹街区日益成为来自浩兰的谷物和移民的集散地，该街区容纳了大量的新移民和流动人口，他们通常会用在新的城市环境建立的联系替代他们与农村内地的联系。正因为此，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前的几个月内，梅丹的民众为开创无中介的政治动员组织提供了可靠和热情的支持，他们在大马士革接受训练和武装，然后加入游击队。诸如在拉谢亚（Rashaya）和哈斯拜亚（Hasbaya）周边活动的德鲁兹派领导的（Druze-led）队伍和马哈茂德·法乌尔（Mahmud Fa'ur）在戈兰高地领导的骑兵中队，他们反复对占领滨海地区的法国军队进行袭击。法国外交官们将梅丹标注为“革命郊区”（faubourg révolutionnaire），在其他多数大马士革街区的反法抵抗活动被“平息”（pacified）后，梅丹的反法抵抗活动仍在持续，而且该街区的居民在1925年叙利亚大起义中作用突出。[46]
因此，在20世纪初的头几十年，叙利亚多数地区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使持续和主动的政治动员成为可能。1919年秋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席卷了费萨尔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这使得来自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反政府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声称对一个受外人控制的政府感到愤懑，所谓外人诸如汉志人［Hajazis］、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社会中下层宗教界要人和商店店主、当地混混、保守显贵、纺织和谷物商得以团结在一起组成各类人民委员会，诸如高级人民委员会（al-lajna al-waṭaniyya al-‘ulya）、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地方分支机构（al-lajna al-waṭaniyya al-far’iyya）、各类国民防御委员会（lijan al-difa’ al-waṭani），它们成功地促使非精英群体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对密集的家族、市场和地理网络的动员，这些组织不仅向其成员提供了一个能够适应叙利亚彻底改变后的环境的政治共同体模式，而且准许了不同职能市民社会的任务再分配，包括保证谷物价格的“合理”以及召集志愿民兵来加强国内安全和国防保障，这些职能之前是交由政府或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显贵履行的。七月起义或许可以被视为这些委员会动员和宣传工作的自然结果。
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这些出现在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人民委员会呈现出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描绘的伴随19世纪末欧洲政治大众化出现的“大众政党兼运动”（mass parties-cum-movement）相同。[47]与欧洲类似，叙利亚人民组织的结构呈金字塔状，街区委员会处于底部，城市和地区委员会处于中间，人民委员会处于顶端。这种结构不仅有助于加快大规模组织成员的动员、活动协调和民主参与（虽然是在受控的条件下），而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地方问题转移到了国家领域。因此，像其他大众运动一样，叙利亚的大众动员“粉碎了过去本土化的和地方的政治结构，抑或将它推向边缘，抑或将它整合”进一个更为广阔的情景之中。
此外，通过替代和吸纳（co-optation）相结合的方式，这些人民委员会（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看到，早期在费萨尔政府的帮助下，它们在不同的理由下不知不觉地开启了这一进程）打破了地方精英对政治权威的垄断，老一代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作为一方、人民委员会作为另一方，开始共同分享城市中的政治权力，尽管双方都感觉到不自在。因此，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随后发生的政治国家化部分改变了传统本土显贵的角色，他们现在不得不与隶属国家政治机器的新贵“老板”达成妥协（modus vivendi）。
最后，这些大众组织是意识形态化的，为其成员提供了一套“全面的世界观”。这使得这些组织可以利用多元复杂的忠诚纽带来吸纳成员，这些忠诚纽带包括家庭的、市场的，以及由空间产生的，结合了纵向和正在出现的横向联接的网络，这一空间网络有助于整合一个新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也赋予了这些组织较那些单纯的压力集团和特殊利益群体更强的符号生产和符号获取的能力。
因此，除了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和之后出现在阿拉伯中东的政权提供丰富的、源源不绝的神话创作源泉（mythopoetic wellspring）外，费萨尔时期的叙利亚最为持久的遗产是这些人民委员会的形成。这些委员会不仅是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叙利亚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转型的缩影，而且促进了大众政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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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近400年，直到伊斯坦布尔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加入同盟国的悲剧性决定。这一决定和随之而来的与战争有关的经济和政治混乱对叙利亚居民的影响深远。
从1914年至1918年，经济危机猛烈冲击了叙利亚的大众阶层，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础商品的价格在战争期间上涨，像咖啡、糖和大米这样的商品几乎无法买到。[48]与此同时，劳动力和交通运输的短缺，大马士革奥斯曼第四军团司令部对家畜的征扣，以及诸如1914—1915年收割季节的灾难性旱灾、1915年的蝗灾、1916年破坏农作物生长的热浪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减少了叙利亚境内的收成。协约国的海军封锁了东地中海，这给沿海城市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封锁以不同形式一直持续到1919年2月，这加剧了沿海城市的食物短缺，货币贬值、囤货居奇、政府强迫征用则造成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49]1917年7月，那时奥斯曼纸币的实际价值仅为其面额的约25%，浩兰农民拒绝出售小麦，除非购买者支付黄金。1918年，当时奥斯曼货币的价值跌至其面值的约14%，商人一般拒绝接受奥斯曼纸币，甚至在面临严刑惩罚威胁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很多交易都限于以货易货的形式。[50]
对于很多人而言，叙利亚内陆城市的生活如噩梦一般。奥斯曼政府频频拒绝支付寡妇、孤儿、国家公务员和退休人员所有或部分的一般津贴。即使支付，也是支付贬值的奥斯曼纸币，因此人们很难维持生活。[51]低营养水平（一方面因为面粉掺假的普遍做法，另一方面因为1916年后实行的配给制导致人均消费的减少，共同导致这一情况的恶化）和市政服务的瘫痪，叙利亚的海滨和内陆城市出现了痢疾、疱疹、天花、白喉、疟疾和霍乱这样的流行病。媒体报道了大马士革自杀率、犯罪率和流浪率的升高。[52]到战争中期，来自奥斯曼军队的逃兵团伙威胁着城市周边村庄的安全，几乎扼杀了本地贸易。农村的不安全反之又向城市释放了难民潮，造成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几乎达到50万人（根据一份可能存在夸张的记述）。城市的过度拥挤加上房地产投机，急剧增加了大马士革城内和周边地区的住房成本，以至于1918年城市房地产的平均利润率翻了两番，从4%升至8%。[53]
尽管战争对大众阶层而言普遍是毁灭性的，但是对上层阶层的影响则是混合的。一方面，奥斯曼政府流放了“经济犯”（投机者）、政治犯和逃兵的家庭，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54]例如，在1916年12月，根据亲谢里夫（pro-Sharifian）的麦加报纸《吉卜拉报》（al-Qibla）的报道，奥斯曼当局逮捕了150名大马士革显贵，并将100个家庭流放到安纳托利亚（Anatolia）。1917年11月，根据该报的另一则报道，有450个家庭被流放，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另一方面，一些商人确实从投机、走私和向奥斯曼第四军团出售物资中实现了财富的增长。[55]根据记者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Muhammad Kurd ‘Ali）的报道：“许多商人、政府官员和中间人变得富有……［通过向奥斯曼和阿拉伯军队支付款项，黄金进入大马士革］直到叙利亚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成为安逸富裕的国家。”[56]
除了战争直接对叙利亚居民生活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外，在敌对冲突爆发后还产生了两个相关的政治影响。第一，在对同盟国的失败和奥斯曼帝国将要瓦解的预期下，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开始商定一系列秘密协议，勾勒出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有序分割的方案。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the Sykes-Picot Agreement）是上述秘密协议之一，规定将帝国的阿拉伯省份划分为由英国和法国分别直接和间接管控的两个区域。[57]尽管之后该协议为适应谈判时没有预见到的意外事件进行了修改，但是《赛克斯—皮科协定》为战后初期国家主权之争和外交努力提供了根据。
第二个与战争相关的政治影响是麦加哈希姆（Hashemite）家族代表在大马士革的设立。1916年，作为大规模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活动的一部分，英国人鼓励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ayn）和他的儿子进行反对奥斯曼君主的起义，也就是备受吹捧的阿拉伯起义。在一封往来书信中，英国承诺对武装斗争进行支持，并支持在战斗结束后建立一个或多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58]谢里夫的儿子之一埃米尔费萨尔被任命为北部阿拉伯军队的负责人，参加了英国领导的在汉志北部、巴勒斯坦到今天的叙利亚这一区域的战斗。根据普遍的看法（根据一名美国观察者在埃米尔进入大马士革后不久后对这一事件的概述），费萨尔的“外表和举止令人喜爱，对待各方都是心胸宽广、态度友好。但是他不是一个铁腕人物，他被一群聪明的、狡猾的和不择手段的政客所包围，他们可以轻易地影响费萨尔”[59]。尽管在攻占大马士革后，联结英国人、费萨尔和被任命的叙利亚军事长官之间的指挥链混乱，但英国人的承认加上家族（谢里夫）和军事声誉，以及一开始对武力的明智使用，使得年轻的埃米尔有足够的力量来将自己树立为“叙利亚的阿拉伯行政和军事事务最高权威”[60]。
这一安排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的时候，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为了维护短暂过渡时期的秩序，几个群体试图在城市中建立一个统治机构。[61]在大马士革即将沦陷的时候，叙利亚最后一任奥斯曼统治者贾迈勒帕夏（Jamal Pasha，al-Saghir）委任赛义德·贾扎伊里（Sa'id al-Jaza'iri）组建一支国民警卫队来维护秩序。尽管贾扎伊里初来乍到，但他的家族因平息了自1860年以来一直困扰大马士革的社区间骚乱而在地方事务上获得了突出的威望。[62]赛义德·贾扎伊里招募到了奥斯曼军队军官谢赫里达·阿塔尔（Shaykh Rida al-‘Attar），阿塔尔也是一个叙利亚显赫法官家庭的子弟，以及地区警察部队领导人阿明·塔拉布尔希（Amin al-Tarabulsi）。其他大马士革居民中的显要也迅速加入他们的事业，其中包括法里斯·胡里（Faris al-Khuri）、塔西尔·贾扎伊里（Tahir al-Jaza'iri）、阿塔·阿尤比（'Ata al-Ayyubi）、巴迪·穆阿耀德（Badi' al-Mu'ayyad）、沙奇尔·汉巴里（Shakir al-Hanbali）、萨阿达·卡哈拉（Sa'ada Kahala）、阿明·塔米米（Amin al-Tamimi）和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Shaykh ‘Abd al-Qadir al-Khatib），哈提卜是倭玛亚清真寺（Umayyad Mosque）前讲道者（khatib），被贾扎伊里任命为大马士革自治市主席。这些人中的几个人之前在大马士革最富有的地主之一马哈茂德·巴鲁迪（Mahmud al-Barudi）家中出现过，在那里他们成立了一个“人民委员会”（lajna waṭaniyya）来确保大马士革政府向英阿军队和平投降。在人民委员会与赛义德·贾扎伊里和阿拉伯军队代表舒克里·阿尤比（Shukri al-Ayyubi）[63]达成协议后，贾扎伊里任命了一个由上述人士组成的政府，他自己则是“叙利亚阿拉伯政府总统”，他的兄弟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扎伊里（'Abd al-Qadir al-Jaza'iri）被任命为阿拉伯骑兵部队指挥官，舒克里·阿尤比被任命为军事总督。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贾扎伊里和他的政府对费萨尔和阿拉伯起义的真实态度；同样，我们也很难评估双方最终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来使他们免受英国人的干预。[64]不论有多少可能性，这些事最终都没能发生：作为英国与阿拉伯军队联络人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相信自己对年轻的埃米尔的影响力，视贾扎伊里的人和他们的大马士革人及“摩尔人”（Moorish）支持者为自己门生（protégé）的威胁，因此对贾扎伊里兄弟和他们组织的政府予以公开的蔑视。“他们俩都是疯子，也都是亲土耳其人的，是最令人讨厌的宗教狂热者”，他写道：
因此我把他们叫来，在贝拉迪耶（beladiyeh）和谢赫赫拉特（sheukh el harrat）之前以费萨尔代表的名义宣布阿拉伯军事总督舒克里·阿尤比（原定总督阿里·里萨失踪）和贾扎伊里临时政府解散。他们相当难受，不得不被送回家。[65]
尽管费萨尔和他的追随者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得以很快从权力位置上清除他们的对手（在英阿联军进入大马士革不久后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扎伊里就在有争议环境下被枪杀），很多重要的大马士革人士对新统治者感到不满，他们感到受到武力的压迫。
在英阿联军进入大马士革后，阿拉伯军队驰往北部，以获得对霍姆斯（Homs）、哈马（Hama）和阿勒颇的控制。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将南部的安曼（Amman）的控制权让给了埃米尔的一个当地代表。1918年10月22日，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的埃及远征军（Egyptian Expeditionary Force）司令、将军埃德蒙·海因曼·艾伦比爵士（Sir Edmund H. Allenby）将其控制的前奥斯曼领土划分为了两个行政区。他将从汉志北部到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整片内陆区域置于东部占领区政府的管辖下（OETA-East），将包括战前的奥斯曼贝鲁特省和内陆城镇哈斯拜亚（Hasbaya）、拉谢亚、穆阿拉格（Mu'allaqa）、巴勒贝克（Ba'albak）的海岸地带置于西部占领区政府（OETA-West）的管辖之下。由于西部区域在法国政府的控制下，英国批准在内陆东部区域建立由埃米尔费萨尔领导的临时阿拉伯政府。[66]
在阿拉伯政府完整运转之前，费萨尔、他来自阿拉伯军队的亲密伙伴，以及一群经过挑选的非军事政务官就试图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和其管控区域的居民建立直接的联系。费萨尔政府重新恢复了战争时期中止的奥斯曼政府的福利项目，重新向战争遗孀、孤儿、前奥斯曼公务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支付津贴。[67]政府也努力试图保持物价稳定，防止城市中心的食物短缺，为此政府直接从浩兰农民手中收购谷物，在每个街区设立委员会来监督食物的分发工作，而且还周期性地将其占领的谷仓中的谷物分发给城市中的穷人，将种子分配给一贫如洗的农民。[68]
为了让民众知道阿拉伯政府的慷慨，高级官员经常和一批官僚、记者，甚至给埃米尔费萨尔或政府创作并背诵赞诗的诗人一道走访大马士革街区和其他城市，并在走访农村时举行分发礼物的隆重仪式。例如，东部占领区的首任军事总督阿里·里达·里卡比（'Ali Rida al-Rikabi）在1919年1月巡访了叙利亚全国。根据一名随行记者的记述，在进入一个村庄后，里卡比让本地种植户讨论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促请他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直接告诉他。在霍姆斯，里卡比宣布了对犯人的大赦，为那些从安纳托利亚返回的曾在奥斯曼军队作战的叙利亚士兵授予荣誉称号，并拨款对他们进行运输和安置。在哈马和阿勒颇，他向当地村民分发种子，对农民债务予以延期，向当地慈善机构捐款，下令建设公共工程。[69]里卡比的巡游之旅一直持续到1920年的春天。根据他有记录的最后一次巡游（这次巡游出现在同一个记者的记叙中），里卡比走访了大马士革的不同街区，查看了面包师们的烤箱。当发现面粉掺假或缺斤少两时，他当场下令逮捕了责任人。其他高级别政府官员，包括埃米尔费萨尔自己，也进行过类似的巡游。[70]
阿拉伯政府并没有仅将其善行和宣传对准农民和城市大众。英国官员常常抱怨说，他们支付给阿拉伯政府的补贴被用来收买叙利亚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忠诚。政府贿赂部落领袖、政客、政治和文化社团的成员和记者。阿拉伯政府财政顾问赛义德·舒贾伊尔（Sa'id Shuqayr）的记录中充斥着政治行贿的痕迹：拨款16 000埃及镑（P.E.）给尤尼亚（Junia）的显贵；100埃及镑给大马士革的大拉比（grand rabbi）；25 000埃及镑用于贝鲁特的宣传工作；1 500埃及镑拨给大马士革的东正教会。[71]仅1919年6月这一个月，舒贾伊尔就记录了大量“捐赠”或“不定期超常支出”，这些钱支付给了以下人员：纳西卜·阿特拉什（Nasib al-Atrash）、阿迪尔·阿尔斯兰（'Adil Arslan）及其德鲁兹（Druze）领袖；迪亚卜、达哈米沙和马扎里布部落的谢赫们；胡维塔特（Huwaytat）部落的阿吾达·阿比·塔亚（'Awda Abi Tayah）和伊本·阿吾达·阿比·塔亚（Ibn ‘Awda Abi Tayah）；鲁瓦拉部落的努里·沙兰（Nuri al-Sha'lan）；希腊天主教俱乐部（Greek Catholic Club）、穆斯林—基督教委员会（Moslem-Christian Committee）、联盟委员会（Alliance Committee，Alliance Israelite）和文学协会（Literary Society）；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尤素福·阿兹马（Yusuf al-‘Azma），他之后被费萨尔任命为阿拉伯政府战争委员会主席；阿拉伯俱乐部（Arab Club）中的积极分子法伊兹·胡里（Fa'iz al-Khuri）和穆拉德（穆罕默德）·鲁什迪（Rushdi）；德宪兵队总长加布里埃尔·哈达德（Gabriel Haddad）（记录中这笔款项被标示为“家具费用”）；访问大马士革的各贝都因代表团（食宿费用）；报社所有者等。类似的支出在之后的一个月达到22 387埃及镑，约为政府计划收入的十分之一。[72]
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努力，阿拉伯政府在大马士革以外的区域仍然只享有表面上的权威。监管东部占领区的政府机构笨重低效：它事实上由模糊不清甚至有时矛盾的权力系统组成，这些权力系统将艾伦比、费萨尔、里卡比和官僚机构连接在一起。此外，监管多数城市行政机构的地方政府仍然被本土显贵所掌控，他们的关切和利益经常和阿拉伯政府及其从大马士革派来的代表相矛盾。城市领导对阿拉伯政府将大量注意力放在首都感到嫉妒，害怕那些被认为是新贵和外国人所策划的中央集权政策，他们不仅对阿拉伯政府将国内外收入来源据为己有感到愤怒，而且为其傲慢低效感到不满。[73]阿勒颇显贵和大马士革政府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他们在外交政策和贸易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当埃米尔在1918年第一次巡访北部时，他公开回忆称，该城市的居民对阿拉伯起义缺乏帮助，然后解散了当地的行政议会（majlis al-shura），任命了一个由其支持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在1920年春天变得尤为紧张，一个由阿勒颇显要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大马士革参加庆祝费萨尔荣升叙利亚国王的加冕礼，据说在仪式上，代表团要求获得对他们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自治权。[74]
阿拉伯政府有可能避开或取得不服从的地方领袖的支持，获得大众的认同，这取决于它能否长期获得国际支持，维持可靠的经济资源，主持经济复苏工作。但是，它没能做到上述任何一点。从阿拉伯政府执政初期开始，货币和财政问题便困扰着东部占领区。当协约国部队进入叙利亚时，多种硬币和纸币都在流通。为了结束货币混乱的局面，艾伦比将军强行将以英镑为后盾的埃及镑作为法定货币。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在与占领叙利亚的以埃及为基地的英国驻军交易时应该使用埃及镑，如果仍保持奥斯曼货币作为合法支付手段，这意味着授权使用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政府发行的货币，而且这一货币的后盾是毫无价值的德国马克。但是艾伦比的命令造成了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因为英国当局最初限制通过埃及货币的流通来应对通胀，所以这一货币在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之外很稀少。此外，叙利亚人对新货币并无太多热情：很多人在从一种定价体系向另一种定价体系转换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麻烦，与安纳托利亚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害怕同叙利亚以外的市场切割开来。[75]更为糟糕的是，在1919年秋天巨幅贬值之前，战后一年内，埃及镑在本地一直在持续贬值。
叙利亚人仍然继续使用奥斯曼货币和外国货币，因为这些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其金属含量之上的。然而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相对货币价值大幅波动，经常受到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甚至巴格达的决策的影响。例如，当英国在伊拉克的行政机构宣布土耳其银币和镍币流通为非法的时候，这两种货币大量涌入大马士革，这导致这些货币的突然贬值，据一位英国观察者所见，这带给“民众极大的苦难”。[76]
协约国采取的行动、官僚机构的缺陷和阿拉伯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都导致政府收入的减少。在英阿联军进入大马士革前，奥斯曼政府已经征收了下一年的税，此外，新的行政当局在叙利亚多数地区缺少足够权威来征税。拥有毋庸置疑的能力和忠诚的税收官也很罕见。1919年夏天，赛义德·舒贾伊尔在给英国的督查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非常抱歉，我可能无法在这个月中将6月的账目给你们”，
因为各地区的会计非常无能，而且他们的账目极为滞后。在我去年5月抵达这里时，我发现过去一年（10月至12月）的账目和今年第一季度的账目都没有完成最终决算……我想提一下，最近一些会计因工作能力不足或腐败已经被解雇。他们将陆续被其他人取代，希望未来这些会计可以更加规矩。[77]
通常支持阿拉伯政府的《地球报》（al-Kawkab）甚至也承认，政府官员“不会用阿拉伯语写作，甚至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78]。此外，政府对收入的需求与其争取民众支持的策略存在冲突。由于阿拉伯政府最初试图通过减税来赢得叙利亚民众的支持，因此废除了最令人痛恨的两项奥斯曼帝国税种：战争税（wīrkū al-harb），其中包括将工资税提高3%、不动产税提高15%，以及最初在1911—1912年征收的用于补充收入的特别税。最后，某些税收，例如大马士革地区、阿勒颇地区和哈马地区的什一税和阿勒颇的阿格纳姆税（羊税），阿拉伯政府无法获得，因为他们已经向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承诺偿还前政府的债务。[79]
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英国延长了给阿拉伯政府每月15万埃及镑补贴的期限。因为这一补贴为白厅确保其战时盟友财务偿付能力和不懈的忠诚，英国保证定期支付一笔固定款项或许是对阿拉伯政府财政问题的适当政治解决方案。然而，这些支出也造成了一个削弱经济的问题：资金直接通过补贴注入经济，加上英国占领军的支出、商品数量的有限，这些都造成了物价上涨。协约国禁运措施的延长、对地区间贸易和与土耳其之间贸易的限制、投机、囤积和运输的不安全，使得价格进一步上涨。[80]总而言之，通货膨胀不仅削弱了阿拉伯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使它面临另一个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触及它所统治的所有民众日常生活的问题，削弱着它的道德权威。
费萨尔本人在叙利亚几乎没有时间处理政治或经济问题。1918年11月11日，在埃米尔抵达大马士革不到6周后，谢里夫侯赛因任命他的儿子作为特使，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当时协约国正在决定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命运。费萨尔在欧洲呆了5个月。他在1919年5月初回到大马士革，负责同盟间叙利亚观察团（the Inter-Allied Commission on Syria，后文中称金—克莱恩观察团，the King-Crane Commission）到来前的筹备工作，该观察团是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坚持下组建的，其任务是“说明（叙利亚）的舆论状况和任何应该强制托管的领土”[81]，并就叙利亚的未来向会议提出建议。在观察团悲剧性的访问后，费萨尔再次前往欧洲，此行长达4个月。费萨尔不在期间，谢里夫侯赛因委托费萨尔21岁的弟弟埃米尔扎伊德（Amir Zayd）作为大马士革的家族代表。英国观察家对扎伊德的评价诸如“行为柔和，观念模糊”，“易变并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非常清楚自己的无知，并因对自己目前地位的焦虑所累”和“绝好的心理学家研究素材”，他作为一个如此无望的统治者（根据几份报告，他还很堕落），以至于法国在大马士革的联络官建议法国政府停止与费萨尔在巴黎进行的谈判。因此，随着叙利亚人越来越多地接触扎伊德，他们会憎恨整个哈希姆家族[82]。
宣布金—克莱恩观察团即将访问中东的消息对叙利亚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在巴黎会晤的协约国代表和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都没有预料到的。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和法国代表在名义上都表示将致力于“（在中东）建立民族国家政府……政府的权力将来源于本土居民的主张和自由选择”[83]，但实际上他们认为观察团是个麻烦，拒绝任命其代表或接受其调查结果的约束，美国对观察团的支持也是敷衍了事。[84]但是，不管埃米尔费萨尔和他的支持者私下对协约国的诚意有多大的怀疑，在公开层面上他们还是抓住了这根稻草。1919年6月初，埃米尔召集代表们参加叙利亚国民大会（Syrian General Congress），并责成大会制定一份提交给美国观察团的协商一致的要求清单。[85]不久之后，阿拉伯政府分发了在星期五礼拜时宣读的布道词（khutab），并与政治和文化社团以及政府认可的行会一起发起请愿活动、游行示威，支持大会颁布的《大马士革方案》（Damascus Program）。这一方案指示叙利亚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治活动分子和当地政府官员（makhātīr，单数mukhtar）强迫居民和店主在其住宅和店面张贴要求叙利亚统一和绝对独立于在巴黎参加会议的协约国谈判者的标语。[86]总而言之，虽然协约国让观察团负责简单的事实调查，但是观察团在叙利亚的存在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众动员活动。
金—克莱恩观察团的任命还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为观察团到来做准备的民族主义精英们策划了示威和宣传活动，目的是向外界观众展示一个渴望并准备独立的先进国家（sophisticated nation）的形象。但在叙利亚转变为一个大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的过程中，他们未能将大多数人口纳入自己的民族主义计划。他们从未与人民就意识形态或者行动方案进行商讨，从未整合出一套对非精英群体有吸引力的政治话语，也从未与民众建立过类似于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起的民族精英与未来同胞之间的纽带。简而言之，金—克莱恩观察团的成立及其随后对叙利亚的访问，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最终导致了脱离阿拉伯政府和民族主义精英指导的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于1922年发表的观察团报告从未呈交和会。[87]
1919年9月，在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中东两个月后，埃米尔费萨尔收到了第二次前往巴黎的邀请。出于担心与法国的紧张关系和军费开支过度，英国政府决定从叙利亚撤军。根据与其欧洲盟友商讨后的计划，英国将叙利亚西部占领区（包括位于东部占领区和西部占领区之间存有争议的贝卡谷地）的临时控制权交给法国军事占领区当局，在法国与阿拉伯政府永久安排达成协议前，东部占领区的控制权将临时交给费萨尔及其政府。《英法协约》（Anglo-French agreement，即所谓“9月15日协议”）引发了历史学家所称的“撤离危机”（Evacuation Crisis），这是阿拉伯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的历史转折点。用法国军队取代英国在贝卡谷地的军队的计划对于费萨尔尤其是场政治灾难，因为这被广泛认为有违“人民的意愿”，法国的控制最终会扩展到整个叙利亚。阿拉伯政府通过向协约国展示叙利亚人民不仅渴望独立而且准备独立的策略因此破产。1920年1月，费萨尔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签署全面协议后，大马士革的政治危机达到白热化。这一协议不仅限制了阿拉伯国家的主权，还确认了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独立管辖权。对于许多叙利亚人而言，《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Faysal-Clemenceau Agreement）是对分裂叙利亚的正式认可。[88]
“9月15日协议”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一样深远。英国和法国的决定将阿拉伯政府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削弱了其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政府无力确保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制定财政政策、巡逻边境、支付工资，这些都导致经济活动的急剧减少。更糟糕的是，阿拉伯政府试图通过对该地区居民施加各种各样的苛刻要求来弥补财政缺口，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贫困化和对政府的不满。总而言之，随着“撤离危机”的爆发，费萨尔统治下已经病怏怏的叙利亚经济陷入无法复苏的滑坡之中。
根据“9月15日协议”，法国和英国同意共同分担向阿拉伯政府支付每月补贴的责任。因为阿拉伯政府不急于成为或被认为是法国的雇员，所以它一开始拒绝默许新的安排。[89]事实上，英国和法国使用补贴来保证大马士革政府良好举止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经济困境。英国扣留了1919年9月的补贴，直到政府停止为阿拉伯军队招募12 000名志愿军的行动，并在英国军队成功撤离之前，停止了1919年10月和11月的补贴。由于等待英国对“代尔祖尔事件”（Dayral-Zur incident，阿拉伯非正规军对位于叙利亚东部边境城镇的袭击，英国政府怀疑阿拉伯政府是其同谋[90]）和其他被认为是费萨尔政府制造的事件的调查，补贴又被推迟。最后，阿拉伯政府在6月才收到1920年1月的补贴份额。[91]
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阿拉伯政府试图增加税费。它将收入税、道路使用税和印花税提高100%，房地产税、羊税和法院诉讼税费提高50%。与此同时，它建议对所有拥有政府财产的城镇和乡村征收特别税，对火柴、香烟和扑克牌征收新税，并增加职业税（tamattu'）和代服兵役的费用（badal）。使负担更为加重的是政府计划以官方货币汇率征税，这使得埃及镑的实际市场价值大大被低估，致使在上述税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8%的附加税。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要求用黄金纳税，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92]
1920年春，由于国库仍然空虚，政府实施了一项贷款，这进一步增加了很多叙利亚人的财政义务。虽然参与贷款在理论上是自愿的，但阿拉伯政府要求政府官员投入一个月的工资。其他人也被以类似方式说服：宪兵和地方官员走访商人、显贵甚至外国居民，“鼓励”他们参与贷款，秘密组织“监视之眼”（The Watchful Eye）的特工则向富人勒索钱财。尽管很少人明确知道后一组织的情况，但这一组织中很可能包括民众领袖卡米勒·卡萨布，政府精明地选择他担任推销贷款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他有“财务不检点”的名声。[93]
阿拉伯政府在其第二年的贫困化使人们怀疑这一历史时期经常出现的政府政绩清单的可靠性。[94]尽管在官方报纸《首都报》（al-Āsim）的版面中充斥着阿拉伯政府制定的各种计划，例如行政改革计划，以及建立、扩大和支持社会、文化和教育机构的计划，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政府完成了大部分计划，政府甚至没有拨出足够的资金来启动这些计划。因此，尽管本导论的目的不是庆贺或诋毁阿拉伯政府的成就，但是压倒性的证据表明，阿拉伯政府失败的尝试比成功的多，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经济和政治背景）。
阿拉伯政府为避免资不抵债而作出的有时无效、有时鲁莽的尝试，只会加剧东部占领区的整体经济问题。随着现实中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滑，经济危机影响到了叙利亚的所有社会阶层。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各类商人，包括富有的代理商和小型的零售商。到1920年初春，大马士革、阿勒颇与其内陆地区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当代观察家们认为导致商业崩溃的因素有很多：货币价格波动、对从叙利亚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的所有货物征收11%的关税、贝都因人的袭击。之前政府控制贝都因人掠夺的办法是贿赂，但是现在政府已经无法支付这笔费用了。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在反思阿拉伯政府倒台的原因时这样写道：“造成阿拉伯政府分裂的是贝都因的岩石。”
没有任何控制他们的尝试，他们伤害了边远的种植园，努里·沙兰（Nuri al-Sha'lan）向来往的商人索取过路费，甚至向街上的驴子征收过路费……贝都因人的掠夺和傲慢是首要的怨恨。有说法称，在大马士革，努里才是埃米尔，而不是费萨尔。[95]
此外，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的铁路安全状况极差，法国驻黎凡特（Levant）军队指挥官亨利·古洛将军（General Henri Gouraud）在给费萨尔的正式投诉中列举了1919年12月9日至1920年1月9日铁路线上及其附近发生的20多起抢劫、绑架、盗窃和勒索案件。[96]
为了减轻商业崩溃的影响，阿拉伯政府建立了一个供应部，负责为城市供应商品、定价，以及打击投机者和囤积者。政府还颁布法律，禁止黄金和粮食向东部占领区以外出口。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无一得到执行，据报道，商人为了逃避这些措施，从事了从走私到建立地下卡特尔等一系列非法活动。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他们经常得到人民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es）的帮助，人民委员会利用其对商人的影响力，向支持者提供服务并补贴其运动。因此，新法规不仅没有实现其目的，而且进一步疏远了商人和费萨尔政府之间的关系。[97]
除了惩罚性法规，阿拉伯政府显然无法对法国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作出有效回应，从而疏远了商人。1920年1月，传言开始在两个地区的商人间传播，即法国人计划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一种新的货币——叙利亚镑。一种新货币在沿海地区流通的可能使东部地区的商人面临困境。一方面，如果阿拉伯政府拒绝批准在叙利亚内陆使用叙利亚镑，其与沿海的贸易就会崩溃。另一方面，如果阿拉伯政府屈服于法国的要求，允许叙利亚镑作为法定货币在这两个地区流通，叙利亚商人可能会减少他们与伊拉克、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贸易，并在叙利亚内陆大量进口法国商品。使货币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拟议中的叙利亚镑将与臭名昭著的不稳定的法国法郎挂钩，自停战以来，法国法郎一直在贬值。一想到阿拉伯政府甚至会考虑使用这种货币，商人们就会感到惊恐，因为埃米尔既不愿意谈论他与克列孟梭的交易，也不愿讨论他对未来的计划。[98]与政府的优柔寡断相反，人民委员会回应了那些与东部占领区以外从事贸易的人的焦虑，组织了反对新货币的示威和请愿活动。
商人并不是唯一受到政府政策和经济衰退威胁的群体。“撤离危机”引发的经济崩溃也损害了政府文职和军职人员的利益。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政府雇员不仅被迫依靠固定工资维持生计，而且其工资经常被拖欠或克扣。截至1920年6月，公务员和宪兵的工资已被拖欠两个月，军官的工资则经常被拖欠15—20天。[99]据英国在1919年12月发布的关于阿拉伯国家军队状况的报告称，
军官和男性的比例是1比3，有些地方甚至全是军官。这些有名望的人都是被遗弃的土耳其人，大多是那些前来征税却被拒绝的人，他们穿着漂亮的军装，佩戴着勋章，拿着丰厚的薪金。但是，军队在过去两个月里没有见到过任何现金，他们告诉我，埃米尔现在告诉他们将通过征税来支付他们的薪金。村民似乎并不支持征税，他们可能缺乏真正的民族精神，在大马士革有大约600位美女，其中80人称自己是巴格达人。[100]
即使阿拉伯政府设法向其雇员支付了薪金，薪金也往往很少，甚至经常被无故扣发。到1920年初，在通货膨胀面前，士兵的工资缩水75%，有些士兵在大马士革的集市上出售装备和制服以购买食物。另一些士兵则以开小差和哗变的方式回应他们的贫困。[101]政府官员毫无精神气，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在《首都报》刊登告示，向雇员提醒工作时间，并警告他们不要加入反政府组织。[102]
各级政府的贫困使得其他多数城市人口生活困窘，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例如，大马士革的债务累积达20万埃及镑，在阿拉伯政府统治的头一年，市政预算仅有微不足道的35 000镑。[103]因此，大马士革市政府就像叙利亚其他财政拮据的市政府一样，在提供诸如淡水供应、城市照明和卫生等基本服务上严重失职。[104]一家通常支持阿拉伯政府的大马士革报纸在1920年1月抱怨，“连绵不绝的雨水把街道变成了河流”，“收入不足使市政府无法开展必要的维修工程”。[105]另一位观察家在1919年底这样写道：
大马士革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比土耳其时代肮脏多了。巴扎里堆满了蔬菜和其他垃圾，隐蔽的角落也没有比用来装各种污秽的容器好多少。[106]
针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的增多进一步表明了城市生活质量的恶化。据说武装团伙与警察之间的枪战在大马士革街头经常发生。外国观察家注意到，首都的大部分居民在日落之后拒绝走出家门，那些在夜间冒险外出的人都是全副武装。[107]大马士革的街头暴力的增加使人们震惊。1919年秋，该市的穆斯林显贵和非穆斯林显贵进行了会晤，提出请愿，要求在城市中的战略要地修建警察哨所，并由武装平民加强警戒巡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报告称安全状况正在改善被证明是不实的，在两个月后一份亲政府报纸发表了一篇报道，称大马士革市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向警察总部长期派驻一名医生，以照顾数量空前的枪击受害者。[108]外国观察家们称，在拉塔基亚（Latakia）、杜马（Duma）和代尔祖尔（Dayr al-Zur）也有类似的犯罪潮，美国驻阿勒颇领事在1920年2月抱怨道：“甚至在白天，家人离家外出几个小时也会遭到抢劫。”[10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出现的城市过度拥挤的状况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市民生活质量，加剧了犯罪、失业和社区紧张关系。过度拥挤不仅在费萨尔时期一直持续，而且因为难民从安纳托利亚、贝卡谷地和东部边境的涌入，情况变得更加严重。难民分两拨进入大马士革、阿勒颇和东部地区的其他城市。第一次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这波包括约21 000名奥斯曼军队复员士兵[110]和阿拉伯战争难民，在当时，难民最大的组成部分是1915年大屠杀中背井离乡的亚美尼亚人。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收容的亚美尼亚难民人数最多，阿勒颇有70 000人，大马士革有33 000—35 000人。[111]大多进入叙利亚的难民只有极少的财产，甚至没有财产（一份战争结束时的报告估计，进入叙利亚的难民有78%都是贫困的）。例如，英国人统计，在霍姆斯有2 000名赤贫难民。由于生活拮据，他们中的许多人依靠英国军队和阿拉伯政府提供的救济生活。即使阿拉伯政府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它仍花了近45 000埃及镑来救济亚美尼亚人。[112]
第二波难民涌入叙利亚城市开始于“撤离危机”发生不久。乡村安全的崩溃使人们对乡村生活感到极具不安，很多人选择逃离叙利亚农村。从安曼到阿勒颇，从塔尔图斯（Tartus）到代尔祖尔和泰德穆尔（Tadmur），切尔克斯（Circassians）和阿纳扎（'Anaza）、巴努萨赫尔（Banu Sakhr）、沙玛尔（Shammar）、哈代丁（Haddaydin）和马瓦里（al-Mawali）的部落民利用政府权威被削弱之机来算旧账（settle old scores），并通过洗劫毫无防御的村庄来致富，在这一过程中有数千人逃亡。[113]另外一些难民是为了逃避阿拉伯军队和土匪、逃兵的劫掠。生活在争议区域贝卡谷地的居民格外受到乡村军事化的影响。法国和阿拉伯政府之间的竞争不仅为村庄间和社区间的对立制造了机会，使其以致命的方式重现，而且村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困在法军和民族主义游击队之间持续的边境战争中。1919年12月6日至1920年1月5日，武装团伙越过东部占领区和西部占领区的边界，抢劫了今天黎巴嫩境内迈尔季欧云（Marj Ayyun）地区的30个村庄。作为对这一袭击和类似袭击的回应，法国从海上和空中对谷地进行了轰炸。根据埃米尔费萨尔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一份官方申诉，1920年初对东部占领区的贾巴尔·埃米尔（Jabal ‘Amil）的报复行动使2万人无家可归，最终使很多人逃往内地避难。[114]
正如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大众阶层对在他们看来毫无理由的经济困难、政府弊政或冷酷无情进行了个人和集体抗争。尽管这一时期的抗争在组织和政治动员上跟此前相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大众仍然诉诸自发的和短暂的抗议方式。例如，大马士革经历了一场罢工潮，在此期间，铁路工人、印刷工人、电车工人、玻璃和纺织工人、电力公司员工甚至独立工匠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场所，要求发放更高的工资。[115]1920年春，“面包骚乱”在整个地区爆发。在哈马，暴徒们高喊：“当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把谷物提供给法国。”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降低面粉价格、打破垄断，并禁止向西部占领区出口谷物。在阿勒颇，抗议者要求政府像贝鲁特市政当局那样建立粮食储备。[116]阿勒颇也是七月起义前最血腥的对抗现场。1919年2月，当地的暴徒袭击了亚美尼亚社区，造成48人死亡，多达200人受伤。尽管后来的解释在屠杀由何引发上有所争议，而且阿勒颇在当时享有世界主义的声誉，但是这场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难民的涌入导致了高失业率和过度拥挤，而且据称阿勒颇人憎恨协约国、阿拉伯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对难民的特殊待遇，也害怕难民造成的竞争（仅一座难民营就有4 000台织布机）。[117]
毫无疑问，费萨尔政府制定的最令人痛恨和最具挑衅性的计划就是征兵，引起了规模最大的反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征兵法于1919年12月首次颁布，并在1920年5月和6月进一步扩大和加强，这是由于对法国意图的广泛担忧和大众日益增加的对军事抵抗的要求。[118]但是，叙利亚人很快就发现自愿加入当地民兵和被迫加入装备简陋、薪水微薄的国家军队之间的差别。此外，因为人民委员会的领袖们正确地意识到阿拉伯政府打算利用征兵法来拉拢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并通过建立一支军队来粉碎反对派，因此他们设法阻碍了征兵法的实施。[119]征兵在整个东部占领区遭到了个人和集体的抵制。年轻人通过伪造出生证明来证明自己不符合征兵条件；其他人则逃离城镇，甚至国家。逃避兵役的现象如此频繁，以至于阿拉伯政府禁止符合征兵年龄的年轻人从东部占领区向外移民。被迫征募的士兵成群结队地出逃，非常猖獗，以至于费萨尔后来指出，逃兵的数量经常超过入伍军人的数量。在德拉（Dar'a）、哈斯拜亚和大马士革都爆发了反征兵骚乱。在大马士革，匿名海报将政府的政策和团结进步委员会的政策进行比较。为了平息暴乱，阿拉伯政府派出400名士兵进入麻烦不断的梅丹。[120]
显然，在1920年，似乎永无休止的一连串困扰叙利亚的危机几乎摧垮了埃米尔费萨尔和阿拉伯政府的道德和政治权威。随着政治活动的舞台越来越多地从埃米尔的宫殿转移到街头，人民委员会的组织者们开始填补政府衰弱后留下的空隙。正如记者阿萨德·达吉尔（As'ad Daghir）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
事实上，叙利亚发生的政治现象很奇怪，因为知识分子、公共舆论的领导者和政府官员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煽动大众的激动情绪，使大众走向极端。然后，他们突然在最微不足道的障碍面前选择撤退。他们抛弃了困惑中的人们，不知道如何解释他们的立场。一方面，他们加紧准备抵抗法军，敦促大众通过阻断交通联系和设置路障来抵抗敌人。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了阿谀奉承和灵活的姿态，向法国政府承诺将引导国家走上他们曾煽动国家反对的道路。
这造成了局面的严重混乱，耗尽了大众对领导人的信任。领导人们被迫公开谴责他们中间的那些叛变者，以至于民众也渐渐丧失了对他们的信任。在大众对政府领导人丧失信心后，他们已经无法继续领导国家，沦为了民众的笑柄。[121]
3月初，费萨尔召开了叙利亚国民大会。1920年3月8日，国民大会宣布叙利亚独立，这与其说是对民意的主动塑造，不如说是对民意的顺应。协约国不出意外地拒绝承认该宣言的有效性，并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圣雷莫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上将叙利亚的管辖权交给了法国。随着法国在海岸上严阵以待和大众民族主义在国内受到的广泛支持，冲突已不可避免。7月14日，亨利·古洛将军向阿拉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0天之后，法国军队越过边境，攻破了叙利亚在梅萨伦的防线，占领了大马士革，结束了阿拉伯统治的短暂实验，由此开启了法国对叙利亚长达25年的委任统治。
注释
[1] 我将用“叙利亚”一词来代指几个不同的地理区域。通常情况下，它指的是东部被占领的敌对领土管理局（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East，缩写为OETA-E）所管辖的领土。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讨论当代地理划分概念时，叙利亚指的是“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实体”、以色列占领区，以及托鲁斯山以南的土耳其共和国、亚历山大塔勒省和伊拉克西部的小部分领土。读者可根据上下文确定哪种界定是合适的。
[2] 例如，参见Malcolm Russell，The First Modern Arab State：Syria under Faysal 1918—1920；Khairia Kasmieh（Khayriyya Qāsimiyya），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 bayna 1918—1920；‘Alī Sultān，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Hukm Faysal b. Husayn；Zeine N. Zeine，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isal's Kindom in Syria。
[3] 桑贾克由一条悬挂在木梁上的宽横幅构成。横梁由一个人扛着，作为辅助，另外有两个人手持系在横幅底部的绳子，以确保人们能阅读横幅上印着的新闻或标语。桑贾克通常展示在交通密集处、清真寺附近或墓地。Hasan al-Amīn，Dhikrayāt，al-Juz'alawwal：Min al-Tufūla ilā al-sibā，27.
[4] MD 4H114/695，“Renseignements，” n.d.；MD 4H114/4/691，Cousse to Gouraud，13 July 1920；MD 4H114/5/282—283，Cousse to Gouraud，15 July 1920；al-Amīn，Dhikrayāt，27；Ihsān Hindī，Ma'rakat Maysalūn，59—60.
[5] MD 4H114/662，Cousse to Gouraud，8 July 1920；FO 371/5037/E8509/74，Mackereth（Beirut）to FO，16 July 1920；MD 4H114/5，Cousse to Gouraud，20 July 1920；FO 371/5037/E8880/80，Mackereth to FO，23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70，”23 July 1920.根据贾里卜·伊亚希（Ghalib al-‘Iyashi）所述，群众也要求打倒叛徒（murrāq）和奸细（muta'āmirūn）。al-‘Iyāshī，al-Īdāhāt al-siyāsiyya wa asrār al-intidāb al-faransī 'alā Sūriyya，105—106.
[6] MD 4H114/5，Cousse to Gouraud，20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66，”20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70，”23 July 1920；IO L/PS/10/802/p5841，GHQ to WO，24 July 1920；Mahmūd al-Charkas，al-Dalīl al-musawwar lil-bilād al-‘arabiyya，vol.1，119—121；As'ad Dāghir，Mudhakkarātī ‘alā hāmish al-qadiyya al-‘arabiyya，122，139—142；Muhammad ‘Alī al-‘Ajlūnī，Dhikrayāt'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98；Hindī，Ma'rakat Maysalūn，59，61—62.
[7] Jules Kersante，“Syrie：L'occupation d'Alep，”172—173；Dāghir，Mudhakkarātī，139；MD 4H114/9/70SP，Cousse to GCC，21 July 1920；IO L/PS/10/802.P5841，GHQ to WO，24 July 1920；FO 371/5039/E10316/38，J.B.Jackson（U.S. Consul，Aleppo），30 July 1920；MAE L：SL/vol.33/107—305，Gouraud，“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 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al-‘Āsima，13 November 1919，6；Sulaymān Mūsā，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vol.3：1920—1923，114.对大马士革伤亡人数更高的估计，请参见FO 371/5040/E11756，Gertrude Bell，6 August，1920；John de Vere Loder，the Truth about Mesopotamia，Palestine and Syria，78。在霍姆斯和哈马也爆发了起义。关于前者的详情，参见P.G. Angelil，“L'occupation d'Homs：Angoisses et délivrance”。
[8] 对卡迈勒·哈提卜后代穆罕默德·里达·哈提卜（Muhammad Rida al-Khatib）（1990年1月6日）、梅萨伦战役老兵卡米勒·达格穆什（Kamil Daghmush）（1989年11月2日）和阿卜·里巴·贾扎伊里（Abu Ribah al-Jaza'iri）（1989年11月15日）的采访。Hindī，Ma'rakat Maysalūn，113；Ilyās al-Fādil and Rāmiz Hīthāwī，al-Kitāb al-dhahabī lil-mujāhidīn al-sūriyyīn；Jān Alexān，“Zaynab fī Maysalūn，”al-Jundī，19 April 1960，32—33.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当代观察家，他们都没有在参与梅萨伦战役的志愿者数量上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埃米尔费萨尔认为数量为2 000人。参见“The Case of Emir Feisal”。
[9] 达根的演讲之后以《叙利亚及其复杂的问题》（Syria and its Tangled Problems）为题发表。
[10] 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写作中使用“预设情节结构”的讨论，参见“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51—80。
[11] “Seferberlik”的字面意思为“陆路旅行”，此处指涉的是叙利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苦难，包括饥荒和流亡。参见L. Schatkowski Schilcher，“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229—258。
[12] 为了强调达根的概念方案，《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的编辑给他的文章起了一个副标题：“Story of the Allies'Promises，Mustapha Kemal's Ambitions，Emir Feisal's Disappointment，the Franco-British Rivalry and the Zionists in Palestine-French Difficulties in Syria”。
[13] T.E. Lawrence，“Emir Feisal II：The Sykes-Picot Treaty，Impatient Arabs，”Times（London），11 August 1920，9；T. E. Lawrence，Evolution of a Revolt；Loder Truth About Mesopotamia；Hans Kohn，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Richard Coke，The Arab's Place in the Sun；Elizabeth P. MacCallum，“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爱德华·萨义德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但是得出了不同的推论，参见Culture and Iperialism，252。
[14] Anthony D. Smith，National Identity，19—42.
[15] Zeine N. Zeine，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with a Background Study of Arab-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Near East，129—130，133.
[16] 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另见Abert Hourani，“The Arab Awakening Forty Years After”。对安东尼厄斯的背景和动机更为深刻的描绘，请参见Edward Said，“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
[17]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13.
[18] C. Ernest Dawn，“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Hisham Sharabi，Arab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The Formative Years 1875—1914，58—60，64—65.
[19] 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A Critical Enquiry，58—68；Sylvia Haim，Arab Nationalism：An Anthology，ix—x，25—27.
[20] 最近纠正这种同质性归因的努力来自艾利泽·陶伯（Eliezer Tauber）的三卷本中东民族主义史，从早期民族主义社会的建立一直到1920年代。陶伯没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而是辨识出了四个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分支：“阿拉伯主义”“叙利亚主义”“黎巴嫩主义”和“伊拉克主义”。尽管陶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而且所著细节丰富，但是他的书仍然保持着前人的精英主义偏见。此外，他的分析不承认身份的条件性。因此，他用四个基本的民族主义分支取代了一个民族主义，这让人想起前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家试图通过提出额外的本轮来解释“不规则的”行星运动，以拯救托勒密的宇宙图。参见Tauber，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yria and Iraq。
[21] 参见C. 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Philip S. Khoury，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Damascus 1860—1920。
[22] Khoury，Urban Notables，67—68.“阿拉伯主义”一词由唐创造，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唐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为了对抗“奥斯曼主义”的学说，他认为这是一种回应。虽然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根源于伊斯兰现代主义，但是唐追溯了从里法阿·泰赫塔维（Rifa'a al-Tahtawi）到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和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的阿拉伯主义的独特血统，将阿拉伯主义定义为主张阿拉伯人“是一个拥有特殊美德和权利的特殊民族”。参见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122—123，133，136—140，142—144，147—148。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补充说，阿拉伯主义是一种“原始民族主义，而非成熟的民族主义”，奥斯曼主义和阿拉伯主义并不相互排斥，而是被流动边界分开的两种“理想类型”。参见“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Introduction”，ix；“Ottomanism and Arabism in Syria before 1914：Areassessment，”51，61—63。
[23] 参见Rashid Khalidi，“Abd al-Ghani al-‘Uraisi and al-Mufid：The Press and Arab Nationalism before 1914”；“Society and Ideology in Late Ottoman Syria”（particularly 123）。
[24] 参见Elie Kedourie，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80—92。
[25] 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8.
[26] 参见Tom Nairn，“The Modern Janus”。
[27] 例如，参见Stuart Hall，“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John L. Comaroff，“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55，65—66；Zdzislaw Mach，Symbols，Conflict，and Identity：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15—16。
[28] 参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Etienne Balibar，“The Nation Form：History and Ideology”。
[29] 我从威妮弗雷德·巴尔·罗森博格（Winifred Barr Rothenberg）的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assachusetts，1750—1850中借用的这一词语。
[30] 参见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1800—1914，153—179，244—272；Moshe Ma'oz，“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on Syr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Tanimat Period”；Shimon Shamir，“The Modernization of Syria：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Abdulhamid”；Gabriel Baer，“Village and Countryside in Egypt and Syria：1500—1900”；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Damascene Factions and Estate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60—86；James Anthony Reilly，“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in the Damascus Region，1830—1914”。
[31] 参见Y. Eyup Ozveren，“Beirut”；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5—6；Owen，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244。
[3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马士革中心矩形的地图被特意重新绘制，修建了有轨电车、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城市照明。沙里纳斯尔（Shari' Nasr）是大马士革的主干道之一，在费萨尔时期被用来作为游行场地，由奥斯曼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同时，瓦克夫部下令拆毁倭玛亚清真寺周围所有的房屋及其他建筑，制造出适合举行仪式的大片场地。参见al-Qibla，22 dhu al-hijja 1334，4；Muhammad Adīb Āl Taqī al-Dīn al-Husnī，Kitāb muntakhabāt al-tawārīk Li-Dimashq，1：286。关于其他物理变化，参见Nazīh al-Kawākibī，“al-Mazhar al- ‘umrānī Li-Dimashq fī al-muntasaf al-thānī Lil-qarn al-tāsi’ ‘ashr”；Qatība al-Shihābīm，Dimashq： Tārīkh wa suwar。
[33] 参见George L. Mosse，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34] Kemal H. Karpat，“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ttman State，1789—1908”；Selim Deringel，“Legitimacy Structure in the Ottman State：The Reign of Abdulhamid II（1876—1909）” .
[35] 这些政策（及其失败）在诸如《希尔报》（al-Shīr）和《穆克塔巴斯》（al-Muqtabas）这样的叙利亚报纸上被讨论。
[36] Mosse，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2.
[37] Friedrich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40.
[38] 参见Leila Tarazi Fawaz，Merchants and Migr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eirut；Khoury，Urban Notables；Khalidi，“Society and Ideology”；Ruth Roded，“Ottoman Service as a Vehicle for the Rise of New Upstarts among the Urban Elite Families of Syri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Ottoman Rule”。
[39] Reilly，“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174.
[40] al-‘Āsima，7 May 1919，1—2.
[41] 例如，参见al-Kawkab，13 January 1919，11；al-‘Āsima，7 May 1919，1—2；al-‘Āsima，16 June 1919，1—2；al-‘Āsima，25 Agust 1919，1—2；al-‘Āsima，28 August 1919，5—6；al-‘Āsima，11 September 1919，1；al-Kawkab，30 September 1919，7—8；al-Kawkab，21 October 1919，7—8；al-Kawkab，28 October 1919，7—8；al-Kawkab，11 November 1919，11；al-‘Āsima，5 February 1920，5；al-‘Āsima，no.24（n.d.）。
[42] Albert Hourani，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343—344.
[43] Reilly，“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120，155—158；Sherry Vatter，“Militant Journey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Damascus：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ern Labor History Agenda”；Ahmad Hilmī al- ‘Allāf，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137；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Violence in Rural Syria in the 1880s and 1890s：State Centralization，Rural Integration，and the World Market.”
[44] Charles Tilly，Louise Tilly，and Richard Tilly，The Rebellious Century，1830—1930，50，253—254；E. J. Hobsbawm，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1—10，108—125.
[45] Schilcher，“Violence in Rural Syria，”76；James L. Gelvin，“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Nationalism in Syria：Evidence for a New Framework.”
[46] MAE L：SL/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D 2344/C1/305—306，Cousse to Picot，31 October 1919；AD 2344/C1/311，Cousse to Picot，3 November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325—326，Cousse（?）to HC，10 November 1919；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442/2，Arlabosse to gen. cmdt. div. Syrie，25 January 1920；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445/2，Haak to GCC，26 January 1920；MD 4H58/2，Haut Commissionaire et armée du Levant état-major（deuxième bureau），“Rapport hebdomadaire，”503，29 July—4 August 1920；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9，11，16；Philip S. 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1920—1945，180，191. 291—292；Albert Hourani，“Ottoma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Notables，” 53；Jean-Paul Pascual，“La à L'époque ottoman（le XIXe siècle），” 39.
[47]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92—94.
[48] FO 371/2771，“Aran Bureau Intelligence Survey 10，” 14 July 1916；F 371/3058/137867，“Internal Conditions，”11 May 1917.
[49] FO 861/63，Vice Consul，Aleppo to L. Mallet，31 August 1914；al-Muqtabas，23 June 1915，2；FO 371/2770/104598/296，“Internal Conditions：Enemy Countries（Athens），”28 May 1916；FO 371/2770/104598/296，“Arab Bureau Intelligence Survey 10，”14 July 1916；FO 371/2781/193557，“Information from Two Arab Officers Recently Arrived in England from the Caucasus and Examined by Sir M. Sykes，”25 September 1916；Arab Bulletin，4 December 1916，504—507；FO 371/3058/137867，“Internal Coinditions，”11May 1917；FO 371/2783/221220，“Report of an Inhabitant of Athlit，Mt. Carmel，Syria，”n.d.；MAE L：SL/vol. 78/1840，Amiral Gauchet to president de la république，21 February 1919.
[50] 参见Shilcher，“Famine of 1915—1918”；FO 371/2771，“Arab Bureau Intelligence Survey 10，”14 July 1916；FO 371/3050/142519，“Notes of an Interview with Mr. Edelman，”6 July 1917；FO 371/3050/158286，William Yale，“Palestine- Syria Situation，” 10 July 1917；DU SA 493/15/85—98，G.B. Stewart（Treasurer，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to Sa'id Shuqayr，7 June 1919。
[51] al-Muqtabas，15 March 1915，2；al-Muqtabas，13 June 1915，2.
[52] al-Muqtabas，10 January 1915，2. The Near East，28 April 1916，701；Arab Bulletin，30 June 1916，2；Arab Bulletin，14 July 1916，3—4；FO 371/2779/165094，“Arabian Report N.S. No. V.（Week Ending August 16，1916）”；FO 371/2779/170425，Dr. Franklin Hoskins，29 August 1916；FO 371/3058/1177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Mr. Samuel Edelman，U.S. Consul at Damascus，”10 June 1917.
[53] al-Muqtabas，16 January 1915，1；al-Qibla，12 rajab 1335，2；al-Qibla，16 rajab 1335，3；FO 371/2783/221220，“Report of an Inhabitant of Athlit，Mt. Carmel Syria，” n.d.；MAEL L：SL/vol. 64/20，“Note sur les finances municipals，les travaux urbains，et la nécessité d'un credit communal，”8 January 1920（?）；Schilcher，“Famine of 1915—1918，”241.根据《地球报》报道，在阿拉伯政府成立后，大马士革政府试图制定某种租金管控计划，因为“确实，在这个拥挤着成千上万人的城市，租金上涨已经成为广泛议论和八卦的话题”。al-Kawkab，28 October 1919，10.
[54] al-Muqtabas，9 April 1915，2；FO 371/2889/165094，“Arabian Report N.S. No. V.（Week Ending August 16）”；FO 371/3050/161668，“Mr.（William）Hall's Report on Syria，” 1 August 1917；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17.
[55] al-Qibla，15 safar 1335，2；al-Qibla，16 muharram 1336，3.
[56] Muhammad Kurd ‘Alī，Khitat al-Shām，4：255；FO 371/3050/161668，“Mr.（William）Hall's Report on Syria，”1 August 1917；FO 371/3413/179133，“Translation of a Document Captured by Desert Mounted Corps During Operation 19th to 21st September 1918.”
[57] 关于《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之后的修改，参见J.C. Hurewitz，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A Documentary Record，2：60—64，118—128，158—166。
[58] 参见ibid.，46—56。
[59] USNA 165/112/2075—2088，U.S. Military Attaché（Cairo），“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yria，”9 November 1918.
[60]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9.
[61] 对大马士革土耳其政府最后统治和1918年9月末发生事件的最佳描述，参见Wajīh al-Haffār，“al-Hukūmat allaī ta'āqabat ‘alā al-hukm fī Sūriyya，”al-Shurta wal-amm al-‘amm1（2 ramadan 1372）：12—13 and（3 shuwwāl 1372）：18—19，47。另见Muhammad Jamīl Bayhum，Sūriyya wa Lubnān，1918—1922，44—48；Elie Kedourie，“The Capture of Damascus，1 October 1918”；Anwar al-Rifā'ī，Jihād nusf qarn：Sumūw al-amīr Sa'īd al-Jazā'irī，96—104；‘Abd al-‘Azīz al-‘Azma，Mir'āt al-Shām：Tārīkh Dimashq wa ahlihā，235；Sultān，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18；FO 882/7/352ff.，T.E.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Fourth Army”；FO 371/3383/169562/559ff.，Clayton to FO，8 October 1918。
[62] 19世纪30年代，赛义德·贾扎伊里（Sa ‘id al-Jaza’ iri）的祖父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扎伊里（‘Abd al-Qadir al-Jaza’ iri）领导阿尔及利亚抵抗法国殖民者。被捕后，他于1855年在大马士革定居下来。参见John Ruedy，Modern Algeria：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57—66。
[63] 根据哈法尔（Al-Haffar）所述，撤离的奥斯曼军队领导人也指定阿尤比来保护城市。
[64] 哈法尔声称，贾扎伊里在表面上支持哈希姆派，实际上却在准备内战。参见al-Haffār，“al-Hukūmat allatī ta'āqabat” 1（3 shuwwāl 1372）：47。
[65] FO 882/7/352ff，T.E.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Fourth Army，” n.d.
[66] 1919年1月成立了第三个当局，即北部占领区政府。英国和阿拉伯政府都声称对巴勒斯坦拥有管辖权。参见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7—21，26—27。或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外交行动最具可读性的叙述来自戴维·弗罗姆金（David Fromkin）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A Peace to End All Peace：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关于占领领土划分的内容，参见第338—339页。
[67] al-‘Āsima，17 April 1919，3；DU SA 493/16/13—15，Sa ‘id Shuqayr，“Points to Be Discussed with Col. Waters-Taylor at Haifa on the 11th August，1919”；al-‘Āsima，23 February 1920，4；DU SA 493/15/5，n.d.
[68] FO 371/3412/180073/148. Clayton to FO，28 October 1918；FO 371/3412/189713/184，Clayton to FO，14 November 1918；FO 371/4143/104019，Major 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Egypt），13 May 1919；DU SA 493/15/28—9，General Director of Agricultural Bank to Minister of Finance，9 July 1919；al-‘Āsima，1 December 1919，7；al-‘Āsima，29 December 1919，2；al-‘Āsima，10 June 1920，2；Suhayla al-Rīmāwī，al-Tajriba al-faysaliyya fī bilād al-Shām，41.
[69] 关于里卡比之行的完整叙述，参见Khalīl Mardam Bek，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24—66。
[70] al-‘Āsima，5 April 1920，5；MD 4H112/dossier 2b/68，“Renseignements d'officier liaison d'Alep，” 10 June 1920；AD 2346/c1a/ sous-dossier 19：Voyage Fayçal à Alep/73，“Renseignements d'officier liaison d'Alep，” 15 July 1920；AD 2346/c1a/sous-dossier 19：Voyage Faysal à Alep/77，“Renseignements d'officier liaison d' Alep，” 22 July 1920；Angelil，“L'occupation d' Homs.”
[71] DU SA 493/13/25—35，Shuqayr to Waters-Taylor，3 September 1919.
[72] DU SA 493/14/31—32；DU SA 493/13/4，Appendix to letter from Shuqayr to Waters-Taylor，3 September 1919；DU SA 493/14/33；DU SA 493/13/5，Appendix to letter from Shuqayr to Waters-Taylor，3 September 1919；DU SA 493/9/19，“Statement of Estimated Expenditure Submitted to H.H. Emir Faisal on 5th June，1919.”预估的收入包括来自英国政府的每月150 000埃及镑。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研究这些数据的英国专家用“荒唐”一词来形容阿拉伯政府的收入预测。FO 371/5032/990/93—97，“Report by Col. Waters-Taylor on his visit to Beirut，and interviews with General Gouraud and the Emir Feisal，”21 January 1920.
[73] Arab Bulletin，11 July 1918，200；FO 371/3385/199351/16，Sykes to FO，2 December 1918；FO 371/3386/208324，Sir L. Mallet，Minutes to Telegram 11457 and 11513，18 December 1918；FO 371/4143/39115，Lt. Col. R. W. Graves，“Finance in OETA-East，” 27 December 1918.
[74] Kāmil Ghazzaī，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Halab，3：655—656；USNA 59/890D.00/9/473，J.B. Jackson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13 March 1920.
[75] FO 371/3383/169803，Adam Block and Mark Sykes，addendum to minutes for 17 October 1918；FO 371/3413/188081/Q.K.T. 4826，GHQ to WO，10 November 1918；WO 106/189/75957，WO to GHQ，7 March 1919；FO 371/4171/63664/395，India Office Bank to FO，24 March 1919.
[76] FO 371/4140/104076/ E. A. 2588，GHQ to WO，13 July 1919；AD 2347/12350/427，Adel Arslane［sic］to Cousse，11 December 1919.
[77] DU SA 493/16/37/6/7762，Shuqayr，7 July 1919.
[78] al-Kawkab，4 November 1919，10.
[79] DU SA 493/9/6，Proclamation of General Sir Edmud Allenby，7 May 1918；FO 371/4143/39115，Lt. Col. R. W. Graves，“Finance in OETA-East”；MAE L：AH/vol. 3/98，Moulin，“Examen du budget de 1919. Zone Est，”7 February 1919；DU SA 493/6/71—2. “Revenues for 1919”；DU SA 493/6/35—41，Shuqayr 15 January 1920.
[80]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42—146；FO 371/3412/177154/3222，Clyton to FO，22 October 1918；MAE L：SL/vol. 78/1856，Paul Cambon，28 December 1918；al-‘Āsima，26 April 1919，7—8；FO 371/4143/104019，Major 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Egypt），13 May 1919；FO 371/4428/111406，Balfour to Curzon，21 July 1919；FO 371/4428/120623/EA2612，GHQ to WO，6 August 1919；FO 371/4228/156929/501，Meinertzhagen to FO，25 November 1919；MD 4H114/2/261，Cousse to Gouraud，3 April 1920；MD 4H112/2b/25，“Renseignements du 24 au 30 avril［1920］.”
[81] Hurewitz，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191. See also Arthur S. 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56：116.
[82] FO 371/2773/122968，Copy of report by Ronald Storrs，10 June 1916；IO L/PS/10/802/11—13，Gertrude Bell，“Syria in October 1919，”15 November 1919. AD 2368/10/2，Rapports du capt. Pichon et du lt. col. Cousse 1919/66，Cousse to HC，9 January 1919.根据一份报告，“扎伊德毫无悔意；毫不夸张，人们听说过无数关于他私生活的丑闻，在马扎（Mazza）令人发指的狂欢活动，妇女遭受折磨并被杀害，亲自要求一些商人和出口商颁发‘执照’等。他给大马士革留下了一个真正野蛮人的印象。”MAE 4H114/5/no no.，Cousse to Toulat，1 August 1920.
[83] Hurewitz，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113.
[84] 参见James L. Gelvin，“The Ironic Legacy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13—14。
[85] 参见Khoury，Urban Notables，86—88；Yūsuf al-Hakīm，Dhikrayāt，3：90—97；Safiuddin Joarder，Syria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The Early Phase，1920—1927，209—211。
[86] MD L：SL/vol. 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D 2430/no no.，Cousse to Dame，18 April 1919；MAE L：AH/vol. 4/237—238，Picot to Pichon 22 May 1919；MAE L：SL/vol.14/897，Picot to MAE，17 June 1919；MAE L：SL/vol. 44/3D，Minault（Latakia）to administrateur du vilayet de Beyrouth，18 July 1919；MAE L：SL/vol. 43/39—41，“Renseignements d'agent，”10—20 July 1919；MD 7N4182/4/340，Picot to MAE，21 July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 depart/240，11 August 1919. 关于1919年4月11日和18日分发的布道词文本，参见AD 2343/286，Cousse to HC，24 April 1919。
[87]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99.
[88] 关于谈判和协议条款，参见ibid.，93—131。
[89] IO L/PS/10/802/P967，Waters-Taylor，5 January 1920.
[90] 参见Eliezer Tauber，“The Struggle for Dayr al-Zur：The Determination of Borders Between Syria and Iraq，” particularly 366—371。
[91] FO 371/4183/132831/EA2697，GHQ to WO，20 September 1919；FO 371/5149/E564/7，Meinertzhagen to FO，24 February 1920；FO 371/5149/EA3084，GHQ to WO，25 April 1920；FO 371/5036/E8177/7749/89，Faysal to Allenby，21 June 1920.
[92] al-‘Āsima，29 January 1920，2；al-‘Āsima，2 February 1920，4；al-‘Āsima，26 April 1920，4；WO 106/196/39—41，Shuqayr，“Memorandum Drafted by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in Damascus re：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Syrian Government for 1920，” 20 May 1920；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45.
[93] MD 4H114/4/471，Cousse to Gouraud，18 May 1920；MD 4H112/2b/162，Riza Sulh［sic］ to Gouverneur d'Alep，2 June 1920；MD 4H112/2b/167，Fares Khoury［sic］ to Gouverneur d'Alep，5 June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rie 383/2：15 au juin［1920］”；FO 861/69，Dr. J. Bauer to J.B.Jackson，1 July 1920；MD 4H114/4/671，Cousse to Gouraud，7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60，”19 July 1920.
[94] 这些清单出现在Abdul-Karim Rafeq，“Arbism，Society，and Economy in Syria，1918—1920，”16—17；Kasmieh，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233—247；Yūsuf al-Hakīm，Dhikrayāt，3：43—44。
[95] FO 371/5040/E11756/152—153，“Note by Miss G. L. Bell，C.B.E.，”6 August 1920.另见MD 4H114/dossier 5/277，Cousse to GCC，14 July 1920。
[96] FO 371/4214/103277，Baghdad to IO，26 June 1919；Sūriyya al-jadīda，27 December 1919，1；AD 2330/A1a，Gouraud，“Memorandum des principaux faits relevés depuis L'arrivée du general h.c. jusqu'à ce jour，”13 January 1920；WO 106/195/21，Wratislaw（Beirut）to FO，4 March 1920；AD 2330/A1a/134，Roux（Baghdad）to GCC，16 March 1920；FO 371/5034/E3182/FO41CPO31，Meinertzhagen，31 March 1920；FO 371/5035/E5690/35，Wratislaw（Beirut）to FO，13 May 1920.
[97] al-‘Āsima，15 December 1919，3；al-‘Āsima，12 january 1920，2；al-‘Āsima，1 March 1920，2；al-‘Āsimcaonimaa，3 May 1920，2—3；MAE L：SL/vol.64/731，Gouraud to MAE，26 March 1920；al-‘Āsima，26 April 1920，7—8；FO 371/5037/E8350，Gertrude Bell，29 May 1920；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68—169；al-Rīmāwī，al-Tajriba al-faysaliyya，41.
[98] AD 2347/1，Le Président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Beyrouth）to Lt. Col. Nieger，13 January 1920；AD 2347/3as/d2，“Extraits du bulletin de renseignements du 10 avril［1920］”；AD 2347/12，“Extraits du bulletin quotidien du 12 avril［1920］”；MAE L：SL/vol.64/823—826，Gouraud to MAE，14 April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27 avril au 3 mai［1920］.”
[99] 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11—18 décembre［1919］”；IO L/PS/10/802/p967，Report of Waters-Taylor，5 January 1920；WO 106/196/663G，GHQ to WO，7 June 1920.
[100] IO L/PS/11/169/P1512/1920，Major C.A. Boyle，3 December 1919.
[101] al-‘Āsima，1 January 1920，2；AD 2380/5/21/184，Cdt. Rouchi to cdt. de la troisième brigade de cavalerie（Alep），25 October 1919；MAE L：SL/vo.19/1573，Gouraud to MAE，30 November 1919；AD 2372/837，TEO（zone ouest）to cabinet politique，20 April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20 au 26 varil［1920］”；MD 4H112/2b/51，“Renseignements，” 25 May 1920；MAE L：SL/vol.33，Gouraud to Millerand，22 September 1920.
[102] al-‘Āsima，8 January 1920，3.
[103] MAE L：SL/ vol. 64/3—39/ “Note sur les finances municipals，les travaux urbains，et la nécessité d'un credit communal，”8 January 1920.根据《地球报》报道，大马士革的市政预算为40 000埃及镑。al-Kawkab，6 January 1920，11.
[104] 关于大马士革的信息，参见al-Kawkab，6 January 1920，6。关于阿勒颇的信息，参见IO MSS EUR F 152（Frank Lugard Brayne Mss.）/16b。“Palestine and Syria Autumn 1918，”19—22 November 19918；IO MSS/ EUR F152（Frank Lugard Brayne Mss.）/20，9 February 1919；Mardam Bek，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44—45。
[105] al-Kawkab，6 January 1920，10.
[106] IO L/PS/10/802，Gertrude Bell，“Syria in October 1919，”15 November 1919.
[107] USNA 59/867.00/1036/1717，Young（Damascus）to Wallace（Constantinople），5 December 1919；FO 371/4186/162128/495，Telegram from acting Spanish consul（Damascus），forwarded by Spanish ambassador（London）to Curzon，11 December 1919；USNA 867.00/1045/1825，Young（Damscus）to Secretary of State，13 December 1919；The Near East，8 April 1920，495；FO 371/5037/E8350/4，“Note by Miss G. L. Bell C.B.E.，”29 May 1920；Howard N. Sachar，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1914—1924，274.
[108] AD 2344/c1/août-décembre 1919/362，Cousse to HC，21 November 1919；al-Kawkab，27 January 1920，11.
[109] USNA Aleppo Consulate RG84/121/800，J.B. Jackson to Adm. Mark Bristol（Constantinople），9 February 1920；The Near East，18 March 1920，390；IO MSS Eur F152（Frank Lugard Brayne Mss.）/20，495；F.B. Hanano（YMCA，Aleppo）to Brayne（?），21 March 1920；The Near East，18 March 1920，495；FO 371/5076/E8007/74—79，“Note by Miss G.L. Bell-May 22，1920.”
[110] FO 371/4163/14536/ 74070，DMI to GHQ，17 January 1919.
[111] 根据报告，1919年1月1日至7月20日期间，大约有61 000名亚美尼亚人从阿勒颇被遣返。在此期间，有74 000名亚美尼亚人从叙利亚和土耳其南部被遣返，另有72 000人等待重新安置。USNA Aleppo Consulate RG 84/vol. 112/840.1/395，23 August 1919.
[112] FO 371/3058/137867，“Internal Conditions，”11 May 1917；WO 95/4372/C374，Sykes to OGS，22 November 1918；FO 371/4143/32104/EA2135，GOC to WO，22 January 1919；FO 371/4143/32104/EA 2135，GOC to WO，22 January 1919；FO 371/4143/724011，Clayton to FO，9 May 1919；FO 371/4143/104019，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Egypt），13 May 1919；DU SA/493/6/46，Shuqayr to Faysal，20 March 1920.在阿勒颇，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施食处每天向1 500名亚美尼亚人发放食物，该市有8 000多名亚美尼亚人得到了其他形式的援助。此外，英国人开办的一家孤儿院收容了将近2 000名亚美尼亚儿童，有4 000多名亚美尼亚人住在营房里。参见Paul Monroe et al.，Reconstruction in the near East。
[113] 参见FO 371/4178/7094/264—268，Hogarth to Chief Political Officer，EEF，18 December 1918；FO 371/4214/103277/3814，Telegram from Baghdad to IO，26 June 1919；FO 371/4181/99833/512578，Col. French to WO，7 July 1919；The Near East，12 February 1920，210；The Near East，19 February 1920，244；AD 2209/dossier：Bagdad jusqu'au 31 décembre 1920/47，Roux to GCC，28 February 1920；FO 371/5034/E2539/18，British Consul General（Beirut）to Secretary of State，17 March 1920；AD 2348/C15As/d1/9，Hussein Moudir（Meskine）to directeur general des télégraphes，13 May 1920；AD 2348/c15as/d1/781，Gouverneur d'Alep to min. intérieur，Damas，12 May 1920；IO L/PS/10/802/P5172/3—4，French report for the period May 25—31；FO 371/5188/E6197，Arabic Press Extracts for Week Ended May 31 1920；MD 4H114/4/491，Cousse to Gouraud，3 June 1920；MD 4H58/2，“Rapport hebdomadaire 433/2：29 Juin à Juillet”。
[114] AD 2380/5/21/184，Rouchdi（cdt. de la 3ème div.）to cdt. de la 3ème brigade de cavalerie（Alep），25 October 1919；AD 2330/A1a，Gouraud to Faysal，“Memorandum des principaux faits relevés depuis l'arrive du general H. C. jusqu'à ce jour，”13 January 1920；FO 371/5035/5661/194—195，Faysal to Lloyd George，1 June 1920；FO 371/5036/E7772/808，Shahbandar to Col. Easton（British liaison，Damascus），5 June 1920. AD 2344/c1/août-décembre，1919/149—150—151，17 November 1919；FO 371/5035/E%690/35，Wratilaw to Secretary of State，13 May 1920.
[115] al-‘Āsima，16 June 1919，1—2；al-Kawkab，4 November 1919，10；al-‘Āsima，3 May 1920，5—6.
[116] The Near East，8 April 1920，495；MD 4H112/2b/23，“Renseignements，”29 April 1920；Russell，First Mordern Arab State，142—143；Kasmieh，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231.
[117] WO 106/189/30629/EA2269，GHQ to WO，3 March 1919；AD 2342，“Rapport sur les troubles survenus le 28 février 1919 à Alep，”14 April 1919；MD 4H112，“Compte rendu du capitaine Gautherot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à Alep，” 6 May 1920；FO 371/4143/104019，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Eqypt），13 May 1919；Arab Bulletin，89（14 May 1918）：168—169；Kurd ‘Alī，Khitat al-Shām，3：163—165；Ghazzī，Nahr al-dhahan fī tārīkh Halab，716—718；Monroe，Reconstruction in the Near East，12—13，34—35.
[118] al-‘Āsima，25 December 1919，3；al-‘Āsima，19 April 1920，4；al-‘Āsima，20 May 1920，1—2；al-‘Āsima，24 May 1920，1—2；MD 4H58/2，“Rapport hebdomadaire：6 au 12 Juillet［1920］.”
[119] al-Kawkab，6 January 1920，10；MD 4H114/2/38，Cousse to Gouraud，18 January 1920.
[120] Sūriyya al-jadīda，27 December 1919，2；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1919—1920/349/2，Lamothe to GCC（telephone message），6 January 1920；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1919—1920/355/2，Arlabosse to GCC，9 January 1920；al-Difā'，13 January 1920，2；WO 106/195/1845s，GHQ to DMI，9 March 1920；WO 106/196，“GHQ Intelligence Survey，” 15 May 1920；AD 2374/1032，“Rapport，” 18 May 1920；AD 2358/dossier：renseignements politiques/444，Cousse to HC，24 May 1920；IO L/PS/10/802/P5172，“French Report for the period May 25—31［1920］”；MD 4H114/4/478，Cousse to Gouraud，3 June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1 au 7 juin［1920］”；AD 2374/dossier：TEO zone oust：adm.，cabinet polituque/ 1193/CP. “Zone est：situation Générale，” 15 June 1920.
[121] Dāghir，Mudhakkarāī，122.
(1) 后文中“国家”的表述皆指“民族国家”。——译者注
(2) 清真寺中的讲经台。——译者注
(3) mutanawwirūn为阿拉伯语单词mutanawwir（穆塔纳维尔）的复数形式，意为“学者”或“知识分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