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对于任何关注跨学科协作的人而言，关于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合作的简要记述，大都有所助益。本书是“战时沟通研究项目”（the Research Project on Wartime Communication）的副产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基础上于国会图书馆的架构下组织进行的。国会图书馆的项目包括以下几项：完善对大众沟通媒介的研究；录用和培训那些服务于宣传、信息和情报机构的人员；对于战略、策略和组织问题提出建议；描述和分析战争危机历史的某些阶段。

作为研究和分析的指南，有必要对政治沟通知识，尤其是当下的战争沟通知识进行回顾。毫无疑问，必须通过对关于权力制度和沟通过程的学科理论、程序和研究发现的全面介绍才能对这些知识进行概括与总结。由于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常常是零碎的、分散的，进行这样的概述总是困难重重。这种状况在创造和运用新的检测和处理数据的方法方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时代，而它的盛行是以经验研究异常迅速地蔓延为代价的。在“经验革命”中所运用的方法涵盖了从内涵到外延的广泛的程序范围，例如，精神分析访谈的延长；传记的诱惑；共同体生活的参与式观察；特质、态度和贡献的测试；简要的投票访谈。

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回顾是为了对经得起未来调查的命题进行对照和强调。需要在定义中对在该领域中经常使用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进行客观检验。对持续进行的政治研究进行定位，需要足够的逻辑分析，以保证所阐释命题的实证意义。因此语言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专家学者之间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双方的研究兴趣聚焦于符号的作用，双方之间的合作非常顺利，多年来政治科学家承担了宣传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从事符号和语言研究的哲学家也与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和芝加哥大学的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进行了合作。

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45年底，当时卡普兰先生加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拉斯韦尔先生成为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在过去的五年里，无论是该领域的研究还是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建构一个与研究状态同步演进的研究框架，却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与我们再次根据关于这些或那些观点的持续变化而进行重新论述相比，所要考虑的实际要素使得以现在的形式提供材料更为可取。

这部著作的文稿已经在讨论班进行讨论，尤其是在耶鲁大学，在这里更为详细地研究某些法律问题是学生的预备课程。除了对我们的有益批评之外，对其中某些将来可以利用的建设性观点的提出者表示感谢，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写作的初期阶段，我们尤其感谢内森·利斯（Nathan Leites）所提供的珍贵帮助，现就职于兰德公司；以及约瑟夫·古德森（Joseph M. Goldsen），时任国会图书馆项目的研究指导，现就职于兰德公司。在耶鲁大学，我们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威廉·福克斯（William T. R. Fox）教授（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奥利路大学的迈尔斯·麦克杜戈尔（Myres S. McDougal）。奥斯陆大学的哈拉尔德·乌弗斯达博士（Dr. Harald Ofstad）在其在此逗留期间做了十分全面的评论。正如参考文献所示，几位近期和当代学者发表的著作对我们的启发更大。在美国，有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 MacIver）、W. W.威洛比（W. W. Willoughby）、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在英国，有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乔治·卡特林（George E. G. Catlin）、理查德·托尼（Richard H. Tawney）和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西欧，有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J. K.布伦奇利（J. K. Bluntschli）。

最后，我们对耶鲁法学院的支持以及系主任韦斯利·斯特吉斯（Wesley A. Sturges）所提供的方便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波德·麦克利许（Archibald MacLeish）和卢瑟·伊万斯（Luther H. Evans）为我们的研究所提供的帮助。

哈罗德.D.拉斯韦尔

亚伯拉罕·卡普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