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认同与人格

未定义：符号，陈述（statement）

在任何层面上，符号都是有意义的或重要的。虽然语言学符号才是最重要的符号类型，但并非所有的符号都是如此。尤其是在政治中，非语言符号担负着相当重要的功能（比如旗帜、勋章和纪念碑）。陈述是蕴含重要性的一个完整单元：是一个主张、一个命令、一种质疑等等。从功能上说，陈述是主要的，个体的符号是派生性的：我们是根据其功能对陈述进行分类，根据陈述的类型对符号进行分类。（“符号”一词，在某些场合既会作为单个符号而被运用，也会作为整体陈述，甚至是一套陈述加以运用。）

主观因素成为政治现象的一部分，无论它们是否在符号中得以充分表现，通过对符号输出的检查就很容易对其进行研究。因此，符号分析的技艺可以作为研究任何情境中“物质的”和“观念的”因素之间不同关系的一种工具。13

定义：行动（operation）是指行为中的非符号性事件。

一个行为通常是以其重要性（对行为者而言，或者从某些观察者的观点而言）为典型特征：它是“投票”，是“敬礼”，是“行贿”。出于方便操作的考虑，我们排除其重要性而对行为进行描述。我们可以依据将选票投入投票箱的行动来界定投票行为，或者依据文件的传送来界定行贿行为。具有重要性的行为，我们称之为“实践”（参见第二章第三部分），而非行动。

定义：自我（ego）是运用符号的行为者。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根据符号强调了对“智慧的”或“有意识的”行为的分析（Mind，Self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1934）。自身（self）是在使用重要符号对其自身行为进行反馈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反馈是从那些与其互动的参与者的观点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是在“以普遍的他者为角色”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自我”不是仅仅从精神的意义上指人格的某些方面（现实测定功能）来被理解的，而是简单地作为指称任何有思想的生物体来被理解的。如果行为者是一个使用符号的人，他就是一个自我。（我们将介绍“自身”一词来涵盖更为复杂的涵义。）

当下概念的选择强调，政治科学除了使用符号之外，并不需要优先假设什么是必需的，或者说明什么是人类行为最本质的或最典型的特征。这既不是预先假设人类本质上是“理性的”，也不是假设他是由某种特定的驱动力或其他因素（对于获取、荣耀或者权力的迷恋）所主导。14人类无论是在哪些方面、在哪种程度上并且在何种条件下确实是在理性地“行动”，或者依据这些动力而采取行动，这一点无法根据概念框架进行预先判断，但是必须取决于在不同情况下对人类行为的调查——以及对那些行为中不同类型符号的调查。

定义：认同（identification）是指符号使用者将其自我符号化为某个群体或各种自我组成的群体的一个过程（如果X将X符号化为Y，那么X就认同Y）。

符号化说明了这一过程，但是没有彻底界定其特征：其他行为——外化的以及内化的——会在与符号关系相符时发生。（在公开的符号化过程缺失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可以被视作认同指标。）认同的过程可能标志着个体生活的重大变迁。成为革命党的积极分子，或者加入“抵抗”外国征服者的行动，其实是将所有的一切置于风险之中。

认同作为创造政治上的“我们”的机制而发挥作用。正是这个所谓的“我们”，在政治现象中居于中心地位。政治需求即是为了由既定的自我所认同的自我们的利益而确定的，并且通过指涉作为结果的“我们”而进行论证。当自我们在情感上因这种以受认同的群体的名义而提出的需求而联系在一起时，政治就出现了。15

定义：认同陈述（identification statement）是对既定自我所认同的自我进行详细说明的陈述。认同符号（symbol of identification）是在认同陈述中指涉自我或自我们的符号。

“我是美国人”，“他是共产主义者”，都是认同陈述，“美国人”和“共产主义者”都是认同符号。研究这些符号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不同的符号在不同情境中以怎样的频率出现，不同的符号与哪些其他行为（如符号的或外化的行为）产生相互关联？

令人满意的政治地理学界定了那些人类用来证实其主张的符号，揭示了每一个符号所附带的行动的本质。一般而言，我们的地图显示了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但是政治的世界更为丰富，包括以教堂、种族、国籍、部落、阶级和王朝的名义加以辩护的行动（Lasswell，1935，30）。

定义：自身（self）就是自我，并且无论怎样都认同自我。

这一概念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界定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概念密切相关：一个人“拥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自我，如同存在不同的人类群体一样，这些人类群体的意见是他所关注的。他对这些不同群体中的每一个群体揭示自身的不同方面”。16正如在此所界定的，自身就是这些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的集合。因此它包括了自我所接受的所有角色，而且通过界定自我所认同的个体和群体来表现其特征。

正是在此意义上，自身如先前所言被指涉为政治的“我们”。个体进入政治领域，不是作为自我，而是作为自身。根据涵义更广的自身——为了拥护社会行动而支持一系列需求——政治行动取决于个体的符号化。对这个涵义更广的自身的召唤并不局限于不满，而是发生在彰显人际关系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中。

定义：人格特征（personalitytrait）是指表现自身特点的行为类型。人格（personality）是与行为者相关的人格特征的整体。个体（person）是以人格为特征的行为者。

人格特征是行为者在某种情境中所典型地表现出的行为。由于行为可能内化，因此人格特征包括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公开的行为习惯。对于人格的成分特征的分析，并不排除其经验内涵：正如这里所定义的，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是它们自己的特征。一个具备侵略和慷慨双重特征的人可能也拥有追随他人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个体的人格结构，并不包括使他倾向于以某种反应应对既定情境的所有要素。在既定情境中的倾向可能包括某些不足以被典型地视作人格特征的成分。

当不止一个人牵涉其中时，我们可以称某个行为或情境为“人与人之间的”，不论互动发生的程度和类型如何。

定义：人际关系根据在这种关系中全部人格被重视的程度而被人格化（persoalized），或者非人格化（impersonalized）。

当我们考虑虚伪的人类的思维、情感和环境，并试图使规则的运作与特定的情境相协调，且不破坏规则时，我们将法律和规则的管理人格化了。由于许多规则是由数以万计、甚至数以亿计被考虑的个体所制定，而且在制定时希望在管理上方便操作，因此如果“机械地”加以运用，所颁布的规则注定要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点是众人皆知的；也就是说，不考虑特定情境加以运用，就会产生不良影响。一些官员通过使每一个客户或者个案尽可能地非人格化来着重强调“机械”特征。在没有牺牲法规或法令所追求目标的情况下，其他官员可能在实现关系的人格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和规则的人格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危及了共同的善（什么是朋友之间的法律？）。

在政治科学中，正如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一样，专家在强调人格化或非人格化这两个极端之间游移不定。政治传记——主要是由历史学家所撰写——保留了政治的人格维度，但是关于公法的论述常常处于另一个极端。伴随着人格和共同体研究的现代方法的兴起，政治过程中的普通参与者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我们手头有更多的数据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被那些运作它们的人所体验的，以及是如何被动地呈现给这些人的。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科学的“人性化”趋势总是表现在“经典”之中，通常表现为关于“人类本性”的某些理论形式。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的多数章节都与心理学相关。然而，对于心理学的这种强调通常保留在非人格化的概念之中，而且经常利用心理学理论来提出关于“好斗性”（aggressiveness）或“慷慨”（generosity）或某些“人类本性”的其他特点的一般假设，而且这些借鉴来的普遍化假设被用于支持抽象的分析或争论。为了使政治关系人性化，拥有和运用与人建立直接联系的方法（以及为了分析的目的，记录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行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17

我们可以使用个体的替代性（substitutablility）作为衡量情境人格化程度的指标。替代性差异越大，关系的人格化就越强；相反，差异越小，就越需要用非人格化的方式来处理关系。

注释

1．在任何类型的定义中总有一些概念是无法界定的，否则就会陷入循环解释的怪圈。定义链必须有一个起点，但是原则上来说没有哪个概念是完全无法界定的。总的说来，有一系列选择来界定哪些概念是无法界定的，这些选择仅需满足以下要求：所选择的概念必须提供介绍其他概念的充分基础，而且无须定义它们也是能够被充分解释的。本书所使用的没有定义的概念只有两三个，我们将会详细介绍未定义的概念。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假定未定义的术语将会在有所意指的意义上被理解，而无须通过贴上“未定义”的标签来提醒注意这一假设。

2．“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国家，而是个体的行为；个体的意愿是政治分析的单位。”（George E. G. Catlin，1927，141—142）

3．我们说一个完整的行为，其典型特征是依次经过冲动阶段、主观阶段和表达阶段的顺序过程，请注意行为可能在没有完成时终止；主观阶段和表达阶段在这一顺序中可能会同时出现，更宽泛地说，行动源于紧张的开始，终于紧张的消除（恢复作为比较基础的原初关系模型）。对他人行为的科学观察，依赖于指标，这些指标或是符号（语词或语词的对应词），或是非符号（横纹肌或平滑肌的运动，等等）。那么，他是否使用“行为主义”的或“非行为主义”的概念，这并不重要，如果其定义和操作规则阐释得明确而详细的话。关于行为的一般理论，参见George Herbert Mead，Philosophy of the Ac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

4．从严格的逻辑观点而言，我们可以强调定义并非是完全准确和严谨的，仅仅是将使用不同概念的框架表述得比通常所言更为明确。每一个概念都能由适用于不同观察视角的指标所界定，并提供独立的经验内容。

5．反应这一概念不能根据形而上的决定论观点而误用：“人类不是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行动，而仅仅是对影响他的刺激作出反应。”我们所说的仅仅是在何种条件下，各种不同的行为会发生。在自由意志概念中，任何经验性的东西都是由某些包含在这些条件中的主观性事件所构成。

6．Trotsky，1936，I，35.比较《联邦党人文集》第六章：“由个人计划的行动而造成的全国性重大事件，就其范围来说，国内外都有，一一罗列这些事例也就没有必要了，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只要对事例来源略知一二的人，就能联想到各种实例；而对人性有一定了解的人，也不会一直需要这种事例来形成他们对个人所起作用的事实和程度的看法。”

7．参见Timasheff，1939，6：“人类行为中的每个同一性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观点：以相似的条件作用于具有某些必要相似本质的人们，会产生相似的结果。”这一观点本身，其逻辑重要性要强于经验重要性。所谓经验性就是对具体案例中的E、P和R进行界定，尤其是准确界定与之相关的功能。

8．根据行为，而非被视作与实际行为不同的目的，来界定“冲突”和“促进”，这一点至关重要。动机必须被考虑为作为决定后来行为的倾向，而非实际发生的在既定案例中使冲突或促进无效的行为。两个群体在维护和平时可能都拥有根本利益，一个支持、一个反对常规的军事训练。这些群体的行为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尽管它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目标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最终通向促进行为提供了调整的基础。

9．在一个行为完成的任何阶段，它都可能被其他行为所推动或阻碍。根据冲突是否发生在冲动阶段，或早期、中期和后期的主观（和表达）阶段，干扰会构成拒绝、抑制、镇压或反对。相似的定义可以参见Dictionary of Psychology，edited by Howard C. Warren，Houghton Mifflin，1934。

10．相关案例可参见Machiavelli，Discourses，Bk. I，chap.54，“How Much Influence a Great Man Has in Restraininga Multitude”。

11．标题为“命题”的陈述是以假设或者假设架构的方式来阐释，而非所声称的正确的“规则”——参见导论。这一名称是为了与定义相区分。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仅仅有两三个这样的命题，因为必须首先介绍概念才能提出命题。

12．关于一般的概念，参见C. W. Morris，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Prentice-Hall，1946。我们使用符号而非莫里斯的“标记”（sign）一词，以符合社会科学中最常见的用法。在第二章我们还会详细讨论符号问题，在第八章会具体讨论政治符号。

13．关于社会科学对于符号研究的一般重要性，可以参见H. D. Lassell，1948，1949。

14．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并不能创造人，但是可以使人类摆脱自然的奴役并驾驭自然”（Politics，I，10），这一观点蕴涵着经验主义的想法，即质疑任何试图实现人类本质上是“理性动物”的概念的做法。人类，仅仅只是在本质上是无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正如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指出：“人类是一个混合体。在政治中，人类的本质，正如人类在婚姻和其他任何一种制度中一样，事实上是一个混合体。无论是理性还是本能都是必需的；他们或许会赞同和服务他者，如果他们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1942，77—78）。

15．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见H. D. Lasswell，1930，尤其是185—186。一般而言，认同上的差异与反应的差异是密切相连的：在所有其他事物中，我们所依赖的是积极的“我们”。预言取决于将会在其中产生行为的角色的知识。简言之，认同是预先假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6．William James，Psychology，Henry Holt，1892，I，294.亦可参见F. H. Giddings，Inductive Sociology，Macmillan，1901，10：“社会学的调查单位是伙伴，也就是说，个体不仅仅是一个动物，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也是一个伙伴、一个学习者、一个教师和合作者。”

17．近年来，政治科学的人性化和具体化由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及其学生所推动。正如沃特尔·李普曼（Preface to Politics，M. Kennerley，1913，83—84 and 32）所言：“当我们注意到政治学的关注点已从机械转向人类中心，我们将要实现我所笃信的现代政治学的最基本的观点……我们的政治思考的最大错误在于脱离人类谈政治。”汤因比（Toynbee）恰如其分地称此错误为无动于衷的谬误（apathetic fallacy）：当“悲惨的谬误”蕴涵在没有生命的事物中时，我们现在却陷入倒转的谬误中——对待生物体好似其没有生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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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包和马戏，泛指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所施展的一种小恩小惠的手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