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

不仅要关注政治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而且要关注在对政治过程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符号。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在政治理论中，语义的混淆明显影响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的展开。毫无疑问，这些混淆部分导致了对过去的政治洞察力的普遍轻蔑和对这一领域将会取得什么成果的普遍失望。但是模糊不清、茫然不定、含糊不明并非政治科学的主题所与生俱来的特点；只有当我们不去试图避免这些问题时，它们才是不可避免的。16

因此，在下面的篇章中，我们通过明确阐述定义来介绍政治科学的主要术语。在许多例子中，概念和术语的差别体现在复杂的分类学结构中。这样一种分类法只是政治研究的工具，而非替代物。除非下定义是作为系统观察和解读政治过程的工具，否则定义就无法丰富语言的表达。写在卷首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名言是再适宜不过了：名称本身，无法构成政府，也无法构成政府科学。名称仅仅限于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下提供研究的工具和框架。如果名称及其定义要超越言语的重要性，那就必须在框架中使用这个工具。

在某些例子中，定义纯粹是“名义上”的：定义所介绍的语词不是先前使用过的（至少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而仅仅是为了方便使用符号。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定义可以纳入传统逻辑上称之为“本质定义”的范畴。定义是为了使由常规用法所体现的内容清晰化和明确化，从而分析所要表示的概念。

但是用法仅仅是明确地表达概念时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其自身并非决定性的。这不仅是因为用法可能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里定义的明确表述对政治研究而言是工具性的而非语言学上的意义。成功执行这种功能常常需要限制或扩展定义的常规用法。然而，在用法已经明确的地方，为了使术语从特定的或“情感的”含义中分离出来，我们就要用其他名称替代它。17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不是使术语的用法标准化，而是为政治理论提供分析框架：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它，而且在未来的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直接或者通过转述的方式来使用该分析框架。18

为实现这一目标，定义就必须提供经验指标，这些指标最终可以将引入的术语与实验情境联系起来。这类稳定的指标，在社会科学中不像在自然科学中那么容易获得。化学家在运用术语“碳”（carbon）时知道，无论是在新英格兰还是墨西哥运用其分光镜作为研究工具，都会记录下某些波段。但是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愤怒（anger）时，却无法提出同时适用于这两个地区的简明指标。不仅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模式不同（在文化模式的基础上可以推理愤怒问题），在收入群体和其他社会分层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指标所蕴涵的意义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墨西哥可能逐渐被讳莫如深的“盎格鲁—撒克逊”规范所同化。

指标的不稳定性（index instability），使得当下研究中的许多量化政治假设的努力变得徒劳无益。进一步的结果是，社会理论的概括若要有助于未来的研究，必须被限定于明确规定的社会条件。在此，我们可以谈一下情境参考原则（principle of situational reference）。经验的重要性要求社会科学的命题不是确证绝对普遍的不变性，而是要说明重要性各异的变量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相互关系。19

排除情境因素的考虑，不仅不会使命题普遍化，反而会掩盖那些代表我们自身文化的情境的特殊性。在政治科学中，这一原则十分重要；在政治科学中，兴趣强化了将既定社会模式视作唯一可想象模式的趋势。近期的工作越来越注意到在古典和现代的政治理论中，存在着地域和民族中心的要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妇女、“野蛮人”和奴隶概念，以及霍布斯和卢梭所谓的“人性”的概念。20

除了指标的不稳定性之外，这些考虑还将观察者的作用凸显出来。与自然科学家相比，社会科学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所观察的现象。观察者是社会的一部分，其研究结果亦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考虑到自己也成为观察对象的一部分，或考虑到观察结果会记录在案，因而社会成员可能故意修改自己的反应。如果这种可能性是可控的，就必须注意到观察者在观察领域的影响，必须详细说明使得稳定的指标成为可能的具体步骤是怎样的。因此，现在的许多研究是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在社会研究各领域中展开的：访谈、参与式观察、观众的立场，等等。

即便在由稳定的指标赋予经验内容之时，清晰界定的术语其自身也不足以提供一个研究框架。正如假设在研究过程中被证实或是证伪，我们必须明确地表达命题。但是，人们或许会问，政治科学的命题都是值得明确表达的吗？“科学”难道不是集人类行为某些方面的模糊的常识性信念之大成吗？毫无疑问，正如C. J.弗里德里希（C. J. Friedrich）所观察到的，许多基线假设（base-line hypothese）都是源于常识（Friedrich，1937，7，19）。但是，这并不使得基线假设在源于常识的明确表述中变得或是毫无价值的或是非常有效的。

就操作性观点而言，这些明确的表述用梅里亚姆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的审慎”（political prudence）（Merriam，1931，210）。由于这些明确的表述包含了经验和知识，为达到各种政治目标，它们就会对某些行动过程进行指导。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所体现的实践的智慧正如我们所知的有关国际象棋的那些格言。诸如“占领”或“棋逢对手时，马比象更可取”之类的陈述，都是知识和经验累积的结果，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它们都不能被称为象棋理论。但是以政治为业的人，正如国际象棋选手一样，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感（positional sense）；那些关于审慎的格言需要对成功的运用进行“良好的判断”。从沉思性观点来看，为了实现从当代立场来看的效用最大化，审慎的陈述必须通过具体说明陈述展开的条件来加以补充，而且具体说明必须与对经验指标的观察联系起来。因此，政治科学的研究材料是适用的这一判断，是通过存在不同个体和群体的政治工作知识来展现的。但是出于政治研究的目的而非政治实践的考虑，这些足以应付实际工作的知识必须用理论术语重新加以阐释。

在后面的章节中所明确表述的那些命题，不是已经建成的科学的、公认的规律，而主要是重新表述政治的审慎性的内容，是服从于研究的假设。严格说来，它们不是假设，而是假设概要（hypotheses-schema）：当特定指标与既定问题的条件相联系时，形成假设的明确陈述。21（正是这些条件，比如“从哪里划定界限”，决定了概念运用的程度。）

由于命题被视作常规假设，而非既定规律的明确表述，所以我们不关注是否需要搜集相应的证据来证实规律。它们的功能是用于指导如何寻找重要的数据研究，而不是预测数据会揭示什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可以被认为有助于提供“思辨性模式”（speculative model），该模式在表述为数不多的符合这种命题类型的个案时，有助于提醒人们关注个案与命题之偏差。22

因而，本书在主要的叙述风格上，与对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的追求无关。这些追求——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由于上文提及的指标的不稳定性而变得毫无成效——在当下的政治科学研究中使注意力和精力偏离了以经验方式论述对情境性地域化问题的局部研究。概念框架和理论结构在后面的章节中有明确的阐释，这是为了使得特定的研究富有成果，而非为阐释而阐释。23

因此，关于命题的简短讨论，不是为了替代证据，而是为了澄清假设的内容和指明有用的研究框架。源自政治思想主体的许多引用材料，都将根据这些意图而展开分析，而不是为在辩论中诉诸权威。在一系列新术语和新用法的背后，这些引用材料也透露着我们的观点与古今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24

如果要用一个术语命名这一观点，可以称为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hominocentric politics）。作为科学，它在人际关系中发现了研究对象，而不是在抽象的制度或组织中；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他的所有方面加以观察，而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有限需求或利益的化身来研究。作为政策，它珍视的不是非人格化国家的荣誉或社会机制的效率，而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能力的实现。

笔者以为，正是在这里，是本书对当代政治思想研究的一大贡献。在我们的文化中，越来越注重作为人类主要价值的（来自自身和他人的）尊重——康德哲学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然而，对于尊重的关注比较难以表述；当然，与对权力和财富的广泛关注相比，社会科学家大多忽略了对尊重的研究。那些源自前面这些领域的概念，尤其是经济学概念，总的来说都是被当作价值过程来使用的。结果，注意力从人际关系方面转移开来，而在人际关系中人类尊严是最重要的；而考虑到人际关系的研究，都是处于去除经验控制的非自然主义的框架之中。我们时代的价值科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之一是发展那种对社会过程中蕴藏着的特别的人类价值所持的自然主义态度。

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是逐步实现理想所必需的，不仅对于民主理想而言，而且对于科学理想也是如此。因为权力仅仅只是显露在人际关系中的所有价值和工具中的一种而已；我们无法从正在使用的其他价值的抽象概念中充分理解权力。“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在“为了权力的权力”的意义上，对研究而言，如同对政策一样是有局限性的观点。在后面的章节中，权力分析涉及对尊重和其他价值的分析。我们的价值观要求，用一个集中关注权力的人类结果的概念，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替代权力政治，而权力正是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主要关注点。这样一种观点为适用于多种价值的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的预防性和整合性行动的规划提供了基础。

注释

1．比较G. P. 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Longmans，1942，350—351：马基雅维利主要是为统治者著书，而霍布斯主要是为被统治者著书。《君主论》是一本治国术指南，《论公民》则是一本关于“服从”的入门之作。

2．比如，可以参见J. K. Bluntschli，1921。布伦奇利将政治科学界定为“关于国家的科学，即试图阐明和理解国家的条件、本质及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发展的科学”。在他看来，国家的必要本质，在于男性性格！这些著作启发了帕累托（Pareto）关于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3．列于本书的参考文献，截至本书英文版出版时止。

4．政治概念的分析也包括观察和实证方法的问题。政治思想上对这一方法论的探讨在查尔斯·E.梅里亚姆近期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5．将操作性观点和沉思性观点整合起来，意味着政治科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未来，而非仅仅处理过去的或多或少具有偶然性的数据。比较Dewey，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is，Henry Holt，1915，5：“历史学家应注重根据临近的问题和利益来分析过去，而非为了发现未来走向的数理曲线而总结过去”。

6．在导论的其他部分，我们还会提出其他原则。我们是在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所说的“主要原则”的意义上使用“原则”一词：明确的表述（formulation）不是形而上的真理，而是研究中可以操作的逻辑工具。

7．不幸的是，像卡尔纳普（Carnap）和赖辛巴赫（Reichenbach）之类的经验论者不太关注社会思想；哲学家（比如罗素）和实用主义者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甚过对社会科学的逻辑分析。

8．帕累托强调平衡分析，此后生理学家L. J.亨德森（L. J. Henderson）和W. B.卡侬（W. B. Cannon）推进了对平衡分析的研究，以下著作便是受其影响：Elton Mayo，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Macmillan，1933。将平衡分析应用到社会现象中并不必然包括经典的社会“有机体”的比喻［在怀特海（Whitehead）那里，有机体概念在某些普遍的意义上，如其所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如果坚持通过将单个变量罗列成双而非处理其多样的相互关系，那么对社会研究来说其实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Lasswell，1939，541—542）。在社会科学中，关于平衡分析的一个明确表述是A. R.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为《非洲政治体系》一书所作的序言，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edited by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xxii—xxiii：“我们认为社会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只有持续不断地更新才得以维系的平衡条件，就像生物有机体的化学—生理学的同态。事件的发生，以某种方式扰乱了平衡状态，随之而来的社会反应趋向于修复平衡状态。”参见Gunnar Myrdal，An American Dilemma，Harper，1944，附录3：“关于累积原则的方法论注释”。

9．发展分析经常与某种平衡因素——除变迁过程的特征之外，还有变迁规律——相结合联系起来。混淆这些因素可能会干扰对二者的合理评价。因此，生物学家将达尔文关于进化过程的发展分析与达尔文主义相区别，后者是对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效的条件与机制所进行的表述。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变迁的“规律”很少明确地与对特定历史过程的描述相区分；那些能够对解释这一过程的理由予以证实的数据经常被错误地解释为假定规律的证据，根据这些假定的规律，变迁会发生，反之亦然。

10．19世纪的思想中关于发展概念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许多发展概念由于被解释为一系列“阶段”之间严格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重要性各异的连续变量的模式，其解释力遭到削弱。在达尔文之后的那些浮夸的进化论思想家将社会制度视作发展次序，断言一种从“神秘的”到“形而上的”到“科学的”进步，或者从“专制”到“自由”的进步。这些含糊不清的名称通常会出现于明确的表述中，这些表述显现了强大的宣传反响，确定未来世界将要呈现的形态，它们给预言的吸引力注入科学权威。分析易于揭露混淆、扭曲和无根据的假定，而明确的陈述便是依赖于这些假定。然而，如果发展的观点在预见选择性未来的过程中故意地被作为自我激励的手段，它在使研究过程与政策需要相一致时仍是有价值的。

11．R. Carnap，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37，§53.

12．这一点是值得强调的，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家中广泛流行，这些学科如果没有准确的测量就无法成为科学。镌刻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石碑上的是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的话：“只有那些可以被测量和称重的，才是知识。”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引入量化考虑；如果在使用数值确定的方法时困难变得明显，研究就会停滞不前。事实上，非测量的秩序可能满足功能性关系的识别（关于这一点，参见Kurt Lewin，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McGraw-Hill，1936）。社会研究从一开始就得益于放宽对精确量化确定的要求；数值确定标志着研究的成功结束，而不是研究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13．比较W. C MacLeod，1931，15：“政治科学仅仅是故意缩小政治科学家研究视域而调查社会的科学……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政治过程即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社会过程。”

14．社会变量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有时被作为否认任何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的依据：人类事务太过复杂而无法使其纳入简化的理论。但是比如，虽然决定投票行为的因素极为复杂，但这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可信的选举预测。正如休谟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包中午放在皮卡迪里广场（Picadilly Circus）的黄金，就好像是一块冰块一样，在下午一点就会消失。有时，不是人类事务的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而是“不完全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机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对社会研究成果持悲观主义态度的基础。但是，正如通常所指出的（例如Mosca，1939，283），至少我们可以预测什么不会发生：“机会”只在某些限度内运转。或者决定要素很少，或者决定要素多到足以进行统计处理，此时研究是最为富有成效的。但是这些条件是否得以满足无法通过预先的思考来解决。我们的任务不是发展或驳倒政治科学的不可能性的辩证证据，而是尽可能推进对政治过程的详细而精确的研究。

15．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符号化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一起凸显出来，由帕累托的词源（derivations）理论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所发扬。

16．比较the Federalist，No. XXXI：“一般而言，虽然不能自称道德和政治知识的原则有与数学同样的确定性，但是在这方面它们比根据特定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出判断，更有权声称我们更倾向于允许它们的存在。与客体相比，模糊性在说理者的激情和偏见中更为常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赋予他们自身的理解以公平条件，但是，由于让步于某些麻烦的偏见，他们被卷入语词之中，迷失于微妙之中。”

17．“在这种性质的著述中，对于世界上已经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称加以挑剔，或许会被指责为一种不恰当的非难，但是当旧名称易于使人陷于错误时，那么提出一些新名称就可能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Locke，Civil Government，Chap.viii，52）

18．当然，所有的定义部分地都是术语学的提议，但这并不总是它们最重要的功能。而且，在那些蕴涵强烈“态度性”或“情感性”成分的语词中，表现出术语学提议的，事实上，或许是——正如C. L.史蒂文森（C. L. Stevenson）在他关于“说服性定义”的分析中所暗示的——建议在定义中确切说明新物体所附着的态度和情感的成分。例如，对诸如“民主”之类的定义而言，确实如此。

19．因此，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无法明确提出“普世性的”命题，而是说这些明确的表达需要足够普遍的术语为文化和社会变化的数据作准备。

20．社会指标的不稳定性也暗示着趋势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意义。也必须为服从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转型持续性指标的尺度而作好准备。在决定何种程度上新指标与旧指标是可以互换时，关于趋势的知识是必要的。

21．许多其他情况相同的命题都属于这一类型。照字面意思解释，这类命题是空洞的，因为它们无法被模仿：相反的例子可以通过主张“其余情况不同”来解释。但是这些陈述在特定情况下，可能经常会被视为为了形成假设而制定规则：它们被当作某些明晰的要素，对原先声称的关联性而言，其连续性是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可以参见F. Kaufmann，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84ff。

22．在社会学家中，马克斯·韦伯对思辨性模式尤其感兴趣，他用“理想类型”（ideal type）来探讨思辨性模式问题。参见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23．因此，没有人在此尝试发展简化的符号或是假定体系，这种体系允许对基本概念展开正式或准数学式操作。看起来，建构这种体系并不困难；但是在当下的政治研究中能否从这类明确表述中有所收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被认为是关于国际关系和战争危机的彻底的数学理论式著作，可以参见Lewis F. Richardson，“Generalized Foreign Politics”，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Mon. Suppl.，Vol. XXXIII，1939。对数学和社会关系的新兴趣由以下这部著作所传播：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4．对年长的作者而言，本书是一个详细目录，一个自我评价；其早年的著作对实现这一目标贡献颇大。但是早期的著作也可能被解释为是邀请其他人参与总结和阐明政治思想当下地位和趋向的持续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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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斯蒂将Staatslehre译作“政治学”，其实更准确地应译为“国家学”。不过，国家学和广义的政治学同义，本书将其译为国家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