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玫瑰刺效应
故事是这么说的：美杜莎才一伸出她所有的舌头，男人们就逃走了。他们以为那些舌头是蛇。看看他们逃窜的样子：手指塞住耳朵，脚下生风，气喘吁吁，就像已经被蛇咬到似的。这场面让我有点想笑。可是后来男人又折回来，硬邦邦的宝剑落下，也不看看他在干嘛，就把这不幸的女妖给我斩了。神话到此结束。
到头来我已受够这样的斩首。我已见过那么多次，从我一学会思考就开始了。那时候我三岁，在阿尔及利亚，那是个割裂与被割裂、难以理解的世界。然而战争一直存在。因为战争的关系，我只好候着。那时我想：“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能还美杜莎以公道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便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人民的独立高于一切。美杜莎和我，我们只得继续等待。到了1962年，我开始写作，寄望于让身首异处的美杜莎得到关注，让她的舌头活过来。然而并没有，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父，还有一大堆愤怒的儿子忙着围攻她。我在混战中找寻像她那样的女人，舌头上长着眼和耳，身体会说话，也会笑。世上没多少这样的女人。我常对我的朋友雅克·德里达抱怨：她们到底在哪里啊？除了我母亲和少许仍在顽抗的女人，那些强大的、多产的、快乐的、自由的，那些我在文学中读到的生机勃勃的美女，那些珍稀而美妙的女人，在现实中可谈不上随处可见。德里达回答我说：她们既然存在于文本，那总有一天也会存在于现实。“总有一天”，哪一天？
1968年，我在混乱中看到了方向，发现了宝藏，在着了魔的万塞讷森林，我发明了梦之大学。大学到处是入口，遍地是通道，人人同袍，人人通灵，他们的范本：莎士比亚的喜剧，那是仲夏夜之大学。在那里，我们玩着各种各样的性爱游戏，跑跑跳跳，像傻瓜一样英俊，像梦一样主宰一切。可是在那里，我又发现美杜莎的尸身出现在走廊上。1972年，我和我的朋友福柯积极投身“监狱信息运动”（GIP）。当然啦，这位福柯是男疯子，不是女疯子。我爱人类。我爱朋友们。我爱女性的友谊，这友谊如同花园，自由的舌头在园中喷泉下戏水，诉说着彼此的秘密。我，阿尔及尔助产士伊芙·克莱因的女儿，听到这些秘密后是多么吃惊啊！我的女性朋友所遭受的恶待是如此之多。不止一条舌头被切下，被摘除，而那些被击打的舌头则退缩了，往往把男人的袜子穿在自己身上，啊不，还穿男人的鞋子、靴子。我大为震惊。
让我们回到旧日的产房：在阿尔及尔，我自由的故事从此开始。“我的”第一次分娩，是十四岁那年帮着母亲接生，之所以说是“我的”，是因为我们与分娩的女人在一起，我们与她一起生，那是种重生的喜悦。多么美好，强健，快乐，生下来的一刻，哭声与笑声的交响宛如乐曲。我不会让人夺走我们的财富！1968年在万塞讷，我曾拥有自己的公园与城堡，就等着将其建成其乐融融的花园了。1974年，制度上的机遇完全是在不经意间到来。我抓住了机遇，这也是从母亲伊芙那里学来的，她总能在生死一瞬间拿捏好时机。我在巴黎八大创办了女性研究的博士学位。这在法国尚属首例，在欧洲也算先锋之举。我请来十多名女研究员（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医生、作家）。多数是女性，也有男性。雅克·德里达很快加入我们，踏入这全新的殿堂。在这些博学多识却因身为女性而缺乏荫蔽的女性学者当中，还有我1970年结识的卡特琳·克雷芒。
我对这些女性友人说：轮到我们笑了。轮到我们写作了。
写作？是的。这是最亲密，最有力，最经济的研究方法，是最神奇，最民主的替代品。纸张加上想象力就能飞翔。三岁时，当我困在瓦赫兰的栏杆后面充当人类历史的囚徒，我就发现了最保险也最普世的越狱方法。
那是1974年。是时候了。我孤独地走在文学的路上，已经受够了。感觉熬过了长得可怕的时间。我已经写了不少东西，小说、论文，还涉足了戏剧。但孤独感总是如影随形。我那蒸蒸日上的母国，正产出大量备受喜爱的诗人、文笔优美的哲学家、高瞻远瞩的探险家和先知。但我似乎一直在等同等数量的女作者，等了有好几个世纪了。我当然相信兰波的预言。可是未来到底什么时候来？需要证人和同路人，我们才能继续前行。诚然，也有过那么几个，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还有朱娜·巴恩斯，寥寥数人而已。1976年我发现了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除此再无其他。
我向不止一位女性提议结盟。比如1972年，我去见亚莉安·莫努虚金，邀请她加入戏剧界的积极分子，反对法国监狱条件。1974年，跟卡特琳·克雷芒沟通过后，我们提议在友人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的出版社发行“未来女性”系列，于是立即动手写作。我们沉浸在童真般的语言的魔力中，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会成为小鸟。”我们这么说着，于是就真的成了。谚语具有神奇的功效：使虚构成为真实。“女人也会写”，于是她们就写了。未来就在当下里。短短几周里，我和卡特琳就产出了《新生的年轻女人》（La Jeune Née）。用卡特琳的话说，这本小书是“在澄澈无阴影的水中游泳”时产出的。它在法国激起相当反响。然后离开法国国内舞台。它去旅行。
我将它题为“新生的年轻女人”。日后的《美杜莎的笑声及出口》(1)算是它的狂暴版回响。关于它出版的有趣故事尚待写就。既“有趣”又不有趣。命途多舛也是种趣味。在这种种冒险的途中，我又结识了安妮·勒克莱尔，并邀请她与我共同写作“未来女性”系列的第二本书。她答应了，我们的合作从未中断。一切都是现在时，宛如悠扬的使人发笑的音符，始终回荡耳畔。
事到如今，卡特琳·克雷芒答应了我两次：第二次是毫不犹豫、不折不扣的，让我选取《新生的年轻女人》的一部分，题为《出口》，只署我本人的名字。卡特琳的许可过于慷慨：直接而自然。为同一件事的不同目的答应了我两次，迅速而毫无保留。
在我们之间不存在挪用行为。以同样的方式，我在得到友人安妮·勒克莱尔和马德莱娜·加尼翁的许可后，通过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女性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独自署名的《写作之来者》（La Venue à l'écriture）。
再回到《美杜莎的笑声》上来。这笑声不加遮掩，是多重声调叠加的娱乐，是大量来自我和你的讽刺、欢腾、愤怒、嘲笑，是爆发，是出口，是过分，我写得上头，有太多话要讲，有太多东西要宣泄。而我不捂嘴，不想掩盖冲口而出的话。
够了！
我大喊。
人们通常只喊一次。
我已经写了很多。自由的、超越的、大胆的、未注明日期的文字。我依然在喊，但不在文学中喊。在文学中人们通常只喊一次。我大喊过了。来啊。实实在在地喊了一次。造成了轰动。就一次。我有算计过吗？没有。只是时候正好。一次紧急状态。一次崩溃。在时间的衔接中涌现出的喊声，必须靠写作，喊出来。必须把那笑声刊印出来。
现实中尚未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文学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写作。
《笑声》与其他论文是种呼吁，就像给世界打个电话。人们通常的说法是：宣言。
打个电话？要是有人接起来，我该作何感想？或者反过来，我心存疑虑，是否就算自己发出一声里尔克式的叫喊，却连天使都听不见？
我想，我当时还是相信自己能被听见的。
那时候是好时代。雅克·德里达就在近旁搞解构，耐心而无情地破坏一切障碍。事情起了变化。当时我还不知道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妇女解放运动，但它已经影响了我，给予了我灵感。1970、1971和1972年间，我频繁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女性运动在当地规模很大。我在那里教授德里达哲学鲜活的革命性、还有我的朋友拉康的观念，70年代北美大陆充满执着于对立与排斥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者，面对她们的抗拒，我还捍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她们看来，弗洛伊德应被取消，就因为他是男人。我则是特伊西亚斯(2)一派，支持同一人身上存在不止一种性别。不过北美女性骚乱也是好的。有种感觉萦绕不去：我们不能独自前行，亦不能独自快活——就称之为“责任感”吧。我们需要见证别人，也需要被人见证：电话能打出去，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以美杜莎的名义打的电话。然后有人应了，但何时何地、如何应答皆不同于我所想。在法国，《笑声》和《新生的年轻女人》引起文论。在世界其他地方，则引发了行动。多么吃惊！在美国，《笑声》很快被译出来，美国便是我的美杜莎之去向。这是怎样一次旅程啊！无休无止，永不过期。而且老实说吧，也没有我的参与。这正是表述与行为的彼此独立。相较于我的小说以及日后创作的戏剧，美杜莎走得更快、更远。说实话我还是有些不爽。这个女孩，戴着种种语言的冠冕——尤其是种种英语（小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数十年来一直在超越我。她给了我结结实实的打击：是我把她从神话中捧出，成就了她，而她却陷我于如此境地：在全宇宙看来，我只是《美杜莎的笑声》的作者，换种说法就是明星的家长，或是仆从！任何时候当我备受瞩目，当我走过任何地方，她都如影随形：从日本到土耳其，从伊朗到危地马拉，从阿根廷到马来西亚，从黎巴嫩到韩国。
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吧：有个女孩快得要命，不假思索地超过你，使你落后！
就这样，我忘了她。
反而在法国，这本书已经绝版好长时间了。我也从未想过还能看到它再版。
她就这样在国外活动了，我的外国女孩。她甚至使我在英文圈出了名，诚然，我的文字译成外文，总会损失一些东西的。
那就别去想了吧。
不过有时候我还是会恼火，看着“Vol”这个因其在法语中是多义词而对我如此重要、如此宝贵的概念，译成英语后只可取其一义，所含的摇摆不定因翻译而熄火。这就如同美杜莎只用单翼飞行，而她明明有一双翅膀。就是这样，翻译从我们这里偷走了一次飞翔(3)。
算了，别提了。我都已经忘了她。
直到。
况且我才不是写宣言的呢。听到了吗？我只是写作而已。我是安安静静的人，不喜欢抛头露面。
直到有一天。
然后又有一天。直到后来。友善而好奇的“英语美杜莎”之友，终于想要见识见识“原版美杜莎”了，只因这头好笑的动物不是通过别的语言，而是通过法语而出世的。于是有人打电话给我，想要认识我，然后来电越来越多。我说：不，不，我不认识你们。然后是书店的朋友打来。最后是钱氏书店(4)打来，说有客人到店里来，想找美杜莎的原版作者。
瞧，她已周游世界，而今浪子回头。
“接受她回归法语，接受法语再版，你有何感觉？”我的朋友埃里克·普莱诺维茨（Eric Prenowitz）这样问我。他是英国某大学的学者、翻译、教授，在那里讲授我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并因翻译造成的混乱而备受折磨。
（差点忘了说，该文竟出现在世界各地各大学的教学大纲里，而且几乎总是以英文版教学，要么就用从英文转译的版本！）
我称之为“玫瑰刺效应”。譬如今天人们展示给《研究》杂志的花朵，只有当它们带上位于过去深处的玫瑰刺、与心灵有着直接的交流时，它们才是真花。正如这古老而始终年轻的笑声，源自愤怒与不耐烦混合着痛苦的笑声无法与我分离——我必须认可这笑声。
如今我被美杜莎的刺蜇了一下。可是正因这些文字中存在某种私人的东西，我才不想看到某个比我自身的刺更乖巧或更美丽的美杜莎，正如“我不想听到某个比我自己的母亲更美更聪慧的母亲来跟我道‘晚上好’”。
再有，在法语中，浪子找回了她的“vol”（飞/偷），因为译成英语的时候，该多义词被“偷走了”。
夏末秋初，就在写下这几行字后，我做了个梦，梦见粉色的马在天上飞。在梦中，我说：“好呀，我和我的爱人，就让我们踏上爱的冒险旅程吧。”我欣喜若狂，他则明白我的意思。我让他等了半个钟头，因为我在到处找房子，也找话语，既成的话语，撒谎的话语。时间到了，他却已经不见了，那个爱人。时空起了涟漪。他生气了吗？等我找到他时，他正要给壮丽的地平线拍远景照。
我强烈怂恿，要他跟随我攀上最高的阶梯，因那儿有着非凡的美景。爬上去之后，前所未有的景象令我眩目。他说：“是粉色的马。”是美杜莎的马。这时候我还没看清划过长空的粉色带状物是什么。后来我看清了，是马群：活生生飘着，强大、有序、令人艳羡，飞翔的马群。我明白过来，它们是把展开的鬃毛当成滑翔的鳍。
它们用这嗡嗡作响的长羽拍打着空气。它们本是地上的兽，却深吸气，朝向天空，怒而飞，栗色的身体泛着粉红光泽，多么惊人的美。有一刻它们擦着窗户飞过，我得以近距离观看，马儿吸着气，美丽的胸脯鼓了起来，往高处飞去，再次一头扎进空中的水域。我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景象。马群在空中划出的痕迹像这样：
前所未见。宛在天国。
把德里达称之为“先锋”的文章交到国家图书馆时，玛丽-奥迪勒·热尔曼（Marie-Odile Germain）对我说：“标题绝了。《新生的年轻女人》，你自己想的？”“不啊，是美杜莎告诉我的。”她是文学之缪斯，是酷儿。有人说她是酷儿的王后。要我说，文学本身就是酷儿。叙事者则说，是超自然。犹如头戴魔法冠冕的地母神库柏勒，她转头，施展美的魔法。她转回头，成为新的高塔。
粉色的她把冠冕戴在头上，落座。我问：“今天，女人都怎么样了？”戴冠的人答：“2003年我出生，我在韩国出生，我们1970年到的那里。不久后就有拉美人叫我去她们那里。这些日子我住在加利福尼亚。这是南北美的美杜莎时代。我还在亚洲的长空不停驰骋。法国呢，法国又如何？”我说：“恐怕你得回到我窗前来了。这些日子空气中弥漫着海藻，人都快窒息了，也不怎么笑。”
埃莱娜·西苏
(1) 1975年的《美杜莎的笑声》初版事实上包含两篇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与《出口》，2010年Galilée的再版亦是如此（中译底本）。
(2) 希腊神话中的特伊西亚斯既做过男人，也做过女人。
(3) Vol在法语中既有“飞翔”义，又有“偷窃”义。原句“Voilà qu'en traduction on nous aura volé un vol”通过动词voler和名词vol示范了该多义词的含糊之处。可惜不论英汉，皆无同时具备此双重含义的字词。
(4) Librairie Tschann，巴黎知名人文书店，1929年在蒙帕纳斯街区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