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和亲密关系

我们以货币这个特例来说明。许多社会评论家承认，农户、手工作坊和渔村不可避免地将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混杂在一起，但他们却以某种方式逃脱了“敌对世界”学说的诅咒。艾尔希坦和其他人对货币化的社会关系保持恐惧和谴责，认为随着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货币化的社会关系侵入了亲密关系领域。他们论证道，这种典型的非人格化媒介(9)必定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引向淡薄、脆弱、精于算计。

然而，到目前为止，将货币视为普遍化、标准化媒介的观点已经受到沉重打击。社会科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普通的经济行动者都认识到，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必然成为原则问题的话——食品券、地铁票、地方性货币和商业票据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资格成为货币的不同品种，但它们却在有限的范围内流通，而非合并成单一的同质性媒介。在货币领域中，“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的观点甚至比经济分析的其他领域更加突出。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顽固观点：认为金钱和亲密关系代表着相互矛盾的原则，如果交汇就会产生冲突、混乱和败坏。因此，对于有偿捐献卵子、出售血液和人体器官、购买对儿童或老人的照料、给家庭主妇支付工资等是否合适，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辩论通常没有认识到亲密社会交易与货币交易经常是共存的：父母付钱请保姆或请儿童保育员来照顾子女、养父母为获得婴儿而支付金钱、离婚的配偶之间支付或收取离婚扶养费和子女抚养费(10)，以及父母给子女零花钱、资助他们上大学、帮他们办理第一笔抵押贷款、在遗嘱中留给他们大量遗产，皆属此类。亲朋好友送上礼金作为结婚礼物、朋友之间互相借钱、外来移民通过定期汇款来供养家乡的家人，也属此类。

总和起来，这种亲密关系间的交易并非微不足道，而是会产生巨大的宏观经济后果，例如使大量现金从富国流向穷国、使财富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此外，正如财富的代际传递所表明的那样，亲密交易还造成或维持了阶级、种族、族群、甚至性别之间的大规模不平等。对亲密交易的参与者来说，秘诀是正确地匹配货币支付行为和眼前的社会交易。这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双方之间更总体关系的界定。事实上，表面上相近的货币转移，如津贴、汇款、缴费、贿赂、小费、还款、捐赠、偶尔的送礼，其意义和后果只有确定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后才会出现。所有这些支付行为，以及其他更多的支付行为，通常是伴随着亲密交易发生的，行为的意义来自这些交易所处的长期社会关系，行为的结果则像这些长期关系的函数一样变化——其极限值和例外情形仅仅出现在一些短暂的关系中。

我关于货币的论点不过是本书总体论点的一个特例。首先，我认为，人们经常对充满意义的社会关系进行区分，包括他们最亲密的关系。人们会进行“关系工作”（relational work）。除了各种标示物，人们还使用不同的支付体系——媒介——去创造、定义、确证、挑战或推翻这种区分。当人们为支付问题而争执时，他们当然经常为应付的金额而争吵；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经常为支付的形式及其是否适用于其中涉及的关系而争论。例如，人们对作为报偿、应得津贴（entitlements）、礼物的支付之间的区分争辩不已。当你把那张百元钞票给我时，你是在支付给我服务费、给我每周的零花钱（allowance），还是在显示你的慷慨？

其次，我认为，这种区分适用于亲密社会关系。人们经常根据自己对双方之间关系类别的界定来区分货币转移的形式。他们运用符号、仪式、惯例和物理上可区分的货币形式来标示不同的社会关系。正因为亲密关系涉及信任和风险，所以当亲密关系产生作用时，关系工作就变得更加微妙和重要。尽管“敌对世界”学说使人们推断货币交易会败坏这种关系，并最终将其转化为无人情味的相互利用，但对这种关系的仔细研究总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在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中，人们都设法实现将金钱转移整合到更大的相互义务网络中，而不破坏其中的社会关系。金钱经常与亲密关系共存，甚至维系亲密关系。

那么，“敌对世界”难道纯属杜撰吗？仔细研究会发现，“敌对世界”的论点也不能简单地被当作空想而不予考虑。人们在极力支持“分隔领域”时，肯定是在做某种重要的工作。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详细论述的那样，事实上，当人们试图在容易产生混淆的亲密关系之间建立或维持边界时，例如当一名父亲聘用其女儿到他的公司时，或者一名律师处理他老朋友的离婚案时，人们经常援引“敌对世界”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往往会采用“敌对世界”的惯例（practices），用说话方式、肢体语言、衣着、制服、空间位置来表示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老板—秘书、丈夫—妻子、嫖客—妓女、情夫—情妇、父亲—女儿、顾客—侍者，还是其他什么关系。这样，他们就能防止与“错误”关系的混淆。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研究亲密关系的参与者何时、何地、如何、为何援用那些将表面敌对的世界相互分隔的思想和做法，以及这会产生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