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从我们构思这本书至今，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这意味着两位作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探究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这有助于完善原稿。研究合作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它一旦取得成功，参与者就将体会到非同一般的乐趣。我们就有这种体会。本书起初是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共同参与的项目，我们因此成为真正的合作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们都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也愿意将对彼此的感激之情公之于众。我们也应当一起感谢很多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不可能列出所有人的名单，只能择要感谢一部分人。

由于学术生涯之需，学者必须像乞丐一样乞求帮助。为了完成工作，他们必须乞求金钱、数据和帮助。在学术界所有深谙做学问的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研究人员对赞助人亏欠了多少。我们要公开感谢埃尔哈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对我们的帮助。多年以来，斯蒂芬·安德里奥尔（Stephen Andriole）、朱迪思·戴利（Judith Daly）、卡尔曼·西尔弗特（Kalman Silvert）、安东尼·沙利文（Antony Sullivan）、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博士和理查德·韦尔（Richard Ware）先生直接促使上述机构决定资助我们的项目，我们要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对我们而言，他们对我们的事业的理解和鼓励与其机构对我们的财政支持同样重要。

倘若你曾经从事过与人口普查和国民核算账户相关的跨国实证研究，就会充分理解我们究竟多么依赖那些整理数据并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获取数据，以及得到更多研究必需的尚未发表的资料。由于这些数据不胜枚举，我们无法列出所有在数据和信息方面向我们慷慨地提供帮助的人，也无法说明这些数据的意义。然而，我们要感谢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和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的两位立法助理——罗纳德·塔门（Ronald Tammen）和阿瑟·豪斯（Arthur House）博士，以及兰德公司社会科学主任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博士。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我们才得到了这些数据。若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正是由于我们得到了这些庞大的数据集，我们才能做出必要的运算以检验支撑本书的假设。我们将把这些数据集存放于政治研究中心的校际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以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危机管理中心，供所有人使用。

我们要感谢此前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拉贾·切利亚（Raja Chelliah）博士、雪城大学的罗伊·巴尔（Roy Bahl）博士和美国政府官员埃利奥特·莫尔斯（Elliott Morss）对我们非同寻常的帮助。他们在我们衡量政治能力的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手。这项工作仍在继续。我们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统计局的丹尼尔·福克斯（Daniel Fox）先生，他好像是一位从不出错的向导，指引我们去处理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学数据。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士。詹姆斯·卡波拉索（James Caporaso）教授、布鲁斯·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教授和罗伯特·诺思（Robert North）教授阅读了整部手稿，向我们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臻于完善。威廉·多姆克（William Domke）博士、迈克尔·霍恩（Michael Horn）先生和史蒂文·鲁德（Steven Rood）先生付出不懈努力，帮我们将数据理清楚，并帮我们作出分析。克里斯托弗·布雷德（Christopher Braider）先生和芭芭拉·斯卡拉（Barbara Skala）女士负责编辑整部手稿，提出修改建议，其文学底蕴使本书更精炼，也更有文采。德博拉·埃迪（Deborah Eddy）女士管理着这个庞大项目的各种琐碎细节，负责打字，并不厌其烦地对书稿进行审稿。

本书第二章是奥根斯基和杰克·库格勒的一篇论文《大卫与歌利亚：预测国际战争的结局》的修订版。这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7月《比较政治研究》第11卷第2期，第141—180页。塞奇出版社允许我们使用这篇文章。我们还要感谢《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国际安全》的编辑让我们使用最先发表在该期刊上的资料。

此外，两位作者均想向谢里尔·库格勒（Cheryl Kugler）表达感激之情。作为既要做研究又要写书的学者的家人和亲人，生活中难免缺乏乐趣，她却能欣然接受这种缺憾。

毋庸置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并不总是认可我们的观点。书中的错漏之处均由作者负责。

奥根斯基

1980年于安娜堡

杰克·库格勒

1980年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