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完美结合

《战争的比价》英文标题为“The War Ledger”。“Ledger”一词在英语中有账本的含义，因此国内学者也曾将这本书译为《战争的分类》《战争明细账》《战争分类账》等。然而如果将书名直译为《战争账本》，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清算战争旧账的书，猜想其中内容涉及战争的经济损失、死亡人数、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等。秦亚青教授曾将此书译作《战争的比价》，并指出其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9这一译法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老师的支持。在翻译过程中，我也逐渐感觉到“比价”比“账本”一词可以更传神地表达全书的主旨思想，也更具动态的美感。从原书内容看，权力转移理论关注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尤其是体系主导国和挑战者之间能力的比值。作者将体系中的大国两两分组，计算二者能力的比值。他们认为，当挑战者的能力接近主导国的80%时，最容易爆发国际冲突。在推导各种公式的时候，作者也计算了多个比值，例如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口的比值、税收和国际生产总值的比值等。

《战争的比价》聚焦和战争相关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大战为何爆发，战争的胜负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战争的结局对战争参与者的复苏有何影响？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弱胜强，拥有强大实力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再次遭到重创，以色列也能战胜兵力远超过自身的对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框架。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断言，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和挑战者之间增长速度的不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这一不稳定进程以及接踵而来的强者之间的冲突，恰似磁石一般将体系中所有大国都卷入战争之中。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将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相结合构建了国家能力模型，认为决定战争的胜败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实力，而是其政治体系动员资源的能力。为了避免战败是因为某个国家并未全力投入，同时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在选取案例的时候，既要保证各战斗方均全力以赴，又要保证战争没有受到非战争参与国的影响。

他们还发现了战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战局已定，战败国往往会以更快的速度东山再起，在战争结束15年到18年之后，战斗各方的实力又将回到倘若没有爆发战争其本来应该所处的位置上。从权力角度看，战败者的快速复苏抹平了之前的损失，某些国家甚至赶超了战胜国。这种不可思议的复苏就是凤凰涅槃因素（the Phoenix Factor）。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凭借深厚的研究功力，娴熟地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去验证权力转移理论。这部著作既逻辑严密而简约，又不乏历史研究的深度。本书的定量分析建筑在扎实的数据库基础上，广泛参考了世界银行的社会经济数据库和特色馆藏数据库、麦迪逊（Augus Maddison）的战争数据库等多个权威数据库。作者还使用了《SIPRI年鉴》、美国空军《统计摘要》、《飞机和导弹摘要月刊》等资料。书中的公式、图表和数据均展示了两位学者在定量研究领域的精深造诣。

《战争的比价》中的案例研究充满了鲜活的细节，并不会因为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就给人枯燥乏味之感。仅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罗伯特·肯尼迪这样回忆肯尼迪总统在危机决策时焦灼的心情：“他的手伸向他的脸，捂住了嘴巴。他张开拳头，又紧握拳头。他的面容憔悴，眼神痛苦，眼珠几乎变成了灰色。我们凝视着桌子另一头的对方。在稍纵即逝的几秒钟里，那里似乎空无一人，而他不再是总统。”在世界处于核大战边缘的危急关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一样倍感压力。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透露，为了缓解民众的焦虑情绪，他建议苏联其他领导人和他一起去莫斯科大剧院，这是在向国内外民众发出平安的信号，让他们在当天晚上可以“安宁地睡一觉”。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质疑核威慑模型，认为核武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关系。他们指出，在各国面临冲突升级风险和核大战阴影的时候，核武器并不会起到“让事态冷却”的作用。冲突各方在核对抗中的行为也不符合威慑理论的预期。人们在面临核战争风险时，甚至可能更倾向于诉诸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