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对比模型的经验验证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分析数据了。我们首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样本中每对国家之间势均力敌抑或力量差距悬殊是否与两国兵戎相见有关。我们的答案具有启示意义。当我们将战争和力量对比两个变量对照着看，我们就得到了表1.5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再深入探寻的话，这个表格的发现可能是令人不安的。所有的案例均平均分布于表格的四个部分。似乎在战争双方势均力敌和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都会发生战争。在我们最初观察的这一步，力量对比显然并不是预测战争即将爆发的指标。

因为我们引入“一国权力赶超另一国”这个概念作为自变量，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信息。表1.6说明了完成这个工作后案例的分布情况。

敌手之间势均力敌和差距悬殊均与战争相关。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力量对比是均衡的，那不过是因为一个国家正在赶超另一个国家，并在我们观测的时期超过了对方。表1.6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信息。当两个国家集团势均力敌，其中并没有一个国家正在赶超另一个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不会互相打仗。换言之，在大国层面上，如果均势不稳定就会发生战争。然而战争爆发的唯一条件是一对国家中一个国家的权力正在赶超另一个国家。这是一条揭示了国际体系运作方式的重要线索。然而对于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表中的证据仍然不足以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在敌对活动爆发前，会出现我们的模型展现出的哪种力量对比呢？

如果我们将主要大国和竞争者分开，并将边缘国家和中央体系的成员分开的话，就能够化解现有数据无法推翻任何一个假设的困局。只有这样，我们表格中的案例分布才清晰地指明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表1.7展示了在加入新的控制后案例的分布情况。

尽管表1.7中的数据并不丰富，却清晰地展现出我们想要追踪的基本关系。我们从最后一个表格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如果在竞争者之间爆发冲突，这不过是因为一个竞争者正在赶超另一个竞争者。这一过程显然是冲突爆发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没有冲突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形。前面的表格并没有清晰地展现出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大国和竞争者可能出现行为差异。毫无疑问，选择用权力转移模型来解释竞争者的冲突行为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无法通过大国之间的特定力量对比来预测即将发生的冲突。表1.7说明两个交战的大国势均力敌和差距悬殊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比率是相同的。在大国比对手更虚弱、更强大或者势均力敌的时候，大国似乎都会打仗。这些数据与表1.6中尚无定论的发现很相似。最后，如果我们关注表1.7的第一部分边缘国家的冲突行为，就会发现当所有交战方实力参差不齐的时候，会发生多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均势系统似乎是在发挥作用的。例如，在均势体系生效的时候就不会打仗。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现似乎证实了人们对模型的实用价值最严重的怀疑，读者可以回想我们得出的不能预测体系边缘国家行为的结论及论证过程。

我们已经分析了力量对比会不会是战争爆发的原因。现在让我们来确定同盟可能带来的影响。要知道，同盟活动是我们用来衡量领导人对威胁认知的可操作性指标。我们主张，如果国家领导人加强同盟，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对环境感到恐惧，并准备好通过打仗来保家卫国。另一方面，如果同样的领导人与其他国家疏远关系，这可能是另一个信号，说明他们并未从环境变化中感知到对国家的威胁。当然，我们假设在解释战争爆发方面认知与能力同样重要。这也是我们想要检验的假设。

在每对国家的样本中，我们观察同盟因素对于制造冲突发挥的作用，发现同盟确实是对冲突有影响的。28这个发现并不让人感到吃惊。表1.8展示了同盟和战争的数据。在表1.8中我们仅使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对各国对威胁的认知：消极、中立和积极。同盟本身与战争的爆发密切相关。只有一个案例表明，在这对国家卷入武力冲突之前，同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另一方面，在11个案例中有9个案例发生了战争，在这9个案例中同盟关系在冲突爆发前得到了显著强化。我们应该强调，表1.8并没有加入边缘地区国家行为的数据，因为从我们对边缘国家的定义看，这些国家与中央体系中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盟关系。正是由于它们与其他国家缺乏互动，所以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行为对于冲突爆发和卷入冲突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实验中的内容中存在着明显的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我们已经发现，权力转移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战争爆发，然而这个模型忽视了同盟因素。另一方面，我们的验证过程显然说明，同盟是在中央体系中引发重大冲突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尽量全面具体地阐释权力转移模型。三个因素似乎发挥着关键作用。

（1）一个国家赶超另一个国家将导致冲突。

（2）增长的速度会影响冲突发生的概率。挑战者赶超主导国的速度越快，二者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高。挑战者缓慢地赶超主导国将导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

（3）同盟不应在战争爆发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因为主要参与者假定同盟理所当然是永久性的。

要检验这一复杂的观点，要使用我们已生成的每一点数据。我们使用前面提出的连续变量来衡量每对国家的实力的比值，说明这对国家的权力是否接近势均力敌的水平。我们用这个数值乘以下一个指标，即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在扩大还是缩小，这样我们就能准确地把握一个国家是否超越了另一个国家，这个进程是以什么速度完成的。之后，我们使用同盟关系的整个衡量尺度来说明领导人感知威胁的程度。我们将样本分为竞争者和大国，然而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再次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们的理论认为，无法准确地预测这些国家的互动。29我们概率分析的结果见表1.9。30

完成这一分析之后，我们已将所有吉光片羽的发现均整合到一起，我们终于可以描述在哪些案例中的哪些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导致不同行为体之间爆发战争。31战争的条件似乎如下所述。

先说竞争者。在主导国和挑战者争夺头把交椅的时候，两个主导因素可以解释所有冲突的爆发过程，它们是两个国家相对的权力地位以及挑战者赶超主导国的速度。这两个因素的互相作用占到等式得数的57%，等式得数仅6%是由构成国际体系的联盟的结构变化导致的。我们进一步说明，两国的力量对比以及赶超的速度两个因素发挥的作用难分伯仲。显然由于竞争者实力雄厚，也能完全掌控国际局势，它们在决定是否让整个体系卷入战争的时候，对于其他国家的主张及其困境无动于衷。

下面探讨大国。上述两个因素可以解释竞争者大部分的行为差异，却无法解释大国面临的问题。对于相互争斗的竞争者大国，同盟似乎不会对武装冲突的爆发带来任何变化，而同盟却是可以解释大国行为的因素。在模型可以解释的27%的大国行为中，同盟行为能够对其中26%的案例具有解释力。显然，在大国决策过程中，决定其是否打仗的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是它们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因此，它们的经验显然与竞争者恰恰相反。

如何看待在过去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呢？当然，在核时代，我们并不会因发现国家间的依赖性而感到惊异。然而，我们的印象是，以往的大国行为面临的制约因素更少。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即使在核时代之前，尽管大国比中等国家和小国强大得多，而且在战争之前深入参与了外交互动，它们却不是大战的发动者。它们在其他国家决定打仗的时候才会参战。大国在过去扮演的角色和今天的主要差别在于，当大国打仗的时候，其干预对于决定战争的结局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今它们无法再对核大战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了。在核时代，大国的主导作用似乎已经终结了。

我们的发现证实了权力转移模型的主要定律。32可以确定的是，该模型并不能准确地预测战争，然而它清晰地列出了战争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战争与一个竞争者在权力上赶超另一国的变化相关。挑战者赶超主导国的速度是决定这一过渡阶段能否维持和平的重要变量。最后，对其他国家的同盟承诺并不能解释那些在发动大战中享有最终发言权的国家的行为，然而同盟因素是影响大国行为的关键因素。

在同盟行为与哪些因素导致战争爆发的故事中，我们对于同盟作用的评价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然而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同盟内部和同盟之间的力量对比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使体系变得不稳定。如今由于案例太少，我们要把数据分析搁在一边。在四个我们可以掌握数据的大战案例中，同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在其中两个案例中寻找可能的线索。我们要做的就是关注战斗发起者的国家能力行为，发动战争的究竟是单个国家还是国家联盟，我们将思考模型中可以解释权力结构和冲突关系的类似假设。这样的方法可能有助于形成新的见解和假设。然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通过这样的证据就能总结出新的规律。

对于我们可以获得数据的四场冲突，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我们的用处并不大。因为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位主将都是独自率军打仗，而且没有得到盟国的帮助。33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两场由庞大的联盟卷入的军事冲突。我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两个同盟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权力资源（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进行了评估，两个中央大国占到了在协约国（俄国、法国和英国）一方全部资源的62%。在我们看来，协约国能够整合的资源由于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因素而被夸大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俄国拥有人数众多然而尚未得到充分动员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将意大利算入同盟国的阵营（几乎直到战争爆发前意大利确实是同盟国的成员）。同盟国能够控制的资源总量是协约国所能控制资源的77%。因此，据粗略统计，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两大联盟的权力关系恰恰符合权力转移模型的基本假设。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关注两大联盟的权力的走势，那么双方在战争即将爆发的二十年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在二战期间，我们此前描述的行为模式再次出现了。比较在敌对活动爆发后立即参战的三个主要大国，三者之间的分歧让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转变为一场世界大战，国家能力的变化与权力转移模型的预测非常相似。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仅德国一国能整合的资源库总量就占到协约国（法国和英国）总资源的90%左右。如果不考虑意大利在战争爆发一年后才参战的事实，将意大利的资源与德国相加，那么同盟国仍然比协约国强大一些。无论怎么计算，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如果回顾在战争爆发前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情况，双方当时实力差距悬殊，而同盟国的一方的实力正在迅速地上升。我们又发现了支持权力转移模型的假设的证据。

当同盟参战的时候，战斗各方可以获得资源库大小的变化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如果继续探寻，先在一个同盟中找到主导国，然后在另一个同盟中发现挑战者，并比较二者可以获得的资源，我们将会发现领导较强联盟的国家和领导较弱联盟的国家可控制的资源变化可能是导致双方打仗的重要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战争开始前20年享有对于德国的优势地位，而德国在1905年赶上了英国。时至1913年，德国显然已经超过英国。在战败后，德国在1919年落后于英国，此时德国实力是英国的84%。德国在20世纪初赶上了英国，并在十年间保持了微弱的优势地位。随后“剪刀差”开始加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已享有相对于英国的绝对优势。

如果首先衡量每个竞争者的权力，再考虑其参与的整个同盟的权力，我们似乎可以确定下面的模式（见图1.2）。当单独衡量竞争者权力的时候，在冲突爆发前，挑战者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其主要对手。因此，我们知道，对现状不满的挑战者面临着使用武力来削弱敌对的主导国的诱惑，它也有希望通过速战速决取胜。毕竟，如果单打独斗，挑战者显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在短期内，使用武力似乎是挑战者可以强加其意志的唯一方式。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理解挑战者发动战争的结果。当时的主导国构建的联盟是不可超越的，因为和主导国相比，挑战者的朋友更少也更弱，因此无法组建一个实力之和超过前者的联盟。

通过分析，我们对另一点有了深刻认识。如果以冲突爆发的时刻以及挑战者赶超主导国的时刻作为节点，当两个国家单打独斗的时候，冲突是在挑战国赶上主导国之后爆发的，这不同于权力转移模型的预测。同时，冲突也是在挑战者所在的同盟赶超主导国的同盟之前爆发的。由于案例数量有限，我们至多可以追踪发展态势，然而这一发展模式却是耐人寻味的。显然我们还不可能得出结论。我们至多可以尝试提出一些看似有理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假设。当两个国家单打独斗的时候，防御者和进攻者对各自地位都心知肚明，也清楚随着局势演变未来前景如何。另一方面，当联盟还在的时候，挑战者可能还来得及再犹豫一段时间，因为它总能指望某个重要的国家脱离防御同盟，从而打破平衡。主导国得到更强大的联盟的支持，处于更安全的位置，可能会犹豫再三才下决心击退敌人。

我们的数据间接揭示了为什么一些理论家相信均势会导致战争。我们必须及时补充一点，尽管我们探讨的多数情境是有根据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是我们推测出来的。我们的数据说明，数量最多的冲突发生于竞争者超越主导国的节点之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历史场景要求我们修正均势理论。在当时侵略者的实力即将凌驾于主导国和防御联盟中的大国之上，挑战者的咄咄逼人和强大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力量不平衡似乎直接导致了战争。假定均势会导致和平看似合理，然而其中缺失了关键的一环，这一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实是在上一代人掌权的时候，挑战者还是更弱的一方，它们才刚刚跨越式地赶超主导国。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均势理论家就犯下了社会科学家频频出现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陶醉于构建动态模型，却没有掌握长期数据。其观察最多来自时代的某一个瞬间。他们难免会作出假设，并对符合其观察数据的行为作出大量推论。其猜测看上去好像完全有道理，却是完全错误的。

完成了篇幅很长的关于同盟可能对冲突行为产生影响的补充说明，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就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