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奥斯曼帝国在强盛时期国土面积大、人口多、教派多、民族成分复杂，各地经济条件差异大。对于这样一个庞大而结构松散的帝国，执政者是如何维护统治，如何进行国家管理，或者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维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如何做到的，这样的议题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在世界历史上，民族发展和国家进步是历久弥新的主题，发展与进步的前提是解决民族矛盾和化解政治经济危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奥斯曼帝国由盛到衰数百年，在处理民族问题和教派争端、应付内部冲突和进行制度建设方面有没有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从历史脉络看，1299年奥斯曼国家建立，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开端），1517年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奥斯曼帝国变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1520—1566年苏莱曼一世在位时期帝国达到鼎盛，此后逐渐衰落，以1699年签订《卡洛维茨条约》为分水岭，1918年帝国瓦解，1922年帝制废除，奥斯曼帝国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无论前期的辉煌，还是后期的衰落，奥斯曼帝国留在世界历史上的印记都深刻而显眼。问题在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不连续，研究者无法在坐标图上勾画出完整而光滑的线条，因为奥斯曼帝国和历史上其他军事帝国一样，基本规律是“人强政兴，人亡政息”。有的统治者为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有的统治者因循守旧，数十年勉强维持旧制度，有的统治者不善理政，疏于制度维护。总之，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建设、削弱或破坏的情况是复杂的，也没有规律可循，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研究价值与意义

我们对奥斯曼帝国史的了解和掌握由浅入深，这是必然的趋势。长期以来，我们依靠翻译外文书籍获取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知识，被动地接受外国学者的描述和讲解。一提起奥斯曼帝国，仅知道这个帝国的大致历史阶段，或者仅知道它打了多少次胜仗，有多少次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比如素丹继位后屠杀自己的亲兄弟、改革的素丹被军人废黜等，而不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特征，因而认知尚处于较浅的层面。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没有关于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专著，也只是暂时的，对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是迟早的事。从学术积累的角度考虑，正因为现有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整体显得薄弱，更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从现实意义来看，首先，奥斯曼帝国如何管理少数民族、化解社会矛盾、分配社会利益，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论题，因为研究成果可以给其他多民族大国提供借鉴。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在15—18世纪没有出现民族分离，少数民族，尤其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生活稳定，整个帝国是完整统一的，这在世界史上诸帝国中具有典型性。其次，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频繁，旧军队阻挠政府改革，操纵素丹废立等情况，反映出这个帝国存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到底是草原民族迅速扩张中来不及细化管理程序和规则，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很有必要弄清楚。换言之，研究奥斯曼帝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其成果足以丰富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践。第三，奥斯曼帝国晚期（尤其1798—191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改写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历史，从制度层面解剖式地分析奥斯曼帝国衰落以至瓦解的根源，对于揭示现代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和政治认同等问题，能提供重要的启示。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欧美学者和土耳其学者对奥斯曼帝国史的研究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集中于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战争和征服活动、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关系、帝国晚期的西化与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等领域。相比而言，研究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并不是最突出的部分。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分布在这样几个领域：一是苏莱曼一世时期（1520—1566年）的立法、政府和地方管理；二是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腐败；三是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08—1839年）和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年）的政治改革；四是奥斯曼帝国晚期的两次宪政。无论是对奥斯曼帝国素丹制、后宫制度、官僚制度、军事制度的研究，还是对帝国的行省管理、宗教机构和民族管理制度的研究，近几十年来都有较多专题著作和论文。只是对各类问题的研究并不均衡，有的问题研究很深入，同类型的成果也很密集，有的问题相对单薄，偶尔有一两篇论文。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机构（宫廷和政府）及制度的研究

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宫廷机构、政府部门、官僚体制等。代表性的成果，如阿尔伯特·莱布耶的《苏莱曼大帝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1]一书，作为一本专题研究著作，介绍和评析了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政府机构和帝国的管理制度。书中按照类型把统治机构分为素丹家庭、宗教与教育机构、军队、贵族与法庭、政府、穆斯林机构六部分，最后阐释统治机构和穆斯林机构之间的关系。因其内容丰富，概括性强，成为后来研究者反复引用的著作。伊斯梅尔·哈克·乌祖查舍勒的土耳其文著作《奥斯曼国家皇宫内的政治机构》[2]，从几个方面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奥斯曼帝国托普卡帕宫内设的政务会议、素丹金库、大维齐尔的办公机构、宫廷服务机构、重要官员和各级服务人员等，属于基础性资料，是研究帝国政治制度必不可少的依据。安东尼·阿尔德森的《奥斯曼王朝的结构》[3]，概括帝国主要历史时期的政治结构和军队构成等。伊斯梅尔·哈米·丹尼什蒙德的《奥斯曼国家的高级官员》[4]、柯林·英伯的《奥斯曼帝国（1300—1650：权力结构）》[5]等，以不同的专题，分析制度及其缺陷、高级官员的权力运作及升迁降黜，概括帝国权力架构的总体特征，各有侧重。其中《奥斯曼帝国（1300—1650：权力结构）》先对奥斯曼早期国家到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进行编年纪事式的梳理（大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篇幅），然后按照“王朝”“征募制”“宫殿”“行省”“法律”“税制”“军队”等专题进行具体制度的解读。为了区分行省管理和军事制度，把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行省与阿拉伯行省分开讨论，也把常备军陆军和海军分开论述。谢拉菲丁·图兰的《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管理部门》[6]一文，分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阶段的统治机构，以及素丹宫廷之外的政治权力构成。

梅廷·孔特和克里斯廷·伍德里德合编的《苏莱曼大帝和他的时代：近代世界的奥斯曼帝国》[7]是一部关于苏莱曼一世的论文汇编，其中有制度方面的专题论文。梅廷·孔特也是《剑桥土耳其史》的主编，另著有《柯普卢吕时代，1656—1661》[8]，该书以柯普卢吕家族的第一位大维齐尔为研究对象，重点内容涉及宫廷斗争和家族兴衰。另有微观研究或个案研究，如莱斯莉·皮尔斯的《帝国的后宫：奥斯曼帝国的妇女与王权》[9]，介绍奥斯曼帝国的后宫对王权、政治的影响。

在帝国通史中，有的学者突出制度变迁后制度因素对帝国盛衰的影响。例如，伊斯梅尔·哈克·乌祖查舍勒主编的《奥斯曼土耳其史》第二卷《从伊斯坦布尔征服者到立法者苏莱曼素丹之死》[10]、第三卷《从塞利姆二世到1699年的卡洛维茨条约》[11]、第四卷《从卡洛维茨条约签订到18世纪末》[12]，均有关于帝国机构与制度的章节，在专题研究基础上作出判断，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依据。尤其第四卷，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穿插介绍了机构变革、财政状况、军事制度变化、大教长的职权范围等等，是研究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依据。

近些年整理出版的资料集中，有一些是辑录并翻译的帝国时期的书信或笔记，价值很高。例如，巴拉克塔努奥卢编写的《历史时期大人物的书信集》[13]，其中收录一百多封书信，有素丹写给大臣的信，有大臣写给素丹的书信，还有大臣之间的书信，把奥斯曼原文译为现代土耳其文，并对书信的背景材料做了详细评注。卡雅·沙辛的《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帝国与权力：16世纪奥斯曼世界的叙述》[14]是其整理了首席文书杰拉扎德·穆斯塔法（Celazade Mustafa）对苏莱曼一世统治的见闻及自己的观察记录，并通过分析这些第一手材料提出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政治和外交等问题的看法。研究苏莱曼一世时期帝国政治的大多数学者都引用过卡雅·沙辛这本资料和论断兼而有之的著作。

2.关于奥斯曼帝国地方管理制度的研究

于杰尔·厄兹卡亚的《奥斯曼帝国的行省贵族》[15]，讨论的范围以安纳托利亚地区为主，重点介绍1683年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形势、财政制度、土地制度、桑贾克管理，以及地方贵族对行省管理的影响。薇拉·穆塔弗奇耶瓦的《15和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关系》[16]，论题集中，资料丰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分析较多。

对重要行省或具体地区如摩苏尔、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的研究，分别有迪纳·利兹克·库里的《奥斯曼帝国的国家与行省社会：摩苏尔（1540—1834）》[17]，格克汗·切廷萨亚的《奥斯曼帝国的伊拉克行省管理（1890—1908）》[18]，乌里勒·海易德的《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文献（1553—1615）》[19]，这些专著的研究对象不同，时间段不一样，侧重点也不同，反映的问题有共性，也有差异。关于摩苏尔，库里主要讨论地区经济、战争与行省社会、包税制、本地的精英人物等，主要观点是：从摩苏尔的情况看，18世纪该地区的国家权力和权威比其他地区更为分散；中央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战略在摩苏尔地区未必能有效贯彻，或者说，应重新定义帝国在行省的权力与权威。《奥斯曼帝国的伊拉克行省管理（1890—1908）》讨论的已经是新的“行省法”推行之后的情况。格克汗·切廷萨亚对巴格达省、摩苏尔省、巴士拉省的管理机构、官员派遣、部落问题、什叶派问题和外来因素几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实际上，伊拉克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典型，研究成果较多，格克汗·切廷萨亚也评价了各家之说。《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文献（1553—1615）》涉及行省的税收、贸易和手工业、瓦克夫和宗教教产管理、部落控制等管理事务，以素丹诏书等为史料依据。

把几个行省的个案研究综合起来，对比中可以发现帝国管理的异同。例如，凯马尔·卡帕特和罗伯特·泽恩斯合编的论文集《奥斯曼帝国边疆：问题、个案与政治变革》[20]，其中收录有关帝国地方管理的重要论文或专题文章。代表性的篇章如贾博尔·阿古斯顿（Gábor Ágoston）的《边界不定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边疆的权威及其局限性》，讨论奥斯曼帝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实际影响。边疆扩展与收缩在历史上是频繁发生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也有相应的变动，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社会经济经历的深刻变化。贾博尔·阿古斯顿以新增行省、属国的依附与脱离为例，以匈牙利和安纳托利亚边疆为重点，对16—17世纪的情况作了宏观的分析，顺便也评论了边疆学派、加齐起源等流行观点。维奥莱尔·潘奈特（Viorel Panaite）的《16—18世纪奥斯曼帝国附属公国的臣民》一文，对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等公国的非穆斯林臣民在纳贡、服役等方面的规定和管理措施进行了分析，也涉及帝国政府对这些公国的保护情况。汤姆·辛克莱尔（Tom Sinclair）的《16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凡湖地区诸公国的管理》、迈哈迈德·厄泽（Mehmet Öz）的《奥斯曼政府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南部行省的管理：以16世纪的比特利斯为例》，分别以专题论文的形式，论述了具体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观点。相关研究也散见于其他专题著作，例如柯林·英伯的《奥斯曼帝国（1300—1650：权力结构）》[21]，唐纳德·卡塔尔特的《奥斯曼帝国（1700—1922）》[22]，都有一些章节专门讨论行省的管理和蒂玛制度。

关于蒂玛和行省管理的论文，如阿迪耶克·努里的《蒂玛制度》[23]，主要阐释蒂玛制度的特点与影响。尼古拉·拜尔迪杰姆的《14世纪至16世纪奥斯曼国家的蒂玛》[24]，则讨论蒂玛制度的演变情况，提供了一些细节资料。学术界对蒂玛制度的专题研究，也涉及蒂玛分配、蒂玛登记簿、蒂玛的授予对象、蒂玛制度的演变和过程等方面[25]，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信息，针对具体某个省的地方管理作出基本的判断。

3.关于奥斯曼帝国军事制度的研究

伊斯梅尔·哈克·乌祖查舍勒的《奥斯曼国家机构中的宫廷禁卫骑兵》第一卷为《新兵训练营和加尼沙里军》[26]，第二卷为《军械师部队、炮兵、炮架运输兵、弩兵、挖掘部队和宫廷禁卫骑兵》[27]。第一卷的内容分为三部分：奥斯曼军队情况介绍、新兵训练营的创建（包括时间、地点和早期建制）、加尼沙里军的详细情况（从招募、训练到选拔，涉及奖惩制度、军队规模、营地建设和不同营地的对比，各级将领的称谓与头衔、提拔任用等）。第二卷的内容分为六部分，对宫廷禁卫骑兵的介绍详细，对其余兵种的介绍较为简单。这部土耳其文著作是土耳其历史研究会编写的系列丛书之一，成为研究奥斯曼帝国军事史必不可少的依据。

目前所见的关于奥斯曼帝国军事史最系统的英文著作，是麦苏特·伍亚尔和戴瓦尔德·埃里克森合著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事史：从奥斯曼到阿塔图尔克》[28]。书中按时间顺序，以重大事件（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1826年废除旧军队等）为界点划分五个阶段，介绍并分析奥斯曼国家军事发展历程，从最初的加齐战士到后来的常备军步兵和骑兵，粗线条勾勒，让读者一目了然。书中涉及士兵征募、早期军事组织、常规兵种、军事制度、日常训练、战场上的胜负等等，凡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史的爱好者和阅读者所需要的基本信息，都能从中获得。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边防军、志愿兵、临时招募兵以及武器制造、战术和作战技能等，有各类介绍军事知识性质的书，例如杰吉兹·奥尔浩卢的《奥斯曼帝国的边防组织》[29]、贾博尔·阿古斯顿的《为素丹的枪炮：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权力和武器制造业》[30]、亚普的《中东的战争、技术与社会》[31]、迈克尔·希科克的《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的军事管理》[32]、德·查拉耶的《克里米亚战争前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与战斗力》[33]等。其中《克里米亚战争前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与战斗力》属于纯军事性质的书，按照地区对安纳托利亚、埃尔祖鲁姆、卡尔斯、巴统等营地的军事规模、军队组织、布防情况、营地安置及军需供应等作了详细介绍，重点是对奥斯曼帝国晚期新军队建立后的军事实力状况的个案分析。

有关军事制度的内容，有一些散见于断代史或专题著作中。例如，罗兹·墨菲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1500—1700）》[34]，涉及两个世纪的军事活动，对军事指挥、战前动员、后勤供应等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弗吉尼娅·阿克森的《奥斯曼战争（1700—1870）：被围困的帝国》[35]、梅廷·孔特等的《土耳其史》第三卷《奥斯曼国家（1600—1908）》[36]、苏莱亚·法罗奇等主编的《剑桥土耳其史》第二卷《世界性权力的奥斯曼帝国》[37]、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38]等，都不同程度论及军事制度。在《奥斯曼战争（1700—1870）：被围困的帝国》中有专章讲帝国的制度，对加尼沙里军的构成、指挥、纪律约束，行省军队西帕希、边疆防卫制度等有概括性的介绍和分析。在《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中有整节内容是关于军事制度的，对宫廷骑兵、加尼沙里军、西帕希、附属部队都有较为系统的介绍和概括性的结论。

4.关于奥斯曼帝国宗教和民族管理制度的研究

宗教管理方面，如伊贝尔·奥塔伊勒的《奥斯曼国家的卡迪》[39]，主要对卡迪的设置、卡迪的职权范围、城市卡迪的具体事务、城市法庭中卡迪的作用等进行概括介绍。阿卜杜卡迪尔·厄扎詹的《祖宗法典》[40]，篇幅不大，对素丹法的来源和构成、素丹法对桑贾克、蒂玛管理的一些基本规定作了介绍。还有一部《基于奥斯曼习惯法的素丹法典：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济德二世时期有关禁令和法典》[41]，作者的阐释不多，但其中的法典文本信息有重要价值。

海姆·格伯的《伊斯兰国家、社会与法律：比较视野中的奥斯曼法律》[42]一书，涉及的内容不限于法律。尤里尔·海德的《旧奥斯曼刑法研究》[43]，则是专业性法律研究著作，历史研究者往往只引用其结论，对其深浅程度无法置评。肯特·舒尔、萨拉彻奥卢和罗伯特·曾思合著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法律与合法性》[44]是一本论文集（由多位学者撰稿），其中包括若干讨论奥斯曼帝国法律的文章，涉及如关于16世纪奥斯曼帝国阿拉伯行省的奥斯曼法、伊斯坦布尔17世纪的奥斯曼法实践、伊斯兰法与行省治理、埃及的沙利亚法庭的重建、帝国晚期的刑法及处罚方式的改变等论题。

苏莱亚·法罗奇等主编的《剑桥土耳其史》第二卷中，有科林·英伯撰写的《政府、管理与法律》一章[45]，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分析，论及素丹的权威、政府工作流程、政府机构、法律与司法系统等关键问题，对奥斯曼帝国独特的司法体系有重点阐释。关于素丹法典和伊斯兰法等，哈利尔·伊纳尔杰克的《奥斯曼帝国：古典时期（1300—1600）》[46]的第二部分“国家”，专门讨论了七个层面的问题：奥斯曼王朝的兴起、王位继承方式、奥斯曼国家的概念与阶级制度、素丹法典和伊斯兰法、帝国宫廷、中央管理机构、行省管理和蒂玛制度。

宗教管理方面的研究，专题性质的有穆罕默德·伊浦西里的《奥斯曼帝国的乌勒玛》[47]，主要介绍乌勒玛阶层中非常著名的宗教学者，对宗教和教育制度有所涉及。马吉特·凯纳恩奥卢的论文《奥斯曼帝国的制度：虚与实》[48]、约翰·巴恩斯的《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基金会导论》[49]、理查德·里普的《伊斯坦布尔的穆夫蒂：奥斯曼知识阶层的发展研究》[50]，涉及宗教管理几个不同的层面。查尔斯·弗雷齐的《天主教徒与素丹：教会与奥斯曼帝国1453—1923》[51]，以四个部分进行讨论：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如何处理穆斯林与天主教徒的关系，尤其是希腊、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天主教徒；法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增强之后，天主教在帝国境内的传教活动；18世纪天主教活动的变化以及帝国的政策；19世纪直到共和国建立，天主教在亚美尼亚、叙利亚、圣城和埃及等地的宗教生活及其变化。布鲁斯·梅特斯的《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地区的基督徒与犹太人》[52]，聚焦于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地区，探讨这块土地上的非穆斯林在18—19世纪社会地位的变化。布鲁斯·梅特斯的着眼点在社团、阶层、少数教派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等，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政策和管理制度等内容都有分析。迈赫达德·基亚的《奥斯曼帝国的日常生活》[53]则着眼于城市和乡村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内容涉及宗教社会、大众文化、婚丧嫁娶、性别与家庭、日常饮食、生老病死，从中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宗教和政治制度的显隐不同的作用，以及乌勒玛阶层和教育制度在帝国社会的影响。书中也有专章讨论帝国治理问题，比如对“德武舍迈”的征募过程、加尼沙里军的规模与特征、西帕希和蒂玛制以及帝国行省的管理都有涉及，也有简要的评析。

5.关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制度改革的研究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政治改革，以马哈茂德二世的官制改革为起点。穆斯塔法·古克彻科的《马哈茂德二世时期的中央集权》[54]一文，主要探讨马哈茂德二世的统治措施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贵族、政府与宗教阶层关系，以及如何发挥宫廷政治职能，包括设立行政机构的详细情况。着眼于行省或地方管理改革的个案研究，例如谢纳伊·阿塔姆的《奥斯曼政府的穆赫塔尔管理机构：以尼代和博尔县为例》[55]一文。这篇论文依据尼代和博尔两城的资料，对基层管理者穆赫塔尔设立的过程、职责范围等进行分析，可以让读者获知这一时期市镇管理的大致特点。谢纳伊·阿塔姆认为，穆赫塔尔的设立是行政管理方面一项重要的革新，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地方管理机构的研究，往往能从一些细节问题入手，揭示深层的问题，颇有价值。又如，扎比尔·道安的《马哈茂德二世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政策：东部行省的实践》[56]一文，分析奥斯曼政府管理地方的政策形成，以及具体的措施或手段。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哈茂德二世镇压贵族叛乱，强化帝国政府对东部行省的直接管理，然后推行新政，这些集权措施在东部行省实现了素丹预期的目标。

如何评价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其中涉及改革阻力与动力，相关的研究较多。多数学者认为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有利于世俗化、西化和现代化。例如，赛伊费丁·埃尔沙欣的《伊斯兰对奥斯曼帝国西化政策的支持》[57]、弗雷德里克·安斯库姆的《伊斯兰与奥斯曼改革时代》[58]，两位学者都在讨论宗教因素对帝国西化改革的影响，到底宗教阶层是支持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还是反对改革的。米罗斯拉夫·赛迪维的《梅特涅与奥斯曼帝国改革运动》[59]是一篇分析深刻且见解独到的文章，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看法解读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成败，认为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过于关注表面和形式而忽视了本质。他的改革措施虽多，但落到实处的有限。若能把这些措施变成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结果会大不一样。

关于坦齐马特时期的政治制度改革，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土耳其学者比拉尔·艾尔耶尔马兹的《坦齐马特与行政管理现代化》[60]、哈利尔·伊纳尔杰克等的《坦齐马特：变革时期的奥斯曼帝国》（论文集）[61]等，主要研究19世纪西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制度的变化。其中《坦齐马特：变革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内容最丰富，囊括若干知名学者研究坦齐马特的见解。论文集有七个专题，涉及1839年的古尔汗法令、西化改革的实践及其产生的反响、奥斯曼政府的外交、坦齐马特与现代化、改革派（坦齐马特派）、城市生活与社会结构、坦齐马特时期的经济与工业发展，针对坦齐马特的各家观点在其中有讨论。卡特·芬德利的《奥斯曼帝国的官僚制度改革：帝国政府（1789—1922）》[62]，主要阐释帝国旧式统治制度的衰微和新文官制度的形成，尤其分析官僚机构的平衡问题，相应的制度约束问题及其官僚制度变革的社会基础、宗教文化背景等。在诸多研究奥斯曼帝国行政制度的著作中，该书的特色是具有思辨性和理论深度。韦斯曼·伊茨查克和弗鲁玛·扎克斯的《奥斯曼改革与穆斯林的新生》[63]则研究奥斯曼政府19世纪的政治改革之后穆斯林社会的变化。关于两次宪政的研究，内容最细致的是《奥斯曼国家第二宪政时期议会的议员选举（1908—1914）》[64]，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内克梅丁·萨希尔·瑟兰的《第二宪政及宪政后的回忆》[65]则在宪政问题的一些细节上有所补充。

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在通史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恩维尔·齐亚·卡拉尔的《奥斯曼土耳其史》[66]（多卷本）、亚沙尔·于杰尔和阿里·塞维姆的《土耳其史》[67]（多卷本），其中关于制度改革的内容仍有参考价值。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68]、韦恩·乌西尼奇的《奥斯曼帝国：历史记载与历史遗产》[69]、舒克鲁·哈尼奥卢的《晚期奥斯曼帝国简史》[70]、悉纳·阿克辛和穆尔萨奥卢的《土耳其：从帝国到革命的共和国》[71]、穆罕默德·马克苏德奥卢的《奥斯曼土耳其史（1289—1922）》[72]，在叙述奥斯曼帝国宏大的政治军事史主题时，以类似于“纪事本末”的方式，穿插讨论政治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人物传记中也涉及政治制度。例如，安德烈·克洛特的《苏莱曼大帝》[73]，原文为法文，由马修·赖斯（Matthew J.Reisz）翻译成英文。作者安德烈·克洛特是一位在土耳其生活多年的法国学者，这本《苏莱曼大帝》写苏莱曼在位时期的帝国状况，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相关书评发表在《伊斯兰研究期刊》（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和《中东研究文摘》（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等刊物上。埃辛·阿特尔的《素丹苏莱曼大帝时期》[74]也被多次引用。罗杰·梅里曼的《苏莱曼大帝：1520—1566》[75]侧重于苏莱曼一世的征服活动，对内政稍有涉及。赫斯特·詹金斯的《易卜拉欣帕夏：苏莱曼大帝的大维齐尔》[76]涉及苏莱曼一世时期的政治制度。尤里尔·海德的《摩西·哈蒙：素丹苏莱曼大帝的首席犹太医生》[77]涉及苏莱曼一世与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的关系。

在本书中，使用英文的《奥斯曼帝国百科全书》[78]和《奥斯曼帝国历史词典》[79]、土耳其文的《奥斯曼土耳其历史词典》[80]《奥斯曼语—土耳其语百科词典》[81]较为频繁，对于把握性不大的术语、涉及的人物和时间，均参阅这两本辞书的词条。

已经翻译为中文的奥斯曼帝国史著作，有斯坦福·肖（Stanford Shaw）的《奥斯曼帝国》[82]、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83]、伊兹科维兹（Norman Itzkowitz）的《帝国的剖析：奥斯曼的制度与精神》[84]，是国内读者了解奥斯曼帝国历史和制度的基本依据。最近几年翻译出版的有悉纳·阿克辛（Sina Akşin）的《土耳其的崛起》[85]、诺曼·斯通（Norman Stone）的《土耳其简史》[86]、杰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的《奥斯曼帝国闲史》[87]、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88]、帕特里克·贝尔福（Patrick Balfour）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89]、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90]、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3》[91]、林佳世子（Kayoko Hayashi）的《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92]等。这些奥斯曼帝国史书籍，一类题材集中于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战争和征服，另一类文学色彩较浓，渲染宫廷斗争和趣事秘闻。例如，在大部头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3》《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等书中，作者善于讲故事，能够吸引读者，在史料搜集方面花费很大力气，内容丰富而周翔，但在“展示帝国历史全景”时，弱化或压缩了奥斯曼帝国政治管理的内容。动态的历史图景很详细，对制度的介绍过于简略。汉译著作中只有《奥斯曼帝国》和《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设专门章节讲帝国的政治制度，其余都是在讲述帝国演变或衰亡的过程中提到苏莱曼立法和政府部门，以及帝国晚期的制度变革等。

整体来看，欧美学者和土耳其学者对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无论是宫廷和政府机构及制度、行省管理制度、军事制度和宗教管理制度，还是帝国晚期的政治制度改革，有影响的著作要么是综合研究（即涉及多个方面），要么是具体而微的专题研究。关于苏莱曼一世时期的研究最充分也最集中。在数量可观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成果中，和帝国军事领域的研究相比，政治制度的研究所占的分量较少。即便是政治史的成果（包括学术著作和通俗书籍），描写宫廷斗争和帝国官僚腐败的内容也多于制度层面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可以研究和挖掘的余地很大。

国内学者的著作，“世界帝国丛书”之一的《奥斯曼帝国》[93]和《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94]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史的依据。昝涛的《现代国家与民族构建》[95]一书，探究土耳其民族主义根源，涉及奥斯曼帝国民族管理制度。哈全安的《土耳其通史》[96]的前十章讲奥斯曼帝国历史。201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97]是断代史著作，涉及范围较广，重点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对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论述散见于有关西化改革的章节。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论文中，涉及政治制度的有《少数民族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立法”评析》《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建构与统治模式》《新机构与旧制度：马哈茂德二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政治》等数篇[98]。昝涛的《“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99]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奥斯曼帝国对异教徒管理的米勒特制度，梳理了各类肯定米勒特制和质疑米勒特制的观点，并提出个人的见解。

从十余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来看，仅有2009年的“晚期奥斯曼帝国史（1792—1918）”一项。从博士论文选题看，有涉及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文化关系的，有涉及库尔德问题的，有涉及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的，但没有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题。总体来说，国内关于奥斯曼帝国史的研究有待深入，尤其需要补充政治制度研究的缺失。

三、研究内容、难点及主要目标

（一）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520—1918年的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即从苏莱曼大帝当政到奥斯曼帝国瓦解，涉及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确立、帝国鼎盛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特征、帝国晚期的政治制度改革等。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苏莱曼立法与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建构。议题包括：苏莱曼一世之前的制度基础；帝国鼎盛时期的“苏莱曼立法”；苏莱曼时代的治国方略（包括集权与分权以及非制度方式等）。

第二部分，奥斯曼帝国的宫廷与政府。议题包括：宫廷建置与素丹制；奥斯曼政府的构成及部门职能；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制度。

第三部分，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管理制度。议题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行省管理模式与特点；蒂玛制度及其演变；城乡基层管理制度。

第四部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制度。议题包括：奥斯曼国家早期的兵制；奥斯曼帝国军事制度的演变；帝国晚期的军事改革与正规军建设。

第五部分，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和民族管理制度。议题包括：宗教管理机构与制度；米勒特制度的特征及其作用。

第六部分，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制度改革。议题包括：马哈茂德二世时期的政治改革；坦齐马特时期的制度改革；哈米德二世时期的制度与管理；帝国晚期的两次君主立宪。

第七部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综合分析。议题包括：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特征；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对比分析；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制度根源。

（二）研究的难点

本书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其一，如何恰当地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要借鉴政治学和法学的有关理论，但如何做到“史、论结合”，往往不容易把握。若处理不好，就变成生硬套用新术语，未必能真正解释历史问题。其二，本书涉及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地方治理方式等，需要较长时期的学术研究积累，而国内缺乏关于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依据的现有成果不多。因此，需要花很大精力搜集丰富的资料，并进行定量分析。

（三）研究目标

第一，拓展研究领域，增进奥斯曼帝国史专题研究的深度。

国内奥斯曼帝国史的译著和专著已在逐步填补相关研究领域，并在对一些宏观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专题研究明显不足。本书尝试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专题研究，深入揭示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变迁特征，为中东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

笔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和利益群体已有初步研究，对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西化改革、帝国衰落根源等问题也有较长时间的探讨，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对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蒂玛制等问题得出客观的结论。

第三，通过研究，解决和回答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比如，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结构、利益分配格局、民族构成等方面到底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人口占少数的土耳其人如何统治民族成分复杂的奥斯曼帝国而不至于出现合法性危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制度因素，还是其他因素？奥斯曼帝国上层做出积极的应变措施，但为什么富国强兵的宏大计划没能挽救帝国的颓势？为这些重大问题寻求答案，也是本书研究的目标之一。

四、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一）基本思路

本书属于专题研究，循着“总—分—总”的结构，先宏观总览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即苏莱曼立法和苏莱曼时期的政治制度（第一章），然后分四个部分详细探讨帝国宫廷和政府的机构与制度、地方管理制度、军事制度、宗教和民族管理制度（第二至五章），接着研究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制度改革（第六章），最后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第七章）。

具体的研究工作：第一步，对1520—1918年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史料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从“苏莱曼立法”着眼，对奥斯曼帝国政治结构、扩张后国家管理的需要，以及帝国的阶级差别、民族构成、地域分化等进行分析。第二步，分专题探讨素丹体制下的宫廷与政府、官僚制度、地方管理、军事制度、宗教管理制度、米勒特制的演变，分析奥斯曼帝国政治统治的利弊得失。第三步，分析帝国后期出现政治危机的原因，以及晚期帝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效果和意义。最后，整体分析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特征，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制度根源。

（二）研究方法

本书作为世界史的专题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如关于奥斯曼帝国制度根源的实证分析，关于不同时期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纵向比较。涉及具体问题时会借鉴政治学、法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例如，可能采用西方政治学的权威（Authority）、政府与治理（Government/Governance）、合法性（Legitimacy）、共同体（Community）、权力（Power）等基本概念，但并不套用当代政治学家的理论去阐释16—20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总体上遵循历史学科研究的一般规律，不求标新立异。

（三）相关术语或概念

1.现代政治术语或概念

关于“政治制度”有三种表述：（1）政治制度是政治的载体和规则，它体现政治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其核心是国家政权的结构关系及其运转方式；（2）政治制度是关于国家管理形式、机构设置、实际措施等的具体制度；（3）政治制度是对国家权力的性质、组织、分配、运作等方面确立的规范或法度，对各种政治关系所作的一系列规定。本书的“政治制度”依据最后一种表述。

国家的类型不同，其政治制度也会有差异。奥斯曼帝国属于君主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是现代术语，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集权是素丹集权，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宫廷，政府起初隶属于宫廷。奥斯曼帝国地方管理中实行的是行省制度，而行省制度在古代波斯帝国就已创立。奥斯曼帝国的蒂玛制度，大致相当于西欧的采邑制度，但又分扎米特（大采邑）和蒂玛（小采邑），蒂玛持有者提供骑兵。米勒特制是奥斯曼帝国管理非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方式。

本书的研究内容既涉及奥斯曼帝国的宫廷和政府构成、皇权与教权的关系、宫廷与地方的关系、政府部门的权责、行政机关的运转、军事制度及其演变、宗教和司法体系等宏观方面，也涉及士兵和官员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等级，以及地籍管理、赋税改革、文教措施等微观方面。使用现代术语和现代概念，是为了用通俗语言阐释历史问题，满足当下读者的需求。

2.奥斯曼帝国史的专门术语

Sultan Sistemi（英文为Sultan System），一般译为“素丹制”或“苏丹制”，本书统一译为“素丹制”。Vezir，译为“维齐尔”或“维齐”，本书统一为“维齐尔”；Vezir azam（土耳其文另一名称Sadrâzam，英文the Grand Vezir），译为“大维齐尔”或“大维齐”，本书统一为“大维齐尔”。Kazasker，译为“高级法官”；Kadi，译为“卡迪”，含义是法官。Müfti，译为“穆夫蒂”或“穆夫提”，本书统一为“穆夫蒂”。Şeyhülislam，译为“大教长”，实际上是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蒂”的另一个称呼，本书统一为“大教长”。

Kul为土耳其语，音译“库尔”，含义为奴仆、奴隶、仆人。Devşirme，本意为“征募”，译为“德武舍迈”或“德夫谢梅”，本书统一为“德武舍迈”。

Beylerbey，译为“贝勒贝伊”，相当于Vali（总督、省长）。Sancak，译为“桑贾克”，Sancakbey，译为“桑贾克贝伊”。

Yeniçeri，音译“耶尼切里”或“叶尼契里”，英文Janisaary，音译“加尼沙里”，含义为新军，指奥斯曼帝国的常备军步兵。中文书籍中对奥斯曼帝国这支军队的译名很多，如“禁卫军”“近卫军”“新军”“耶尼切里军”“加尼沙里军”，本书统一使用英文译名“加尼沙里军”。

Sipaşi（英文Sipahi），译为“西帕希”，指奥斯曼帝国的蒂玛持有者提供的骑兵。Timar，译为“蒂玛”；Timariou（Timario），音译“蒂玛利奥”，含义是蒂玛持有者，本书统一为“蒂玛持有者”。

Gülhane Hatti Hümayun，译为《古尔汗法令》，另有《玫瑰园敕令》《御园敕令》等名称，本书统一为《古尔汗法令》。Islahat Fermani（英文名Imperial Decree），译为《改革法令》或《帝国敕令》，本书统一为“1856年《改革法令》”。Mecell-i Ahkâm-i'Adliye，中文译名《奥斯曼帝国民法典》。

五、研究特点与基本判断

如前所述，国内相关研究尚未涉及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本书是在多年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和细化，旨在探究奥斯曼帝国兴衰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笔者在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构建和演变等诸多问题中，通过前期研究已经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以清帝国为参照系，探究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是中国学者独有的世界史意识或优势。虽然奥斯曼帝国史的总长度相当于中国元明清三朝，但前一阶段是奥斯曼国家扩张和初步发展阶段，军事征服频繁，流动性明显，制度层面的建设不多。从苏莱曼一世到奥斯曼帝国瓦解，制度层面与中国明清有可比性。两国都是东方类型的军事封建帝国，疆域辽阔、多民族、集权制，由兴盛到衰亡，许多关键环节相似，可以通过比较获得深刻的认识。

奥斯曼帝国最关键的政治制度建设者是苏莱曼一世，故而研究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首先要剖析苏莱曼立法和苏莱曼时期的政治制度。奥斯曼国家（早期国家和帝国时期）623年里共有38位素丹，在位期间致力于制度建设的主要有奥尔罕（1324—1362年）、穆拉德一世（1362—1389年）、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年、1451—1481年）、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奥尔罕和穆拉德一世的制度建设成效显著，但随着巴耶济德一世在1402年死于蒙古帖木儿大营，出现“大空位”和诸子争权的分裂时期（1402—1421年），奥斯曼国家早期政治制度遭到破坏。穆罕默德二世复位后又连续统治30年，在构建帝国制度方面花费了较多的精力，成效也比较明显，为40年后苏莱曼一世的政治制度建设和帝国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苏莱曼一世时期的政治制度入手，可以俯瞰整个帝国的政治发展史，分析哪些前辈素丹为苏莱曼一世做了准备，后世哪些素丹破坏了苏莱曼一世的制度，马哈茂德二世不得不仿照欧洲样本进行政治改革。循着这样的思路，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就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是一种“综合征”，其表象是多样的，其病因是盘根错节的；导致奥斯曼帝国分裂和瓦解，既有民族因素的作用，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主要还是自身的痼疾所致，尤其是制度上的缺陷。

注释

[1]Albert Howe Lybyer,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

[2]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Osmanlı Devletinin Saray Teşkilâtı,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ımevi，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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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Osmanlı Tarihi 2.Cilt：İstanbul'un Fethınden Kanuni Sultan Süleyman'ın Ölümüne Kadar,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sımevi，1988.

[11]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Osmanlı Tarihi 3.Cilt:II.Selim'in Tahta Çıkışından 1699 Karlofça Andlaşmasına kadar,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sımevi，1988.

[12]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Osmanlı Tarihi 4.Cilt:Karlofça Anlaşmasından XVIII Yüzyılen Sonlarına kadar,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sımevi，1978.

[13]Necdet Bayraktaroğlu,Tarihimizdeki Muhteşem Mektuplar,Ankara:Ayrıntı Basımevi,Panama Yayıncılık，2017.

[14]Kaya Şahin,Empire and Power in the Reign of Süleyman:Narrating the Sixteenth-Century Ottom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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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Osmanlı Devleti Teşkilatından Kapukulu Ocakları,Vol.1，Acemi Ocağı ve Yeniçeri Ocağı,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ımevi 1988.

[27]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Osmanlı Devleti Teşkilatından Kapukulu Ocakları,Vol.2，Cebeci,Topcu,Top Arabacılari,Humbaracı，Lağımcı Ocakları ve Kapululu Suvarileri,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ımev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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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土]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吴奇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86][英]诺曼·斯通：《土耳其简史》，刘昌鑫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87][英]杰森·古德温：《奥斯曼帝国闲史》，罗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88][英]尤金·罗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王阳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89][英]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栾力夫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90][美]西恩·麦克米金：《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栾力夫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91][英]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1299—1923》，邓伯宸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92][日]林佳世子：《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钟放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

[93]黄维民：《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94]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95]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构建》，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96]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97]王三义：《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98]王三义：《少数民族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世界民族》2011年第6期；王三义：《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建构及管理模式》，《吉林大学社科学报》2016年第2期；王三义、张晓阳：《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立法”评析》，《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2期；王三义：《细节与成败：奥斯曼帝国改革事业的深水层》，《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王三义：《奥斯曼帝国恢复宪政后的权贵独断》，《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1期；王三义：《新机构与旧制度：马哈茂德二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政治》，《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王三义、李宁：《奥斯曼帝国的“蒂玛”制与地方管理》，《历史教学》2020年第10期。

[99]昝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新史学》第13卷，钟焓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