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内容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理论基础

本书的第一章首先明晰了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内涵及定位。本章通过准确把握“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丰富内涵，在“自由贸易区”内涵认识基础上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涵进行清楚的界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积极发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进一步，本章区分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和“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之间的内涵差异，明晰了“如何完善”才是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具体标准与建设目标。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理念的战略需要。我国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与国际规则接轨，统筹规划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联动作用，加快区内区外联动发展，以此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加深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其次，本章梳理了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相关理论。一是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了理论渊源，中国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又能为世界经贸治理贡献智慧。二是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了理论路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给出了科学判断；第二，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总结和升华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丰富经验；第三，在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实践举措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继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新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是新时代中国统筹本国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对进一步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深入推进开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三是梳理了核心经济学理论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贸易理论最早可以回溯到早期贸易发展时出现的贸易保护理论，即重商主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比重商主义更进步的绝对优势理论，贸易理论由此步入了古典贸易理论阶段。之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要素禀赋论的提出开创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它的出现使自由贸易理论前进了一大步。19世纪后，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出现。20世纪涌现出了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贸易理论。21世纪初诞生的新贸易理论才算真正突破了以往贸易理论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范畴。以上理论也为我国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思考。

最后，本章回顾了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有关文献。本章详细综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关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与功能定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成因与功能模式、评估机制、优化机制及其保障体系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全面的文献回顾，本章涉及的研究范畴有所扩大，研究视野有所丰富。本章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十四五”规划的要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新方略的发展要求，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探讨、发展和突破的问题。

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历程及功能定位

本书第二章首先分析并总结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历程。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挂牌成立。自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践和探索不断加深。2015年4月，我国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2017年4月1日，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地成为第三批正式挂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此形成“1+3+7”的格局。2018年10月1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2019年8月，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成为第五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省份。2020年9月，北京、湖南、安徽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设立运行。目前，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数量已达21个，形成了战略性的布局网络，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内地地区、沿边地区，基本实现了东中西部各区域全覆盖，从而有利于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其次，本章探析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本章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通过文本分析法和文本聚类算法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进行全面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代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与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因此，本章系统梳理了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概括总结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阶段性特征与动态变化趋势，全面分析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开放战略、带动区域发展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了全面详实的基础分析。本章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总体分析，充分吸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优化作为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推进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国土空间开放保护的实施载体的四大功能定位。

再次，本章分析了中国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空间布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中国绝大多数的产能与出口均聚集在这一区域，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沿海实现无缺口式覆盖，将再次激发这一区域改革开放的潜力与活力。为更好地发挥先进示范作用，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开放程度、经验推广等方面仍有一些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从产业布局来看，进一步实现全面错位协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布局，明确产业发展的侧重点，避免雷同建设，充分发挥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比较优势与应有作用，实现差异化发展是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布局的重点。从功能布局来看，当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政府职能转变、金融服务能力、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明确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功能布局方面的问题，有助于解决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发挥战略作用的障碍。本章结合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现状与问题，从全球经济、国内政策、政治、安全治理等视角出发，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试验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究国内重大发展战略带来的发展新机遇，识别国际形势中的风险挑战。这有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丰硕的制度创新成果，并有效规避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也为完善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了具体的着力方向。

最后，本章总结并分析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成果。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试验了一批基础性改革，率先建立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以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本章主要总结了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四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切实完善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推进对外投资管理改革，探索推动商事制度改革以及深化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等。贸易监管机制创新集中体现在“单一窗口”建设、通关监管模式创新、监管技术升级等方面。金融开放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探索、人民币跨境金融产品的设计供给、金融服务的增强以及金融风险的管控等方面。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创新主要集中在以简政放权为重点健全行政管理体制，以信息互联共享为导向优化政府服务体系，形成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监管机制以全面提升开放环境下的政府治理能力。这些创新举措数量多、质量高、效果好，在各领域取得了创新突破，更大程度释放市场活力，培育发展出新动能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本书第三章对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进行了概述。随着全球化的愈发兴盛，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也在迅速发展。目前，世界已有5 000余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在其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多次演变，其具体形式、功能也根据同时代的经济发展与贸易形式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第一阶段体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自由贸易区主要进行转口贸易与商品输出。16世纪到19世纪末期，世界各大洲的联系主要通过海运，因此第一代自由贸易区都是依托沿海港口，以自由港为主要形态，以转口贸易和商品输出为主要业务，尽管也有简单的加工、装配业务，但仍然是为转口贸易服务。第一代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航运枢纽角色，提高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和便利程度，是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工具。第二阶段体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区的重心变成吸引投资与促进就业。为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各国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变为全方位综合服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更加综合化，区域更加规模化。本章根据功能定位，对自由贸易区进行了重新分类，并以自由贸易区的覆盖区域作为划分标准将自由贸易区分为港城融合模式、港城分离模式、跨境园区模式和主副园区模式。通过总结分析，本章阐述了自由贸易区的正负效应，为进一步研究与完善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本章总结了典型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本章主要的经验借鉴典型自由贸易区包括荷兰鹿特丹港、迪拜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本章对各个典型自由贸易区的概况、功能、特色、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章对上述四个典型的自由贸易区进行对比与总结得出了这些成功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共同点与差异性。共同点是都充分发挥了区位优势，重视海运，依托海港，并重视功能的综合化与服务化。差异性主要体现为在注重绿色发展、数字化与信息化、发展国际合作、商务功能、人才需求等方面不同自由贸易区的重视程度不同。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成因及模式

本书第四章首先探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内在驱动因素。当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蓬勃发展，从东部沿海到内陆地区，从南部不断向北方延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参与自贸试验区建设，试点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影响自由贸易试验区整体布局的因素需要先考虑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集群。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在不同发展阶段背景也必须根据其经济开放水平、市场规模、要素禀赋、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等情况进行考量。本章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内在驱动因素主要考虑了区域内的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资源禀赋情况、科技创新能力。

其次，本章探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外在驱动因素。本章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外在驱动因素主要考虑了宏观政策导向、自由贸易试验区分批次设立、“一带一路”倡议、改革开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有利于更好地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发展，推动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也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最后，本章探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基本形态模式。当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沿海+内陆+沿边”的总体开放格局，为我国全方位探索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优良的海港、便捷的出海通道和海洋运输条件等区位优势，形成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全方位发挥沿海地区对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更好地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总体布局。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力对接国家开发开放战略，利用与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发挥对外开放龙头作用，面向全方位的全球开放合作，形成面向全球开放和辐射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沿海开放型经济发展特色。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要深化改革及推动制度创新，对标国际先进自由贸易港，在制度创新方面，重点围绕海洋运输国际贸易模式、国际航运、港口监管服务和海洋经济等领域进行探索。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内陆腹地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等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重点打造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加工贸易。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向西开放为重点方向，形成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在贸易加工方式、产品结构、互联网营销等方面，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借鉴沿海地区相关发展经验，更多地与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合作，避免在引资等方面出现相互挤对和恶性竞争现象。同时，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向西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加快内陆自由贸易园区和内陆“无水港”建设等重点领域进行探索。沿边型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原有制造业基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将经济发展重心与周边国家合作相协调。沿边型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与国家毗邻、分布众多边境口岸和通往国际便捷的陆路大通道的地缘优势，打造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开放高地，形成带动西部沿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沿边开放型经济发展特色，并围绕沿边开放开发和跨境经济合作为重点领域进行探索。

五、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评估机制

本书第五章首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量化体系进行了理论分析。随着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不断增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成效的量化评估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效果、营商环境优化和辐射带动效应的量化评估。本章通过系统梳理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量化评估的现有文献，进一步厘清了近年来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量化评估对象及相应方法的研究脉络与应用发展方向，同时根据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量化评估的实践需要，提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量化评估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从而为后续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了构建一个科学、高效、准确、实用的量化评估体系，本章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量化评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操作与可比较原则、典型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等基本原则，并采取了调查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量化评估，为成功构建科学、全面、准确、完善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建设绩效评估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本章对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本章主要依照“分区域研究+逐级考察”的方向，采用指标和数据的搜集、计算、分类整理，并加以概括描述的方法，解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评估机制的多维度指标，从全局角度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布局成效建立测量指标和评估体系，以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与可比较、典型性、动态性为原则，围绕制度创新、产业布局、联动发展、信息协同四个层面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最后，本章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进行了评估测度。本章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评估指标体系为指导基础，综合量化评估的各类基本方法及现有文献做法，最终选取熵值法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建设绩效评估的主要方式。本章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评估指标体系，详细介绍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熵值法评估的主要流程及数据处理过程，计算评估体系中各项指标的熵值、权重以及差异系数，形成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评估测度的主体结果，并在综合评价、制度创新、产业布局、联动发展和信息协同五个维度进行评估结果分析。

六、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优化机制

本书第六章探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优化机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各地区探索、复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验不再是“单兵突进”，而是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外部的协同发展，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协同效应，成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更高水平整体发展和更高质量网络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协同、通道协同、产业协同和信息协同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优化的四个主要发力点与支撑点。

首先，本章构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优化机制分析框架，从组织协同、通道协同、产业协同和信息协同四个维度解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制度性需求、内在逻辑和政策功能。其次，本章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层次分别阐述了组织协同、通道协同、产业协同和信息协同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优化的影响。最后，本章从组织协同、通道协同、产业协同和信息协同四个方面对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优化的重大意义展开介绍。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发挥各类开放平台协同优势，学习世界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经验，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七、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战略路径

本书第七章首先介绍了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总体思路。我国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立足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次，本章关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释放国内市场活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坚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本章提出了在高质量发展推动下进一步优化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空间布局的发展思路：一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差异化制度创新的组织协同；二是在区域协同发展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产业布局优化的产业协同；三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自由贸易试验实现区实现内外联动发展的通道协同；四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信息协同发展的信息协同。

最后，本章总结了关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战略路径：一是突破路径依赖限制，加快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规则的改革创新；二是着眼结构嵌入视角，推动促成我国区域之间的产业协同；三是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