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度

0.1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其排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了“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发展进入加速落实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1.1　指数的形成方法、数据说明和权重的生成

0.1.1.1　指标处理与数据说明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所构建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六个维度（见表0-1），对202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进行考察。本章遵循原有指标体系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说明，并且在原有基本理论框架之上，作了相关延伸和拓展。

本章顺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8）》指标体系的方面维度，根据2021年度地方数据的可获得性，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六个方面维度44个基础指标，如表0-1所示。

本章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2）》、中经数据库以及2021年各地区统计年鉴、2021年各地区统计汇编以及统计公报等，由于数据标准的原因，暂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失和特殊性，西藏虽列入统计但未进入排序。截至定稿日期，部分省份统计年鉴暂未公布，已出版的省份年鉴中的个别指标存在缺失，由于选取的测算数据是截面数据，本书对缺失数据使用时间序列趋势方法进行填充，由于缺失的数据极少，整体上数据集质量较高，可以认为根据此数据集测算得出的增长质量指数可信度、准确度以及现实符合度相对较好。

在基础指标计算方面，个别数据需要具体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资本生产率4个指标都涉及资本存量的计算，参考张军等（2014）的研究成果，我们选择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2000—2021年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另外，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DEA法，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2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进行估算。选择测算出的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动、资本存量来进一步计算资本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中，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数据采用各省份在年度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中，根据有关经济波动率的计算，算出年度各地区生产总值的真实值，进一步算出各地区的经济波动率。

文中涉及的具体数据的处理方法和计算指标的公式如下：

（1）正向指标、逆向指标的去量纲化处理方法

（2）基期、真实GDP测算

对真实GDP的测算，我们以2000年作为基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来计算定基GDP指数，即计算各个时期环比指数的连乘之积来求得以2000年为基年的定基指数。用名义GDP除以GDP平减指数（2000年=100）得到真实GDP的值。其中，GDP平减指数的环比指数公式为：

（3）各维度具体指标的测算

①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DEA法，选择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国各省份2020—202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我们利用缩放因子之比构造消费数量指数，以GDP作为产出指标，以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指标，具体以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为基础指标，使用DEAP软件进行编程，由此求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第二，资本生产率，对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具体估算公式为：

其中，i指第i个地区，t指第t年；关于当年投资I的度量，根据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情况，计算得到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说明，《中国价格统计年鉴》的编者说明中指出，2020年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统计报表制度》，不再编制相应价格指数，自2021年度起不再刊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参考江永宏等（2016）的做法，自2021年起采用各地区GDP缩减指数代替同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在此基础上求得以2000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表示的真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基期的资本存量按照国际常用方法计算：

其中，K₀是基期资本存量，I₀是基期投资额，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经济折旧率δ采用张军等（2004）的研究成果，为9.6%。

第三，劳动生产率。

②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

第一，产业结构。

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即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

二元对比系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反差指数：非农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即|非农业的产值比重-非农就业比重|，其中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③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

经济波动率：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的绝对值（其中经济增长率为真实GDP的增长率）。

④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is_t表示t时期的泰尔指数，i=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_it表示t时期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量，z_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p_it表示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_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⑤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维度电耗：电力消费总量/GDP。

⑥国民经济素质维度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总支出。

0.1.1.2　基础指标与方面指数权重的确定

在方法的选择方面，我们遵循《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20）》的评价方法，依旧选择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对2021年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更加准确且更加系统的判断和评价。主观赋权使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专家分层次打分，得到具有专家经验的评价输入，使数据具有专业性和适应性；而客观赋权则使用变异系数法，能够反映单位均值上各指标的离散程度，能够明确区别对象的差异化，使指标的权重更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因此，选择变异系数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算法对结果的准确获取方面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优越性。由变异系数法得到的2021年的客观赋权值如表0-2所示，由层次分析法得到的主观赋权值如表0-3所示，通过模糊数学主客观结合的方法计算出的组合权数即各个基础指标的最终综合权重数（见表0-4），表0-4同时报告了六大方面维度的综合权重数。

0.1.2　2021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排序

我们首先根据所得到的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求得各方面指数值，进一步根据方面维度综合权重，计算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并对2021年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排序，结果如表0-5和图0-1所示，所测度的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分项维度指数值及其排序如表0-6所示，并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项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2021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7位的省份依次是江苏、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山东、天津，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7位的省份都分布在东部地区，且与2020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前7位省份一致。前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556。从我国东中西空间区域来看，2021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较高，经济增长质量发展较好且稳定在全国前列。2021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后7位的省份依次是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四川、海南、广西，除海南外均为中西部地区，排名后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258。排在前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7位省份的2.155倍，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从整体排名上看，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整体上，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区域层面仍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现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特征依旧存在，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先发优势和区域优势，其经济增长的质量优势显著，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异依旧存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数值上高于西部地区，但与东部发达地区仍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追赶、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特征，并且这一特征已存在较长时间，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因素。当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缩小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亟须坚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东部地区发展的带动、中部地区优势的巩固、西部地区发展的潜力挖掘，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高水平，不断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水平。此外，部分中西部省份已出现追赶趋势，如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和陕西，这些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稳定于中上水平，在经济增长质量上不断追赶东部地区。这表明部分中西部地区凭借地区资源空间优势、扶持政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条件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稳步提升。因此，我国仍需坚持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稳步提高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增长。

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六个维度来分析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重庆、江苏、湖北、福建、吉林、上海、内蒙古、山东和天津，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127，说明这些省份在2021年度经济增长的效率较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分别是云南、四川、贵州、甘肃、新疆、广西、安徽、广东、黑龙江和海南，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035，排在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平均值是排在后10位省份的3.63倍，表明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在中国各省份之间的分化差异较大。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名第一的北京在2021年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值为0.162，而排名倒数第一的云南在2021年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值为0.010，前者是后者的16.2倍。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中指标的具体含义来看，排名靠前的省份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注重在经济生产中的产出效率，具有较高的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而排名较后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存在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资本和劳动产出效率较低的问题，亟须促进技术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海南、广东、上海、天津、黑龙江、北京、江苏、河北和广西，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平均值为0.086，表明这些省份在2021年经济增长的结构发展水平较高，除广西和黑龙江位于中部地区外，其余均为东部省份。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吉林、甘肃、宁夏、四川、辽宁和新疆，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平均值为0.051，除吉林和辽宁外，其余均为中西部地区。排在前10位的省份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平均值是排在后10位省份的1.686倍，表明经济增长的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与落后省份存在一定的差距。整体而言，排名靠前的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结构上更为合理，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落后，产业结构转型起步晚、速度慢，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工业化率低于东部地区，产业现代化发展转型较慢，且经济外向度水平严重低于东部地区，金融服务的规模和水平较低，金融产业转型发展较为缓慢。从产业结构来看，中西部地区应在区域资源禀赋的基础之上，不断提升地区工业化率，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经济外向度水平来看，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以进出口总额衡量的国际收支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异悬殊，当下中西部地区应依托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整体思路，打破地理位置限制，促进地区经济外向度发展；从金融结构来看，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型较慢，应不断提升地区金融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从城乡结构来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需转型升级，不断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因此，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较低的省份应注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突破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阻力，实现经济增长的结构方面的高质量增长。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新疆、青海、黑龙江、天津、河南、河北、安徽、陕西、甘肃和湖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为0.078，表明这些省份经济增长较为稳定。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海南、湖北、贵州、宁夏、山西、重庆、云南、北京、江西和吉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为0.043，排在前10位的省份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是排在后10位省份的1.814倍。从地区来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在2021年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这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方面密不可分。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当下我国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稳增长、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形成“稳中向好，进中提质”良好发展态势的重要方面。因此，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名较后的省份应关注国内消费行为与物价指数的变化，关注就业问题，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关注国内国际各方面的风险因素，建立预警与风险应对预案，及时调整经济的短期波动，协调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确保地区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稳定不改变。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福建、山东、广东、内蒙古和湖北，排名前10位的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为0.083，均为中东部地区。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贵州、甘肃、云南、广西、四川、黑龙江、青海、新疆、安徽和海南，排名后10位的省份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为0.036，除广西、黑龙江和安徽为中部地区外，其余均为西部地区，表明当下我国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水平普遍较低，而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是关注福利的，指数排在前10位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是排在后10位省份的2.306倍，表明当下我国各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存在较大的差异。结合2018—2020年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情况来看，一方面，排名情况基本保持稳定，前10位与后10位变动不大；另一方面，前10位省份的指数平均值与后10位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排名较后的省份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民生福利和福祉水平，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卫生健康体系，增强地区人民在医疗、文化、生活环境、消费等方面的福利保障，改善社会分配结构，优化分配机制和分配政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站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角度，我国各地区应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民生福利与成果分配，正确把握共同富裕的总体方位，深刻领会共同富裕的深刻含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黑龙江、河北、北京、吉林、山东、广东、山西、内蒙古、重庆和河南，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为0.065，表明这些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在生产过程中重视资源的集约，且充分关注资源排放循环处理和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因此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海南、新疆、广西、青海、宁夏、甘肃、福建、云南、辽宁和浙江，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为0.046，排在前10位省份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是排在后10位省份的1.413倍。排名后10位的省份中，除海南和浙江外均为西部和东北地区，这意味着我国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在生产中的资源消耗仍然较大，环境治理水平和投入力度也较低。但黑龙江和内蒙古作为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占据优势的省份，在2021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名进入前10位，从具体指标来看，这两个省份在2021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具有一定的优势，表明其注重工业生产中污染物的治理，从而能够不断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的代价，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此外，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部分省份的资源消耗较大、环境治理水平和投入力度较低，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发展较为落后。因此，这些地区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坚定不移树立绿色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组合战略理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的道路。一方面，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加大对节能环保、工业污染治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等领域的投资，提高地区环境治理的能力。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安徽、河南、湖北和河北，均为中东部地区的省份，其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为0.128。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青海、新疆、内蒙古、宁夏、海南、吉林、云南、甘肃、贵州和山西，除海南和山西外，均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份，其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为0.020。排在前10位省份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是排在后10位省份的6.400倍，表明在国民经济素质方面我国各省份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国民经济素质反映了地区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素质、创新能力素质、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素质和信息化综合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持续稳定提高的核心动力和比较优势，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交通基础设施是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人力、动力和环境保障，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信息化能力也成为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的重要依托。因此，国民经济素质较低的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应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创新化水平，增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创新素质；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引进创新型人才，加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能力素质；优化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客运与货运能力，增强地区物流的便利性与流通性，并继续推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发展，增强地区的信息化优势，加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信息化素质。

0.1.3　2021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排序的对比

根据2021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我们选择各省份的真实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排名依据，表0-7列出了2021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差异。

从表0-7中可以看出，2021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对比中，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高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的前7位分别为天津（高16位）、吉林（高11位）、黑龙江（高9位）、青海（高9位）、北京（高8位）、宁夏（高6位）、上海（高5位），说明这些省份都保持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较经济增长数量更具优势，实现了经济增长质量领跑经济增长数量的态势。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低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的前7位分别为四川（低20位）、云南（低12位）、贵州（低8位）、安徽（低8位）、广西（低5位）、河南（低5位）、湖北（低4位），说明这些省份经济增长数量较经济增长质量发展较好，经济增长数量较有优势，而经济增长质量亟须提高。此外，2021年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存在不一致性，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依旧普遍存在，在参与排名的省份中，50%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高于经济增长数量指数排名，表明这些省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经济增长中的质量，而另外50%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低于或等于经济增长数量指数排名，因此，这些省份仍需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1.4　2020年与2021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动情况

我们根据2020年和2021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排名，列出2020年、2021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及其差异，借此考察全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发展变动态势（见表0-8）。

由表0-8可以发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增长质量排名靠前的省份大部分相同，以东部发达地区为主，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前9位的省份基本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即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福建、河北。此外，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前7位的省份连续5年经济增长质量居于前7位，即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意味着这些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且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总体来看，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2020年和2021年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在两年间变动不大。相比2020年，2021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升幅度最大的前3位省份分别是内蒙古（提升5位）、吉林（提升4位）、重庆（提升3位）。内蒙古进步显著，主要依靠其在2021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分项指数的提高；吉林进步显著，同样主要依靠其在2021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分项指数的提高，充分表明这两个地区在2021年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的优化；重庆进步显著，主要依靠其在2021年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以及经济增长稳定性的维持。

2021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退步最大的省份分别为海南（退步7位）、安徽（退步4位）、江西（退步3位）、四川（退步3位）。海南退步的主要原因体现在经济增长稳定性排名的大幅度下降以及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分项排名的下降，表明2021年海南的经济增长在产出波动、价格波动以及就业波动方面的表现均有下降，其中主要因素为海南经济波动率的显著上升。安徽退步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排名靠后且在两年间存在较大的退步情况，但其在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的指数排名方面进步较为明显。江西和四川退步的主要原因都在于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分项排名的下降。

进一步具体分析2021年六个基本方面维度指数的调整变动情况，根据2021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各方面的排名情况，表0-9列出了2021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分项指数排序变动情况。

由表0-9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中，2021年进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吉林（进步19名）、湖北（进步9名）、黑龙江（进步8名）、山西（进步7名）、河北（进步6名），而2021年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值退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退步13名）、云南（退步12名）、浙江（退步12名）、安徽（退步7名）、新疆（退步6名）。吉林在2021年经济增长的效率排名进步较快，进步了19名，而广东、云南和浙江经济增长的效率排名下滑明显，需关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注重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效率问题。

在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中，2021年进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安徽（进步3名）、河南（进步3名）、湖北（进步3名）、贵州（进步3名）、广西（进步2名），而2021年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值退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新疆（退步5名）、青海（退步3名）、宁夏（退步2名）、湖南（退步2名）、黑龙江（退步2名）。安徽、河南、湖北、贵州和广西在2021年经济增长的结构排名有小幅上升，但其整体排名依旧靠后，与浙江、海南等排名靠前省份存在较大差距，而新疆、青海和宁夏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省份，在2021年经济增长的结构排名中有所下滑，且整体排名靠后。整体来看，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的排名在2020—2021年变动情况不大，整体排名较为稳定，但中西部地区在经济结构方面与东部地区的差异仍旧较大，因此这些地区应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已有产业的基础上，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因地制宜地规划并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和结构转型。

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中，2021年进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安徽（进步21名）、河南（进步18名）、福建（进步12名）、四川（进步7名）、上海（进步6名），而2021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值退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海南（退步22名）、吉林（退步18名）、宁夏（退步16名）、山西（退步16名）、湖北（退步8名）。安徽、河南与福建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上取得了排名的大幅度上升，表明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稳定性得到提升，而海南、吉林、宁夏和山西的经济稳定性排名显著下降，表明这些地区在2021年经济波动性较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退步较大，需建立健全地区经济预警机制，从经济波动、价格波动以及就业波动等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巩固经济发展，增强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在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中，2021年进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山西（进步5名）、内蒙古（进步3名）、海南（进步2名）、吉林（进步1名）、江西（进步1名），而2021年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退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青海（退步3名）、重庆（退步3名）、河北（退步3名）、河南（退步2名）、宁夏（退步1名）。与2020年相比，2021年山西和内蒙古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名有明显的进步，可以认为这些省份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基本福利设施更加完善，地区收入分配情况得到改善。而宁夏、河南、河北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排名有小幅下降。整体来看，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指数排名情况较为稳定，绝大部分省份排名情况不变或存在小幅变动。

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中，2021年进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内蒙古（进步19名）、黑龙江（进步18名）、吉林（进步17名）、河南（进步6名）、天津（进步5名），而2021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退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浙江（退步18名）、江苏（退步13名）、福建（退步11名）、四川（退步8名）、上海（退步8名）。与2020年相比，2021年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排名有大幅的提升，这些省份均为东北以及西部地区，且其排名的提高主要由于治理环境污染投资指标的提升，可以认为这些省份在2021年注重地区环境治理与资源利用的提高。而浙江、江苏与福建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排名退步较为明显，且都为东部沿海省份，因此，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污染物治理的问题，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民经济素质维度中，2021年进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黑龙江（进步5名）、河北（进步3名）、上海（进步3名）、天津（进步1名）、山西（进步1名），而2021年国民经济素质维度指数值退步最大的5个省份分别是云南（退步3名）、贵州（退步3名）、四川（退步2名）、湖南（退步2名）、内蒙古（退步2名）。黑龙江、河北和上海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名分别上升了5位、3位和3位，而内蒙古和湖南的排名有小幅度的下降。整体来看，各省份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名在2020—2021年的变动较小，大部分省份国民经济素质指数的排名情况不变或小幅变动，说明各省份国民经济素质情况较为稳定，但同时排名较后的省份应不断提高地区创新水平，增加对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的投资，不断推动发展数字经济以及相关领域，促进区域信息化建设。

0.1.5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评价的结论与建议

从2021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计算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在稳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维度都基本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总体来看，2021年各省份经济增长效率不断提升，经济结构进一步完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平稳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公共设施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资源利用与环境治理，国民经济素质不断提高。分地区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依旧存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仍旧是我国经济的典型事实，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整体上存在“东部领先、中西部追赶”的局面。分维度来看，各地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维度存在不同的薄弱之处，亟须改善。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到新高度，并且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根据2021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把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恢复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六个统筹”，首先是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证经济恢复到潜在水平。这表明从2023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将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恢复性发展，要把经济的恢复性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三年的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投资、消费、就业、财政和中小企业都带来了严重冲击。这次疫情冲击不仅有短期影响，而且有长期影响，疫情不利因素导致的地区经济外需放缓和内需压力恢复均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面临恢复性发展问题，应根据疫情对我国经济冲击的长期与短期的不同影响，采取积极措施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把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结合起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恢复性发展，并积极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以保证从2023年开始实现经济稳步回升。

（2）着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进入现代化新征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背景下，培育新动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也是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改革内容。一是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引入创新等技术进步要素作为新的驱动力，并从中长期入手来解决当前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创新驱动也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而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我们打造出适应创新驱动力的制度环境与法律环境，为创新战略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这样的保障又能反向激励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转变旧的思维方式，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增强创新能力，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创造出新的增长极。二是实施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战略。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加速落实的根本支撑。实施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战略需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主体的融通创新，依靠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畅通创新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坚持创新驱动的战略核心地位。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通过创新驱动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通过科技的自立自强实现产业、经济和国家发展的自立自强。三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结合。把产业链和供应链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做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充分对接，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有机衔接，构建完整创新链，实现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的知识基础建设。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构建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以市场化交易平台为载体、以专业化服务机构为支撑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3）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一是发展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数字化思维把握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和新机遇。数字化思维以互联共享为原则，强调新资源的创造和资源的共享，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奉行质量第一、效益至上。在数字化时代，数字供应链和新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需求导向、客户为本，促进传统供应链转型，供应商将变为整个生产过程价值创造的合作者。二是发展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着力促进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技术手段。因此，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合理有序地推进大数据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化发展。深入探讨制造业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创新发展。企业应大力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三是发展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新兴产业的数字化进程。产业数字化是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倍增作用的基石，已成为我国抓住数字智能时代转换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机遇，以及提高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一方面，要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和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推动体系重构、流程再造，形成新的数字化场景、数字工厂、数字制造、数字支付、数字生活；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新兴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加快发展数字化平台经济，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模式，创新发展新商业模式，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四是发展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系统。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体系建设。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广，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发展体系，促进工业全要素连接和资源优化配置。要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制定完善适应数字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经济、组织模式变革，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持体系。制定数据资源确权、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健全市场发展机制，引导数据有序流通。

（4）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高质量发展的新实现路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一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积极发挥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引擎的作用，开发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发挥中国国内大市场对全球优势资源的吸引力，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形成国际竞争力。二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发展格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自由顺畅地流动，提升我国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应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求平衡的更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三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促进原创理论的产生和原创发现的形成。加强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有机衔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四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生产和需求的适应性，适应国内需求的升级，促进供给体系升级，实现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在总量和结构上保持均衡，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高质量的供给体系。五是以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为支撑。推进商品市场的数字化进程，完善数字化交易配套设施，采用新型营销手段，刺激商品消费。建立各类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的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畅通要素流动。同时建立要素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要素流动规则和要素配置机制，使得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5）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创新领域的现代化。建立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发挥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政府引导机制、利益激励机制和产学研合作机制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主体集聚，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断提高创新效率，使创新转化成为产业发展的主体活动，培育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促进工业发展转型升级。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相结合。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以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机衔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鼓励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按照自愿原则和市场机制，通过构建产业基础联盟优化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的布局。二是工业领域的现代化。需要以工业化的逻辑推进现代化进程。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最终实现制造业强国。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来引领工业的现代化发展。通过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实现工业领域的现代化。提高工业的科技含量。依靠最新科学技术不仅可以使工业化水平进入国际前沿，同时依靠高的科技含量可以获取高的附加价值。工业领域的现代化要依靠最新科技成果发展该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使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三是区域发展领域的现代化。拓展发展新空间和培育发展新动力。增强区域发展的内生活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立足新时代、新特点、新趋势，引导要素跨区域有序流动，促进产业梯度联动发展，优化区域发展结构，融合城乡发展，构建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区域结构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