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近代中国工业的演进历史与发展特点

2.1.1　近代中国工业的演进历史

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已有学者进行过诸多论述，有的学者探讨了清末的工业发展，有的学者着重分析北洋政府时期的工业发展，有的学者对战后工业发展进行了详细讨论，也有学者在整体上就1840—1949年近代中国工业发展进行探讨。由于本书探讨的时间是针对1840—1937年，因此，接下来对清末工业的萌芽与起步、清末工业的加速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1927—1937年的工业发展进行简单回顾。具体情况如下：

（1）清末工业的萌芽与起步（1840—1894年）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工业主要是手工业，以家庭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为主，其次是封建的官府手工业以及少数工场手工业。近代中国机器工业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口岸的开放，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商品输入激增，外国资本对华投资增加，并在中国开设工厂，中国开始出现新式工业企业。[1]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意识到兴办工业的重要性，最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希望在中国发展近代工业。然而，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止步于口头上的进步主张。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得一些官僚意识到使用新式军事装备的重要性，决定兴办新式工业，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李鸿章认为，“购买外洋枪炮，设局制造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还如“窃自同治初年臣鸿章孤军入沪，进规苏浙，辄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利赖颇多”。[2]同治元年李鸿章向曾国藩上书亦提到：“鸿章曾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戒论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3]因此，最开始的几家工业企业都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有关，[4]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开中国兴办军事工业企业的先河。但是，最初建立的企业没有起用洋人，也都为手工制造，效果并不太理想。曾国藩奏文：“同治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用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使迟钝，不甚得法。”[5]1862年李鸿章又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到1863年李鸿章将洋炮局迁到苏州，成立苏州洋炮局，才购买外国机器进行制造，苏州洋炮局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动力的近代军工企业。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最初只是为军事需要而兴办的军工工业。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的一些官僚认识到科技强军对于强国的重要性，积极上奏朝廷继续发展军事工业。例如，同治三年（1864）奕等上奏兴办洋务时就指出只有国家强盛才能无恃外人的挑衅，“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6]左宗棠也认为中国要自强，除了精兵强将外，还需大力加强兵器制造，“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正事，精炼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7]李鸿章同时提到，中国欲自强，除了学习外国兵器外，还要学习外国制造兵器的方法，关键是大力培养自己的制器人才。如“鸿章以为中国要自强，则其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如觅利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8]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所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主要制造轮船、枪炮、水雷、火药等。[9]之后，在天津、北京、广州等多地相继创办军事工业。据统计，1862年至1894年，清政府在各地共创办19家军事工业企业。[10]

近代中国产业自19世纪60年代由官办军事工业开始，19世纪70年代以后，从近代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如轮船、煤矿、冶铁、纺织、铁路、电报等。创办民用工业的目的有以下几个，其一，解决军用工业所需的燃料、原料，因为军事工厂所需的原料、燃料大都依靠进口，且价格昂贵。李鸿章认为：“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11]其二，求富，缓解财政负担。军费巨大的消耗使得军工工业的发展受到阻滞，“必先富而后能强”[12]。其三，打破洋人洋货垄断的局面，为中国工业及国货发展争得市场份额。例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以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即抱有此种目的。李鸿章创设上海机器织布局时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13]由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发展则较晚，迟至19世纪70年代左右，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的是1869年创办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4]此外，1872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机器缫丝厂，1882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和永丝厂，1883年祝大椿在上海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这些都是商人资本所创办的最大的机器工业。据统计，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以前，中国共有新式工厂108家，其中官办工厂31家，商办工厂77家。[15]近代工厂资本额共计18260.3万元，其中官办工厂资本额为17531.2万元，商办工厂资本额为729.1万元，[16]官办资本约占全部资本额的96%。

（2）清末工业的加速发展（1895—1911年）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转入新的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和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设厂制造权、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外国在华投资扩大，外资企业迅速发展，新开设的厂、矿数量开始增加。然而，由于战争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负担更为沉重，官办工业虽有所发展，却已大不如前，而民用工业则比中日甲午战争前有所发展。这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清政府陆续颁发了一些奖励实业的章程，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工艺”的措施。[17]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设立商部，继续颁布奖励实业办法和工商业规章。20世纪初发生了抵制洋货的运动，1905年，因美国排斥在美华工，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1907年至1910年，发生收回路权运动。这些也刺激和影响了一些有识之士创办工业企业，张骞在其大生纱厂的《厂约》中写道：“花往纱来，日盛一日，而袒肉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18]“设厂自救”呼声在商界产生一种动力，国人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创办新式工业，出现了民族资本第一个设厂高潮。这一时期所设的工矿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资本总额，与中日甲午战争前相比都有数倍增加。据汪敬虞先生（1957）统计，1895—1913年共设立工矿企业549家，资本额为1.2亿元。[19]据陈真等（1961）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1913年以前）近代中国工厂资本额达3.3亿元。[20]工矿企业的增长主要是在1905年后的数年中，并且出现了一个短期高潮。就官僚资本企业而言，据许涤新等（1990）估计1894年资产值约为0.48亿元，1911年增加至5.23亿元，1911年的投资中工业占16.1%。[21]就民族工业而言，汪敬虞等（1957）认为，1895—1913年民族资本取得了初步发展，但是民族资本的发展是微弱的。有学者认为1895年之后的十余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有较大发展是事实，但是与同期在华外资作比较，就绝对量或者发展速度来说，则又相形见绌，差距很大。对于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发展慢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弱点，如重工业得不到发展、生产规模慢和资本有机构成低、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等。就民族工矿业投资来说，汪敬虞统计1913年工矿企业501家，资本额为10316.6万元。许涤新等曾对这一数据进行了调整，调整之后为工矿企业706家，资本额为11775.2万元。[22]

（3）北洋政府时期工业的快速发展（1912—1926年）

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企业没有太大发展，就官僚军事工业而言，从数量上来看主要是接办清政府的洋务派企业，这一时期创建的企业甚少；从发展速度上看，除了极少数企业，如汉冶萍公司、江南造船所有所发展外，多数企业陷于停滞状态，官僚军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就官僚民用工业来看，也主要是接收清政府的企业，这一时期新建企业甚少。据统计，在1912—1926年官僚资本经营的民用工业共29家，总设资本额为3200万元，大多数规模不大，资本额最多的企业为460万元，最少者不过10万元。[23]这些企业有的最后归于商办，有的甚至关停。就民族工业而言，这一时期为近代我国民族工业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特别是轻工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一般将这一时期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对于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学界认为是由于“欧战”的爆发，西方发达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给了我国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的机会，这一点从很多工业史论著中都可以看出。也有学者认为远洋运输费用的飞涨，又给中国的商业和工业带来了额外的刺激。或是铁路对工业的促进作用的凸显。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发展较为迅速，近代影响较大的民族工业企业也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据统计，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开设的工厂为41.3家，比1903—1908年平均每年开设工厂数增加一倍；1916—1919年平均每年注册开设的工厂数达124.6家，较1903—1908年增加5倍。[24]工业投资额也大为增加，1913年全国累计为4987.5万元，1920年则累计达到15522.1万元，较7年前增加了2倍以上。[2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再次加强——特别是商品输出，使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受到一些挫折。一部分受外资打击，一部分互相竞争兼并。当然，从“一战”后到1927年，除少数工业部门和小部分民族资本企业外，大部分工业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4）1927—1937年的工业发展

这个时期的工矿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对1927—1937年工业发展的研究，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1927—1937年，中国工业发展经历了发展、停滞以及衰退的过程。也有学者认为1927—1937年是黄金十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情况，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工业发展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是1927—1930年，对于这个时期工业发展的原因，不少文献也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政治上相对统一、同时金融得到很大发展、并且市场有所扩大。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工农业产品差价的扩大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时期汇率的变动，也就是银价不断下跌，为中国产品提供了良好的贸易条件，促进了这一时期工业品的出口，使民族企业得以复苏，部分行业有所发展。第2阶段是1931—1935年，这是经济发展的萧条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外界冲击，这一时期的重大冲击主要有世界经济危机、1931年长江大水灾、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及1933年美国白银收购政策导致的中国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冲击和挫折，但是整体上工业是不断发展的。第3阶段是1935年—1937年6月，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就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来看，1928—1936年平均每年新建企业约150家。[26]全国民间资本投资额1931年增至6.34亿元，1935年再增至6.97亿元。[27]据统计，1932—1937年河南、湖南、山西3省6年内新设工厂237家，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新设工厂163家，而陕西、甘肃等省，这一时期也有了20余家新式工厂，都比以前有非常明显的增多。[28]

2.1.2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新式工业包括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采矿和冶炼业等3大部分。我国现代工业始于1860年前后，但是工业的发展非常缓慢。接下来，本书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1840—1937年近代中国新式工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1）新设工业企业数量缓慢上升

图2-1所统计的是1858年到1937年近代中国新式工业企业新设立数量，从新设企业的趋势来看，近代新式工业企业新设数量总体上呈不断上升态势。但是，具体从每年新设企业数量曲线来看，第一阶段为1840—1894年，每年新式工矿企业设立的数量非常少，尤其是1886年前，每年新增数量仅为个位数。1887年后开始有上升的趋势，从数量上来看，每年新增工业企业数量超过10家。但总体来看，自第一家工矿企业设立后一直到19世纪末，近代工矿业的发展非常缓慢，在这个时期大多数年份每年新增企业数量平均为10家左右，如果再算上倒闭的企业数则可以想象这个时期工矿企业实存数之少。

第二阶段为1895—1911年，这一阶段每年新增新式工业企业数量有加速趋势，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允许外资在国内投资设厂，民族工业企业每年新增数量也有明显增加，超过30家，多的达到45家。从1905年开始，每年新设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不断增多，1904年新设企业数为40余家，而1905年则迅速增长到90家，比1904年新设企业数增加1倍多，在1907年达到这一时期新增工业企业数量的高峰。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相对上一时期数量依然较多。1911—1912年，新设企业数量有所下降，这与政治变动有很大关系，但是1913年数量又开始回升。

第三阶段为1912—1926年，这一阶段新式工业企业新增数量进一步增加，每年新增数量均超过60家，到1921年达到这个时期新设企业的一个高峰，这一年新设企业数量达到200家之多。由于“欧战”以及民族资本的强势发展，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峰。1921年后每年新增数量开始下降，1925年稍有回升。总的来看，1921—1926年这段时期新式工业企业新增数量均在100家以上。

第四阶段为1927—1937年，由于这一阶段未明确标明设立时间的企业较多，在具体的数据上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但总体来看，这十年新式工业企业有了新的发展，尤其在1933年达到高峰，同时也达到这一历史时期新设企业数量的高峰，之后开始回落。经历1931—1933年的新设企业数量上升后，1934年开始下降。

总体上，1840—1937年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在曲折中缓慢发展。新式工业企业新增数量虽有所反复，但从整体来看是呈上升趋势的。1886年之前，新式工业企业数量增加非常少，而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开始上升，尤其是在1900年之后，新式工业企业的发展达到清末工业发展的高峰。进入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1927—1937年，较稳定的国内环境也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接下来，本书对历史时期进行阶段划分以具体观察每个阶段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以下对1840—1937年新式工业企业新设情况进行分析。

本书将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1840—1894年、1895—1911年、1912—1926年、1927—1937年。各时期新设工业累计数量是对统计数据中不同年份相应阶段的新设企业数量的累计加总。平均每年新设企业数量，是将新设企业累计加总数/这一阶段的年数。其中1840—1894年这一阶段由于1858年才设立第一家新式工业企业，因此这一时期的年份从1858年开始计算。得到相关数据见表2-1。

第一阶段为1840—1894年，自第一家新式工业企业成立之后到清末发展比较缓慢，从1858年设立第一家新式工业企业算起，至1894年，新设工业企业累计设立数量为172家，平均每年新增仅4.6家。第二阶段为1895—1911年，新设工业企业累计977家，平均每年新设57.5家。这一阶段相较于上一阶段有了明显的增加。在第三阶段1912—1926年，新设工业企业累计数量为2131家，平均每年新设企业数为142家。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在相同的时间内，新增数量是其2倍多，平均每年新设企业数也是上一阶段的2倍多。无论从新设累计数还是平均每年新设企业数来看，1912—1926年都是近代新式工业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27—1937年新设工业企业累计数达到1629家，平均每年新设数量为163家，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业也有较好的发展，结合图2-1来看，工业企业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2）新设工业企业资本规模总体较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对1840—1937年中国新式工业企业设立数量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再进一步分析近代工业新设企业的资本规模，以了解这个时期工业企业的实力变化，见图2-2。

对于工业企业资本额数据而言，由于较多的企业未标明具体的资本额，甚至是模糊地表述，比如“数万”“约”，对考察近代工业企业资本额增加了困难，但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大致了解近代新式工业企业资本规模的变化情况。

由图2-2可见，这一阶段每年新设企业资本总额的变化情况，从总体趋势来看，大致与新设企业数量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1858年到19世纪末的几十年里，新设企业数量变化不大，资本总额的变化趋势也不是很明显。1905年之后，随着新设企业数量的增加，资本总额也不断增长，1912年略微下降。进入北洋政府时期，开始迅速增长，到1921年新设企业资本总额数达到七千多万元，是这个时期的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1927年到达这一时期的最低点。从1928年开始，资本总额迅速增长。总体来看，新式工业企业的资本规模还是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