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不尽长江滚滚流

从全球范围看，文明史或文化史有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文明进程唯一没有中断，而且延续至今的，只有华夏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巴比伦（位于西亚，今地域属伊拉克）、古埃及（位于西亚和北非交界处，今地域属埃及）、古印度（位于南亚，地域范围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原生文明，是世界后来诸多文明的四个发源地，其他文明属于派生文明，深受临近地区原生文明的影响。

四个文明古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产生的基础或背景相同，都得益于大江大河，分别是“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和黄河，因而其文明的形态也是一样的，都是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和近代的工业文明及今天的信息文明一样，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阶梯，是人类最初探索前行的第一次重大的跨越。

可以想象，在远古广袤的大地上生活着各种人群，他们靠山打猎、依水抓鱼，采摘野果、挖掘野种，也就是说，需要靠大自然的恩赐维持生存，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生活总不能靠等待，而应该靠自己主动地创造。这个创造，就是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式。经过漫长的探索，先民们发现，野生作物可以被播种和培育，野生动物也可以被驯化和饲养，这样，就可以摆脱风餐露宿，可以避免朝不保夕，过上安稳的定居生活。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叫“农耕生活”。

先民们选择农耕生活方式的时间，有人说是在一万年前，有人说在八千年前，准确时间尚不能确定，大致时期应该是旧石器晚期或新石器早期。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进入了历史学上所谓的旧石器时期，因为人类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或者说，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王，是因为会使用工具。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就是石块。这样讲，当然不够准确，因为除了天然的石器之外，人类还会就地取材，使用木棒。因此，那个时代，应该叫石木时代。但是现在考古发掘的东西，只有石头，没有发现木器的遗存。先民们就是攥着石块，提着木棒开始了艰辛的文明之旅。而就是这两样工具，竟像法宝一样，保佑着先民们在蛮荒的世界里脱颖而出，为文明肇基。

所谓新石器时期，就是先民们可以按照生产和生活的需求，磨制石器，烧制陶器。这是制造工具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重大跨越。石斧、石刀、石铲和各种样式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迈进自主生活的时代。以后，尽管不断发现各种新材料，如铜、锡、铁、塑料等，但基本上都是在复制新石器时代各种用具的样式。

苏秉琦认为，农业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中国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14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一时期其他遗址（如虎头梁）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四个古国，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有先有后，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但唯有中国没有中断过。为什么？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两个：第一，与文明的规模和辐射能力的强弱有关；第二，与文化的取向有关。

我们先来具体考察华夏文明的产生和扩展。

中国新石器的遗址可谓星罗棋布，即所谓的“满天星斗”的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还是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发现，可以说遍及了我国的各个省份，这说明农耕文化的创建，是由多元参与的一个历史进程。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同时，我们还发现，群星中间，有的像彗星一样，一阵耀眼之后，很快熄灭了，没能持续闪闪发光；而有的则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这越来越明亮的文化星群则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近年，良渚文化备受关注。它所处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实际上，这个遗址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发掘，早在1936年，一位名叫施昕更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今杭州）良渚镇的偶然发现，掀开了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随后，出土了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玉器。

2018年，一只精美的良渚玉琮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栏目中亮相，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这只玉琮上作为神人、信仰象征的神人兽面纹，以及一毫米刻四五根线的细密阴纹线刻技艺，无不折射出良渚文化的璀璨。

人们开始回溯良渚的考古成果：1992年，超巨型建筑基址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浮出水面；2007年，东西约1 700米、南北约1 9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最终得到确认；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震惊世人。拥有完整都城结构的良渚古城，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而这个水利系统，则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设计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有人说它是“世界第一坝”。

良渚这样高度发达的农业区域后来竟然灭失了，消失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自然灾害，也可能是战争，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与其文明的规模和体量过小有关。应该说，像良渚文明还有许多，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其遗存有的已被发掘，有的仍然深埋地下，而在地上，把这种文明持续推进和壮大的，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遗址最为密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开创农耕或持续推进农耕，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土壤，二是水利。土壤必须松软，坚固、板结的土壤，或者植被过于稠密的土壤，用石器和木器是难以进行开垦和维持耕种的。水利则必须是便利的。在远古时代，能同时满足这样两个条件的不是很多，而黄河中下游则密集分布着这样的地区。

是这块土地能够给先民越来越多的食物，使得他们的繁衍得以维持和扩增；还是多地的先民迁入而在此定居，进而繁衍扩增；还是两者的结合，已经无从考察。总之，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个地区集聚的先民越来越多，开拓的农耕空间也越来越大。

其实，农耕的维持和发展并不是主要依赖黄河干流，而是依赖它的许许多多支流。也就是说，光提供松软的土壤还不行，因为黄河下游虽然也是好土，但黄河干流并不能提供便利的灌溉，相反是水患连连。而那些黄河的支流两岸和支流注入黄河的三角地带，即“汭”（ruì），如渭水，古代叫渭汭，洛水叫洛汭，泾水叫泾汭，则是最适合农耕的地区。

唐（尧）、虞（舜）文化发生在山西的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北岸，汾河两岸，以及流入黄河的支汊地带。夏文化发生在河南省的西部，黄河大曲的南岸，伊水、洛水两岸，以及流入黄河的支汊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陕西省的东部，黄河大曲的西岸，渭水两岸，以及流入黄河的支汊地带。在黄河大曲的上下，两岸流着泾、渭、伊、洛、汾等几条有名的支流，每条支流两岸都适合农业耕种的发展。

怎样去追踪这些先民的遗迹呢？近年来，一些文史学者把考古成果与史书上提供的线索，进行相互印证，不失为一种对上古史解读的新路径。比如，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究竟是传说中的虚构，还是传说中的真实？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居轩辕之丘。那么，轩辕丘在哪里呢？郦道元在《水经注·洧水》中说：“洧（wěi）水又东南流，溱（zhēn）水注之。洧水又东南迳郐（kuài）城南。”杜佑在《通典》中说：“新郑，汉旧县，春秋时郑国，至韩哀侯灭郑，自平阳徙都之，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也，本郐国之地。”《太平寰宇记》也说：“新郑县，昔黄帝都于有熊即其地，又为祝融之墟，于周为郑武公之国。”

这些历史线索把黄帝的都城指向溱水和洧水。溱水和洧水是郑州东南部的两条古老的细小河流，《诗经》中有《溱洧》为证：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蕳（jiān）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cú，同“徂”），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xū）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同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溱水长，洧水长，溱水洧水哗哗淌。小伙子，大姑娘，人人手里兰花香。妹说：“去瞧热闹怎么样？”哥说：“已经去过一趟。”“再去一趟也不妨。”洧水边上，地方宽敞，人儿喜洋洋。女伴男来男伴女，你说我笑心花放。送你一把芍药最芬芳。

溱水流，洧水流，溱水洧水清浏浏。男也游，女也游，挤挤碰碰水边走。妹说：“咱们去把热闹瞧？”哥说：“已经去过一遭。”“再走一遭也无妨”。洧水边上，地方平坦，人儿乐陶陶。男伴女来女伴男，你有说来我有笑。送你香草儿名芍药。）

这是首爱情诗，很美，描写三月初三上巳节溱洧河上畔男女青年一起游春，互赠芍药的动人情景。近年来，河南省考古所对溱洧之间的古城寨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已探明此城是一座中原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城内外面积27万多平方米），城址保存最好，建筑规模最为宏伟的古城址。城中发现有大型宫殿基址和廊庑式建筑群，被认定是带有都邑性质的古城址。

城内的文化遗存有仰韶晚期，龙山早、中、晚期和商、周时期等文化遗存，但以龙山早、中期文化为主，距今约4 000年至5 000年，和黄帝文化年代相对应。是否就是黄帝的都城呢？尽管有的史家认为，这就是黄帝的都城，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测，但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

尽管我们不能确认这个地方就是黄帝的都城，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地方是当时农耕文化的一个中心区域。正是这样的中心，一个、二个、三个……农耕区域得以扩展，共同体的规模日益扩大，农耕文化的整体优势才能逐步显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中心位置和中心地位的观念也逐渐产生，正因如此，最早的中国出现了。

作为民族国家名称的中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而来的，最初中国的本义是天下中心的意思，是一个文化和地理的概念，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认知和自信。这种认知和自信源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中国的中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有旒（liú）之旆（pèi）”（飘扬的旗帜），众人围绕“中”（旗帜）聚集。

我们说“什么是最早的中国”，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第一，既然讲中国，首先要有“国”的形成，要有国的出现；第二，要有“中”的形成。如果国家根本没有形成，无所谓“中国”；在国家形成后，我们知道有很多小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加入其中，构成中国的核心地区，那也还没有“中”的形成。

中国的国字，繁体写作國，最早见于金文，写作或，及國。《说文》：“邑，國也，从囗。”囗（音围），意为城垣。其内的戈字，表示武器，是武装保护城垣的意思。也就是说，中，指的是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是指执戈捍卫之城，引申为军事和政治中心。中和国连用，最早出现，见于周初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央之城的意思。

中央之城是古城寨遗址吗？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尽管还无法确证它就是黄帝的都城。现在能确定的中央之城，是被考古界称为“最早的中国”的夏都城。

夏朝，我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司马迁给出了夏都位置的线索：“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从1899年甲骨文被偶然发现，到1928年安阳殷墟开始发掘，商的存在被证实了。那么，夏在哪？1959年以来，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夏成为继殷商之后，也从传说中的历史，变成了信史。

这个遗址距今大约3 800～3 500年，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包括三个自然村的范围。遗址现存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经过三代考古人60多年的发掘，目前精细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

其中，1号宫殿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主殿坐北朝南，殿前是平整宽阔、四周围以廊庑和围墙的庭院，面积约0.5万平方米，可以容纳数千人。3号建筑基址的宫城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以及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等，此外在宫殿区大路还发现了车辙痕迹。据学者推算，二里头都城兴盛期的人口在2万人以上。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恢宏城池，再现了当年赫赫夏都的文化辉煌。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漩涡是既有辐射也有辐辏，有些部族会被吸进来，有些部族会被甩出去，“中国”是对于四夷而言，对于蛮夷戎狄。中国对四夷有一种吸引力，所以周边很多族裔纷纷进入原来中心的地区，与中国融为一体，雪球越滚越大。

夏都城的发现，表明农耕文化群星灿烂时代的结束，开始进入所谓“月明星稀”的时代。夏就是这个明亮的月亮。它将清辉从“中国”洒向更为辽阔的土地，辐射四方，成为推动农耕生活方式拓展的一个强大的文化中心。继之而起的，是商和周，推进着中国版图扩大，农业文明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无可撼动。

其次，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与其文化的取向有关。

夏的文化取向，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就是说，夏的文化内核是族群互信，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讲求相互忠诚，但是，最终被一些不认同这个价值观的人，以蛮力破坏了。

蛮力从哪里来？来自一项新技术的发现。青铜器，一项推动人类进步的重大技术，闪亮登场了。谁能率先拥有足够的青铜矿石资源，谁能率先掌握熟练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谁就能在部族赛跑中冲在最前，成为历史的领跑者，成为文明进程的主导者。这个幸运的部族就是商。

商的文化取向，《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个叙事得到了殷墟卜辞的证实。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迄今发现了16万多片甲骨文，几乎都是祭祀和占卜的原始记录，弥漫着浓厚的神秘气氛。

按理讲，商人有最先进的青铜武器，又有宗教信仰，应该强大无比，为什么被一个弱小的周部族推翻了呢？

司马迁说：“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原来敬神也好，敬祖先也好，全是做戏，信仰变成了戏法，失去了号召力和凝聚力。

周人起于阡陌，从弱小迅速崛起，进而取代强大的商，而商人族群强大，技术先进，军队众多，却失了天下，究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周人会无数次追问这个问题。除了德，与商人比，他们的确别无所长。周人的德，就是平等对其他部族，所以能成为“八百诸侯会盟”的盟主。

张光直认为，周人的“德”几乎相当于殷商的“帝”，表明作为人格神的“帝”在意识形态的地位在周初已被结合天意和人事的“德”所取代。正是这种德，才使周人冥冥之中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所以周人坚信“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所以要“敬德”“明德”。因此，周人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都实行了重大的变革。

《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政治上，周人实行全新的分封制和宗法制，而文化上，实行制礼作乐。周人制礼作乐，就是想通过礼和乐两手来治国，以期从外在的社会规范和人的主观情志等方面实行全面的控摄，确保宗法等级秩序，即所谓“别贵贱，秩尊卑”，以确保“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

周人的礼，是其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一是“亲亲”，体现血缘宗族原则；二是“尊尊”，体现政治等级原则。形式上，对祭祀、用兵、朝聘、婚丧制定了严格的合乎其等级的各种礼节和仪式，具体包括“五礼”。

《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王国维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

乐，就是音乐。音乐是所有文化艺术门类中最通人情感的一门艺术，用于治国，足见周人文化取向的敏锐和独到。

礼与乐，在一起，形成礼乐文化，直指人的心灵和情感，从而实现教化效果的最大化。

这种文化取向，被儒家继承并发扬光大，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礼乐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第一，它使中国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向，即从神本转向人本；第二，德治的道德力量深入人心；第三，礼乐实践给政治理想主义带来无限的憧憬。儒家继之而起，使其以非常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模式和是非观念，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建造、器物和艺术等多个方面。

本书从思想、建造、器物和艺术四个方面，分别选取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化类别，分12个专题，逐一进行深入的阐释和讲解，以期读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脉络有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