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必须是平等的，而且是有节制、有礼让的平等。每个人都要以德报德，毕竟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互相扶持的。
《论语》与算盘的关系
如今谈及道德，最重要的著作便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了。只要是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将《论语》和算盘相提并论似乎不伦不类，两者相距甚远。但是我认为，有了《论语》，算盘才能打得更好；而《论语》借助算盘，才能发扬真正的致富之道。因此，可以说，这两者既相距甚远，又近在咫尺。在我70岁时，一位朋友送了我一幅画：画的一边画着《论语》和算盘，另一边画着大礼帽和朱红的日本刀。
一天，学者三岛毅先生来我家看到了这幅画，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是研究《论语》的人，你是研究算盘的人，连拿算盘的人都这么认真攻读《论语》，那我这读《论语》的，也不得不研究一下算盘了。我要和你一样，努力让它们紧密联系起来。”后来，他写了一篇关于《论语》和算盘的文章，列举各种例证，阐释了道义、事实和利益必须一致的道理。
我时常认为，一个人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有强烈的欲望推动着，若没有欲望，就无法取得进步。只会空想、爱慕虚荣的国民是无法有所成就的。我希望政界和军界能收敛起飞扬跋扈的嘴脸，实业界能够倾注更多力量来丰富物资。若非如此，国家便无法富强。要说获得财富的根本，那就是仁义道德，通过旁门左道获取的财富是无法持久的。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拉近《论语》和算盘之间的距离。
士魂商才
菅原道真提倡“和魂汉才”，我觉得很有意思，便效仿他提出了“士魂商才”这一概念。所谓“和魂汉才”，是指日本人必须要有日本特有的气魄和个性。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孔子、孟子等圣人贤者辈出，在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都比日本发达，因此日本人需要学习汉学来提高修养。
汉学有许多著作，核心著作便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此外《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记录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事迹的书籍，据说也是孔子编撰的。所以，汉学其实是孔子之学，孔子是汉学的中心，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自然便成为菅公爱不释手的书籍。菅原道真将应神天皇时代百济仁王献上的《论语》和《千字文》抄录了一遍，供奉在伊势神宫，这便是现存的菅原版本《论语》。
“士魂商才”也是一样，要立足于世间，武士精神不可或缺；但是若拘泥于武士精神，缺少商业头脑的话，经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在武士精神的基础上培养商业人才。培养武士精神的著作有很多，而《论语》是培养武士精神的根本。
那培养商业人才这方面又如何呢？商业人才也离不开《论语》的谆谆教诲。道德著作看似和商业人才毫无瓜葛，但其实商业人才也需要道德的约束。有欺瞒、浮夸、轻佻等违背商业道德行为——俗称的小聪明、小滑头——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商业人才。商业人才不能逾越道德的界限，因此需要通过《论语》来进行道德教育。
处世之道虽非常不易学，但若能熟读《论语》并好好钻研，定会获益匪浅。所以，我这一生非常尊崇孔子的教诲，也将《论语》作为为人处世的金科玉律，行事不离其宗。
日本也有不少贤士豪杰，其中最善于作战又深谙处世之道的，当首推德川家康公。若非深谙处世之道，他如何能收服众多英雄豪杰，成就十五代霸业，延续两百多年的太平盛世，让百姓得以高枕无忧？这实属伟人之举。
擅长处世的家康公也留有种种遗训，在《神君遗训》中，他向我们揭示了处世之道的精髓。而我将《神君遗训》和《论语》对照一番后，发现两者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神君遗训》中的大部分遗训都出自《论语》。例如，“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这句，正是出自《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个君子，必须要有宏大的志向、坚毅的品质，要把实践和弘扬仁道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并为此奋斗终生，直至生命终结。）这是《论语》中记录的曾子所说的话。
还有，“责己不责人”则是出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先站稳，才能扶起摔倒的人；自己要腾达，先要博施济众）；“不及胜于过”与孔子所教导的“过犹不及”（事情做得过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合适的）是一样的；“忍耐是安全长久之基，怒为大敌”和“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践行礼仪）相同。另外，“人需有自知之明，草叶上的露水多则落”“常思及不自由，就能知足，心中有非分之想时，宜回想一下穷困之时”“知胜不知负，害必至于身”等，都能在《论语》中找到出处。
可以说，家康公之所以能善巧处世，开创200多年的宏伟霸业，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论语》。
世人都认为汉学是基于禅让、讨伐的学说，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其实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观点。只需看一下孔子的观点就能明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讲到《韶》这一乐舞时说：“艺术形式美极了，内容也很好。”谈到《武》这一乐舞时说：“艺术形式很美，但内容差一些。”）韶乐赞扬的是尧因赏识舜的美德而让位于舜的故事，因此歌颂的音乐尽善尽美；而武乐讲述的是武王之事，武王虽有德，但他是举兵夺位，所以音乐虽优美却失善。由此可见，孔子并不希望看到兵戎相见。评价一个人时还需要考虑其所处的时代。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自然无法露骨地批判周朝的缺点，只能用“尽美未尽善”这样隐晦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世人在谈论孔子之学时，要好好地探索孔子的精神，若目光不够敏锐、不能看透实质，则不免会流于形式。
为人处世若想避免误入歧途，就需熟读《论语》。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从欧美各国传来一些新的学说，但在我们看来，其中很多仍然是古老的东西，和东洋数千年前所言之事并无差别，只不过其更善于用言辞修饰而已。虽然我们需要研究欧美诸国日新月异的新鲜事物，但是也不能忘记，东洋自古以来的传承中也有不可舍弃的东西。
天不罚人
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中的“天”是指什么呢？我认为，天就是天命的意思。
人在世间的一举一动都是天命。草木有草木的天命，鸟兽有鸟兽的天命。天命即老天的安排，就像同样是人，有的人卖酒，有的人卖烧饼。即使是圣贤也必须顺从天命，不得违抗。例如，尧无法让儿子丹朱继承帝位，而舜也无法让太子商均继位，这些皆为天命，人力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草木始终是草木，无论如何都变不成鸟兽；而鸟兽也始终只能是鸟兽，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草木。这都是天命的安排。这样想来，显而易见，人也是一样，所有的行为都不得不遵循天命。
孔子说的“获罪于天”，我想就是指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必将招致恶果。到那时即使想逃避，也会因是自己的报应而无法推卸责任，这就是“无所祷也”的意思。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尝说过话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里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不说话，只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人做出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得罪老天，虽然老天什么都不说，也不加以惩罚，但是周围的事物却会使此人感到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天谴”。人无论如何是无法躲避天谴的。正如自然的四季轮换、天地之间的万物生长，都是不可违背的天命一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尝说过话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里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不说话，只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人做出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得罪老天，虽然老天什么都不说，也不加以惩罚，但是周围的事物却会使此人感到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天谴”。人无论如何是无法躲避天谴的。正如自然的四季轮换、天地之间的万物生长，都是不可违背的天命一样，人自然也不能违背天命。
因此，孔子在《中庸》的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不管人如何向神灵祈祷、向佛祖祷告，只要做出违背天命的事，就必然会招致灾祸，最终难逃天谴。而顺其自然、泰然处之、问心无愧之人，则会像孔子一开始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那样自信，能真正安身立命。
观察人的方法
佐藤一斋先生认为根据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最准确的观察人的方法。他在自己的著作《言志录》里写道：“初见时的观察，多半无误。”正如一斋先生所说，初见时好好观察多半不会有错，接触的次数越多，考虑的就会越多，反而容易陷入错误的判断中。凭第一印象判断一个人，不会被其他因素干扰，是最直观的判断，即使对方虚伪掩饰，也好识破；见面的次数多了，便会受传闻或其他信息的影响，反而无法直观地作出判断。
另外，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观察人的善恶，没有比看他的眼睛更明了的了，因为眼睛不能掩藏他心中的恶念。心正，眼睛就很明亮；心不正，眼睛就昏暗。听他说话的时候，观察他的眼睛，这人的善恶能藏匿到哪里去呢？）孟子认为，看一个人的眼睛可以鉴别一个人的品行，心术不正之人，他的眼神会飘忽不定。这样的观察方法相当有效，只要好好观察人的眼睛，基本就能分辨出此人的善恶正邪。
《论语·为政》有云：“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说，看明白他正在做的事，考察他做事的动机，了解他所心安的是什么，这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佐藤先生的初见法和孟子的观眼神法，都是简单易用的观察人的方法，这些方法基本不会出太大差错。但要真正认识一个人，这些方法就不够用了，还是需要通过刚才在《论语·为政》中提到的“视、观、察”三个方面来判断。
“视”和“观”在日语中的读音是一样的，视是单靠肉眼看外表，而观则是由外表入内在，更进一步地用心体会。也就是说，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观察一个人，是指首先要看此人外在行为的正邪善恶，然后审视此人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之后了解此人满足于怎样的欲望和生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此人的本性。
如果一个人的外在行为看似十分正直，但行为的动机却不端正，那就不能说这个人是正直的，他有时也有可能做坏事；有的人平时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动机也都端正，但如果他追求的只是饱食、暖衣、安居，就会禁不住诱惑做出意想不到的坏事。因此，只有行为、动机、欲望这三观都端正，才能称得上是正人君子。
人人都能学《论语》
明治六年（1873），我辞去官职，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实业界，就此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刚成为商人时，我觉得自己从此就要成为一个锱铢必较的人了，该如何不忘初心、保持理想呢？于是我想到了以前读过的《论语》。《论语》教人如何修身，日常如何与人交往，是缺点最少的训言，但是否能应用于商业呢？我认为遵循《论语》的训导从事商业活动也可获利致富。
当时有一位名叫玉乃世履的岩国人，他后来成了大审院院长。此人博览群书，精于书法和文章，工作严谨认真。在官员中，我们俩被大家称作循吏，关系非常亲密，且一同进步，双双升任敕任官。原本我二人都是朝着成为国务大臣这一目标而努力的，因此他听闻我辞官从商后，非常痛惜，一再地劝说我。
当时我担任井上馨先生的次官一职。井上先生在官制问题上与内阁的意见不合，一怒之下愤然辞职。因为我是和井上先生一起离开政界的，所以表面上看，似乎我也是因为和内阁发生冲突而弃官的。虽然我也同井上先生一样，和内阁意见不一致，但是我离开政界的原因与其不同。
我之所以辞官是因为当时日本在政治、教育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但是最萎靡不振的其实是商业，这样下去日本就无法实现国富民强。因此，我认为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时也必须振兴日本的商业。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经商是不需要学问的，学问太多反而会适得其反；还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把第三代视为危险的一代。因此我决定靠学问致富，以改变大家对商人的印象。
但是，即使是像玉乃这样亲密的朋友，也无法理解这一点。我辞职正好又是在和内阁针锋相对的时期，因此他很严厉地责备了我的行为。他忠言相劝，说我不久就有可能成为次长、成为国务大臣，我们两人都应该担任官职，为国家鞠躬尽瘁，怎么能够被肮脏的金钱所诱惑而弃官从商，沾得一身铜臭味呢？这绝不是他认识的我。
当时我极力反驳他，引用了《论语》中的经典以及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另外半部修身心”的话，表示我将一生贯彻《论语》的教诲。“挣钱有什么低贱的？若都像您一样将金钱视为粪土，国家就无法自立。官职高的人也不见得就高贵。世上令人尊敬的工作到处都有，并不是只有做官才令人尊敬。”我用了一系列《论语》中的教导来进行反驳。我认为《论语》的缺点很少，因此决定将《论语》作为自己一生从商的行为准则。我做这个决定是在明治六年（1873）的5月。
于是，我更努力地研究《论语》，听中村敬宇先生和信夫恕轩先生的讲解，无论多忙都未中断过。最近我还拜托大学的宇野先生让我旁听面向孩子们的《论语》讲座，并向他提出了许多疑问，对于他的解释我也说了我的看法，觉得非常有趣且获益匪浅。宇野先生一章一章地讲解，等大家都明白了再继续往下讲，虽然进度很慢，但是讲解得非常透彻，孩子们也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我已经听过5个人讲解《论语》了，但由于我不是专门研究《论语》的学者，所以有时会不明白其中一些语句的含义。例如，《泰伯》里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却贫穷且地位低下，那你应该感到羞耻；国家政治黑暗，你却富贵且位高权重，那你也应该感到羞耻）这句话，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其中的深意。由于这次是深入研究《论语》，我领悟了许多道理。但是《论语》并不是非常难懂的学问，并非只有阅读深奥著作的专家学者才能理解。《论语》原本广泛传颂于世间，讲的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道理，却被一些学者们弄得艰涩难懂，难以推广给农工商群体学习。人们误以为《论语》不是商人、农民能够学习的内容，这是大错特错的。
这样的学者就像不可一世的守门人，是妨碍大家接触孔子的人。想通过这样的守门人去见孔子，是无法见到的。孔子绝不是高深莫测的，反而是平易近人的，无论是商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接受他的教导，他的教导是最实用且通俗易懂的。
等待时机的诀窍
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养成了逃避竞争的习惯，那他终究不会有什么进步和发展。社会发展也是需要竞争的，不逃避竞争的同时，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也是不可或缺的处世之道。
我至今都认为，该争取时就要去争取，这是我根据自己大半生的经验所悟出的道理。但是年轻的时候，还是隐忍为上，少争为妙。这世上的事因果有序，有因必有果。人为干预，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已定的因果关系，不到时机，靠人力无法改变局势。在处世方面，一定要学会观望形势，耐心等待时机。我奉劝各位年轻人，当外界想要扭曲你的信仰时，必须要据理力争，除此之外，只要耐心等待时机的成熟即可。
对于日本的现状，我并不是没有想要争取的，相反，其实有很多。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日本现在官尊民卑的风气依然浓厚，只要做了官，无论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都会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当然，遭受世人非议、受到法律制裁或犯了事不得不引退的也不是没有，但在所有为非作歹的官员中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而已。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已经默认了为官者可以为非作歹，这么说并不言过其实。
与此相反，普通民众的言行稍微有点不端，便会被揭发，受到处罚。如果不良行为要受到惩罚，那便不该有在朝在野的区别——对一方宽容，对另一方严厉。如果是宽以治国，就应该对大家一视同仁，民众也好，官员也好，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然而现在的日本是官民有别，宽严不一。
另外，普通民众无论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也不容易得到国家的承认；而为官者稍有作为，就能得到赏识和奖赏。我极力想改变这一点；但是无论我怎样争取，在时机成熟之前，它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现在我说这些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还是要静观其变，等待时机。
人与人是平等的
用人的人常说，应当观察一个人是否有才能，将合适的人置于合适的位置，但实际上实行起来很难。再往深处想，在将人才置于合适的位置时，难免会有私心和谋划。毕竟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没有比在相应的职位上安排合适的人才更好的办法了，如此一步步、一层层地推进，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圈，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于是形成了党派。在政界、商界乃至社会各界都有这样的事，这并不是我想学的。
日本从古至今，再没有像德川家康那样善于用人、善于扩张自己势力的权谋家了。为了守卫自己居住的江户城，关东方面他安排自己的嫡系子弟控制箱根的紧要之处，让大久保相模守保卫小田原，并让嫡系三家族的水户家守卫东国门户，尾州家掌控东海要塞，纪州家警备畿内后方，把井伊扫部头安置在岩根镇守平安王城，他部署人物的手段绝妙至极。还有越后的榊原、会津的保科、出羽的酒井、伊贺的藤堂，甚至远到九州直至日本全国要塞之地，无一不是被他的亲信所控，以至于各处大名无法轻举妄动，这才有了德川家延续三百年的江山社稷。对于家康的霸道是否适用于日本的国体，我不做评论，但是他知人善用的手段，在历史上无人能及。
我曾经认真地模仿他用人的智慧，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是我不想模仿他的目的。我只是单纯地用人，丝毫未考虑借此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我的目的只是让更多的人才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已。只有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他们才能做出成绩，报效国家。这也间接地成就了我报效国家的愿望。我就是在这种信念下挖掘人才的。若是利用他人以权谋私，这是对他人的侮辱。我绝对不会做出将人才作为自己的棋子任意摆弄这样不入流的事来。
我认为人的活动必须是自由的，若是在我的身边无法施展才能的话，可以立即离开我，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去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我由衷希望的。若是有人因我有一技之长而归于我门下，纵然他不如我，我也不会轻视他。人与人之间必须是平等的，而且是有节制、有礼让的平等。每个人都要以德报德，毕竟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互相扶持的。因此，我不骄不躁，他人不卑不亢，互相合作，这是我的信念。
是否要相争
有人认为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争斗，还有人说若是有人打你的右脸，那就把左脸也送上去。那与人相争究竟是有利还是无利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有些人主张不能绝对排斥争斗，而有些人则主张要绝对排斥争斗。
我认为不需要绝对排斥争斗，在为人处世时争斗是不可避免的。我听说有些人说我过于圆滑，其实我只是不参与无谓的争斗。与世间的普通人所想的一样，我并没有把绝对避免争斗作为处世的唯一方针和信条，我并非一个圆滑的人。
《孟子·告子下》中说：“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国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常会因此覆灭。）一个国家若要健康发展，无论是在工商业、学术艺术方面，还是在外交方面，都要常常抱着与外国一较高下的信念。不仅仅是国家，就是个人也需要与周围的对手较量，为争取胜利而努力，否则就无法取得进步。
提携晚辈的前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无论什么事对晚辈的态度都是友好亲切的，绝不会责备或苛求，从始至终都是温和、有耐心地引导，不会与晚辈为敌，无论晚辈有何缺点都会站在晚辈这一边，以爱护晚辈为前提。这样的前辈非常受晚辈的信赖，犹如慈母一般受到敬仰。但是这样的前辈是否真的有助于晚辈成长，还有待讨论。
另一类人则与前者相反。他们总是以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晚辈，并以发现晚辈的过错为乐。晚辈一有过错他们便怒发冲冠、大发雷霆，将晚辈训斥到体无完肤；晚辈稍有不足他们便毫不留情地责骂。这样的前辈往往招致晚辈的怨恨，在晚辈之中也缺乏人望。但是这样的前辈就真的不利于晚辈成长吗？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深思熟虑。
无论晚辈有何缺点、不足，从始至终都温和有耐心地爱护晚辈，这样的前辈的确难能可贵，非常值得感谢；但是这样会让晚辈失去奋斗的意志。假如无论做错什么事都能获得前辈的宽恕，甚至前辈不但不指责，还为其善后，这样不免会让晚辈产生一种依赖心理，长久下去就会变得不负责任、轻佻浮躁，失去进取心。
与之相反，如果有个总是没完没了责备晚辈、对晚辈吹毛求疵的前辈，晚辈自然不敢有所马虎，一举一动都会小心翼翼，以免出现纰漏。这样一来，晚辈自然会万事三思而后行，谨言慎行，对自身有所约束。特别是有些前辈不但以挑晚辈的过错、嘲笑责骂晚辈为乐，甚至还连累其父母亲友，口出“有其父必有其子”等谩骂之语。遇到这样的前辈，晚辈一旦出错，不但自己颜面扫地，还会连累家人一起受辱，故而晚辈会更加发愤图强。
大丈夫的试金石
真正的逆境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大抵世间应是风调雨顺、四方平稳的，但正如水面泛波、天空起风一样，就算是和平宁静的国家也不能断言就不会发生革命和动乱。与和平安定的时期相比较，这便是逆境了。
如果说那些生于乱世、被迫卷入纷争的人是不幸者，是真的处于逆境，那么我也算是一个处于逆境的人了。我生于明治维新那一动荡的时期，时至今日遭遇了各种变迁。回首往昔，处于社会变动时期时，无论是才学出众者还是勤奋好学者，都处于逆境，找不到通往顺境的路。
当初，我为尊王讨幕、攘夷锁港而奔走四方，后来却成了一桥家的家臣、幕府的臣子。后来，我又随名部公子去了法国，等从法国回到日本，幕府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变成了王政。为了适应这些变化，虽然我才干不足，但在学习方面我是用尽了自己的力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但是对于社会变迁，政体革新，我却无可奈何，就这样陷入了逆境。
那时遇到的最困难的情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当时遇到困难的并非我一人，在众多人才中与我有相同境遇的不在少数，但这毕竟是大环境变化时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像这样的大波澜并不多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生中时常会发生小波澜，因此被卷入漩涡、处于逆境也是常有的事。世上不可能没有逆境，因此处于逆境的人需要研究缘由——是人为的还是自然存在的，并采取应对措施。
自然的逆境可谓大丈夫的试金石。处于逆境时该如何应对呢？我不是神，并没有特别的秘诀，恐怕社会上也不会有知道这个秘诀的人。综合我自身处于逆境时的经验，我认为，人在面对自然的逆境时，唯一的办法便是安守自己的本分。知足守本分，无论多么焦虑，也要知道这是天命，无计可施。这样即便处于逆境也会心平气和。反之，若是将逆境全部解释为人为，总以为可以用人力挽回，那恐怕会白费心力、徒劳无功。
当处于自然逆境时，应安于天命，在等待命运到来的同时，仍旧奋发图强、学习钻研，如此才不失为上策。反之，若陷于人为的逆境时，又该如何做呢？若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除了不断反省自己、改正错误以外，别无他法。世间事大多依赖人的主观能动性，若是发自内心地奋斗，大多能如愿以偿。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为自己争取幸福，而是一味地等待，从而陷入了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逆境中。这样的人即便是处于顺境，也难以获得幸福的人生。
量力而行
一直以来，我都将“忠恕”思想作为我的处世方针。自古以来，宗教家、道德家等博学鸿儒辈出，他们立法传道的宗旨就是教人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往复杂了说深奥难懂，往简单了说，我们平时举放筷子，都包含了修身的意义。
因此，我无论对家人、客人，看书信或是做其他事，都带着诚意。就像孔子所说的“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进朝廷的大门，谨慎而恭敬的样子犹如没有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也不踩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庄重，脚步加快，说话也好像中气不足一样。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的时候，恭敬谨慎的样子，憋住气好像不呼吸一样。退出来，走下台阶，脸色便舒展开了，怡然自得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快快地向前走几步，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是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此外，孔子在享礼、招聘、服饰、起居等方面也有许多谆谆教导。孔子在食物方面的教导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粮食陈旧和变味了，鱼和肉腐烂了，都不吃。食物的颜色变了，不吃。气味变了，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是时令的东西，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佐料放得不适当，不吃）这么一段话。虽然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却包含了许多道德和伦理。
若是能够注意到举放筷子这样的小事，那接下来就该了解自己。世上有不少人因对自己过于自信而抱有非分之想，只知好高骛远，忘了坚守本分，从而惹出了事端，招致了恶果。俗话说“有多大头戴多大帽”，连螃蟹都会挖和自己蟹壳差不多大的洞穴，何况人呢？我便是这样的人，时刻告诫自己只做力所能及的事。10年前有人劝我出任财政大臣，也有人劝我担任日本银行的总裁。但是自从明治六年我开始投身实业界，这便是我挖的洞穴，如今也不会从这洞穴中退出，便拒绝了这样的提议。
孔子说：“进吾进也，止吾止也，退吾退也。”（该进时则进，该止时则止，该退时则退。）事实上，人的进退是非常重要的。若一味安守本分，则会丧失进取的意志，终将一事无成。有道是“业不成至死不还”“大行不顾细谨”“大丈夫一往无前”，好男儿应当有孤注一掷的气魄，但这并不是让人忘记自己的本分。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指在安守自己本分的前提下要勇于进取。
另外，年轻人最应该注意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只是年轻人，凡是在处世方面犯过错的人，多是不能好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在强调控制喜怒哀乐的重要性。我们饮酒、娱乐，都要以不淫不伤为度。我的原则便是诚心诚意，对任何事物都以诚待之。
得意时和失意时
大多数灾祸都是在人得意时发生的，人在得意时容易得意忘形，从而身陷险境。因此人生在世要注意这一点。要记住，得意时不骄傲，失意时不气馁，心平气和，按常理行事。同时，事情无论大小都应思虑周全。很多人在失意时即使是一件小事也会认真对待，而在得意时往往截然相反，凡事都以为是“小事一桩”，不以为然。我认为，无论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都应事无巨细缜密思考，以免鲁莽行事造成过失。
很多人在面对大事时思虑周密，而对待小事则不以为意，这是世间的常态。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举放筷子的例子，若对小事能多加注意，对大事就会考虑得更加周到。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能将有限的精力都放在无谓的小事上。也有一些大事无须过于忧心便可解决，可见事的大小不能只从表面来判断，有时小事可变大，有时大事可化小。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根据其性质好好考虑，然后找出合适的处理办法。
那如何处理大事才是合适的处理办法呢？首先我们必须考虑是否能够做好这件事。在这一点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将自己的得失放在第二位，专心考虑最妥善的处理办法；有些人将自己的得失放在第一位，只顾着个人的好处；有些人不顾牺牲大小，一心只想将事做好；还有的人以自己为重，甚至不惜抛弃社会利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问我是如何考虑的，那我会这样回答：首先考虑这件事怎么做才能符合世间的道理，然后考虑会给国家、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最后考虑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好处。按这种方式来思考，如果既能符合世间的道理，又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利益，那我断然会舍弃自我，按理行事。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先探求其是非得失，看其是不是符合世间道理，然后再进行处理会比较好。所以，任何事都得深思熟虑。看上去符合世间道理的事就去做，或是一看不利于公益的事就放弃，这样做事未免过于武断，是不可取的。看上去符合世间道理的事也可能有不合理之处，还是需要多角度观察考虑。也有些事看上去不利于公益，但是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有转机，那就需要更深入地去了解。只凭表面印象断定是非曲直、合理不合理，很有可能会造成费尽心力却一无所获的结果。
对于小事，常常不经过深思熟虑便匆匆做决定，这样并不好。因为是小事，所以可能很不起眼，可能谁都不会放在心上，但小事积累得多了就会变成大事，这个道理绝不能忘。有些小事当时顺手就能解决；有些小事却会成为日后大事的导火索，引发更大的问题；还有些小事会根据情况向着坏的方向或好的方向发展。有些事开始是小事，随着一步步的发展最终酿成了大祸；有些小事则可以带来一生的幸福。
这些都是积小成大的典型。人的冷漠或是任性，也会积小成大。日积月累之下，政治家会败坏政界，实业家会毁掉经济，教育家则可能误人子弟。所以说，小事未必就小，世上并没有大事小事之分，重此轻彼本来就非君子所为。对待事情，要不分巨细，一视同仁，抱着相同的态度去思考和处理。
在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人不要得意忘形。古人云：“成名常在穷苦之日，败事多在得意之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在困难时期对待事物都会谨慎认真，最后功成名就。世上的成功人士都会经历“不懈努力渡过难关”“在痛苦中走出困境”的时期，这都是小心翼翼处事的结果。而失败则多在得意之时就有了征兆。
人在得意的时候，会认为天下任何事情都能易如反掌地解决，从而忽略容易犯错的细节，最终导致失败。这和小事酿成大祸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人在得意时切忌得意忘形，无论小事大事都要谨慎对待。水户黄门光国公墙上所写的“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真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