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海德格尔研究的“实存哲学范式”

海德格尔进入哲学界已有100多年,海德格尔全集预告有100多卷,这些基本情况都提示着我们,海德格尔哲学或海德格尔的思想形象必定是错综复杂的,任何阐释方案都不敢声称最终掌握了海德格尔或“海德格尔哲学本身”。但是,根据解释学原理,任何理解都是一种应用(Applika tion),亦即将“要理解的文本应用于解释者的目前处境”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8页;Hans-Georg Gadam er,Hermeneutik I(GW1),Verlag Mohr Siebeck 1999,S. 313.。于是可以说,任何解释都不是对要理解的文本的绝对客观的再现,而是带有解释者的主观性,诸如解释者的视角和处境。海德格尔在1922年“纳托普报告”中就业已提到,“视位”(Blickstand)、“视向”(Blick richtung),和由此二者构成的“视域”或“视界”(Blickweite)乃是任何解释的三个要素。参见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77页。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所认识到的海德格尔不可能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不可能是海德格尔思想形象本身。按照这样的表述,似乎海德格尔哲学成了某种“事物本身”(Ding an sich),我们只能认识到有关事物本身的诸种现象,却不能认识到事物本身。但是,依循现象学精神,所谓“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不就是面向实事的诸种显现吗?于是,我们可以认识到海德格尔哲学的诸种显现,这就已经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海德格尔讨论问题的广度和影响范围就像黑格尔那样,几乎牵涉哲学学科的所有领域。按照国内的学科划分,哲学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技哲学等8个二级学科。毫不夸张地说,海德格尔在这8个二级学科中都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讨论着。比如,美学和科技哲学学科领域对海德格尔的关注就非常热烈。不容忽视的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圈同样非常重视海德格尔。不得不承认,这些关注和探讨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外国哲学学科领域,如何定位海德格尔?常见的解释方案大概有两种:实存哲学的方案和现象学的方案。可以说,海德格尔可以列入实存哲学,也可以列入现象学;同时,无论是把海德格尔纳入实存哲学还是纳入现象学,都要带有某些限定条件;海德格尔到底算不算实存哲学,到底算不算现象学,这些本身还是有待争议的问题。参见https: // plato. stanford. edu / entries/ heidegger/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was a German philosopher whose work is perhaps most readily associated with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ism,although his thinking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part of such philosophical movements only with extreme care and qualification.”不过,尽管有诸种争议,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可以将海德格尔看作是实存哲学,或者将海德格尔看作是现象学。这取决于人们必定带有的某种“前见”(Vor-urteil),而带有“前见”在文本解释中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美国学者T.Sheehan曾有一篇文章,叫作《海德格尔研究的一种范式转换》(A paradigm shift in Heidegger research),他主要探讨《哲学论稿》对于海德格尔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参见Thomas Sheehan,A paradigm shift in Heidegger research,in: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 view(34),2001,pp. 183-302.不过,“海德格尔研究的一种范式转换”(A paradigm shift in Heidegger research)确实提示出,在海德格尔研究中存在着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说,将海德格尔列入现象学,这是海德格尔研究的一种范式,例如,倪梁康教授在撰写“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意涵”时,就将海德格尔列入胡塞尔以来诸位现象学家的序列。参见倪梁康:《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但是,倪梁康教授其实也知道,海德格尔哲学到底算不算现象学,其实是有争议的,例如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认识到,海德格尔哲学与胡塞尔自己的哲学完全不同。参见《胡塞尔于1931年1月6日致普凡德尔的信》,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和背离》,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0—215页。只不过,倪梁康教授认为,海德格尔1928年前的论著对于理解胡塞尔现象学往往具有“启示性的帮助”。参见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和背离》,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页。

如若倪梁康教授等学者可以看作是海德格尔研究之“现象学范式”的代表,那么孙周兴教授等学者可以看作是海德格尔研究之“实存哲学范式”实际上,国内最早接触海德格尔哲学并且亲自聆听海德格尔课程的熊伟先生最初就在使用“存在主义”的提法,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学者们,诸如陈鼓应、洪耀勋、劳思光和高宣扬等人,以及日本的许多学者诸如曾接受海德格尔私人授课的九鬼周造,就在使用“存在主义”或“实存哲学”的提法来论述海德格尔哲学,参见《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商务印书馆,1963年,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熊伟编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存在主义》,陈鼓应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或中华书局,2019年版;高宣扬:《存在主义概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或高宣扬:《存在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洪耀勋:《实存哲学论评》,台北水牛出版社,1970年;劳思光:《存在主义哲学新编》,张灿辉、刘国英合编,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日本学界的译介和著述:《實存哲學槪說》,波爾諾(Bollnow,Otto Friedrich)撰,塚越敏、金子正昭同譯,理想社,1927;《實存哲學》,耶斯伯斯(Jaspers,Karl)撰,鈴木三郎譯,理想社,1962;《實存哲學》,九鬼周造撰,岩波书店,1933年 ;《實存哲學道》,本多謙三撰,理想社,1949年;《キエルタユ.オルカウサルトハ:實存哲學硏究》,高坂正顯撰,弘文堂,1949年。的代表。孙周兴教授提到,可以将Existenzphilosophie译作“实存哲学”,而不作“生存哲学”,更不作“存在哲学”(因为“存在”对应于Sein);尽管海德格尔并不认可雅斯贝尔斯的“实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和萨特的“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us),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实存哲学”来探讨海德格尔哲学。参见孙周兴:《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载于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64页。后来,孙周兴教授进而提出了实存哲学的诸种规定:实存哲学是个体论、实现论、潜能论、超验—神学论,并且也是某种形而上学。参见孙周兴:《实存哲学与当代汉语哲学》,孙周兴、贾冬阳主编:《存在哲学与中国当代思想——张志扬从教五十周年庆祝会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58—567页。当然,孙周兴教授在使用“实存哲学范式”时,也并不排斥“现象学范式”,亦有关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论著或编著。参见孙周兴:《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现代哲学》2002年第4期,第85—95页;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孙周兴:《以创造抵御平庸——艺术现象学演讲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1994年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后,研究胡塞尔的学者和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们在“中国现象学”名义下组织学术会议,这里的“现象学”泛指广义的现象学思潮,并不排斥海德格尔研究的“实存哲学范式”。

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实存哲学”的取名缘由

本书取名为“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可以用德文表述为Hei deggersformal-anzeigende Existenzphilosophie,或者Dieformal-anzeigende Ex istenzphilosophie bei Heidegger。如此命名,主要考虑到两种渊源:其一,张祥龙教授和孙周兴教授等人有关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或“形式指引”(for male Anzeige、formal indication)的翻译和研究。他们的译介工作主要受益于美国学者T.Kisiel的倡导,Kisiel乃是海德格尔形式显示/形式指引思想方法的首要倡导者。T.Kisiel的相关研究,参见本书第一章第2节“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出场方式”的导言部分“形式显示在海德格尔学术界的出场”。不过,Kisiel的研究也只能算是海德格尔研究诸种范式的其中一种,并没有得到海德格尔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本书作者在国外访学时,就曾遭遇到海德格尔学界的某著名学者,他断然否认“形式显示”这个词语的思想意义,他认为这一字语在《存在与时间》中就不复存在了,谈不上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字语。显然,他并没有阅读Kisiel及其学生Imdahl的研究论著,实际上,“形式显示”(formale Anzeige)在《存在与时间》中是否出场,只要检索一下便可知晓。幸好,在国内学术界,由于张祥龙教授和孙周兴教授等人的倡导,人们似乎已经较为普遍地认可了“形式显示”作为海德格尔哲学核心字语的意义。

当然,本书取名为“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还有另一渊源,亦即孙周兴教授对于“实存哲学”的使用和倡导。实际上,靳希平教授多次使用“人生现象学”(并且在讲座中使用过“人生哲学”)来指称海德格尔哲学,而且,他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主要内容就是有关“人生达在”的人生现象学,所谓对于存在本身的追问根本没有展开,因而,人们称之为“存在主义”并不奇怪,因为“存在主义”就是人生现象学的别名。参见靳希平:《〈存在与时间〉的“缺爱现象”——兼论〈黑皮本〉的“直白称谓”》,《世界哲学》2016第5期,第20—28页。而且,靳希平将das menschliche Dasein译作“人生此在”,而不是译作“人类此在”,更容易彰显海德格尔关注人生实存的实存哲学(人生哲学)的思想意图,参见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9页等。唐君毅在介绍海德格尔哲学时,就曾使用“人生哲学”的提法,他认为海德格尔固然有形上学,但是也有人生哲学,而且,其人生哲学的主要渊源是克尔凯郭尔。参见唐君毅:《海德格》,载于陈鼓应主编:《存在主义》,中华书局,2019年,第110—122页。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就反复提及“存在论—实存论的”(ontologisch existenzial),这种提法实际上就是或者说可以表述为“实存哲学”(Existenz philosophie或Existentiale Philosophie)。

至于把“形式显示”和“实存哲学”合并起来称作“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则是本书作者的创造。其中缘由亦不难明白:海德格尔1919—1928大约10年间理论探索的最终成果大概就是他发明的formale Anzeige和被他搁置了伦理内容的phronesis这两个字语,phronesis可以为formale Anzeige提供历史性支撑T.Kisiel和J. V.Buren坚持这一点,参见这篇文章的转述:Matthew I.Burch,The Existen tial Sources ofPhenomenology:Heidegger on Formal Indic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212,2011,p. 260.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7页。,而formale Anzeige又可以为phronesis伦理内容的搁置提供合理性解释。人们关于“实存哲学”的一般印象就是,这种哲学拒绝伦理思考的传统形式,不会给出某种明确的伦理学说,但是,这种哲学确实关注着个体在世的伦理处境;海德格尔哲学虽然致力于存在论,但是可以从其中识别出有关伦理学或本真性伦理学的某种轮廓(a sketch、the vague outlines)。参见Jon Stewart:Existentialism,2012 Elsevier Inc. ,pp. 250-263,特别是p. 251,p. 257.

自2010年以来,本书作者开始探索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海德格尔到底有没有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海德格尔与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到底有何种关系?通过谨慎辨析,本书的最终结论是,不可简单地断言海德格尔有或者没有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而应当说,海德格尔有何种意义上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种具有海德格尔特色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于是,不方便再称之为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不妨称之为“实存哲学”,而且可以说这是某种“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formal-anzeigende Existenzphilosophie)。

依据马尔库塞的回忆,《存在与时间》出版后,他和他的朋友们感受到,这部作品开创了某种新的哲学:“关注着人生实存、人生境况,而不只是抽象观念和抽象原则”;并且,他把这种哲学称作“具体哲学”(concrete phi losophy)。Marcuse,Heidegger’ s Politics:An Interview,in:Heideggerian Marxism,ed.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p. 186;Marcuse,Postscript:My Disillusionment with Heidegger,in:Heideggerian Marxism,2005,p. 176.但是,不久之后,马尔库塞就改变了他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看法,不再认为它是具体哲学了。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具体性(concreteness)在很大程度上是伪装的、虚假的具体性”:“他的哲学是抽象的,远离现实,甚至避免现实”;“他的实存分析远离社会现实,而不是切入社会现实”;“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其实是某种先验观念主义”。Marcuse,Heidegger’s Politics:An Interview,in:Heideggerian Marxism,2005,p. 166,pp.166-168.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许多字语都缺乏质料内容:“此在”只是中性范畴,没有牵涉个体的阶级、工作、消遣、痛苦、反抗和奋斗,连性别差异都不存在;“历史”作为实存范畴,不含有任何特殊的物质和文化,也被中性化了(neutralization);“本真性”只是说回到自身,自行决断,至于决断的内容、决断的目标、决断是否有益,这些经验内容都被存而不论和中性化了。Marcuse,Heidegger’s Politics:An Interview,in:Heideggerian Marxism,2005,pp. 167-169,p. 172.

此处引人注意的是neutralization,这是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诊断,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断定海德格尔哲学只是某种虚假的具体性。而neu tralization则在于忽略质料性内容,只作形式分析。可以说,马尔库塞的思想嗅觉极其敏锐,确实把握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要害。F.Volpi亦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存在与时间》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消化和吸收,但是,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却是“存在论化”(Ontologisierung),只保留了其中的存在论关联,排除了其中存在者层次上的成分。参见Volpi,Sein und Zeit:Homologien zur Nikomachischen Ethik,in:Philosophisches Jahr buch(96),Verlag Karl Alber 1989,S. 231,234;弗朗柯·伏尔皮:《〈存在与时间〉——〈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改写?》,王宏健译,《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7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5—172页。照此意见,海德格尔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某些成分,却忽略了其中显赫的伦理意义。在此问题上,G.Figal是这样看的:“海德格尔关心的只是生活现象学的历史性范例,牵涉具体当下行动的考虑,对他而言则无关紧要。”Figal,Heidegger als Aristoteliker,in:Heidegger-Jahrbuch 3,Verlag Karl Alber 2007,S. 60.

海德格尔自己这样说:他的“现象学解释并非是去认识存在者的诸种属性,而是要去规定其存在的诸种结构”。Heidegger,Sein und Zeit(EA),Verlag Max Niemeyer 2006,S. 67.可以说,海德格尔坚持的乃是某种“存在论的伦理学”。邓安庆教授就曾使用过这一标题,参见邓安庆主编:《存在论的伦理学: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探讨》,《伦理学术》2018年秋季号(总第005期),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所谓“中性化”或“存在论化”,用海德格尔使用过的字语来说,就是“形式显示”(formal-anzeigend),亦即就相关论题给出概略性的指引和提示。这种“存在论化”或“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既是海德格尔实存哲学的特色,同时意味着海德格尔哲学的某种“缺失”。靳希平教授和张祥龙教授分别指出,海德格尔哲学缺乏对“爱”和“家”的论述。参见靳希平:《〈存在与时间〉的“缺爱现象”——兼论〈黑皮本〉的“直白称谓”》,《世界哲学》2016年第5期,第20—28页,其摘要版和修订版收入《中国哲学年鉴》2017年 第1期,第301—303页和《伦理学术》2018年 第2期,第124—139页;张祥龙:《“家”的歧异——海德格尔“家”哲理的阐发和评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 第1期,第19—29页。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这个人并不缺乏“爱”和“家”,但他确实没有在文字上就这些论题进行详细的论述。于是,“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既可以标识海德格尔哲学的特色,同时又可以说明此种哲学的“缺失”。当然,这种“缺失”乃是特定视角下的缺失,并不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缺失。

三、本书结构安排和内容概要

本书在篇幅上包括六章,每章包括三节,全书共计十八节,具体章节安排可以参考目录。这里扼要介绍一下,方便读者了解全书的结构安排。虽然本书包括六章,但是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导论部分:形式显示与实存哲学——海德格尔形式显示实存哲学的概要介绍。

我们将海德格尔实存哲学或实践论述揭示为“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或“形式显示的实践论述”:异质性或个体性的倾向,还不足以传达海德格尔实存哲学的特色,毋宁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异质性—个体性的实行—实践;异质性—个体性—一次性的审时度势和相时而动,最终并不是“读书”之事,而是“行路”之事,这是海德格尔实存哲学的特色。海德格尔并不漠视伦理领域的实践,而是要告诉我们:实际生活是变动不居和具体多样的,我们应当采取相时而动的应对姿态,切勿执着于以某种一劳永逸的、普遍有效的现成规范来应对变动不居的实际生活;不要满足于泛泛的空谈,毋宁说,要在概略论述的形式指引下,积极展开个体此在的具体实行。

同时,我们介绍了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出场方式,包括“形式显示”在海德格尔文本中的直接出场和它在海德格尔文本中的隐匿性出场。这一部分的核心论题是形式显示实存哲学的“两段法”:a.概略性指引或提示;b.个体此在之具体实行。海德格尔不仅介绍了形式显示的两段法(首先显示,然后充实),而且还为这种两段法添加了一组可以震撼整个海德格尔学术界的形容词“非本真的”(uneigentlich)与“本真的”(eigentlich):a.显示出来的东西、具有形式性质的东西,还是非本真的,然而,恰是这个“非”字彰显出了积极的指引;b.要想通往本真的东西,那就要对非本真地显示出来的东西加以遭受和充实。参见Heidegger,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GA61),Verlag Klostermann1985,S. 33:a)…,dass das,was gesagt ist,vom Charakter des》Formalen《ist,uneigentlich,aber gerade in diesem》 un《zugleich positiv die Anweisung.b)…,dass es,soll es zum Eigentlichen kommen,nur den Weg gibt,das uneigentlich An gezeigete auszukosten und zu erfüllen,der Anzeige zu folgen.形式显示的两段法还可以这样概括:形式显示概念只是给出某种显示(Anzeige)或提示(Hinweis),以此呼吁此在在其自身中实行某种改变(eine Verwandlung vollziehen)。参见Heidegger,Die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Welt-Endlichkeit-Einsamkeit(GA29 /30),Verlag Klostermann1983,S. 429-430:Der Bedeutungsgahalt dieser Begriffe meint und sagt nicht direkt das,worauf er sich bezieht,er gibt nur eine Anzeige,einen Hinweis darauf,dass der Verstehender von diesem Begriffszusammenhang aufgefordert ist,eine Verwandlung seiner selbst in das Dasein zu vollzie hen.倪梁康教授曾对Hinweis这一字语给予特别的关注,认为哲学的使命往往就是Hin weis。倪梁康:《哲学何为?哲人何为?》,https: // www. douban. com/ group / topic /2197059 /:“至于哲学的实用功能,那是取决于各个时代哲人的问题。现象学家们常常愿意区分指明(Hinweis)和证明(Beweis)。因此,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这样说,伟大的哲人并不曾证明什么,但他们指明着什么。这些为他们看到和指明的东西,就是可能性:人生、世界如何展开的可能。……倘若不愿一辈子浑浑噩噩度人生、迷迷糊糊看世界,你要么可以在这些可能性中择一而信之,要么就身体力行,自己尝试去看、去知,从而发现被指明的可能性确否如此,甚或去发现新的可能!哲人与世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第一部分:海德格尔形式显示实存哲学的两种论题——理论与实践、潜能与实现。

“形式显示”是海德格尔自己发明的字语,缺乏历史性力量,所以,他试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寻找历史性的支撑力量。海德格尔在1924—1925年冬季学期和1931年夏季学期对亚里士多德的aletheia和energeia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这两个字语可以标识出海德格尔形式显示实存哲学的两种论题。张祥龙教授提到,海德格尔找到形式显示这种思想方法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将其用在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上,他致力于“形式显示地揭示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存在论”,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1—113页;同时可以参考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经过海德格尔的阐释,可以看到,“具体处境(Situation / Lage)”之揭示属于“揭示真理”(aletheuein)之事业,潜能之拥有(echein)和潜能之实现(energein)乃是潜能(dynamis)之二重性。这些论述与人生实存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概略指引和呼吁实行的形式显示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介绍了伽达默尔和阿伦特的实践论述、博伊斯和阿甘本的潜能论述,通过对比,可以感受到海德格尔的论述不如这些学者做得更有内容或更为详细,海德格尔的论述只能说是概略指引或缺乏内容的概略指引,而这些学者的论述则是包含伦理、政治、经济以及艺术等内容的具体论述。在海德格尔那里,潜能之拥有和潜能之实现,这种看似存在论的概念游戏,很可能具有着政治意蕴:走出洞穴可以意指潜能之拥有,回到洞穴可以意指潜能之实现,当然这里都是说政治参与或政治引领的潜能;但是,很可惜,这种指引充其量只是些空洞的指引,并不涉及真正的政治技艺,所以,对于政治领域的具体事务而言并无实际意义。

第二部分:海德格尔实存哲学比较欠缺的两种论题:友爱和主从、身体和财富。

这一部分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海德格尔实存哲学的“缺失”,亦即在重要论题上的“缺失”或“缺席”。敬请读者特别关注“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在论比较”和“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与实存哲学的基本形象”这两节,这两节乃是这一部分的核心内容。与亚里士多德相对照,海德格尔哲学缺乏伦理、政治和经济等具体内容;与尼采相对照,海德格尔哲学缺乏对于身体等论题的具体论述。由于缺乏经济或财富等论题上的具体论述,这就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差异;由于缺乏伦理和政治论题上的具体论述,亦使海德格尔区别于阿伦特和伽达默尔等后学。

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固然有许多高明和美妙的真知灼见,但是在许多重要论题上存在着“缺失”或“缺席”,诸如在“友爱和主从”关于海德格尔哲学在友爱和主从等论题上的匮乏,参见前面提到的靳希平教授和张祥龙教授的论文;此外,还可以参考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第22—30页,以及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2013年,第102—107、121—123页;陈治国:《哲学的友爱: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63—76页;陈治国:《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的友爱伦理》,《哲学动态》2014年第7期,第61—67页。“身体和财富”关于海德格尔哲学在身体论题上的论述缺失,参见王珏:《大地式的存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身体问题初探》,《世界哲学》2009第5期,第126—142页;王珏:《海德格尔论身体、疾病与医学——兼论其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对话可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166—185页。关于海德格尔哲学在财富等论题上的论述缺失,参见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圈的相关研究,他们大致认为,基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哲学才是真正的“生存论”,海德格尔哲学最终还是某种人本主义的空想。等实存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论题上就存在着论述的“缺失”或“缺席”。海德格尔式的实存哲学拘泥于形式显示的概略指引,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等思想家那样,就实存哲学的具体论题给出详细论述。海德格尔这个人自然通晓实存哲学的诸种具体论题,但是他不愿意具体地探讨那些具体的论题。据说,海德格尔希望人们这样来概括他的一生:出生了,劳作了,死亡了,而不愿将其哲学与其人生经历结合起来。其实,这是出于欧洲哲学延续至今的某种优雅风度,海德格尔哲学难免与其生活经历相关,海德格尔难免会处理许多具体事务或“俗务”。这里仅给出一个事例,他曾为了挣钱而给日本贵族提供私人授课,参见《海德格尔与妻书》,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选编,常晅、祁沁雯译,南京大学出版,2016年,第136—137页。

于是,在“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这个标题下,我们不仅会指出海德格尔实存哲学的特色,而且会指出海德格尔式实存哲学的“缺失”。为此,我们会让海德格尔和其他思想家进行对照,进而概括出海德格尔式实存哲学的特色和缺失。这些对照既包括海德格尔与其前人的对照,诸如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与尼采乃至与马克思等人的对照,而且包括海德格尔与其后学的对照,诸如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与阿伦特,以及与马尔库塞等人的对照。理查德·沃林提到,“在思想实体和其接受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分离”,而且,“很少有作者是自己作品的最佳法官”,因此,通过考察海德格尔的学生们,可以对海德格尔“思维方式的丰富性和局限性获得新的见解”,参见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王大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结论部分:形式显示实存哲学的运行机制,参考“具体哲学”“实践哲学”和黑格尔版实存哲学。

谈论“运行机制”更加符合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行意义或运行意义(Vollzugssinn),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要在实行—运行(Vollzug)中方能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诚然,任何论述难免是概略指引,但是面向具体论题的概略指引或许更贴近人生实存;实存哲学固然首先是某种论述,但是其终极目的乃是具体实行;实存哲学不仅有呼吁本真性的海德格尔版本,也有倡导不任性的黑格尔版本。海德格尔式实存哲学具有形式显示的特色和缺失,而实存哲学并非只有海德格尔式实存哲学这一唯一版本和唯一格调。

通常认为,海德格尔实存哲学缺乏对伦理和政治等论题的关注和探讨;海德格尔式实存哲学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原因就是他所使用的形式显示的思想方法,这一方法致使他不探讨许多细致的问题或者不作细致的探讨。最初人们觉得,这就是海德格尔式实存哲学的优越性,所谓只在存在论层面上探讨问题,而不在存在者层面上进行探讨。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这样崇高而优雅的风度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伽达默尔在战后业已感到学生的大众化参见伽达默尔:《哲学生涯》,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1—122页。,几十年之后的大学教育愈加大众化了,哲学的受众不再是为数较少的精英贵族了,因此,哲学论述还是以细致和详细为好。

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后学们诸如伽达默尔、阿伦特和马尔库塞等人,都倾向于更加细致的论述风格,而不是固守所谓“海德格尔本身”的论述风格。所以,我们为何一定要坚持所谓“海德格尔本身”的论述风格呢?其次,论述不等于实行,不能替代实行,所谓“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实行”固然是正确的,但仍旧回避不了个体切身的与伦理—政治以及身体—财富等内容相关的具体实行;例如,伽达默尔所讲的“实践哲学”并不等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参见洪汉鼎:《实践哲学修辞学想象力:当代哲学诠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96页。此外,海德格尔式实存哲学固然是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诚然是概略性的指引和提示,但是,总还是夹带着某种呼吁本真性的格调;黑格尔那种倡导不任性的实存哲学标识着实存哲学的另一格调,值得深思;伽达默尔讲授“教化”(Bildung)时,就依循着黑格尔的容忍异己和适应他人的思想观念。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32页。

在这一序言的结尾处,我们还需要预先说明另一问题:众所周知,依照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思想方法,“实行意义”(Vollzugssinn)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按照我们的概括,形式显示思想方法的完整意义乃是“两段法”——概略指引和具体实行,并不是要停留在概略指引的阶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或轻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从事伦理政治领域的诸种事务固然是“实行”(Vollzug),但是,从事理论活动同样属于“实行”。海德格尔提出形式显示思想方法的理论动因是向我们展示源初的生活经验或原本的实际生活,这种源初生活就是拉斯克所讲的“完全投入”(Hingabe)参见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6—217页。,这种状态可能类似海德格尔后来提到的Zuhandenheit那种与事物的交往状态。诚然,依据本书的处理方式,形式显示(formale Anzeige)和实践智慧(phronesis)密切相关,但是,并不意味着形式显示的“实行”仅仅包括伦理政治领域的praxis。靳希平教授曾将Vollzugssinn译作“运作意义”,照此翻译而且依据萨弗兰斯基的看法,“只有在这种运作的意义中,存在意义才可能展现出来”,举例来说,经济、音乐、文艺、宗教、体育、爱情和游戏,都要在其各自的运行或运作之中进行理解。参见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0—162页。

海德格尔在1922年就提到过:动变、操劳、或打交道,并不局限于人生此在与世界的日常交往,还包括进行观看的操劳(Sorgen des sehens),可以说,理论观察也是“实行”。参见Heidegger,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Ausgewählter Abhandlungen des Aristoteles zur Ontologie und Logik(GA 62),Verlag Klostermann 2005,S. 353-354.他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有进一步而且更为确切的表述:a.“其实行动源始地有它自己的视,考察也同样源始地是一种操劳”(das Betrachten ist so ursprünglich ein Besorgen,wie das Handeln seine Sicht hat);b. “就像实践具备其特有的视(理论)一样,理论研究也并非没有它自己的实践”[Und wie der Praxis ihre spezifische Sicht(Theorie)eignet,so ist die theoretische Forschung nicht ohne ihre eigene Praxis]Heidegger,Sein und Zeit(EA),Max Niemeyer Verlag 2006,S. 69,S. 35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三联书店,2012年,第81—82页、406—407页。这两处高度凝练的经典表述,都意在破除“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和割裂,前一句使用的字语是Betrachten和Handeln,后一句直接使用了Theorie和Praxis。

关于海德格尔的这种表述,陈嘉映教授曾有专门分析和评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类活动的某种三分法——“理论”—“制作”—“实践”,海德格尔在这里使用的乃是近代以来较为常用的某种二分法——“理论”—“实践”,也就是说,他把“制作”包括在“实践”中;通过海德格尔前面两处经典表述的提示,可以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三分法中的每一项活动其实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知”和“行”,所以,“实践”有其自己的“知”,而“理论”也有其自己的“行”;举例而言,绘画等艺术活动以及学术活动,都有其自己的“行”,比如艺术家有“绘画实践”,哲学家有学术研究之“写作实践”和学术交流之“交往实践”以及学术传播之“教学实践”,都不会停留在大脑的思考阶段,而且,这些实践或“行”未必依赖专题化的系统性的“理论”。参见陈嘉映:《实践/操劳与理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5—23页。

没错,“理论”业已是某种“实践”,“思想”业已是某种“行动”,“理论”与“实践”之割裂并非源初状态,不一定要为“理论”与“实践”之孰为优先争论出一个结果。这样讲固然没有问题,做学问本身就是某种有意义的活动了,王阳明就曾提示,博学、慎思、明辨和审问这些环节已是某种“行”参见王阳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间。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学者们的学术活动,包括看书、做笔记、写论文、讲课、听讲座、参与学术会议等等,都是有意义的活动,都可以说是某种“行”。而且,作为一个学者,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要把读书、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等学术事务做好。无论他研究什么内容,就其学术活动而言,都是某种有意义的“行”。文本阐释之活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行”,观看和指引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行”。

但是,这样讲容易和另一真正的问题失之交臂。即使是从事“理论哲学”之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活动本身就已经是某种“行”。这固然不错,但是,所谓“实践哲学之当代复兴”参见张鼎国:《黎德尔论“第二哲学”》,张鼎国:《诠释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33页。其中谈到,伽达默尔曾把亚里士多德那里为伦理学和城邦政治学奠定基础的实践哲学传统称作古希腊哲学的第二传统;“理论”无关乎利害和价值,但是,哲学的问题不仅关涉事物,而且关涉到“人—事”;“伦理”和“传统”等问题同样需要人们去关注和探讨;在J.Ritter 的鼓励下,M.Riedel汇编了两卷共计一千两百页的《实践哲学之复兴》(Rehabilitierung der Praktischen Philoso phie,Verlag Romabach 1972&1974),伽达默尔在这部文集中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参见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77—99页。和本书使用的“实存哲学”的诸种呼吁,其真正意义并不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试图探讨某种更为源初的生活现象,或者说试图面对更广阔的读者范围。从事“理论哲学”或“学院哲学”,听众或者获得专业训练,用于以后的学术发展,或者获得思维训练,用于以后的日常工作。但是,不是所有哲学的读者和听众都将要从事专业哲学,更多人会从事非专题性的日常工作。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个时期,哲学的原本使命就是让人们学会演讲和辩论,以及更为高深的技艺,用以帮助他们过好政治或日常的生活。因此,实存哲学固然依旧是某种论述,但是实存哲学以及“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其意义恰好在于它指向人生实存,期望它对人生实存能有一些帮助。张志伟教授提到,专业哲学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哲学的现状总是专注于哲学史研究,远离了现实生活,忽视了哲学的社会责任,因而,现时代哲学的繁荣掩盖着哲学的危机,参见张志伟:《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的危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27—33页。庞学铨教授提到,哲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导致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但是,哲学在根本上要关注生活世界,要为生活提供引导,参见庞学铨:《生活哲学:当代哲学的一种可能路向》,《哲学分析》2016年第6期,第74—84页。列斐伏尔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将哲学提升到纯粹的高度,并且与无关紧要的日常生活一刀两断,这是日常生活遭到忽略的原因之一,参见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9—120页。王俊教授认为,“现象学与生活艺术哲学都是基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反思,思考在技术时代个体如何更好地生活”,参见王俊:《从现象学到生活艺术哲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331—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