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决策的性质

领导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制约。他们的行动受限于稀缺不足，因为每个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都面临着人口和经济的限制。领导人的行动也受限于所处时代，因为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都反映着当时普遍的价值观、习惯和态度，这些因素共同界定何为理想的结果。领导人在行动中还要面对竞争，必须与其他力量相争，无论是盟友、潜在的伙伴，还是对手。这些力量并非静止不动，而是随势而变，各有不同的能力和愿望。此外，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无法做到算无遗策，领导人必须依靠直觉和当时无法证实的假设来做出判断。对领导人来说，风险管理能力与分析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领导人在这种稀缺不足、囿于时代、竞争激烈和情势多变的条件下做出的决断是为“战略”。战略领导力对前行之路的探寻可以比作走钢丝。杂技演员过于胆小或过于胆大都可能摔落。同样，领导人腾挪的空间也非常小，悬在过去的相对确定和未来的模糊不明之间。雄心过大——希腊人称之为狂妄——会落得筋疲力尽，而沉迷往昔、不思进取则会逐渐丧失重要性，最终陷入衰落。领导人若想到达目的地，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做到手段与目的相匹配，意图与环境相符合。

作为战略家的领导人面临一个固有的悖论：一旦情势需要采取行动，决策空间最大之际恰恰是相关信息最少之时。等到有了更多的数据，活动余地已经缩小。例如，在一个竞争大国开展战略军备扩充的早期，或一种新型呼吸道病毒突然出现之时，很容易认为这种新现象不会长久，或者按照现有标准可以对之加以控制。等威胁到了无可否认或无法消弭的时候，行动范围已经受限，或者是应对威胁的成本已经升至难以承受的高度。一旦贻误时机，便处处掣肘。余下的选择中，哪怕是最好的办法，执行起来都很复杂，而且成功了好处不大，失败了却危险不小。

此时，领导人的直觉和判断就变得至为重要。温斯顿·丘吉尔对此非常清楚，他在《风云紧急》（The Gathering Storm，1948）中写道：“呼唤政治家不是为解决容易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经常可以自我解决。当力量平衡摇摇欲坠，轻重缓急迷雾重重之时，才是做出能拯救世界的决定的机会。”[1]

1953年5月，一个美国交换生问丘吉尔，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担任领导人后将遇到的挑战。“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丘吉尔在回答中强调，“历史中蕴藏着治国之道的所有秘密。”[2]丘吉尔自己对历史深有研究，也撰写过历史著作，他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长河有着深刻的了解。

历史知识固然重要，但还不够。有些问题永远“迷雾重重”，就连博学多识、经验丰富之人也难以看透。历史通过类比给人以教诲，让人看到过去类似的情形。然而，历史的“教诲”本质上是近似性的。能否领悟历史的教诲是对领导人的考验，将其用于自己所处的环境是领导人的责任。20世纪初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说，“天生的”领导人“首先是个评估者——评估人、形势和事物……（有能力）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做正确的事”[3]。此言捕捉到了这项任务的本质。

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还要具备艺术家的素质，要能够感知如何利用现有的材料塑造未来。戴高乐在思考领导力的《剑锋》（The Edge of the Sword，1932）一书中指出，艺术家“并不放弃使用自己的智力”，毕竟，智力是“经验教训、方式方法和知识认知”的来源。艺术家在此之上又加了“我们称之为灵感的某种本能的能力”，而只有灵感才能“直接触及自然，擦出重要的火花”。[4]

因为现实十分复杂，所以历史真理与科学真理有所不同。科学家寻求可证实的结果，熟读历史、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则努力从历史固有的模糊不明中提炼出可供行动参考的见解。科学实验能证实或质疑以前的结论，科学家能够改动变量，再试一次。战略家通常却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做出的决定一般是不可逆的。所以，科学家靠实验或推算了解真理；战略家至少部分地靠过去类似的情形来推理，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历史事件与目前情形可比，哪些过去的结论如今仍有意义。这样做的时候，战略家必须仔细选择可类比的事件，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经历过去。对过去的事，只能如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好似“在记忆的月光下”想象。[5]

有意义的政治选择很少只考虑一个变量。明智决策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地理、技术和心理各个方面。这一切还要辅以借鉴历史的本能。20世纪末，以赛亚·伯林在著述中谈到，不可能将科学思维运用到科学范围之外。他也谈到了战略家因此面临的持久挑战。他认为，领导人就像小说家或风景画家，必须吸收生活中所有炫目的复杂内容。

在有别于知识渊博、学问有成、见多识广的层面上，一个人是愚蠢还是明智，是明白事理还是蒙昧无知，要看他是否辨得出每一个形势独有的特点，也就是该形势具有的不同于所有其他形势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该形势无法用科学的办法来处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