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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百万美元的陶瓶”
陶瓶的发现及其归属权的争夺

“这是最好的古希腊陶瓶。”1972年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报》自豪地宣布了一项新的收购，如今来看，这一行为简直就是自找麻烦。它的兴奋之情或许没有问题，因为本书本质上也支持这种旗帜鲜明的宣言。然而，伟大成就的宣布却加深了它的购买途径带来的阴影。我们的陶瓶是如何被位于纽约的博物馆买走的，后来又是为何被送回了意大利，这个不太光彩的故事如今已经尽人皆知。尽管有些细节仍然扑朔迷离，但我们似乎还是值得做如下梳理。

故事可以从一段小插曲讲起。有个12岁的小男孩第一次参观了柏林雄伟的考古博物馆。那是1930年，华尔街还没有从股市“大崩盘”中恢复；而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正变成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可这位来自图林根的年轻游客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博物馆展柜里的一只古希腊陶瓶上。这是一只巨大的陶瓶，上面绘有雅典体育场所的诸般场景：摆出各种姿势的运动员，还有他们的教练和身份低微的随侍（图1）。陶瓶上没有签名，但博物馆的标签上写着一位艺术家的名字：欧弗洛尼奥斯。男孩当即下定决心，他要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并用一生来研究如此迷人的古物。

曾长期担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物总监的迪特里希·冯·博思默，是这样描述促使他后来变成古希腊彩陶专家的那一刻的。就像意大利人会说的那样——“即使这不是真的，那也是个好故事”；不过，“三岁看老”，可以想见，对欧弗洛尼奥斯的漂亮陶瓶一见钟情的少年在变成一位仔细认真的学者后，却为了获得同一画家创作的类似陶瓶（外形相似，但装饰甚至更为出色）而放弃了职业谨慎。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关于热爱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萨尔珀冬陶瓶在近代的戏剧性经历。而在这个故事的众多主角中，没有人比迪特里希·冯·博思默更有热情了。

他年轻时雄心勃勃，加上反对纳粹（主义），于是先去了英国，后又去了美国。1938年，博思默获得罗德奖学金（当时德国人仍有资格获此奖项），成了约翰·D.比兹利的学生。比兹利当时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考古学的教授。就这样，他投到了世界公认水平最高的古希腊瓶画专家的门下。据他自己所说，他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不仅学习掌握了比兹利为匿名画作确定作者的方法，还很快成了比兹利最值得信任的合作者。此外，他还有一个特长：让“孤儿”与“家人”团圆——换言之，某陶瓶的碎片哪怕散落在不同大陆，他也能看得出它们能拼合到一起。战争的爆发导致博思默移民美国，他先在伯克利（师从比兹利的另一个学生，H. R. W·史密斯）继续学业，随后去了芝加哥，后来还志愿去太平洋服了兵役。（以优异的表现）退伍后，博思默又重新成了一名学者和鉴赏家。虽然远隔重洋，但他与老师比兹利始终保持着定期通信，互寄笔记、草图和照片，并形成了一年一会面的惯例。

在比兹利的早期作品中，有一本名为《美国博物馆中的阿提卡红绘陶瓶》（Attic Red-Figured Vases in American Museums，1918年）的专著。比兹利将这本书献给了爱德华·沃伦和约翰·马歇尔，以向他们“为美国建立宏伟的陶瓶收藏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致敬。沃伦是一位造纸巨头的儿子，他在学生时代去罗马旅游时，就开始用继承的遗产购买古典时代的文物。他的朋友马歇尔不久也受雇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欧洲代理人”的身份为博物馆在欧洲搜罗古代文物。马歇尔在1906年担任这个职务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很少的古希腊陶瓶。但到1928年去世时，马歇尔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46年，馆长吉塞拉·里希特任命博思默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馆长。现在，她可以宣布，经过20多年的努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古希腊陶瓶“不仅可以体现雅典红绘陶瓶的主要发展时期，而且已经跻身世界顶级收藏的行列”。

要是有欧弗洛尼奥斯的作品就更好了。但事实是，美国的博物馆几乎没有收藏这位画家的作品。弗兰克·塔贝尔是1888—1889年美国雅典古典研究学院的院长，他曾获得一些陶器残片，后来流转到了芝加哥大学。1910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从爱德华·沃伦手中购买了一些文物，其中有几件“凉钵”(1)，被比兹利认为是欧弗洛尼奥斯的作品。据说这只陶瓶来自奥尔维耶托的伊特鲁里亚遗址，即使是在破碎状态下，也散发着一种艺术野心，要在一个弧形器皿的有限空间内，精心展现出动人的图景（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