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我爱好《关雎》这一首诗。我不但懂得这首诗的意义好，而且懂得牠的文章好。很少有人懂得这首诗的意义，很少有人懂得这首诗的文章。旧派把牠当作“后妃之德”，把牠看得那么重，当然懂得意义了，然而他们首先不懂得诗，不懂得诗怎么懂得诗的意义呢？
新文学运动以后，知道《诗经》的《国风》都是民间的歌谣，《关雎》就是一首恋爱的歌，仿佛文章也懂得了，意义也懂得了，这确是很好的事，是一种解放。然而新文学家投奔西洋文学，大家都讲恋爱，不懂得结婚，故曰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不懂得结婚，怎么能懂得《关雎》呢？因为《关雎》本来是讲究结婚的。
我也是当时的新文学家之一，曾经是崇拜恋爱的，认恋爱为神圣的，恋爱的意义简直代表了人生的意义，仿佛是基督教的上帝。后来我觉悟了，这个观念大要不得，令我们耽误了许多事情，误己误人，演成许多悲剧。恋爱当然是我们生活的一段而且是重要的一段，这一段弄得好，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可以过得有意义，但决不能把牠来代替一切，那我们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我现在确是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意义。
中国人的生活是重结婚的，结了婚以后则恋爱大学毕了业，我们要出去替社会服务了，不能老恋着这个学校，那样便像功课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关雎》又确是一首好诗，即是说文章写得好。要懂得文章，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得有许多经验。在我懂得《关雎》的意义时，我已经有许多作文的经验，只不过是由西方的悲剧回到中国的“团圆”戏罢了，思想改变了，技巧是无所谓改变的。不过我要附带说一句，从西方悲剧回到《周南》《召南》，我才没有才子佳人的毛病，没有状元及第的思想，也没有道学家的男女观，这是我得感谢西方文学的。我的作文的技巧，也是从西洋文学得到训练而回头懂得民族形式的。
这个训练是什么呢？便是文学的写实主义。凡属有生命的文学，都是写实的。中国后来的人之所以不懂得三百篇，便因为后来的文学失掉了写实的精神，而三百篇是写实的。什么叫做“写实的”呢？写实便是写实生活，文学的题材便是实际的生活。即如《关雎》这一首诗，并不是没有经验做底子，而由一个人闭着眼睛瞎想，因为要做诗的原故，故而想出一个什么鸟儿来起兴罢，这样你这个人便是孔子骂的“正墙面而立”，你什么也看不见，你怎么会写出诗来呢？你如果有生活，则处处是诗了，所以你在河之洲上，看见关关雎鸠，那里又有妙龄女郎，而实生活当中的好女子，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女子，并不是不在那里做工作，故意在河之洲上叫你拾得恋爱的资料的，总之是生活当中有诗，这首诗的第一章便应该这样写：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逑”，匹也。“君子好逑”，便是说这个女子你如果爱着了，那真是佳耦。我告诉诸君，我自己便有这个生活的经验。不过当时是八股时代，不知道写诗，等到后来进了新的学校，同西洋文学接触，我乃把我的少年生活都唤起了，而且加了许多幻想，写了许多小说，起初自己很得意，后来又很不满意，因为我为得写小说的原故，把自己的生活都糟踏了，那时叫做把生命献给艺术之神，其实是糟踏生活。在我认为专门做文学家是糟踏生活，我便离开了文学，回转头去替社会服务，首先是做丈夫，做父亲，而其时适逢抗日战争，我回到故乡，常常在河之洲上走路，看见洲上有鸟儿，妇女们都在那里洗衣，我觉得这个风景很好，可以描写一番，于是我毫不费力地念了起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时我已经是老作家了，知道这个技巧很不容易，文章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好，古人的文章已经很好了，何必自己写呢？即如这“在河之洲”四个字，应该经过了许多辛苦，我们写白话文的人常常觉得驾驭不了文字，要说一个东西站在什么上面仿佛很难似的，而古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很容易的写出来了。因此我非常之佩服《关雎》之诗。
我那时做小学教师，教学生作文，告诉学生造一个句子要有主词，要有谓语，总喜欢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做例子，因为乡下人很受了旧日读书人的影响，总以为“关关雎鸠”是一句，“在河之洲”又是一句。我则说“关关雎鸠”四个字不是一句，是一个句子的主词，关关是鸟的叫声，是形容雎鸠的，算不得谓语，要有“在河之洲”四个字这句话才有谓语，所以八个字一起才是一句。学生都给我说服了。我在批评卞之琳的诗的时候，又说卞之琳的句子欧化得好，正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么自然。这都不是我故意瞎说，我是真真懂得《诗经》的文章了。我曾经自己批评我自己道：“你当初为什么躲在山里头十年写半部小说呢？你整个的小说也抵不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两句诗！”
这确是我的真心话，我写小说的文章那能及得《诗经》的文章，我们当时崇拜恋爱的生活当然更不及《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了。以上都是我的辛苦之言。我现在总说一句，《诗经》的文章是写实主义，《诗经》所表现的生活是现实主义。更说明白些，《诗经》里的《国风》是人民文艺，不是文学家的文艺。凡属人民文艺都是写的实生活，牠的写法也是写实的。《诗经》的体裁向来认为有赋，比，兴，其实什么叫做“兴”呢？据我的经验，兴就是写实，就是写眼面前的事情。你看见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看见了窈窕淑女，你便写下来，便是：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所以“兴”，其实就是“赋”，就是一种叙述。眼面前的事情本来是没有逻辑的，但眼面前的都是生活了，都是文章了，所谓落花水面皆文章。你看见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又看见一个出嫁的女子，于是你就写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于是人家说你的诗是“兴也。”
这样说当然也是可以的，但你决不是没有生活的底子，没有话想出话来说的。没有话想出话来说，可见你没有生活，你也便没有诗！所以后代的诗多半是无病呻吟了。《诗经》里的诗则都是生活，故都是诗。我曾经细心体察一般所认为《诗经》里的“兴”体的诗，差不多完全是眼前的叙述，即是“即事”。如我以前所讲的《野有死麕》一诗就是的。
再如这样的诗，“常棣之华，鄂不韡韡（wěi，光明盛大的样子），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你说牠是“兴也”，实在也就是赋也，是把眼见的东西与心下想的事情一齐说出来，所以才写得那么生动。决不是无中生有，闭着眼睛想出常棣之华来说，那你那里还有诗呢？
又如“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也必是一面看见鸟儿一面有自己的心事罢了。
古代的诗本不是做文章，所以没有起承转合。后来的诗人如李白杜甫也都是做文章，免不了起承转合。所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仰面贪看鸟，低头错应人”，都令我们有线索可寻，若《诗经》则是“兴”了。不是写眼面前的事情确乎是兴起下文的也有，那多半是用韵的原故，或者是当时的成语亦未可知，如以前所讲的“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便是。
再如“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相鼠有齿，人而无止”，“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以及“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掌〔裳〕”，都仅仅是因为用韵的原故由上句兴起下句的。我决不是附会其说，我是毫无成见地观察，在这个观察之下，我发现“扬之水不流束薪”有两见，“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也有两见，我觉得很有趣，可以证明牠不是即事，是因为用韵的原故，或者是当时的成语，故而雷同。
上面我算是把《关雎》第一章讲了。懂得第一章则其余两章（这首诗的分章向来有不同，我是赞成三章的）是很容易懂的，因为都是写实的。我所不自足的，我们对于鸟兽草木之名都不识得，对于诗恐怕要失得亲切，如参差荇菜的荇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平常只知道爱菊花，爱莲，用周茂叔的话李唐以来则爱牡丹，因为我们都是智识阶级，同生活脱节。我在农村的日子虽然很久，但也还是空想的时候多，若是写菱角，说“左右流之”，“左右采之”，或者“左右芼之”，照朱熹的话芼者熟而荐之也，我都能喜欢，因为我确是采过菱角，确是左右流之，左右采之，自己坐在小船上，也确是喜欢把牠煮熟了，但对于荇菜则很是隔膜，我想不出牠是什么东西。
传曰，“荇，接余也。”解释了也等于不解释，接余又是什么呢？不过我可以从采菱去推测，从“左右流之”，从“左右采之”去推测。“左右芼之”的“芼”字虽然又脱了节，又可以从“左右流之”，从“左右采之”去推测。这样我还是能感得亲切的。“左右采之”的“采”字当然不成问题，“左右流之”的“流”字与“左右芼之”的“芼”字则颇成问题，芼字我们现在简直不用，流字虽然是很习用的字，在这里是不是有古义呢？我们对于《诗经》的障碍，便是字不认得，再就是鸟兽草木之名不识得，其余的障碍在我是没有的。毛传训“流之”的“流”为“求也”，朱集传“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其实是一样的，朱只是解释“流”何以是“求”罢了。
“芼之”的“芼”，毛训为“择”，朱训为“熟而荐之也”，前面我已经说了。“寤寐思服”，这四个字里头，“服”是动词，毛训“思之”，即是寤寐求之的意思，而诗本文的“思”字则是句中助词，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王引之《经传释词》。其余的字句可以不必解释了，如“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已成了我们口头上活用的语句了。
不过有两句话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于此我们可以见《诗经》的文章确是不错，确乎是写实的。此两句为何？即“琴瑟友之”与“钟鼓乐之”。我有一回在北京街上看见一个小户人家墙上贴了红对子，我一看有四个字是“琴瑟友之”，一见之下我很喜欢这四个字，觉得比后来所谓“琴挑”要大方得多了，格外有一种弹琴鼓瑟的苦心孤诣似的，我大大的佩服《诗经》的文章。连忙我又想到“钟鼓乐之”，“钟鼓乐之”完全足以代表中国民间结婚的热闹与欢乐！解放以后，我们到处扭秧歌，也无非是中国的“钟鼓乐之”的空气了。所有后代的诗与文，没有任何文章足以抵得这“琴瑟友之”与“钟鼓乐之”的，我们对于这种好句子已经习而不察，可见我们已经没有民间的欢喜，我们已经与生活脱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