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病退”

载沣掌权后，总做了些事情吧？他做的第一件真正有影响的事情是斥退了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1859年9月，河南项城人，字慰亭，号容庵、洗心亭主人。他出生在一个军功世宦家庭，刚出生的时候前线传来了祖父辈的战斗捷报，所以得名“世凯”。家族希望袁世凯能在传统的科场上获取功名，为官宦人家增光添彩，父叔辈对袁世凯的学业督促甚严。无奈他生性顽劣，不爱读书，倒爱舞枪弄棒，骑马射箭，广交朋友，俨然是一副“失败者”的模样。不过，科场成功人士徐世昌在落魄的时候，偶然与袁世凯相逢，就认为他状貌伟然、气概不凡，和他谈话后更发现他能纵谈当前国家大事，非常惊奇，就诚心诚意地和他交为朋友。

传统的科举仕进道路走不通了没关系，好在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乱世。他决心丢弃八股文章，在实际办事的道路上谋求成功。家族背景为他开启了良好的开端，22岁时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靠嗣父的拜把兄弟、淮军大将吴长庆。吴长庆很照顾“世侄”袁世凯，立马给他安排了职位，不过对袁世凯的前途，吴长庆一开始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希望能督促袁世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还让小有名气的幕僚张謇辅导他的学业。这对袁世凯和张謇两人，都是煎熬。所幸第二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政局混乱，清政府派遣吴长庆率军队入朝平息事变。袁世凯随之入朝处理营务，有胆略，有机变，有权谋，整饬军纪，表现抢眼。吴长庆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去考八股文真是太屈才了，他天生是带兵打仗干实事的料。吴长庆奉调回国后，留部分军队给袁世凯；袁世凯被委派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之后，袁世凯直接投靠淮系军阀首领、直隶总督李鸿章。1885年，李鸿章荐举袁世凯负责“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处理中日朝三国关系。从此，袁世凯开始发迹，在对日外交、编练朝鲜新军等事务上成绩卓著，赢得了朝野的夸奖。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朝野急需训练新式陆军。有新军编练经验的袁世凯成了当仁不让的负责人选。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奉命到达天津小站操练新建陆军。这支最初拥有七千人的军队后来发展为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袁世凯给北洋新军装备了最先进的武器，教会他们最先进的战略战术，同时向官兵灌输了最落后、最保守的思想，比清王朝教给旧式军队的“忠君爱国”思想还要落后和保守。袁世凯给北洋军队灌输的是忠于个人的私家军队思想，人人供奉袁世凯的长生牌位，视袁世凯为衣食父母，结果北洋六镇除了第一镇由八旗子弟组成、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外，其他五镇都“只认袁世凯，不知有朝廷”。

紧接着的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思路新颖，同情变法，练兵又卓有成效，受到维新派的重视。康有为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军队发动兵变，消灭慈禧势力，抬出光绪掌握实权。于是就有了谭嗣同秘访袁世凯策动他勤王，袁世凯当面慷慨答应却转身就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的经典一幕。这里面既有袁世凯并不赞同康有为等人激进变法的主观原因，也有袁世凯羽翼未丰不敢独自政变的客观原因。不过，前后这一切让慈禧误会了光绪，导致光绪最后10年被囚禁的悲惨境遇，也让载沣兄弟认定袁世凯就是出卖哥哥光绪的罪魁祸首、挑拨帝后关系的奸佞小人。年轻一代的皇亲贵戚们恨透了袁世凯，比如载沣家的孩子们都痛恨袁世凯，只要看到袁世凯的相片，就用手剜去袁世凯的眼睛。

因为在戊戌变法中准确站队，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1899年冬升任山东巡抚。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保护外国利益，让山东在八国联军侵略时期得以保全。他对于复杂局面的机敏处置，得到中外一致肯定。李鸿章临终前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等于是将袁世凯推荐为自己的接班人。1901年，袁世凯就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晚清时期，中央权威衰落，地方督抚实权上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最重要的地方督抚。袁世凯在任上，抓住“新政”的契机，大刀阔斧地发展新式经济、社会事业，将原本并不发达的直隶建设成新政模范省。他兴办了国有银行，从洋人手中回收或者自己开采矿山，支持詹天佑修京张铁路；广兴新式教育，中小学校在全省迅速铺开；建设现代警察制度，兴建发电厂、公交车和博物馆等。直隶在袁世凯主政之前近代工业资本不过区区数十万元，等他离任后超过了两千万元。袁世凯所驻的天津成了清末新政的中心，从一座二三线城市跃升为北方经济中心和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现代天津城的基础和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建筑、制度和事业都可以追溯到袁世凯主政时期。同时，袁世凯进一步推进军事改革。1903年，在他的建议下，清廷成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实际负责练兵。北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光绪皇帝（中）、康有为（右）和梁启超

袁世凯强大的政治势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开明的思想和举办新政的巨大成绩，让他在新兴社会力量中间，在主张朝廷变革和立宪的力量中间，拥有很高的支持率。变革力量对袁世凯抱有深深的好感，如立宪派领袖张謇就把袁世凯视作紧密的政治同盟者。

外国势力也对袁世凯的开明、变革形象非常认可。1908年，美国《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托马斯·密勒写道：“现在的袁世凯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世凯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乐在其中。”（秦珊著：《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泰晤士报》文章则称赞：“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国出现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家，他的名字叫袁世凯。”（秦珊著：《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在重大问题上，外国人非常在意袁世凯的态度。

清廷原本就对中央权威失落、地方权臣势力上升的趋势很敏感，袁世凯的膨胀引起了清廷的忧虑。1907年袁世凯被慈禧明升暗降，但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实质削弱。载沣上台后，权力之争和情感好恶缠绕在一起，袁世凯的处境危险了。虽然他还出现在一系列官方活动中，载沣接见外宾的时候还站在载沣的身后，但袁世凯日渐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

载沣刚刚上台，肃亲王善耆和载泽就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二人建议载沣迅速铲除袁世凯，不然“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载涛著：《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载洵、载涛等人要求杀袁世凯的原因则更简单：为亲哥哥光绪皇帝报仇！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溥伟都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手刃袁世凯这个大凶巨恶。

载沣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迅速拟定了诛杀袁世凯的诏书，其中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字样。载沣集团就等诏书颁布，坐看袁世凯人头落地了……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顶着冰冷彻骨的寒风，迎着他人冷清的目光，像往常一样去内廷参加军机大臣议政。这几天的流言蜚语让他的心里忐忑不安。走到外殿的一处过道上，一名之前被买通的当值太监突然走到袁世凯身边，轻声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方寸大乱。所谓的“严惩”，对高官显贵而言，是抄家、流放甚至被杀的代名词。他赶紧折返出宫，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稍微清醒后，袁世凯把幕僚、亲信都叫来商议对策。情势危急，属下建议袁世凯赶紧乘火车前往经营多年的天津，投靠老部下、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地收拾行装逃往天津。为防载沣在天津拦截，袁世凯没有在天津火车站下车，提前一站停靠，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让袁世凯做好隐蔽，万不可让人看见。（也有说法是杨士骧怕引祸上身，避而不见）袁世凯躲在火车上煎熬的时候，杨士骧派亲信带来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情绪这才稳定下来。

原来，朝廷内反对诛杀袁世凯的力量同样强大。军机大臣奕劻和大学士世续极力为袁世凯开脱，学部侍郎严修冒着极大的危险公开要求载沣收回成命，不被采纳后愤而辞职回籍。最后，张之洞半劝半吓地拉着载沣说：“杀了袁世凯，朝廷控制得住北洋军吗，万一军队叛乱了怎么办？”的确，袁世凯处境凶险的消息传出后，“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个个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载沣还真控制不住豺狼虎豹一般的北洋新军。张之洞趁机说，让袁世凯罢官回籍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便于安抚军心，二来彰显皇恩浩大。载沣这才把杀袁世凯改为罢官。袁世凯的脚不是残疾吗？那就提前退休，回家养伤去吧。

圣旨改过来了，可北京城里找不到袁世凯了。袁大军机失踪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谣言四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了，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了。大学士世续为袁世凯求情成功后，本想连夜去安慰袁世凯，得知他逃往天津后，赶紧给天津挂了长途电话，说：你逃亡是自寻死路，赶紧回来。世续担保朝廷不会严惩袁世凯，没有后续的迫害。[1]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派人来传递消息，担保袁世凯的安全。袁世凯这才决定立刻回京，预备第二天早晨入朝谢恩，不然怕引起更大的麻烦。张之洞听说袁世凯回来的确切消息后，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跪接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此时此刻，袁世凯的委屈、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他成绩显著的时候，在他正想进一步有所作为的时候，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而且被赶回老家。可就算有再多的怨恼，袁世凯还是要谢恩。幕僚代他写谢恩奏折的时候，当中有“属当宪政垂成之时，正值两宫升遐之日”二语。袁世凯对“宪政垂成”四字极为敏感。他和载沣除了私人的恩怨，还有政见的不同：载沣信奉绝对权力，倾向保守维持，袁世凯是革新和立宪的鼓吹者。敏感时刻，袁世凯怎好在谢恩奏折上再鼓吹“宪政垂成”，他赶紧取笔把这四个字涂去，换以“庶政待理”。

三天之后，袁世凯离开了北京。一般官员不敢前来相送，可依然还有杨度等人在风口浪尖上前来送行。不久，袁世凯一大家子人抵达河南，辗转汲县、辉县，最后选定彰德洹上村定居。此后，袁世凯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两年多。袁系势力也受到清洗：直隶总督杨士骧在袁世凯被排挤后，忧郁异常，当年去世；邮传部尚书陈壁因为贪污受贿，被载沣“抓了典型”而遭革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黑龙江布政使兼巡防军翼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退；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袁世凯培养的或者认同袁世凯革新思路的在朝势力遭受重创。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在社会上消失，依然是人们心中务实和革新的旗帜，其在报纸杂志和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出镜率。有关袁世凯的新闻不断出现在大城市的报纸上，就连未经核实的有关袁世凯的传闻和那张明显“摆拍”出来的袁世凯蓑衣钓鱼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头版头条。革新派和西方势力在他隐居期间一直没有忘记他，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时局越糟糕，人们对袁世凯的同情和期望就越深。

袁世凯在河南乡下隐居期间，表现得醉情田园，无所作为，暗地里却与旧部以及北京、天津地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十分罕见的电报设备，在袁世凯的乡间居所就有一部。徐世昌、冯国璋等旧部还专程去乡间听袁世凯面授机宜。对于袁世凯来说，也许在受载沣迫害之前尚且是清朝的忠臣，起码没有暴露出不臣的举动，但侥幸存命后，他逐渐与清王朝离心离德了。在满汉矛盾的紧张时刻，袁世凯被罢官，难免在朝野汉族官吏的心里产生微妙的变化。

载沣斥退袁世凯，没有收到消灭仇家政敌的目的，反而助长了袁世凯在渴望变革的人群心中的影响和在西方势力脑中的分量，失败至极。载沣下了一步臭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