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大过”

——老子告诫了孔子什么？

《论语》里头，孔子曾自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前两句怎解，历代争讼不已，向无定论。我读书不求甚解，对此争论，一方面觉得头大，二方面也觉得无味。可虽如此，我对此章末句，却是深感兴趣。简言之，我很好奇，孔子到底有啥“大过”？

鲁定公九年，五十出头的孔子，先是担任中都（鲁邑名）宰，政绩卓著，才一年，“四方皆则之”，不多久，升鲁司空，再升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数月之后，就将鲁国治理到路不拾遗、商贾不报虚价。就在孔子风生水起之际，“不知怎地”，一下子却从政治的高峰摔落下来，踉跄去职，黯然离鲁，从此，展开他漫漫十余年的周游列国生涯。这显然是孔子毕生极紧要、甚至也最紧要的一个大转折，但是，这也是他毕生最重要的一桩“大过”吗？

在那当下，孔子恐怕没太多的自觉。刚离鲁时，他更像是个失意的政治流亡者。但凡失意者，难免会愤懑、会不平；孔子虽说不至于此，但怅然的他，仍多有嗟叹。那天，离开了曲阜，夜宿“屯”地，鲁国的师己送行，不平地对孔子言道：先生，您是没有过错的呀！（“夫子则非罪！”）孔子惨然一笑，“吾歌，可乎？”（我用唱的，行吗？）于是唱道，“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妇人的口舌，可以离间君臣，使贤臣出走，使国家败亡），最后，又不无自嘲、故作轻松地唱了两句，“优哉游哉，维以卒岁！”（我就逍遥散荡，凑和地打发日子吧！）

师已回到曲阜，据实将孔子的话转告给鲁国第一权臣、也是使孔子离鲁的关键人物季桓子，季桓子听罢，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季桓子听得出来，孔子说的是群婢，矛头当然是指向他；此番说辞，不过是孔子的婉转罢了！真正的问题，又哪里是因为那群美女呢？

外表看来，这事是导因于孔子大展长才之后，引起齐君戒惧，担心鲁国一旦强大，将成齐国威胁，于是送美女八十人、宝马三十驷，刻意拉拢，借以分化。这时，季桓子看了又看、想了再想，最后决定请鲁定公接受齐国这番“心意”，遂偕同一道“往观终日，怠于政事”。这时，子路沉不住气，首先对孔子言道，“夫子可以行矣”；孔子则犹抱一丝希望，想再缓缓；就看看鲁君大祭之后，是否将该给大夫的祭肉援例送达。结果，孔子失望了。

这时，孔子心中百味杂陈，离鲁的路上，不免要感慨时运不济、受困于“主昏臣佞”之局！可能得反复琢磨了一阵子，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季桓子的“往观终日，怠于政事”，显然只是一个政治动作，装昏庸、当佞人，其真正目的，也就是要“撵”孔子走；季桓子不过是在齐国示好之际，趁势与齐国唱唱双簧、“里应外合”罢了！这一切，其实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季桓子与齐国对他的戒惧，慢慢想来，也似乎都有迹可循。只是当时他身在局中，又那么意气风发，对于形势之变化，对于整个局面的相互影响，凭良心说：失察了！

这失察，可能还只是他“大过”的其中一环。就说齐国的问题吧！最早，作为一个小国，鲁国长期事晋，后来叛了晋，改事齐，遂有齐、鲁两国的夹谷相会。说是相会，其实两国有着从属关系，本来就不对等，因此，夹谷会上齐君并不把鲁君太放眼里，也不觉得有必要弄得过于严肃，于是，先是演奏了热闹喧哗的夷狄之乐，（否则，正式的雅乐多难听呀！）接着，又让倡优侏儒为戏。（反正，就是娱乐娱乐、好玩嘛！）结果，齐国这种近乎戏谑的安排，当下恼火了陪同鲁君与会的孔子。孔子觉得齐君无礼之至，简直就是羞辱鲁国；在诸侯会同的场合里，怎可如此轻佻，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便极严正、极鲜烈地提出抗议，甚至要求将倡优侏儒以“荧惑诸侯”之罪名，付诸正法。

不管于情于理，这整桩事，本来齐君就站不住脚，再加上孔子的气势如此慑人，因此，齐国不仅赔了罪，甚至还归还了早先侵鲁之地。这当然是鲁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也是孔子事功的一大成就。然而，《易》讲阴阳、讲变化，说的是祸福相倚。以鲁国对齐国的从属关系，本身又缺乏客观上的实力，一下子获致外交形式的对等与实质的胜利，长久看来，究竟是福是祸？孔子这样的成就，固然也让他名震齐国，但如此盛名，究竟又是祥或不祥？夹谷之会孔子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对，但问题的核心，恰恰就在于做得太好、做得太对。太好，因此不留余地；太对，因此锋芒毕露。正因不留余地、锋芒毕露，才会使得日后孔子在鲁国大展长才、风风火火不过三个月，齐国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齐国出手之后，问题就回到了季桓子。认真说来，季桓子对于孔子的感受，算得上极其复杂：一则以敬，一则以惧；一则以爱，一则又以恨。他尊敬孔子的人品与学问，爱惜孔子的满怀理想与干练才华，但是，让他又怕又恨的，则是孔子一旦伸展了抱负，势必就要威胁他的执政地位。毕竟，季桓子是僭越掌权之人。孔子高举重建秩序大纛，一心要恢复遭鲁三桓（孟孙、叔孙、季孙）架空的鲁公室地位；作为三桓之首，季桓子面对孔子这样的角色，当然会无比矛盾。用孔子，对鲁国会大有助益；重用孔子，最后却会伤了自己。那么，到底用或不用？

季桓子盱衡全局，决定在“安全范围”之内，可以迂回一用。于是，季桓子与孔子，变成了某种博弈关系；季桓子虽然掌握大权，拥有现实的优势，但孔子声望甚佳，又据有道德的制高点。换言之，如果孔子沉得住气，一如《易》所说的消长之道，迂回转进、徐图以待，未必没有机会成事，更未必会“被迫”离鲁。可惜，孔子终究失败了。

鲁定公十三年，时任大司寇的孔子，自中都宰算起，为官不过四载，羽翼其实未丰，但为了实现“理想”，却冒然出手，建议鲁公“堕三都”（拆毁三桓逾越礼制所建的都邑），这下子，难免就触犯了季桓子的忌讳。当然，孔子以礼制为名，名正言顺；至于季桓子，一方面也想借力使力，趁势打压孟孙、叔孙的势力，于是，他明地支持这个政策，先顺利拆毁了叔孙的都邑，可暗地里，又指使他都邑（费）的属下公山不狃等人起兵鼓噪，以图自保。

一年之后，孔子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五十六岁的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大展长才，一时间，面“有喜色”（连门人都看了诧异！）。深怀使命又意气风发的他，决定大刀阔斧、放手一搏，首先，“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注】。除掉少正卯这件事，平心而论，孔子做的没错，但是，确实又是用力过猛，且再一次挑动了季桓子的敏感神经。这样的操切，想“一刀切”的做法，其实都是使命深重的道德君子最常犯的“大过”。

结果，孔子与闻国政才三个月，鲁国大治，一下子，声名就传到齐国了。但这时候，感到不安的，难道只有齐国吗？孔子的意气风发，孔子的风风火火，一转眼，都变成了他周游列国的仆仆风尘。孔子失败了。可是，《易》讲阴阳、讲变化，说的是祸福相倚。失败后的孔子，从此栖栖遑遑，几度落魄如丧家之犬，但是，他似乎因而想清楚了当年老子告诫他的那段话，“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威仪容色）与淫志（过大的志向），是皆无益于子之身。”那时，孔子走在黄土大地上，一阵阵风、一阵阵沙尘，吹得他眼睛几乎要睁不开，可他心里，却是越来越明白了。

【注】此事在宋儒之后，多被质疑。个中之争论，早已陷入考证的泥淖，变得汗牛充栋了。目前处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状态。我个人相信太史公的历史判断，因为，我没见过有人比太史公史识更高。可参考拙文《当太史公与孔子觌面相逢》（收入《其人如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