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书拟对中西两种哲学做一比较研究。这是一个老课题了，自从西方哲学流传进中国那日起，中国学者就开始在比较中了解哲学、建设哲学。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西方哲学，又根据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建构中国哲学史。在开始的时候，这样做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我们本来并不知道哲学是什么，甚至也没有“哲学”这个词。那么，我们如今对哲学理解得怎样了？以前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新一轮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有什么特色？怎样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正当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兴起之时，有人提出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发展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形态有别的哲学。关于这一点，人们虽不是没有觉察，却也说得不很明白，不理直气壮。究其原因，是由于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钳制。这也不奇怪，因为中国古代虽有哲学，却无“哲学”这个名称，要根据“哲学”这个名称整理中国学术，开始时总难免借用西方哲学的观念。还有一个原因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西方哲学的观念，这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引进了由各学科组成的西方文化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是按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划分的。这种划分方法首先产生于哲学中，哲学本身也受到这个方法的约束，它是高踞于各门学科之上的普遍知识或第一原理。这后一个原因更隐蔽，然而也更强大：既然我们接受了由各门学科组成的近代西方的整个知识体系，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接受作为高踞于各门特殊学科之上的普遍性知识的哲学。然而，问题在于，按照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框架整理出来的中国哲学史，总让人有疏离感，甚至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说近代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以后最显著的变化是走向了实证主义，如果只从表面看，中国晚清以来开始引进西方分门别类的学科，尤其注重对自然科学的学习，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实证主义有它自己特定的背景，它是从反对形而上学纯粹思辨的方法中发展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背景，那么，把中国清代的考据之学说成是实证主义一类的思潮就是不妥当的。又如，把宋明理学纳入普遍和特殊的范畴去观察，甚至把朱熹比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本体论哲学家，这样就把他们改造成了思辨哲学家，与他们的实际情况显然是不相符的。

近来，随着对西方哲学的深入了解，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根本不能依傍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突破的契机在于对西方哲学ontology的深入了解。在西方哲学中，ontology是核心，它向来被认为是第一原理或纯粹哲学，甚至也被认为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最高标志。过去对ontology流行的中文译名是“本体论”，这个译名很容易使人想到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体用”的学说。事实上，体用学说和ontology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哲学的“体”是载体，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它或者是道，或者是气，或者是心，“用”说的是这些载体的作用。西方哲学的ontology是哲学的原理体系，它或者被认为是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或者被认为是理性的能力，或者，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是统摄着主观和客观的绝对精神。不论它指的是什么，ontology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以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表达的范畴体系。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这种形态的哲学。看到这个结论，以西方哲学为依归的人自然就要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焦虑”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下，虽然哲学源于希腊、长于西方，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看，哲学是否局限于一种形态呢？

中国哲学显然是一种形态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它同中华民族的身家性命是息息相关的。天地间孕育出了人，但人类并非生来就知道怎样生活，各方的人都须经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只有生存得法者才能存活下来。自然界物种的灭绝在人类中是同样上演的，许多种族、部落早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依然生存至今，在意识到落后的情况下又能奋起直追，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背后必有一种成功的指导性精神，其中包含着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即使按西方知识体系的分类，它不属于哲学又能是什么呢？有人把它说成思想，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思想有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军事思想、科学思想等等，哲学思想毕竟与上述这些思想有区别。况且，“思想”这个词应用得很广，从回忆、想象、描述、虚构、判断、推论到运用纯粹概念的思辨，都可以叫思想。如果像黑格尔那样把思想严格限定为纯粹概念的逻辑运动，那么，中国人就没有思想。中文用来翻译philosophy的“哲学”的“哲”有“聪明、智慧”的意思，与philosophy原有的“爱智”的意思契合。所以，“哲学”这个词还是我们今后讨论这类问题的一个适当的名称。

以上这些话涉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意义。如果哲学是同人类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它反映着各个时代人们的生存智慧，是各地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的反思，那么，不同哲学的比较说到底，是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比较。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当前尤其值得学界重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照面、大交流，人类需要相互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正处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缺乏生存的自觉性是真正可怕的。于是，人们需要不断追溯历史，检索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的动机，回到人类创造生活的原始初衷，直至生命本身的基本要求，以便构成适当的信念，在接受现实生活的挑战中，信心百倍地创造和建设自己的生活。过去，人生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自己的事务，有迹象表明，现在的人生越来越是全体人类共同的事务。

现今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以往所做的工作大抵是指出中国古代典籍中某些内容与西方哲学中相关部分的同异，以证明中国哲学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甚至也有逻辑学，等等。也有一些涉及哲学形态的比较，如：认为西方哲学是分析的，中国哲学是综合的；西方哲学是二元的，中国哲学是整体的；等等。还有一些是个别哲学家之间某些观点的比较。这些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它唤起了人们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兴趣，使我们逐步加深了对中西哲学的了解。然而，过去所做的比较研究，都没有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意味着人们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时，是把西方哲学当作准则的。结果，中国哲学的真正面貌遭到了肢解。现在，由于我们感觉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形态的区别，不能以西方哲学为准则，这就提出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甚至还提出了中西哲学能否进行比较的问题。1

事实上，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课题。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提出哲学的终结以来，不断有人重提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形而上学纯粹思辨的性质使哲学与实际世界相隔离，面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生切要问题，哲学不仅显得无能为力，而且麻木不仁。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仅来自承袭经验主义传统的现代分析哲学，也来自源于思辨哲学故乡的存在主义，批判形而上学更是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高举的一面旗帜。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灵魂，清除了形而上学，哲学还能是什么呢？这就重新提出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哲学起源于古希腊，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史上出现过许多影响人类思想的哲学家，他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方向进行哲学活动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前，没有人说过传统哲学要终结，也没有人想要重提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甚至包括黑格尔、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考虑到这个背景，当今时代的西方哲学界重提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实在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这让人感觉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哲学观念变更的重大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显得意义重大。它绝不是仅仅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做辩护的论战，也不是仅仅为了辨明中国哲学的特征、张扬中华民族文明的举措，而是有关哲学观念更新和未来哲学发展的伟大事业。

一方面，将来的哲学一定是在各种不同形态哲学的比较中得到发展的，这一点是可以断言的。过去唐玄奘到印度学习、交流佛学，花费在来回旅程中的时间就有数年之久，现在则可以做到坐在家里就能知道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情况。哲学的交流、比较已成不可避免之势。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需要有正面的建树，这需要突破传统哲学的眼界，中国哲学就是他们可以参考的重要资源。大家知道，海德格尔是现代西方一位富于创造的哲学大家，他在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同时，表述了许多新的哲学思想，使西方人耳目一新。有证据表明，他研读过中国哲学。2近来，法国哲学家于连提出，西方哲学要想创新，必须回到希腊哲学这一源头。然而，只有知道了某种异质的哲学的可能，才有可能从这个源头发展出不同于流传至今的哲学的哲学，于是他想到了寻找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异质哲学。他认为，能作为异质哲学的榜样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它不属于希腊源流的哲学；2.在历史上也没有与西方文化相互感染过；3.有自己的文化典籍。3算下来，能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只有中国哲学了。因为犹太和阿拉伯文化在历史上曾与西方文化相互影响，印度虽然不属于希腊文化源流，但它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出于这个目的，于连向西方人大量介绍中国哲学。他到中国来留过学，又不以为西方传统哲学是哲学唯一的样式，因此他看中国哲学的角度自然就宽广一些，中国哲学的特征揭示得比较鲜明，其价值也揭示得比较充分。他的工作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像德里达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虽然激烈，但是，由于缺少西方哲学之外的一种哲学的视野，他没有能够越出西方哲学的框架，以至于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

过去一百年里，中国哲学一直是在比较中发展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对西方哲学的过于依傍，使得中国哲学的形态走了样。大致来说，西方哲学是以追求普遍知识为目标的。而中国哲学，如果照其本来的面目来说，应当是求为圣贤之学；现在被列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那些人，在过去大多是被称为圣人的；即使现在人们对“圣人”这个称呼不以为然，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曾经是各个历史时期指引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楷模。当然，现在生存环境变了，生存方式自然也在发生变化，悉数照搬圣贤之学难以为继，革新求存是势所必至。但是究竟怎样革新呢？首先要记住的是，革新的根本目的是求得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生存总是自己的生存，因此革新总是站在自己的生存环境条件中的革新。这意味着，传统是不能完全丢弃的，也是丢不掉的。因为传统不仅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标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一旦形成，就成了本民族生存条件的一部分。今后哲学的发展，只能是立足传统，会通中西。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什么叫会通？我们平常见某人学贯中西，纵横捭阖，可以与西方人谈柏拉图、康德，与中国人论儒、道、佛，然而，这是分别谈论两种学问，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会通。这里所谓的会通应当是一种学问，这种学问应当能够容纳中西两种哲学，对中西哲学之为哲学做同一种理由的解释，从而使人明白有各种可能的从事哲学活动的途径。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看作两种特殊的哲学，在一种普遍哲学中实现中西哲学的会通。时下有人就表达过这种主张，这与我所认识的会通有很大的距离。探求所谓普遍哲学的思路已经落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了。现在我们很轻松、熟练地运用“普遍”“特殊”这两个概念，已经忘记了柏拉图为了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追求普遍的东西上，曾是如何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对普遍知识的追求，对于西方哲学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哲学把自己定位为最普遍的知识，它使用的是绝对普遍的概念，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康德的纯粹理性范畴体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这种最普遍知识的体现。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不能有比它更普遍的了，因而西方哲学在他这里达到了终结。试图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上再寻找普遍的哲学是不可能的。

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上，还有一种意见，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各种方法都能够得到尝试。4一般来说，这种意见是对的。然而，当具体着手进行比较时，总要运用一种方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宽容态度上。再说，宽容也有一个限度，当对方蛮横地以自己的方法为唯一的方法，并且排斥其他方法的时候，难道不应当也把方法问题拿来辩一下吗？比较的结论总是联系着比较的方法，由于方法问题的重要性，本书的前四章主要讨论方法问题，在检讨前辈所运用的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我自己的生存状态分析法。

我的方法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都是人们生存活动的产物；甚至看似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其实也联系着人的一种生存方式。5马克思的这一提示把我们的眼光从哲学的文本转向了产生文本的活动方式：为什么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会产生出不同的哲学文本呢？不同的哲学文本记载着他们各自关注的问题和关注这些问题的方式。这种关注不是别的，正是人们自己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所要比较的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各自从事哲学的活动方式。

对哲学活动方式的考察是比对哲学文本的考察更深的追问。寻常我们把对事物的深入追问叫作对它的本质的追问。“本质”是西方哲学的术语，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把它当作相对于现象而言的东西，是感觉不能直接把握而只能通过概念在思想上加以理解的东西。严格来说，西方哲学就是本质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反叛传统哲学的口号之一就是反本质主义），如果我们追问哲学的本质，就已经落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了。在不使用西方哲学术语的情况下，我们对问题做深入追问时常用的说法是，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所以然”追问的是事物的来龙去脉，就是它产生的过程和情况。追问“所以然”的思路不是追问“本质”，而是要追问“根源”。对于根源的追问包含着一个前提，即，它不先为哲学下定义，而是承认存在着中西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从事实出发，去追问它们的所以然。现代哲学的发展已经揭示出，即使看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推论，也伴随着人的一种特定的操作逻辑运算的意识状态。这种意识状态和中国哲学得道的境界是异质的。揭示从事哲学的意识活动的状态，可以说明产生不同哲学文本的原因：人们可能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从事哲学活动，从而产生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哲学。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中西哲学反映出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从事哲学活动？这是人们任意选择的还是有所限制的？这把问题进一步引向人的生存结构问题。生存结构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而就是人生在世这个基本事实，或一元的现象。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可深可浅。从哲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分为人和世界两个方面，一切生存活动无非都是在这个结构中展开的。做反思时，人可以把眼光专注于自身介入其中的世界方面，也可以专注于介入世界时自身的状态，还可以把人生在世的整个现象收入眼底，于是就产生具有不同问题和方法的哲学。本书观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凡是向人显现出来的东西，总伴随着人介入世界的一种对应的生存方式或状态；反过来，人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投入生活，也总有相应的对象向他显示出来。在人和世界这互动的两端中，人有采取这种或那种生存方式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不是无限制的，人生是在世中的人生，自由是维系在人生在世中的自由，打破了人生在世的结构，也就取消了自由，甚至造成生命现象的终止。

根据以上这个生存结构去分析，西方传统哲学大抵是对于这个结构的世界方面的反思，他们把这种反思称为心灵之眼的“看”，表达为概念的逻辑推论；虽然这个概念世界的出现是人自身所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结果，但是，由于其所运用的逻辑方法的必然的性质，一旦加诸人自身，结果竟是以一种创造性的生存方式掩盖了人自身这个创造生存方式的源泉。只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这个创造的源泉才重新从哲学中被自觉到。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人生与世界是同出一源的变化着的共生现象，哲学关注人自身对生存方式和状态的不断调整，以便自觉应对各种变化，使生命在人生世界中得到充分的展开。与此相应，身心修养中的“悟”成为哲学意识的主要方式。世界上各不同民族都是按照人生在世这个结构展开自己的生存的，哲学则是对自身生存方式的反思，由于反思对这个结构的环节的关注不同，反思的方式也不同，于是就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哲学。

对这一观点的支持需要通过对哲学文本做生存状态的分析。从中国哲学方面说，问题相对比较明了，人们一般会承认中国哲学作为人生哲学的性质，对生存状态的反思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然而西方哲学一向标榜自己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遍知识，好像其中并没有反映出人的生存状态，我们是否也能以这个观点去解释它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书的重点是对西方哲学与客观性相关的形而上学做生存状态分析，试图说明，所谓客观性无非是人介入世界的一种方式，形而上学的超越是人自身超越的结果，并在这一分析中把隐没在西方哲学文本中的生存结构勾勒出来。然后再依据不同的生存方式及对它们的反思产生有关不同形态的哲学的观点，结合哲学的主题内容评说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

根据这样的思路，本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以往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历程，提出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第二部分，运用生存状态分析的方法对中西哲学各自的基本特征做一分析，主要是以人的生存状态的超越性质去解说作为哲学文本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质，从而揭示中西哲学是两种形态不同的哲学。本书所做的远不是中西哲学的全面比较，而只限于揭示中西哲学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我希望这一工作能对一种全面的比较有所帮助，也希望这一工作为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提供一个视角。

笔者深知这一任务的难度，自己在中西哲学方面的素养都没有达到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没有受过阅读中国古代典籍方面的系统训练。我之所以不自量力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感到这个课题本身的重要，希望能以此激发起更多同事的关注。事实上，哲学界已经意识到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他们的一些讨论使我的想法不断改变、不断掘进，许多问题还来不及深入思考。但是，一项研究总有期限，所以，尽管不成熟还是要亮相。

还有一点须说明。在评述中西哲学特征的时候，我的本意并不是对它们孰优孰劣做评断。从总体上说，中西民族的哲学都是对各自生存经验的总结，都是很辉煌的，那些观念起码指引不同地域的人们成功地生存至今。如果我在字里行间总流露出对中国哲学的偏好的话，那是因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即使在现今的中国，西方哲学都居于强势的地位，这不免压制了其他非西方形态的哲学，而这归根结底又会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充分展现。这一点，事实上就是在西方也已经有不少学者感觉到了。所以，我对于某些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哲学观念做了解构（这个词是从解构主义那里学来的），为的是打破西方哲学一家独尊的局面。此外，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哲学那样的概念推论的思想技巧，但是它教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注意看守生命的源头，保持敏锐的应变能力，以接应人生在世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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