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是时候再进城一趟了，去大学里搞点儿钱。我的日常开销并不大，一个月两百美元足以维持生计，只不过最近手头比较紧，我也不敢再去找妹妹借钱了。很快，这些学生就得写本学期的第一篇论文了。这门生意一直比较稳定，戴维·塞利格疲惫不堪、日渐衰败的大脑即将再次派上用场。今天应该能接到七十五美元的活儿。十月份的清晨很美妙，阳光灿烂，空气干爽。一股高气压笼罩着纽约市，吹走了湿气和薄雾。在这样的好天气里，连我那逐渐衰弱的能力也活跃起来。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正当天空慢慢铺展着清晨。[1]目标百老汇地铁站，请准备好地铁代币。

你我两个人，我在对谁说话？毕竟我正独自一人前往曼哈顿下城。你我两个人。

为什么是两个？当然指的是我和住在我脑子里的那个生物。它蛰伏在海绵般的巢穴里，窥视着毫无戒心的凡人们。那个狡猾的东西，生病的怪物，正在比我更迅速地走向死亡。叶芝曾写过一首诗——《自我与灵魂的对话》，而塞利格的自我分裂是叶芝这个可怜的傻瓜永远无法理解的。既然如此，那塞利格为何不能也聊一聊自己这项独特却易逝的天赋，将其比作一个强行寄宿于他头骨之中的不速之客呢？有何不可呢？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穿过走廊，按下按钮，进入电梯。一股大蒜的臭味。这些乡巴佬，乌泱泱的波多黎各人，走到哪里都能留下强烈的气味。我的邻居们，我爱他们。向下，向下。

现在是东部夏令时[2]上午10点43分，中央公园的温度是57华氏度[3]，湿度为28%，气压表读数为30.30英寸汞柱[4]，且气压呈下降趋势。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1英里[5]。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天，阳光明媚，最高温度在60至65华氏度。今天的降水概率为零，明天为10%，空气质量良好。戴维·塞利格时年四十一岁，呈老化趋势。他的身高略高于中等水平，身材是一个习惯自己胡乱对付一顿的单身汉特有的瘦削。平时，他总是一副微微皱眉、略带疑惑的神情，还经常眨眼。他身着褪色的蓝色牛仔夹克、1969年的复古条纹阔腿裤和结实的厚底靴。从外形看，他很年轻，至少脖子以下如此；但事实上，他整体看上去活像一个从某间非法实验室里跑出来的实验品：一个日渐秃顶、满是皱纹、一脸愁容的中年男子的脑袋被嫁接到了一个不情愿的青春期男孩的身体上。这事是如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他的脸和头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电梯从十二层（他那两室一厅的避难所所在的楼层）慢慢下行时，缆绳发出一阵尖利刺耳的嘲笑。他怀疑这些生锈的缆绳比他的年纪还大，而他自己可是生于1935年的老古董了。这片房屋可能建于1933年或1934年，当时的纽约市市长还是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6]，也许还要更早一点——可能建于二战前。（你还记得1940年吗，戴戴？那一年我们带你参观了世界博览会。这是尖角塔，那个是圆球[7]。）不管怎么说，这些建筑都在变老。但话又说回来，世间万物不都是如此吗？

电梯吱吱呀呀地停在了七层。斑驳的电梯门尚未开启，我却早已感知到一束通过电梯横梁传来的思维颤动，源头是一名拉美裔女性。门外站着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年轻的波多黎各妻子——毕竟大楼里到处都是这种人，她们的丈夫在这个时间段都已外出工作。然而，我坚信自己读出了她的灵场，而不是全凭瞎猜。果不其然。她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二十三岁左右，挺着大肚子。我可以清楚地捕捉到来自她的双重思维输出：她自己浅薄、感性的跳跃式思维，以及从她坚硬隆起的腹部里传出的毛茸茸的模糊跃动。胎儿大概六个月。她面部平坦，臀部宽大，一双小眼睛具有光泽，薄薄的嘴唇抿得很紧。她的另一个孩子大约两岁，是个脏兮兮的女孩，此刻正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拇指。她们进入电梯时，这个孩子冲我咯咯直笑。女人怀疑地看了我一眼，也浅浅地微笑了一下。

她们背对我站着。一阵压抑的沉默。日安，女士[8]。天气不错，对不对，女士？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但我选择沉默不语。我不认识她，而她看起来和这栋楼里的其他住户没什么不同，甚至连输出的思维也十分平常，毫无个性：她正模糊地盘算着买点芭蕉和大米，还惦记着这周的彩票结果和今晚的电视节目集锦。是个无趣的娘们儿，但她是人类，我爱她。她叫什么名字？也许是阿尔塔格雷西亚·莫拉莱斯夫人，或是阿曼蒂娜·菲格罗亚夫人，抑或菲洛梅娜·梅尔卡多夫人。我喜欢她们的名字，像诗歌一样动听。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丰满结实的女孩儿，她们的名字都是桑德拉·维纳、贝弗利·施瓦茨、希拉·威斯巴德这类。女士，您是伊诺森西亚·费尔南德斯夫人吗？或者克洛多米拉·埃斯皮诺萨夫人？还是博尼法西娅·科隆夫人？也许是埃斯佩兰萨·多明格斯夫人。埃斯佩兰萨。埃斯佩兰萨。我爱你，埃斯佩兰萨。埃斯佩兰萨永驻人们心中[9]。（去年圣诞节，我去新墨西哥州的埃斯佩兰萨参加了斗牛比赛，住在假日酒店。好吧，开玩笑的，我没去过。）一楼到了，我敏捷地上前把电梯门打开。可爱但冷漠的孕妇走出了电梯，没有对我微笑。

好嘞，现在出发去坐地铁。需要穿过一个长街区才能到达地铁站。市郊这段轨道位于地上。我沿着油漆开裂剥落的楼梯一路冲刺，到达站台层时几乎没怎么气喘，戒瘾生活初见成效。最近我的饮食朴素，不抽烟，适度饮酒，不碰迷幻药和致幻剂，还戒掉了快速丸。这个时间段的车站几乎空无一人，但没过多久，我的耳边就传来了车轮飞驰而来的尖啸，夹杂着金属相撞的声音。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团紧紧挤压在一起的思维山呼海啸般涌入我的大脑。北边迎面驶来五六节车厢，里面挤满了乘客。他们的灵魂形成了一个混沌的整体，不断冲击着我。这些思绪微微震颤着，如同一堆被海洋学家打捞上来的胶质浮游生物，粗暴地挤在渔网中，构成一团复杂的有机体，所有个体的身份特征都消失不见了。列车慢慢滑行进站，我捕捉到了许多独立个体突然萌生的念头：针刺般的欲念，粗哑的恨意，痛苦的懊悔，一小段下定决心的喃喃自语。它们从混乱的背景音中蓦然浮现，就像阴郁的马勒交响乐中突然出现的几小节不和谐的古怪旋律。今天，能力似乎非常强大，我读到了很多人的思绪。这是过去几周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感应，当然，今天的低湿度也帮了忙，但我并没有傻到误以为能力已经停止消逝、开始慢慢回归了。还记得最开始有脱发迹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发际线似乎不再后退了，而且还发生了逆转，本来濒临秃顶的额头竟然开始长出几小块细碎的黑发，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但从最初的欢欣鼓舞冷静下来后，我决定接受一个更现实的观点：这不过是激素的短暂作用罢了，不可能出现重新造林的奇迹。不要抱太大期望，衰退只是暂时中止了。不出我所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发际线又恢复了不断后退的趋势。如今在车站发生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当你知道自己体内有东西在走向死亡，你就会学会不再相信这种转瞬即逝的活跃了，因为它很可能只是随机出现的回光返照。虽然今天的能力还很强大，但明天也许就只能隐隐接收到一些模糊的杂音，让我干着急。

我在第二节车厢的角落找到一个座位，翻开书，等待列车开往下城区。我在重读贝克特的《马龙之死》，它很符合我目前的心境：如你所见，我正在自怜自叹。

我的时间正在倒计时。某一天，当一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时候，大片厚重的乌云会突然袭来，将蓝天永远夺走。我的境地确实很微妙。我将失去生命中多少美好和重要的东西啊。我害怕，害怕重蹈覆辙，害怕不能及时完满，害怕此生最后一次搅动内心愁苦、仇恨的死水，以及最后的狂欢。万物的形态变化多端，而永恒则立于无形之上。[10]

啊，不愧是老熟人萨缪尔，总能给予读者一些凄凉的慰藉。

此刻地铁行驶到了180街的某处，我抬起头，发现斜对面的一个女孩正仔细地打量着我。她二十岁出头，面色略显憔悴，但仍很吸引人，长腿，胸部丰满，有一头红褐色的秀发。她也有一本书，但只把它摊在腿上，并没有翻开。我认出了封面，是一本平装本的《尤利西斯》。她是对我有兴趣吗？我没有读她的思想。进入车厢后，我就自动把思维摄入调至最低，这是我小时候就学会的一个技巧。为了集中注意力，我必须把自己与车厢或其他封闭公共场所里嘈杂散乱的人群噪声隔离开来。我决定先不去探测她的思维信号，盲猜一下她对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经常玩的一个游戏。他看上去非常聪明……他的脸比身体要老得多，一定受了不少苦吧……他的眼睛充满柔情……看起来那么悲伤……他是个诗人，或者是学者……我猜他一定满怀激情……把所有压抑的爱都倾注在肉体上，倾注在做爱上……他在读什么？贝克特？没错，他一定是个诗人，小说家……也许还很出名……我可不能太主动，他一定讨厌咄咄逼人的女孩……一个羞怯的微笑，肯定能吸引他……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我会邀请他共进午餐……

为了验证我的直觉是否准确，我接入了她的思维频道。起初，没有任何信号，真该死，我那越来越弱的能力又一次背叛了我！等等，信号开始出现了——先是一阵静电噪声，因为我同时接收到了身边所有乘客的思想活动，但都是一些低水平的含混杂音。过了一会儿，一个甜美清晰的声音浮现了，是来自她灵魂的絮语，憧憬着今天上午在96街的空手道课。她在与她的空手道教练恋爱，一个强壮、脸上有痘的日本人，今晚他们还要约会。她的脑海中隐隐飘来了日本酒的味道，还有他强壮的身体把她压在身下的画面。原来她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关于我的事情啊，我不过是背景的一部分，和头顶挂着的那幅地铁路线图同一个待遇。塞利格啊塞利格，你这种自作多情的性格每次都能整死你。我发现此刻她的脸上确实挂着一抹羞怯的微笑，但对象并不是我；更糟的是，当她意识到我在盯着她看的时候，笑容就立刻消失了。我只好把注意力重新转回书上。

地铁毫无征兆地停在了137街以北两站之间的隧道里，过了好一阵才重新开动，搞得我汗流浃背。116街—哥伦比亚大学站终于到了，我爬上楼梯，感受着迎面洒下的阳光。犹记得，整整二十五年前的1951年9月，我第一次爬上了这些楼梯，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高中生，剃着平头，脸上有青春痘，惊慌失措地去参加大学入学面试。在礼堂明亮的灯光下，面试官镇定自若，举止成熟——他是怎么做到的？当时他也才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不管怎么说，他们同意接收我入学了。此后，从1952年9月开始，这里就成了我的必经之地，一直到我后来离开家，搬进了校园附近的公寓。当时，地铁站的入口是马路上的一个旧铸铁亭子，正好位于两条车道之间。哥大的学生们过街时满脑子都是克尔凯郭尔[11]、索福克勒斯[12]和菲茨杰拉德[13]，总是会心不在焉地走到汽车前，还发生了好几起致命的车祸。如今，这个亭子已经不见了，地铁入口改到了人行道上，更为合理。

我沿着116街继续向前走去，右手边是宽阔的南草坪，左手边是通往洛氏纪念图书馆的低矮台阶。我对当年的南草坪还有印象，那时它还是校园中央的一个运动场，满是棕色的泥土、垒道和围栏，大一的我在那里打过垒球。我们会先去礼堂的储物柜，换上运动鞋、马球衫和脏兮兮的灰短裤。当我们走在西装革履或身着预备军官训练团制服的同学之中时，总是有种赤身裸体的感觉。之后我们会冲下长长的台阶，狂奔到南运动场，进行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我很擅长垒球，虽然肌肉不发达，但我反应快、眼神好，而且我还有个优势：知道投手的心思。他站在那里想，这家伙太瘦了，肯定打不中，我要发一个上升快球。然而，我早已做好准备，猛地把球击打到左外野。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绕各垒跑了一周，轻松得分。有时对方会尝试打带跑这类笨拙的策略，而我则轻松地走上前，捡起滚地球，顺手打一个双杀。当然，这只是区区垒球罢了，更何况我的同学们大多是些矮胖墩，他们跑步都费劲，更不用说读心了，不过我还是很享受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滋味，这感觉实在不常有。我还一度沉浸在当选道奇队游击手的幻想中。布鲁克林道奇队，还记得吗？在我大二的时候，为了纪念建校200周年，他们把南运动场整个铲掉，改造成了一个草坪，还用铺砖的过道把它隔成两半。这事发生在1954年，天哪，都过去那么久了。呵，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将要卷起我的长裤的裤脚。我听见了女水妖彼此对唱着歌，我不认为她们会为我而唱歌。[14]

我迈上台阶，在智慧女神铜像左侧约十五英尺[15]的地方坐了下来。无论天气好坏，这里都是我的“办公室”，学生们知道要来这里找我。我坐定后，消息也会很快传开。与我提供相同服务的还有五六个人，多数是一些贫穷的研究生，但我速度最快，也最可靠。此外，我还有一群热情的粉丝。不过，今天业务开张得比较慢，我烦躁不安地坐了二十分钟，时不时翻几页贝克特，一会儿又抬头盯着铜像看一阵。几年前，一个激进的炸弹袭击者在她的侧面炸了一个洞；但现在，雕像已然不见丝毫受损的痕迹。我仍记得，当时听说这个消息后，我先是感到十分震惊，接着又对自己的震惊感到震惊——我为什么要在乎一座象征一所蠢学校的蠢雕像呢？那件事差不多发生在1969年，简直像新石器时代一样遥远。

“塞利格先生？”

一个大块头运动员出现在我面前，投下的影子笼罩了我。他长着宽宽的肩膀和一张胖乎乎的天真面孔。他非常窘迫：自己选了比较文学这门课，需要赶快写出一篇关于卡夫卡小说的论文，可他连书都还没来得及读。（到橄榄球赛季了，他是首发中卫，训练非常忙。）我告诉他价钱，他赶忙答应了。趁他站在那儿的工夫，我暗中对他的思维进行了解读，大致了解了他的智力水平、词汇量和写作风格。他其实比外表看上去更聪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如此。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他们自己其实也能把论文写得足够好。我记下了对他的一些第一印象，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中卫走之后，生意变得异常火爆：他推荐了一个兄弟会的成员，这个兄弟又介绍了一个朋友来，朋友又介绍了自己兄弟会的成员……介绍链不断延长。到了下午，我发现已经接够了力所能及的活儿。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里，我不会再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用再去恳求妹妹给予经济支援。没有来自我的消息，朱迪丝该高兴吧。现在，准备回家，开始我的枪手任务。我很棒，能言善辩，态度恳切，在表达深刻思想的同时又能流露出一股不自知的幼稚浅薄，令人信服——我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文风。文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等所有人文学科的知识，我都信手拈来。感谢上帝，我还留着大学时期写的学期论文。就算过去二十多年，它们依旧可以派上用场。我的收费是每页纸三块五，如果在读心后发现客户很有钱，就多收点。保证论文的最低成绩为B+，达不到不收费。这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退过钱。

注释

[1]此句为作者化用T.S.艾略特的长诗《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诗句。——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美国东部时间以位于西五区的纽约、华盛顿等城市为代表，区分夏令时（从每年的三月份的第二个周日开始）和冬令时（从十一月份第一个周日开始）。美东夏令时=北京时间-12小时。

[3]美制温度单位，华氏度=32+摄氏度×1.8。

[4]美制压力单位，指0℃时已知高度的汞柱产生的压力，1英寸汞柱≈3.3864千帕。

[5]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1.61公里。

[6]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1947），美国意大利裔政治家，美国共和党成员，第99任纽约市市长（1934—1945）。

[7]尖角塔和圆球（Trylon and Perisphere）是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标志性建筑。

[8]该句原文为西班牙语。

[9]此处化用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人论》中的诗句“希望永驻人们心中”。在西班牙语中，“埃斯佩兰萨”既可充当人名，又有“希望”之意。

[10]节选自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马龙之死》。

[11]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及作家。

[12]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1496—前406），古希腊剧作家。

[13]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作家。

[14]摘自T.S.艾略特的长诗《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此处采用查良铮译文。

[15]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30.4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