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嘉靖八才子”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
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首先是一个文风转移的问题，同时又与正、嘉之际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正、嘉之际的文坛，有两种文化潮流对此后的文学思想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是弃文入道的思想转向[93]，其二是诗风取向从盛唐向初、中唐及六朝的转移[94]。嘉靖十二年前后，王慎中、唐顺之对文学出路的独立探索，即是从改变文风入手。包括王、唐在内的“嘉靖八才子”，是“初唐派”的重要力量。通过对“嘉靖八才子”创作倾向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唐宋派与当时文学思潮之关联。
一 “嘉靖八才子”与嘉靖初文学思想的转变
（一）“嘉靖八才子”考略
“嘉靖八才子”是活跃于嘉靖初期的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李开先在《吕江峰集序》中最早述及“嘉靖八才子”的称名由来、活动时间、具体成员及其创作得失：
古有建安七子、大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后，更有“八才子”之称。八人者，迁转忧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过数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称。详其所作，任忠斋以奇警，熊南沙以简古，唐荆川以明畅，而陈后冈之精细，王遵岩之委曲，赵浚谷之雄浑，各随其材力。吕江峰独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长，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丽，熊失之悭啬，唐失之软弱，而失之深晦者陈，失之疏荡与缠绕者乃赵与王也。吕亦自谓有方板之失，其短处自不可掩。[95]
李开先明确地列出“嘉靖八才子”的成员，其中王慎中、赵时春是嘉靖五年进士，唐顺之、李开先、陈束、熊过、任瀚、吕高是嘉靖八年进士。他又在《遵岩王参政传》中称王慎中“交游如众称‘八才子’外，更有今大司马李克斋，给谏曾前川，提学江午坡，学士华鸿山、屠渐山”[96]，在《荆川唐都御史传》中称唐顺之嘉靖十八年返京时“向所交游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八才子’者，独少二人”[97]，均传达出一个信息——“嘉靖八才子”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可、成员明确的文学团体。至于这一说法究竟多大程度是对事实的陈述，多大程度是基于李开先个人意图的建构，我们已难能详知。但出于两点理由，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文学史概念来接受。首先，种种史料表明，李开先所列八人的确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且在当时文坛有较大之影响。这就意味着“嘉靖八才子”这一概念符合当时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能够描述嘉靖文坛之一端。其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田《明诗纪事》以及《明史·文苑传》纷纷沿用“嘉靖八才子”的提法，遂形成一种诗歌史的叙述成例。同时期文献中还有“十才子”之说，李选《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称：“先生既迁户部主事，与翰林常州唐顺之、浙陈束、屠应埈、吏部郎山东李开先、蜀任瀚、熊过、闽王慎中作诗会，时号‘十才子’。”[98]虽略有出入，亦可作“八才子”存在之佐证。
“嘉靖八才子”尽管核心成员稳定，总体上却是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的团体，既体现于活动时间的时断时续，又表现为团队成员的聚散无常。参与者似乎并无明确的宗派意识，其关系主要建立在个人情谊的基础上，更兼之对诗文创作的热衷与大致趋同的文学趣味。王慎中和赵时春是嘉靖五年进士，同年进士有袁袠、华察、屠应埈等，他们开始介入并逐渐引领京城的文学活动。嘉靖八年，唐顺之、陈束、任瀚、李开先、熊过、吕高等中进士，为“嘉靖八才子”储备了第二波力量。唐顺之、陈束、任瀚名列二甲前三，廷试策问获皇帝御批，名动一时；选授庶吉士，受权臣阻挠，改授部曹。共同的殊荣与波折，为他们的密切交往提供了特别的契机。李开先和吕高授户部主事，王慎中亦任职户部，其间往来颇多便利，王、李一生的深厚情谊自当始于此时。同年，赵时春回京赴任，始与唐顺之结交。其于《明督抚凤阳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荆川唐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冬腊，余自刑部主事调武库，与先生朝夕讲习。”[99]赵时春调任兵部武库司主事，正是在嘉靖八年。王慎中于嘉靖十一年自广东返京途中作《与陈约之》，可知其与陈束亦早有往来。以上迹象表明，“八才子”的文学活动自嘉靖八年起已逐渐展开，只是尚未形成太大的规模和影响。嘉靖九年，唐顺之以疾乞归，赵时春罢黜为民。嘉靖十年，李开先饷边宁夏，王慎中主试广东。核心人物流离奔波，“八才子”此期的文学活动相对低落。嘉靖十一年至嘉靖十四年是“嘉靖八才子”的活跃期。嘉靖十一年，唐顺之、李开先、王慎中先后返京，除赵时春外，其余七人齐聚京城。尤其重要的是，王慎中与唐顺之始相结识，这既是嘉靖五年与嘉靖八年两科进士标志性意义的交集，也是文学风气传递与转折的关键点。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记述了唐顺之所受王慎中的影响及其转变：“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故癸巳以后之作，别是一机轴，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尝不多遵岩之功也。”[100]王慎中先行进入主流文学圈，更早了解当时的文坛新动向，遂对其早年追随前七子的创作行为作出反思，进而影响了唐顺之，对“嘉靖八才子”的诗文创作实则有引领风气之作用。嘉靖十二年，唐顺之、陈束改任翰林院编修，得以与众词臣优游诗酒，对于他们扩大影响有积极的意义。唐顺之在《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中追忆：“癸巳之岁，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则陪侍经幄，退则校雠东观，景从响附，人思自竭以报殊恩。暇则相与接杯酒，或限韵赋诗，分曹壶弈，或杂以诙谐嘲笑，以极文儒墨士之乐。”[101]关于选补翰林之事，《明世宗实录》记载如下：“（七月）庚午，改吏部考功司主事唐顺之、礼部仪制司署外郎陈束、户部山西司主事杨瀹、兵部车驾司主事卢淮、武选司主事陈节之、河南道监察御史胡经试、御史周文烛俱为翰林院编修。先是，上以翰林侍从人少，诏吏部博采方正有学术为众望所归者充其选。于是部臣疏顺之等十人名上，诏七人改补如拟。其报罢者三人，任翰、王慎中、曾忭也。仍命更推择老成端慎者数人以备简用。”[102]又：“（十月）乙酉，改礼部郎中屠应埈、王汝孝、兵部郎中华察俱为翰林院修撰，吏部员外郎李学诗为翰林院编修。”[103]则唐顺之所言“十有一人者”，除他本人和陈束，还有屠应埈、华察二人，同“八才子”过从甚密；任翰、王慎中则与翰林官失之交臂，殊为可惜。然则仕途之泰否并未影响其交游与创作热情，唐顺之、陈束、屠应埈、华察等在翰林院酬唱往来，同时又与在京任职的王慎中、李开先、任翰、熊过、吕高、高叔嗣、陆铨、李遂、曾忭、江以达、田汝成、皇甫涍等密切往来、切磋唱和，一时蔚然称盛。[104]“嘉靖八才子”的成名，大约主要就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创作。可惜这种盛况没有持续太久。嘉靖十三年秋，王慎中谪判常州，其后数月间唐顺之削籍，李遂、曾忭、陈束先后遭贬谪，一时间星零雨散，“嘉靖八才子”的文学活动迅速地消歇下来。嘉靖十八年，唐顺之复官翰林原职，寻改右司谏右春坊；赵时春也被重新起用，任翰林编修兼司经局校书；陈束病后还朝，一度留京待职。除王慎中外，其余七人复聚首京城。然而，经此数载，他们各自思想与心态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再无当初的锐气与热情。嘉靖十九年陈束病逝，任翰、唐顺之、赵时春先后罢归，属于“嘉靖八才子”的时代遂走到了尽头。
可知，“嘉靖八才子”是一个松散的、非自觉的文学群体，主要成员是以王慎中、赵时春、唐顺之、陈束、任翰、李开先、熊过、吕高为代表的嘉靖五年和嘉靖八年的进士。他们无意于组建具有某种共同宗旨的文学团体，只是因个人情谊及相近的创作倾向而相互唱和。其创作活动的时间亦因主要成员的聚散离合而时断时续。大体而言，嘉靖五年后王慎中、赵时春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嘉靖八年后其主要成员之间的唱和活动已逐步展开，嘉靖十一年至十四年是他们创作活动的活跃期，遂形成较大影响并因之成名。李开先称“今嘉靖十年后更有‘八才子’之称”，却又“不知天下同然有此称”，正说明其本无明确的宗派意识却因创作活动而逐渐得名的团体特征。然而，参与这一文学活动的文人并非仅此八人而已，较为活跃也较有影响的文人还有高叔嗣、屠应埈、华察、田汝成等；而八人之中，吕高的文学成就似乎与其他数人有较大差距[105]，赵时春嘉靖九年至十八年罢官乡居，实则缺席了“嘉靖八才子”最重要的唱和活动。则“嘉靖八才子”何以为“八才子”？“八才子”又何以是此八人而非其他人？这的确是不太好说得清楚的问题。“八才子”中李、吕关系尤为密切，据此判断李开先有意藉此揄扬吕高，不是没有可能，但也没有依据。赵时春成名甚早，十八岁举嘉靖五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且较早与唐顺之等人交游，唐顺之对其赞誉有加，称“宋有欧、苏，明有王、赵”[106]，故其名列“八才子”不难理解。李开先在各传记中并不回避高叔嗣、屠应埈等同“八才子”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又明确地将其排除在“八才子”之外，则李开先或当有确切之依据，当时或的确有这样的称名。如上文所言，“八才子”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团体，主要是因其影响而得名。所以我们不妨接受“嘉靖八才子”这一称名，而将其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文学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由嘉靖五年和嘉靖八年的一批文才出众的进士构成，少数嘉靖二年、嘉靖十一年的进士亦参与其中，王慎中、唐顺之、陈束等八人是代表人物；他们主要活动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十九年间，其中以嘉靖十一年至嘉靖十四年间为活动活跃期。
（二）“嘉靖八才子”与正、嘉之际的诗风转向
尽管“嘉靖八才子”组织形式较为松散，聚集活动时间短暂，诗文创作也风格各异，但他们还是有着大体一致的诗歌创作主张：效仿六朝、初唐，矫正李、何诗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嘉靖初，王道思、唐应德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伯华与罗达夫、赵景仁诸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107]且不论王、唐诸人在当时的影响是否有如此之大，以至于李、何之集“遏而不行”，至少他们针对前七子的弊端而寻求诗风变化应该是符合实情的。李开先《后冈陈提学传》云：“大抵李、何振委靡之弊而尊杜甫，后冈则又矫李、何之偏而尚初唐。”[108]唐元荐亦称：“约之初与应德辈倡为初唐，以矫李、何之弊。”[109]陈田《明诗纪事》引王世贞评唐顺之语云：“近时毗陵一士大夫始刻意初唐，精华之语，亦既斐然。”[11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论王慎中诗云：“道思诗体初宗艳丽，工力深厚。”[111]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价陈束“取组六朝，亦称典则”[112]，王慎中“五古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谢”[113]，唐顺之“初入馆局，诗学初唐”[114]，屠应埈“取才六代，具体初唐”[115]。这说明，模仿六朝、初唐，以矫正李、何诗风，正是嘉靖八才子的基本文学主张。
而在嘉靖初，试图改变前七子文风的士人亦不限于嘉靖八才子。陈田《明诗纪事》云：“前后七子执盟骚坛，海内附和，翕然成风。余采升庵、苏门、君采、稚饮、鸿山、梦山、子安、少玄数君子诗，次于李、何之后，王、李之前，别为一集，以见豪杰能自树立者，类不随风会为转移也。”[116]可知在正、嘉之际，除“八才子”之外，还有杨慎、高叔嗣、薛蕙、王廷陈、华察、杨巍、皇甫涍[117]等人力图转变前七子影响下的文学风气。而高叔嗣、华察、皇甫涍等人，嘉靖十二年都在京师，且与王慎中、唐顺之有密切往来。[118]上述诸人，杨慎是正德六年进士，薛蕙是正德九年进士，王廷陈是正德十二年进士，高叔嗣是嘉靖二年进士，王慎中、赵时春、华察等皆为嘉靖五年进士。这说明，嘉靖八才子反拨前七子文风的文学活动实则有着更为深广的背景：就参与者而言，不止彼等八人而已，而是有着一个更为广泛的士人群体；从时间上看，亦非始于王、唐，而是有一个较为久远的发展历程。这样一种文学活动在嘉靖十二年前后发展为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运动，以王、唐为首的嘉靖八才子以及与他们往来密切的高叔嗣、华察、皇甫涍等人则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然而，他们扭转文风的途径又不尽相同，分别持有效法六朝、初唐与中唐的主张，嘉靖八才子主要属于前者。[119]无论是学习六朝、初唐还是中唐，都是以另一种艺术风格取代原有的文学风格：学六朝、初唐者以藻思丽逸为尚，学中唐者以冲淡清远为美，都回避了前七子最为推崇的汉魏、盛唐，及相应的雄豪浑厚的审美风格。
因审美风格而引起的争论早在前七子内部就已存在，李、何之间的往复辩难，正是由其在诗歌风格上的分歧而引发。[120]何景明《明月篇并序》即通过与初唐诗的对比论证杜诗的局限，出自何氏门下的樊鹏更是大力推崇初唐诗。[121]樊鹏与康海论诗云：“初唐诗，如春园草木杂生，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盛唐则淘洗锄治，条理可观，生意稍薄矣。近日名家，冠绝海内，自许古人之上。或失之粗者，棱角峭厉，而乏温柔敦厚之旨；或失之易者，流丽光泽，而少含蓄浑成之趣。所以然者，孜孜于杜，未尝引而上之也。”[122]所谓“近日名家”“棱角峭厉”，显然是针对李梦阳而发。且不论初唐诗是否果然优于杜诗，亦不论其能否开创诗歌新局面，至少体现了李梦阳之后以初唐诗扭转其雄豪诗风的一种诗学思路。薛蕙虽亦处于复古阵营中，诗风却自成一家，《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123]。他也明确表达了对李梦阳粗豪诗风的不满，有《戏成五绝》，其四云：“海内论诗伏两雄，一时倡和未为公。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124]杨慎则以六朝诗风对抗七子，《列朝诗集小传》称其“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125]。
可见，在正、嘉之际，对李梦阳粗豪诗风的反思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此时文人主要关注的还只是艺术风格、师法对象等表面化的问题，而很少会深入思考“拟古”的创作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126]。因此，正、嘉之际诗歌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只是对不同艺术风格及模仿对象的不断更替而已，并没有超出“拟古”的诗学思路，因而也很难真正为当时的诗坛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包括王、唐在内的“嘉靖八才子”也不例外，他们认识到作诗“何必雄豪亢硬”，却只能从对初唐诗的模仿中去寻找出路。但模仿初唐诗又何尝不会导致相应的弊端呢？《列朝诗集小传》引唐元荐论明诗云：“李、何一出，变而学杜，正变云扰，剽拟雷同，比兴渐微，风骚日远。箴其偏者，唐应德也。嘉靖初更为六朝、初唐，而纤艳不遑，阐缓无当，作非神解，传同耳食。议其后者，陈约之也。”[127]陈束本与唐顺之等共倡初唐之体，其后则深感其繁缛、阐缓之流弊，转而“心折于苏门”[128]，向中唐寻求新路子。但这又与当初以初唐取代汉魏、盛唐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王、唐的诗学思想的转变较之陈束更为显著。《明诗纪事》引陈子龙云：“应德气象爽迈，才情俊发，使能深造，当有超乘。其后驰骛功名，诡托讲学，遂颓然自放。”[129]王世贞则称其“中年忽自窜入恶道”[130]。钱谦益亦称王慎中“归田以后，掺杂讲学，信笔自放，颇为词林口实，亦略与应德相似云”[131]。其实，这正是后来唐宋派“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三）王慎中、唐顺之文学思想的初步转变
王慎中和唐顺之都有过一段追随前七子的创作经历，但在嘉靖十二年之后，二人先后对此作出反思，并努力探寻诗文创作的新路。李开先在《荆川唐都御史传》中对这一转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叙述：
（荆川）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故癸巳以后之作，别是一机轴，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尝不多遵岩之功也。[132]
这段文字屡被征引，通常被用来说明两个问题：一，受王慎中的影响，唐顺之的文风发生转变，唐宋派文学思想逐渐形成；二，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形成于嘉靖癸巳，即嘉靖十二年。其实，这两种理解都不够准确。其中存有两个问题：一，唐顺之此期的文风转变究竟是怎样的转变？二，这种转变能否作为唐宋派文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唐顺之此期的转变，往往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其由“效仿秦汉”向“师法唐宋”的转变。就其更长远的转变方向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么讲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实际情况是，嘉靖十二年，唐顺之的确已经摆脱了对前七子的追随，但与“师法唐宋”的文学思想却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既然唐顺之的文风转变是在王慎中的影响下产生的，显然还要从王慎中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说起。事实上，王慎中“师法唐宋”的创作主张是在嘉靖十四年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所以此期其所影响唐顺之的自然不可能是有关“师法唐宋”的文学思想。关于王慎中“师法唐宋”文学思想的形成时间，将于下文详加说明，此处则要重点说明王、唐此期的文学思想究竟是怎么一种状况。
我们首先要面临的一个理论问题是：王、唐究竟是针对前七子何种风气而萌生了改变文风的想法呢？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通常的答案是：反对前七子模拟秦汉的创作风气。那么，他们究竟是不喜欢秦汉文章的风格，还是反对模拟的创作方式本身呢？很显然，他们对秦汉散文并无反感，即便是在主张“师法唐宋”的时候，对秦汉散文，尤其是《史》《汉》文章，也是推崇有加的。但如果说他们反对模拟的创作方式，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他们所提供的对策同样是模拟的，只是模拟的对象发生变化罢了。进一步的解释是：前七子模拟秦汉散文，是字模句拟，是机械的模仿；而唐宋派则是模仿唐宋古文的行文法度，是灵活的模仿。那么他们为何不以这种灵活的方式来模仿秦汉散文呢？对此，还可以，也的确有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古今语言的差异，唐宋散文更易于被明人模仿。这样的解释，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唐宋派对师法对象的选择；若用来说明其转变文风的最初动机，似乎却已经绕得太远了。其实，之所以学者们大都会认为王、唐反对前七子是因为他们不满于其模拟的创作行为，是由于他们的文集中都有较多批评其模拟行为的文字，并且在若干年后对此一时期思想转变的追述中都涉及到创作方法的问题。但事实上，所有这些文字往往都出现在较晚时候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学思想之后对之前文学风气的反思中，因而并不能完全代表他们改变文风的最初动机。比如，王慎中自陈早年“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133]，表面上是对“模效依仿”的创作方式的反思，其实主要是对其早年不知向学而“妄意于文艺之事”的追悔。唐顺之亦称“尝从诸友人学为古文诗歌，追琢刻镂，亦且数年”[134]，也是就一般意义上的诗文创作活动而言。李开先对这一问题的叙述显然要具体一些，如上文所引：“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所谓“正法妙意”究竟何指已不可确知，但其所反对的东西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雄豪亢硬”的诗文风貌。雄豪亢硬，正是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诗文创作的典型风格。王、唐最初的转变文风，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满于前七子影响下的雄豪亢硬的单一文风而欲有所突破，他们参与嘉靖八才子的文学活动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这并不是说李开先作为旁观者的记述比王、唐本人的记述更加可靠，而是因为其叙述角度各自不同。王、唐主要是从生命行为的角度陈述其弃文从道的经历，是对文学创作活动的整体反思。而李开先则是对他们嘉靖十二年前后在文学的领域之内对文章风格的反思与调整。由于李开先与王、唐交往密切，且是他们该时期的文学活动的重要盟友，所以他的记述还是比较可靠的。
至此，我们可以对王、唐此期的文学思想稍加总结。嘉靖十二年前后，王慎中、唐顺之先后摆脱了对前七子的追随，并对其“雄豪亢硬”的诗文风格作出反思。同正、嘉之际的很多士人一样，他们最初也只是试图通过师法对象的改变，以另一种诗风取代原有诗风。在嘉靖十二年至十四年间，其主要文学活动是与嘉靖八才子其他成员共同倡作六朝、初唐诗。很少有材料可以说明他们在此期间散文的创作情况，或许此时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诗歌创作中了吧。倘若一定要对其散文的创作情况作一些推测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同样对前七子师法秦、汉散文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只是还没有找出新的出路。应该说，效仿六朝、初唐所体现的诗学思路，与他们此后“文以明道”与师法唐宋古文的文学思想之间，并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但他们毕竟摆脱了前七子的影响，迈出了独立探寻文学出路的第一步，并在此后的不断探索中，由对其主导文风的质疑导出了对其文学思想的整体不满。
二 “嘉靖八才子”的政治遭遇及其生命价值分化
“嘉靖八才子”因政治变故而解散，此番挫折所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解体，更导致了生命价值取向上的分化，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想。王慎中和唐顺之在嘉靖十四年前后的政治遭遇，是唐宋派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契机。倘若没有这些变故，说不定他们还会在一种较为平静的状态下，循着效法初唐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或者像陈束那样转向中唐也未可而知。然而，仕途上的挫折改变了他们惯常的生活轨迹，促使他们对包括生命价值、处世方式等在内的许多问题重新作出思考与调整。
嘉靖八才子大都以气节自负，多为权贵所厌恶。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李开先“在铨部，谢绝请托，不善事权贵人”；陈束远避权势，“诸老恨之，呼为轻薄小黄毛”；赵时春“极论时政阙失，下狱，放归”。[135]嘉靖八才子其他成员继王慎中之后亦纷纷遭到罢免或贬谪。李开先《游海甸诗序》对此有详细记述：“王遵岩慎中，年十八举进士，负时名，颇能违众自立，久为当国者所不悦……票拟获谴，谪判毗陵。将行，丁属同志饯别海甸。夙闻其胜，而未尝一游，过此则终身或无复见期。于是，武选吴皖山檄、吕江峰高、熊南沙过、翰林唐荆川顺之、陈后冈束、礼部张少室元孝、李克斋遂及予共八人，以嘉靖乙未三月望日，出阜成门，至则荒凉殊甚……未久，七人相次罢谪，皖山幸而独免。”[136]要之，虽然具体时间各有不同，但在嘉靖十四年之后，嘉靖八才子均遭受到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且大都与其坚持气节的行为方式有密切关系。其中又以王慎中、唐顺之二人最为显著。
王慎中十八岁举嘉靖五年进士，历任户部、礼部主事，嘉靖十年升任礼部主客司员外郎，嘉靖十二年改吏部考功员外郎，循资升验封司郎中。[137]可知其早年仕进颇为顺畅。然而，在这平静之中，却也埋下了许多隐患。嘉靖十三年秋冬之际，首辅张孚敬借故将其贬为常州通判。[138]关于此事，《明史》记述如下：“十二年，诏简部郎为翰林，众首拟慎中。大学士张孚敬欲一见，辞不赴，乃稍移吏部，为考功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忌者谗之，孚敬因复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谪常州通判。”[139]看来，王慎中此时的遭遇，早在嘉靖十二年就因得罪张孚敬而埋下了祸根。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记述：“朝议改格用人，将取部属充馆职，诸部属无如仲子者。权贵人欲其一见即定之，仲子固不肯往，曰：‘吾宁失馆职，不敢轻易失身也。’已乃改吏部，以塞众望。仲子在吏部，不过一员外耳，以其才高，事事得与谋。少宰霍渭厓，独举其名，称于众中。循资升验封郎中，称其职。同列多有忌之者，短于罗峰张相国。因复议方山张衍庆请封奏本，谪判常州。实则恶其阻挠，不欲其为考功、文选耳。”[140]据此可知，王慎中遭贬斥大约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因其性格耿直，不肯追附权贵，因而受到首辅张孚敬的猜忌；二，才高气盛，勇于任事，而不够内敛，故遭到同僚的嫉妒；三，大约遵岩有改任考功或文选郎中之可能，此二职乃明代官员正常升降之要塞。所谓“实则恶其阻挠，不欲其为考功、文选耳”，则王慎中持正不阿的处世方式或许妨碍了某些人谋取政治利益。但说到底，其耿直的性格及坚持操守、任才负气的行为方式是其仕途受挫的根本原因。
就性情耿介而言，较之王慎中，唐顺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仕途亦因之愈为曲折。唐顺之二十三岁举嘉靖八年进士，会试第一名，殿试二甲第一名，依惯例选为庶吉士，后因权臣相互倾轧而作罢。[141]遂选除兵部主事，不久即因与上司不和而告归。嘉靖十一年补吏部主事，十二年改翰林编修。嘉靖十四年二月，以疾告归，着以吏部主事致仕，永不起用。[142]唐顺之究竟因何告归，已不得而知。[143]对明代官员来说，因种种原因而告归本是极其平常的事，但着以原职致仕，且云永不叙用，却不是寻常现象，必然另有原委。《明史》本传记载：“……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144]是说唐顺之上疏告归，张璁本有意挽留，却有人从中挑拨离间，激怒张璁，故将其贬斥。至于唐顺之对张璁的刻意疏远，大约也确有其事。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论及此事云：“居官尚节概，而持己厉廉隅，兼且议论英发，人虽有忌之者，然而颇服其才，称其公，不至不能容耳。罗峰张国老，虽会试举主，恶其不相亲近，有庆贺事，远投拜简，跃马径过其门，因其上疏养病，则票一旨意云：‘唐顺之方改史职，又见校对训录，乃辄告病，着以原职致仕去，不许起用。’”[145]则唐、张二人之间的嫌隙自是由来已久[146]。因不肯趋附而得罪张璁，应该是唐顺之这次罢归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官员趁机排挤构陷同样是有可能的。此前，其由吏部主事改任编修，即有受同僚排挤之嫌。李开先对此事有以下记述：“唐子之所谓贤，乃当道之所不喜；其所谓不才，乃当道之所私厚。于是堂僚多不便，且畏其以清相形。会改翰林，遂得为编修，意实外之，非进之也。”[147]可知唐顺之因其任才负气、直道而行，既受上官猜忌，又遭同僚排挤；如此一来，他在嘉靖十四年的罢归自然是在所难免了。
明代士人一向以气节著称，尤以正德、嘉靖两朝为著。气节的真正涵义在于对道义的坚持，然而却必须经由对抗方能彰显。正、嘉两朝士人正是在与皇帝及权贵的不断对抗中显现出其刚劲气节。武宗皇帝的恣意妄为导致了宦官与佞臣的专权，造成了空前的朝政混乱。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士人们竭尽全力阻止皇帝的荒唐行为，而任性的正德皇帝又绝不肯向群臣低头。于是在文臣集团与皇帝以及以皇权为依托的宦官、佞臣之间发生了长期的激烈对抗，这种对抗几乎贯穿了整个正德朝。嘉靖朝君臣间的对抗则因“大礼议”而起。围绕着继统还是继嗣，以及如何追尊世宗皇帝生父兴献王的问题，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伴随着一系列激烈的压制和抗争。之所以群臣会有这么大的勇气与皇权对抗，固然与弘治朝对士气的培养有关，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理学思想的长期影响，坚定了明代士人对道义的尊崇与信念，使他们敢于以“道”的名义与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进行坚决的抗争。文官集团的不懈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恶性膨胀，但在几场关键的权力较量中最终却是皇权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面对强势的皇权，道义自身终究是脆弱无力的。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士人们的政治理念与政权体制之间的错位与落差造成的。自幼及长的儒家思想教育，培养了士人以“道”治国（落实到制度层面上即是以礼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而明朝的政权体制却赋予皇帝过大的权力，而当皇帝不愿意遵从传统的礼法制度时，文官体制却对其缺乏必要的约束力。这种理念与体制的错位及其导致的政治冲突，造就了明代士人的气节壮举，更导致了这些气节之士的尴尬与悲剧性命运。
明朝中期，就体制而言，真正能对皇权产生一定制约作用的是内阁。然而内阁成员的任免却掌握在皇帝手中，有时还会被宦官或佞臣操纵。面对任性而顽强的皇帝，阁臣的态度往往会决定他们的政治命运。比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对正德皇帝的放纵行为予以坚决的阻止，结果在元年十月即遭罢黜，唯有“脂韦顺从”的李东阳得以留任。杨廷和继李东阳为首辅，虽于朝政多所匡救，对正德皇帝及诸佞臣之荒唐行径亦无可奈何。嘉靖初，杨廷和、蒋冕、毛纪等阁臣重新燃起了以道约束皇权的希望。但面对刚愎自用的世宗皇帝，他们很快就再度败下阵来，先后于嘉靖三年二月、五月和七月被免职。其后，又有石珤勇于直谏，亦于嘉靖六年被逐出朝廷。此后，阁臣再没有敢于抗旨进言者。[148]大部分时候，反倒是那些中、下层文官具有比较坚决的抗争态度，但他们所能左右皇帝行为的力量更是微弱。而且，他们坚守气节的行为往往又带有意气用事的成分，有时候非但于事无补反倒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以正德十四年与嘉靖三年两次大规模的冲突为例。正德十四年三月，世宗皇帝欲以“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的名义巡视两畿、山东各地，阁臣、言官谏阻无效。于是很多五品以下文官联名上疏，发起了一场群体性的抗争行动。疏文言辞激烈，直指正德皇帝的痛处，极大地激怒了皇帝本人及其宠幸的佞臣。上疏者先后有三十八人被投入诏狱，并与其他一百〇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群臣跪后又受廷杖之刑，十一人杖死，其余戍边贬黜有差。而在他们被罚跪的时候，除了内阁与户部尚书石砎例行公事般地上疏救免之外，廷臣莫有敢言者。[149]嘉靖三年七月，群臣跪伏左顺门强谏，激怒世宗皇帝。先后一百四十二人下诏狱，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一百八十余人廷杖，编修王相等十七人杖死。[150]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我们可以批评儒家的政治理想根本就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也可以分析明代政权体制的种种缺陷，而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这样的政治遭遇对当时的士人心态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类似的历史悲剧总是一幕幕不厌其烦地上演，正、嘉时期气节之士的遭遇在整个政治史上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它对当时士人的政治信仰与价值观念来说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深重的灾难。正、嘉士人是如何来应对此般沉痛打击的呢？一些贪恋富贵、缺少气骨的士人，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依附权势，蝇营狗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禄位。正如以上引文所言：“脂韦淟涊，持禄自固。”其实，面对横暴的皇权，以个体之卑微，为生活计，这样的行为似乎也不必大加指斥。毕竟，他们是那般的隐忍、无奈与屈辱。有些士人终生坚守品节，然而却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深陷于精神的极度空虚苦闷之中，只能在诗酒中，在佯狂与抑郁中度过余生。晚年的李梦阳即饱受了这样的心灵折磨。更有些士人从激愤走向放浪，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心中的苦闷。康海、王廷陈、李开先等，莫不如此。[151]当然，还有很多士人在失望、苦闷之余，试图在政治理想之外寻求生命的价值。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是由外在的政治关怀转向对自我性情的关注。对明代士人来说，关注自我性情，至少有三种思想资源可供汲取，分别是道家思想、佛学思想与儒家的性命之学。应该说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对外在的事功与伦理道德和对内在的性命修养是并重的，而宋明理学则进一步强化了其性命之学的色彩。对于那些主要由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明代士人来说，儒家的心性之学当然是其首选。于是，在正、嘉之际，出现了一股“弃文入道”的潮流。当然，这种思潮的实质内涵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即有心性主义的需要，也有实用主义的追求，还有道德主义的崇尚。[152]但结合当时士人所面临的历史境遇来看，心性修养的需要必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换个角度来说，正、嘉之际士人精神活动向理学思想的转移，是他们探寻精神出路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所谓“弃文入道”，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道”对“文”的完全取代，只能是士人们对“道”的关注挤压了“文”在其精神活动中的存在空间而已。
当然，嘉靖八才子的气节行为与此前的士人又不尽相同，其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及士人风气也已发生变化。虽然正德及嘉靖初士人的行为中也存在着一些矫厉自饰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以“道”抗“势”的群体行为，而嘉靖八才子的气节行为似乎与其恃才傲物的个性气质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但他们不趋附权贵的行为，及其对自我品节的坚守，同样是对道义的坚持。其间区别主要是表现形式的不同，主要也是由政治风气的变化造成的。嘉靖六年，费宏、石珤致仕，此后张璁、夏言相继用事。《明史》卷一百九十一赞云：“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自时厥后，政府日以权势相倾。或脂韦淟涊，持禄自固。求如诸人，岂可多得哉！”[153]孟森《明史讲义》亦云：“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极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154]这也正是王慎中、唐顺之等人所面临的政治风气。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他们能够坚持节操、不附权势，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然而，仅是如此，已不为权臣所能容，纷纷遭受排挤、倾陷。像正、嘉之际的士人那样，他们对待政治挫折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赵时春生性豁达，虽屡遭罢黜，却不改其乐观、进取之心态。其诗亦如其人，不拘格律，挥洒恣肆。[155]陈束遭贬谪之后性情也没有太大变化，心态却比赵时春悲愤许多。愤懑之余，呼酒买醉，年仅三十三岁抑郁而终。[156]李开先则在悲观绝望之中，流连于声伎词曲，以消磨时光。[157]稍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陈束的心态与李梦阳极其相似，而李开先简直就是康海的一个翻版。任翰、熊过则醉心于道教服食炼形之术，过起了隐居遁世的生活。[158]仕途的挫折同样给王慎中、唐顺之的生命状态带来深刻的影响，却与陈束、李开先、任翰等人大不相同。嘉靖十四年之后，王、唐的精神活动最突出的变化是由“文”而“道”的生命价值转变，以及对早年行为方式的反思与调整。
三 王、唐生命价值之转变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
（一）王慎中、唐顺之生命价值取向之转移
王慎中、唐顺之各有文字记述其于嘉靖十四年之后的思想转变。王慎中的表述尤其清楚：
某少无师承，师心自用，妄意于文艺之事。自十八岁谬通仕籍，即孳孳于觚翰方册之间。盖勤思竭精者十有余年，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如饮酒方醉，叫呼喧呶，自以为乐，而不知醒者之笑于其侧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弃物。天诱其衷，不即沦陷。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闭门扫几，伏而读之。论文绎义，积以岁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谬，其不见为大贤君子所弃而终于小人之归者，诚幸矣！愧惧交集，如不欲生。乃尽弃前之所学，潜心钻研者又二年于此矣。[159]
王慎中二十八岁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即其遭受贬谪后的第二年。此年，王慎中的思想状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专心于“文艺之事”转向潜心研读“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即谓其价值观念之重心从“文”转向了“道”。唐顺之也有类似的叙述：“仆迂憨无能人也，过不自量，尝从诸友人学为古文诗歌，追逐刻镂，亦且数年。然材既不近，又牵于多病，遂不成而罢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余日，将以游心六籍，究贤圣之述作，鉴古今之沿革，以进其识而淑其身。”[160]概括地讲，王、唐在嘉靖十四、五年间生命价值发生了从“文”向“道”的转移，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此叙述却不免显得简单化和概念化。其实，这只是他们对自己生命转变历程中一个重要侧面的简单概括。我们只有对其生活、生命的变化作一整体了解，才能准确地理解他们此期的思想转变。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嘉靖八才子思想转变之前的生命状态。嘉靖八才子最初大都具有很强的事功心，且有颇为出众的政治才能。唐顺之毕生致力于经济之学，在历法、地利、兵法、算术等实学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61]赵时春的经世之才也颇为世人推重。据《甘肃通志》：“时春少喜谈兵，读书善强记，凡天文、地理、户口、钱谷多寡之数能历历诵之。”[162]李开先虽然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颓废逸宕，而其初志却是“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士”[163]。王慎中、吕高在历政之初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非凡的处理实务的能力。[164]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嘉靖八才子与后七子有如下比较：“嘉靖末，王、李诸人，号为七才子；八才子之名，遂为所掩。然而八才子者，通经史、谙世务，往往为通儒魁士，以实学有闻，以后七子方之，则瞠乎其后矣。”[165]这种褒贬鲜明的批评态度，不免带有一些门户之见，却也道出这样一种事实：嘉靖八才子大都具有经世致用的才能或理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充分展现其经世才能的机会，但他们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视态度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处理好政务的同时，他们又热衷于诗文创作，遂有“嘉靖八才子”之称。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中的一段文字大概最能说明他们此期的生活状态：
往时监兑者，惟庸心末务，而国家大计顾不之及。仲子则以转输为重事、侵渔为积弊，疏通禁革，不遗余力。以其暇日，读五经诸子百家言，作为诗文，俱秦、汉、魏、唐风骨，而晋人字书，亦时时模拟之。改官礼曹，更得一意文事，交游如众称“八才子”外，更有今大司马李克斋，给谏曾前川，提学江午坡，学士华鸿山、屠渐山，相与切磋琢磨，各成其学。[166]
政务之暇，唱和应酬，大概是历代士人生活之常态。以上对嘉靖八才子早期生命状态的描述，意在说明他们在转变之前也并非只是专意于文艺之事，对政务也是十分用心的。
然而，嘉靖十四年前后的政治遭遇却无情地打破了他们充实而悠游的生活。面对人生的困境，王、唐既没有像陈束那样钻牛角尖，也没有像李开先那样绝望放弃，而是选择了反思与调整。他们对此前的生命行为做出了深刻反省，并试图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出路。王慎中对其所面临的政治局势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杭双溪诗集序》中谈道：“敬皇帝时，治化熙洽，士大夫争以名行相高。天下敦庞无事，士者乐于闲暇而有和平之风，故得大肆于文学。”[167]文中另有“去年秋谪判常州”的文字，当作于嘉靖十四年。表面上看，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弘治朝的情形，其实又何尝不是对自己早年生活的追忆与反思呢？虽然自正德朝起明帝国的局势已日趋颓败，但在嘉靖朝成长起来的一批士人最初并无清醒的认识。而个体的政治遭遇则引发了他们对时势的重新审视，遂意识到当下的政治局势已经不容许他们过那种闲暇、悠游的士大夫生活。既然不能在诗文创作上投入太多精力，那么应该拿什么来填补他们的精神世界呢？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其精神活动的重心由“文”转向了“道”。
在此转变过程中，王畿的引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受王龙溪影响极深，《明儒学案》称其“得之龙溪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168]。他又与罗洪先是同年进士，且交往密切，学术思想亦深受其“归寂说”的影响。王慎中的思想转变也与龙溪王畿有密切关系，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称其任职南都时“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169]。其实，唐、王早在嘉靖十一年就开始与王畿交往，并对阳明心学已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唐顺之在为林春撰写的墓志铭中谈到：“是时缙绅之士以讲学会京师者数十人。其聪明解悟，能发挥师说者，则多推山阴王君汝中；其志行愊实，则多推君与吉水罗达夫。”[170]说明他对阳明心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而据李贽《佥都御史唐公》所述，嘉靖十一年，王龙溪以阳明先生高第的身份寓居京师，唐顺之则于此时“尽扣阳明之说，始得圣贤中庸之道”[171]。王慎中此年也在京师，且与唐顺之往来密切，亦应于此年与龙溪结识。然而，尽管他们此时对阳明心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并没有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太大的影响。嘉靖十四年之后，在他们遭受了政治上重大挫折时，王龙溪对他们的影响才真正显现出来。当然，倘若没有龙溪先生的引导，或许他们也不会在此时有如此顺畅的转变。两者遇合，便促成了王、唐从“文”向“道”的转变。
王、唐此期对生命活动的反思并不止于诗文创作，还有对其早年行为方式的反思与调整。上文谈到，即便是在转变之前，王、唐亦非只专意于诗文创作，对政事同样是十分用心的。事实上，王、唐此前积极的济世热情、对政事的殷勤投入以及他们对个人品节的坚持，也都是儒家之道的体现。嘉靖十四年之后，他们并没有因为政治挫折而减退对以上价值追求的热情。尤其是唐顺之，直至嘉靖十九年削籍后，依然不改初衷，甚至更加投入地去研习各种实用才能。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云：“公于讨研经术、阐明性理之外，益留心世务，枪棍诸决无不勤而习之。”[172]王慎中也在此后的职任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173]王、唐此期所反思的，并非早年的政治抱负及其对道义的坚持，而是其作为“气节之士”的行为方式。唐顺之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仆禀气素弱，兼以早年驰骋于文词技艺之域，而所恃以立身者，又不过强自努力于气节行义之间，其于古人性命之学，盖殊未之有见也。[174]
可知，王、唐此期生命反思的内容，既包括诗文创作，又包括“气节”行为方式，性命之学则是其思想之新转向。《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将此文编入嘉靖二十三年，或不足以证明唐顺之在嘉靖十四年即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而在大约作于嘉靖十八年的《闻复官报寄京师友人》一诗中，唐顺之自称“疏狂自分三宜黜”，虽是自嘲的口吻，却可以说明他对自己的疏狂性情已有所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当以始于仕途受挫之时更加合乎情理，而不应该是在复官之时。这在王慎中身上则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初遭贬谪之时，王慎中的心境相当地凄凉与沉寂。作于南下途中的《鸿雁篇》最能表达其当时的心情：“寒空历历夜星稀，旅雁酸嘶何处归。霜清露白闻声急，河广江长恨力微。本谓候时依暖去，何言中路失群飞。群飞超忽关山迥，只抱离心独耿耿。每向天边泣字文，却从月下疑弓影。孤鸣如和陇头吟，单栖不殊泽畔醒。迁客飘摇靡定居，麃麃雨雪赋其虚。此时遥听人何似，避地翻伤鸟不如。回首瑶池霄汉旁，颉颃玉羽泛清凉。南北欲知悲喜地，但看风失与云翔。”[175]诗人先以寒雁自况，倾诉了一种酸楚、孤立而惊惶不安的凄凉心境，进而又言飘摇不定、人不如鸟，哀怨、失落之情溢于言表。直至任职常州，遵岩尚难以释怀：“兹葵敷正色，韡韡比兼金。细蕊盈方寸，修茎耸直寻。成阴徒卫足，背日枉倾心。犹有孤根在，蓬蒿何太侵。”[176]此诗以葵花自喻，前四句以葵花之美喻其优秀品格，后四句以葵花的遭遇暗喻自身的处境。“成阴徒卫足，背日枉倾心”，可怜其一腔忠诚无可施为；“犹有孤根在，蓬蒿何太侵”，是他对迫害者悲愤的斥责。在这样的处境下，遵岩不免会对生命产生怀疑的情绪，因而发出“英雄百战终归尽，转觉身名只梦中”[177]的哀叹，但更多地是对自己早年行为的反思。《在郡作》诗中云：“直木孤生先得伐，明圭太洁易成瑕。”[178]《始至留都作》诗中云：“薪积宜先贱，舌柔悟后存。”[179]无不透露着道家全身避祸的思想。作于山东任上的《悔志》诗，则以儒者的身份，作出更加细致、深入的反省，并表达了自我调整的方向：“掉舌常屈人，扼腕独愤世。出言讥王公，慕达不事事。傲倪多脱略，嘲慢无严志。辄希孔门狂，自比周士肆。择术谬毫发，千里遂不啻。反躬尽愆尤，考古何乖异。多忤岂通方，易盈知小器。不闻长者言，下流良足畏。”[180]前八句描述了其早年孤傲、狂放的行为方式，且公然以狂士自居。接下来是对上述行为的反思：虽立志不差，而择术不精，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深自反省，此般行径，与古圣贤相去何其之远。“多忤岂通方”，则透露出王慎中从孤介向通脱、从狂狷向中行的转变方向。数年之后，遵岩先生的这番努力果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效。嘉靖二十年大计罢官，其反应，较之嘉靖十三年，显然要坦然得多。这是因为他此时已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性命修养中，不再过于计较事功之得失。王慎中在《与郑海亭》一文中谈到：“《易》之告人未有不正而得吉亨者，而亦多贞凶贞厉之词，是凶厉亦正之所不免也。夫过刚则不吉，多言不免于险阻，而守正亦有凶且厉之时，此所以为《易》之道一也。吾辈处世固不宜必有亨且吉之心，而亦自有免于凶厉之道。每每以此意自检括，颇能不以世故累心。”[181]这则材料可以清楚地体现出王慎中的思想转变，虽然此时的遵岩先生依然坚守正道，却能够注意到“过刚”与“多言”之害，力求避免凶厉加之于身。这样的行为方式，并非只是全身避祸，否则便与老、庄思想无异。事实上，王慎中对儒、道之间的区别还是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谈到：“此与老子知雄守雌、大辨若讷之旨何异？但圣人无私心而老氏一意自私其身，所以为不同耳。”在王慎中看来，老、庄只是求其保全一己之身，而真正的儒者不惟要保全其性命，更是要求得心灵的坦然与平静。温和、通脱而不失其正，正是儒家中行的人格追求。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王慎中始终不失儒者本色，足以证明其主要的学术思想正是儒家的性命之学。
综上所述，在遭受嘉靖十四年前后的政治挫折之后，王慎中、唐顺之并没有放弃原有的济世热情，只是通过对早年“气节”行为的反思，调整了处世的原则与方式。在此之后，他们逐渐从轻狂、孤傲的“气节”之士向着醇厚、通脱的“中行”儒者转变。而其精神生活的重心也相应地从诗文创作转向了儒家的性命之学。这种转变，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似乎不是一个乐观的消息，但对他们的生命本身而言却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其生命价值观念正在走向丰富与完整，由此他们的生命亦将变得更加浑厚与圆融。事实上，即便是对其文学思想而言，也不尽是负面的影响，王、唐此后文学思想的转向正与此期思想心态的转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王、唐的思想转变虽然是在心学学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他们此期所接受的性命之学，并不是典型的心学思想，而是融会朱、陆的理学思想。王慎中描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即言“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而读之。唐顺之也有类似的陈述：“于是取程、朱诸先生之书，降心而读焉。初未尝觉其好也，读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隽永，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凡天地间至精至妙之理，更无一闲句闲语。”[182]其实，就对内在性命的关注而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并无本质区别。王畿引导王慎中修习性命之学，何以会让他读宋儒之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朱学与王学之间大同而小异的微妙关系。因此，当我们判断唐宋派文学思想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格外谨慎了。
（二）“文以明道”与“师法唐宋”：唐宋派核心创作主张的形成
嘉靖十四年之后，王慎中和唐顺之生命价值的重心从“文”转向了“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诗文创作的放弃。事实上，除了唐顺之一度在有限的几年里废止了文学活动之外，他们大部分时间依然十分投入地从事诗文创作，非但没有真正放弃“文”，而且将其视为一种极有价值的生命活动。王慎中在《与纪山侍御乞集序书》一文中说：“窃谓文之在于世，乃天地所具设、民物所露呈，而圣贤者独能观取而类撰之。故虽圣贤不常出而此文未尝泯绝，以天地常存而人物生成于其间如一日故也。”[183]以“文”为“天地所具设、民物所露呈”，且把“文”未尝泯绝的原因推究为“天地常存”，正与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义同。王慎中不惟推崇“文”的价值，且深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傲。他在《与俞虚江》一文中说：“近又从友人唐荆川太史处寄至所为沈公战功传，益慕其人。唐先生德学重海内，又有古法，不轻为人作，以此知沈公信名将也……仆于文不敢让唐先生，待虚江功益多，吾亦当为作一文字，可与沈公并行，以有明于世也。惟勉之，吾已泚笔以俟，临纸及此，令人气壮。”[184]从其勉励俞大猷建功立业的文字中分明感受得到王慎中对自己文字才能的充分自信。唐顺之也在嘉靖十六年写给王慎中的信中称：“仆于文字素非所长，然以猥尝受教于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园余力时一为之。又以为既樗散无所用世，幸未即老死，二三年之后或为天所牖，使少有知识，尚当托之于文字。虽不敢望于行远，庶几达鄙陋之意耳焉。是以不能息心于此。”[185]明确表达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
嘉靖十四年之后，王慎中、唐顺之把“道”作为更为崇高的价值追求，但“文”同样是其极为重要的生命形式。他们重视道，却不肯放弃文，因而便有了“文以明道”思想的形成。王慎中多次表达了文道并重、以文明道的创作思想，如其所云“此文乃明道之文，非徒词章而已。其义则有宋大儒所未及发，其文则曾南丰《筠州》《宜黄》二学记文也”[186]，“至曾南丰《宜黄》《筠州》二记，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记，文词、义理并胜，当为千古绝笔”[187]，等等皆是。唐顺之对文、道关系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些，有时候认为诗文创作是有害于道的，但更多的时候则强调性命修养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基本上还是在传统的“文以明道”的理论范畴下讨论这一问题的。“文以明道”并不是一个内涵单一、外延明确的理论主张，而是代表了一种文、道并重的创作倾向。王、唐对“文以明道”思想的接受，亦非明确地提倡某种特定的理论主张，而是基于他们与古人之间生命价值取向的一致，形成了兼重文、道的创作倾向。因此，其“文以明道”思想的形成，也很难通过对某种言说的考证，来断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我们只能以王、唐兼重文、道思想的形成作为逻辑起点，来推断其“文以明道”思想的形成时间。由以上论述可知，嘉靖十四年之后王、唐精神活动的重心从“文”转向了“道”，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诗文创作，而是文、道并重。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地推断出其“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也是自嘉靖十五年起逐渐形成。
其实，王、唐“师法唐宋”文学思想的形成，同样与他们文、道并重的生命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李开先对王慎中的文风转变有以下描述：
升任户部主事，再升礼部员外，俱在留都闲简之区，益得肆力问学。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唐荆川见之，以为头巾气。仲子言：“此大难事也，君试举笔自知之。”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188]
这段文字最能说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王慎中读宋儒之书，本是为学道而发，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宋人文章的好处。于是转而学习唐宋散文，继而影响了唐顺之。王慎中在留都任职，当是在嘉靖十五年，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即在此年。在这一形成过程中，大约有些偶然的成分，但这种师法对象的取舍，与其生命价值取向，及其长期以来对文章风格的反思与探索之间的确又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首先，唐宋八家就是主张“文以明道”的，这与王、唐此期文道并重的生命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其次，曾、欧平和醇厚的文风与王、唐性命之学的思想转向之间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王慎中在《虞山奏议序》中的一番议论最能体现其文风转变与其生命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在这篇序文中，他比较了贾谊与刘向奏议风格的不同：“论列谏诤之风，西汉为盛，而贾谊、刘向独冠于廷。然谊犹有策士侠夸之气，而向忧深虑至，剀然出于惇厚谆复。故读谊之书，蹈轹挥斥，恢伟浩博，骤若不知其所统，而伦中体达，条贯具备，有非向之所及。然挟恃所有，睢盱一世，傲乎其无足当意。至于讥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论，议气势之所极而发其辨，其害于古者进言之理亦不为少。而向无是也。岂独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壮，忧患事变之尝试更阅犹浅，而刚心猛气未能以自伏也。如向之于是深矣。故谊当尽下之朝而不能自试其学，向生于讳谏之季，虽其不默，而尚不至于不容，亦其修术之异所致然也。苟二子者易君而事之，向岂有不尽之忧？谊之获罪受谴当不可测，宁复长沙嘉惠之能承也！”[189]进而称赞陈虞山“其持论主谏常依于平，而有忠厚之风”。通过王慎中对贾谊、刘向的性情与文风的对比，并结合他对自己早年行为的反思，不难发现其于嘉靖十四年前后的政治遭遇，及其在此后所接受的心性之学，对其文风取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王慎中对宋文的选择——喜好曾、王、欧之文而以苏文“过于豪而失之放”，思路与此如出一辙。再次，王、唐长期以来对文风的探索也是其发现唐宋古文好处的重要前提。如上文所论，王慎中、唐顺之自嘉靖十二年前后，即对前七子雄豪亢硬的文风作出反思，并试图探寻诗文创作的新路。在诗歌领域，他们选择了效法初唐以矫空同粗豪之弊；而在散文领域，则似乎并没有找到明确的努力方向。但对文学道路的探索使他们保持了对不同文风的敏感，因而能在读宋儒之书的过程中感受到宋文的好处。否则，说不定他们果然会沉浸于儒学的义理之中，而逐渐脱离了诗文创作。
综上所述，嘉靖十四年前后王、唐的政治遭遇，成为他们学术与文学思想的转折点。面对人生的困境，他们对早年的行为方式做出了积极的反思与调整。对当下政治局势的清醒认识，让他们意识到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道”的钻研中，而不该过分沉迷于诗文创作。对早年“气节”行为方式的反思，以及王学学者的引导，则使他们更加关注自我性情的修养，儒家的性命之学逐渐成为他们主要的精神支撑。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诗文创作，而是继续寻找理想的文学出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约在嘉靖十五年（1536），王慎中、唐顺之形成了其“文以明道”和“师法唐宋”的文学思想。这标志着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