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宋派无疑是明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界已经作出较全面、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唐宋派的成立与称名问题。通常所说的“唐宋派”究竟能不能称为文学流派？“唐宋派”是不是一个适当的称名？其核心成员当如何界定？二，唐宋派的代表性文学思想问题。“载道说”“法度说”和“本色论”，究竟何者最能代表唐宋派的文学思想？三者之间是何关系？分别在唐宋派文学思想中占有何等地位？三，唐宋派的性质或主导倾向问题。唐宋派的基本性质是“文学”的还是“道学”的？其主导倾向是“文以明道”还是“以道弘文”？抑或道是道，文是文，各行其是？四，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唐宋派与明中期的文学复古和晚明文学思潮之间究竟有何异同？在明代中后期的历史舞台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作为历史事实的唐宋派的文学活动、理论主张与文学观念并没有这般复杂，很多分歧实则源于研究者的学术观念、学术立场或具体的研究动机的差异。若对其作历时性的考察，分别还原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会发现很多看似对立的学术观点其实并不冲突，而是在不同的层面或侧面，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唐宋派的认知。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学术史，弄清楚分歧之所由来，以免陷入无端的纷争；在此基础上明确当下的学术动向和研究目的，与此前的学术成果展开坦率而不失敬意的对话，或许能为唐宋派研究打开一种新局面。
一、建构与质疑：唐宋派学术史回顾
“唐宋派”的概念，经历了长期的建构过程，从明代嘉靖朝起，直到今天。早期主要是意义的建构，近代以来才有了“唐宋派”的称名。其间有三个时期格外值得关注。第一个时期，明嘉靖、隆庆年间，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亲历者眼中的“唐宋派”。第二个时期，明万历至清乾隆期间，“唐宋派”的轮廓逐渐清晰并趋于稳固。第三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现代学术的视野下，“唐宋派”逐渐成为一个通用的文学史概念，相关研究和认知不断深化，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起。
（一）最初的建构：嘉、隆时期的批评与赞誉
唐宋派最初的建构者自然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流派成员自身，他们关于诗文创作的探讨与交流，及其相互之间的评价和响应，是这一文学流派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当然，这些内容通常会被视为唐宋派的本体研究，而学术史的回顾或许还是从他者的评述谈起为宜。最早将王、唐并称的，大约就是王世贞、李攀龙了。王世贞在作于刑部任上的《与陆浚明先生书》中谈到：“海内王参政、唐太史二君子号称巨擘，觉挥霍有余，裁割不足。”[1]李攀龙则在作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送王元美序》中称：“以余观于文章，国朝作者，无虑十数家称于世。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2]很显然，他们已经把王、唐二人视为一个有共性的整体，认为他们“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挥霍有余，裁割不足”，即谓其热衷于说理而忽视修辞，并导致平冗散漫的文风。李攀龙还将王、唐置于李梦阳的对立面，并对他们背离《左传》《史记》传统的做法提出质疑。薛应旂在大约作于隆庆六年（1572）的《遵岩文粹序》中谈到：“乃思荆川子往称遵岩之文类子固者，岂直以子固之文为极致哉？盖以昔人谓子固文章本原六经，要之非诬。而遵岩高才殊质，岂不能凌跨西京、掩迹东都？其文乃独与子固相类者，盖不溺于习尚，不逐于时好，而卓有定见，其于道也几矣。”[3]他同样关注王、唐明道的倾向，却是高度认可的。王世贞、李攀龙批评王、唐“理胜相掩”，乃是出于“文辞”的要求。薛应旂肯定他们“卓有定见于道”，则是基于道学的立场。虽然他们褒贬态度不同，却共同认识到王、唐文章的道学色彩，为后世质疑唐宋派的文学属性埋下了伏笔。
其门人洪朝选所撰行状，应当是唐顺之最早的传记资料，明确陈述了其于古文方面所受王慎中的影响：“文初学《史》《汉》，字句模拟。休官后会王公慎中于南都，相与论文。王公尽变其说，公颇以为讶。王公曰：‘此难以口舌争也，第归取七大家文读之，当自有得耳。’公初谓不然，然素信王公，归取七大家文闭户读之，数月尽得其法，始知向之所谓学《史》《汉》，特其皮毛，而七大家文真得《史》《汉》之精髓者也。后复见王公，两人语合，遂皆以文章擅天下。”[4]文字不免繁琐，却也叙述详尽。李开先也在王、唐二人的传记中记述了这一经过。他在《荆川唐都御史传》中谈到：“（荆川）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5]又在《遵岩王参政传》中谈到：“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6]李开先明确地指出，王、唐二人早年都有追随李梦阳师法秦汉文的经历，后来王慎中率先体会到宋文的好处，遂发生文风之转向，进而影响了唐顺之。行状与传记的写作时间均在王世贞、李攀龙的评述文字之后，但洪、李与王、唐过从甚密，是其早年文学思想的见证者，所以他们的认知和判断，其形成时间实则更早一些。不同于王世贞、李攀龙仅仅关注王、唐的创作特征，他们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其创作倾向的转变过程，并明确地指出其转变之后的师法对象——唐宋七大家[7]，尤其是曾巩、王安石和欧阳修。结合洪朝选、李开先的记述和李攀龙、王世贞的批评，可知王慎中和唐顺之生前即被视为一个具有流派性质的团体，他们反对李梦阳等人剽袭、模拟秦汉文的创作方式，转而以唐宋文尤其是欧、曾文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在实际的创作中则呈现出比较浓重的道学色彩。亦可知唐宋派在建构伊始就开始受到质疑，主要是关于其文学性的质疑。
（二）明万历至清乾隆：群体特征及历史地位的勾画
在关于唐宋派的早期叙述中，核心成员只有王慎中和唐顺之。万历以降，茅坤和归有光先后进入这一序列当中。无独有偶，最早将茅坤纳入这一序列的也是王世贞。他在给茅坤的信中谈到：“承大诲谆谆，拜诵《白华楼续稿》，神气殊王。毗陵之后，主盟独公矣。”[8]王世贞究竟多大程度上认可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坛地位，我们姑且不论，但他把茅坤视为唐顺之的衣钵继承人，应该是真实的判断。袁宏道则将唐顺之和归有光并陈：“有为王、李所摈斥，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文词虽不甚奥古，然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也。”[9]尽管没有明确地表达唐、归具有相同的创作主张或倾向，却将其共同置于后七子的对立面，这一叙述本身即意味着袁宏道意识到二人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他推重唐顺之，着眼于其“识见议论，卓有可观”；肯定归有光，则称其能“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固知袁宏道眼中的“唐宋派”并不在于学秦汉、学唐宋而已，而是看重其独具识见的一面。艾南英则将唐顺之、归有光和王慎中并称。他在与陈子龙的论争中极力为三人争地位：“足下又痛诋当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间坏乱极矣，三君子当其时，天下之言不归王，则归李，而三君子寂寞著书，傲然不屑，受其极口丑诋不少易，志古文一线得留天壤，使后生尚知读书者，三君子之力也。”并批评王世贞、李攀龙“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辞，尽去自宋以来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别为一种臃肿窘涩浮荡之文”[10]。可知，在艾南英看来，唐、归、王主要是学习宋文，并传承了其“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朱鹤龄“荆川遵岩与熙甫，沿溯均出欧曾规”[11]，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吴伟业则将唐、归、茅并称，独不及王慎中：“至古文辞，则规先秦者失之摸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毗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門分条晰委，开示后学。”[12]则是着眼于“古文辞”，将归、唐、茅与“规先秦”“学六朝”者较得失，肯定其创作或理论成就。黄淳耀则从文统的角度论述了唐、归诸人的历史地位：“盖太仆之学韩、欧，犹韩、欧之学西汉，皆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辞者也，皆所谓自得者也。由汉以后有唐宋诸公，由唐宋以后有国初方、宋诸公。国初诸公既没，当删去何、李、王、李之文，而直接以荆川、震川诸公。欲观海者必溯江湖，欲登岸者必由津筏，此不易之论也。”[13]实则给予唐宋派双重的定位，近之将其置于前、后七子的对立面，远之则将其置于由西汉而唐宋，由唐宋而明初，再由明初而嘉靖以来的文章统序中，其内在理由则是“师其意不师其辞”，而皆有所“自得”。综合来看，从万历到明末，在前此认知的基础上，或称王、唐、茅，或称王、唐、归，要之以王、唐、茅、归为核心的流派框架逐渐成型，其中唐顺之和归有光的地位尤为突出；其反对七子的立场被不断强调，并且被置于一个自西汉而来、更加久远的文统当中；除了师法宋文和文以明道的特征之外，能言其“自得”，以及“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也越来越引起论者的重视。
入清之后，论者愈发注重从有明一代，乃至历来的文章发展中，审视王、唐诸人的历史地位。黄宗羲认为明代文章有三个盛期，“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而嘉靖之盛则在于“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14]，“昆山、毗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15]。其判定标准，一则曰“一往深情”，一则曰“以学力为浅深”。汪琬以唐宋古文为文章正宗，以此辨析明文得失：“前明二百七十余年，其文尝屡变矣。而中间最卓卓知名者，亦无不学于古人而得之：罗圭峰学退之者也；归震川学永叔者也；王遵岩学子固者也；方正学、唐荆川学二苏者也。其他杨文贞、李文正、王文恪又学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贤之学于古人者，非学其词也，学其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而加变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后生小子不知其说，乃欲以剽窃模拟当之，而古文于是乎亡矣。”[16]其所推崇的明代作家，皆为师法唐宋者，或师韩，或师欧，或师曾巩，或师二苏，王、唐、归均列其中；至于他们的共同特点，他将其概括为学唐宋文“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然后加以变化、自成一家。黄宗羲和汪琬都将王、唐、归视为明文正宗，落脚点却很是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唐宋派的多面性。当然，在唐宋派古文正统地位被不断建构的同时，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比如，李光地（1642—1718）就毫不客气地讲：“看归震川、王道思古文，拖沓说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者，千余言尚不了，令人气闷。”[17]的确击中了唐宋派的要害。
《四库全书总目》对各种总集、别集的评述，可以视为对明万历至清乾隆时间关于唐宋派阵容认知的一次较为集中的总结。它往往着眼于创作风格或成就，将王、唐、归并称。如《文编》叙录中所论：“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18]又如评于慎行文，“终未能与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并据坛坫”[19]。再如其引述曹一士论文之旨，称“潜溪、遵岩、荆川、震川，其文词之近时者甚多，不以此损其古意”[20]，等等皆是。其论茅坤，既肯定他与唐、归同调，又认为其古文成就逊于诸人，曰：“根柢少薄，摹拟有迹。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光诸人抗颜而行也。”[21]无论褒贬，这种以唐、王、归为核心，以茅坤为羽翼的判断，至此遂成定论，一直影响到近代的文学史叙述。
还有一点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清人逐渐把唐、归诸人的古文与八股文联系起来。如田雯（1635—1704）论明代八股文发展历程云：“八股沿习三百余年，其源流正变固自了然。试为多士约略言之。明初风气始开，文近训诂，乃有直写《集注》语成篇者。至王文恪而能自出机法，准之古人，其变化离合，骎骎乎昌黎矣。荆川纡徐顿挫，几入庐陵之室。昆湖深沉温雅，酷似南丰。方山出入经史，其陡健直逼临川。后人尊此四家，号为文章正宗，洵不诬也。震川本文恪之派，而出入于唐宋大家，其说理则程、朱也，其行文则曾、王也，体大思精，词流气达，真制义中之豪杰矣。”[22]很显然，在田雯看来，援引唐宋古文文法入时文，是明代八股文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唐顺之和归有光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方苞《钦定四书文》评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云：“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23]“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是方苞对归有光“以古文为时文”创作特征的具体说明和充分肯定。当然，批评的声音同样有源于此者。黄宗羲十分推崇归有光，然而对其“明文第一”的评价却有所保留，主要理由即是“时文境界，间或阑入”[24]。《四库全书总目》称《唐宋八大家文钞》“大抵亦为举业而设”，同样带有轻视的意味。时至今日，八股文究竟为唐宋派的古文观念及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依然是一个颇为含混而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万历以降，至清代中叶，尽管没有人提出“唐宋派”的概念，却大都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视为一个具有相同或相近古文观念及创作风格的流派。他们最受关注的特征依然是与前、后七子的对立，及其唐宋八家的取法路径。更加具体的创作特征，如“开阖首尾”“经纬错综”的行文法度，和“师其意不师其辞”的“自得”之言，也分别被不同的批评者论及。有明一代乃至唐宋以来的文章正统，则是推崇者给予他们的历史定位。其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也受到清人广泛的关注。应该说近代以来所讨论的唐宋派的大部分特征，在明清时期已经被初步地揭示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近代以来的研究理应有新的角度和立场，但对于明清时期形成的一些基本判断，还是应该保持足够的尊重。
（三）民国至今：现代文学流派的建构与质疑
民国时期的一些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通常都会论及唐宋派，最初大都是沿袭明清以来的成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称王慎中、唐顺之“倡为古文，以继唐、宋以来韩、欧、曾、苏诸家之绪”[25]；陈柱《中国散文史》称之为“八家派”，“始之者为王慎中，继之者为唐顺之、茅坤，而归有光集其大成焉”[26]；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指出荆川、震川、遵岩“三人主张唐宋，文字一归于典实”[27]；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把王慎中、唐顺之的文学活动称作“宋文运动”，并认为“茅坤、归有光为之羽翼”[28]。这些都是比较稳实的评述，大致遵循了明清人的意见。
此期比较重要的进展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唐宋派”称名与体系的确立，一是“本色论”的被发现。1922年，夏崇璞在《学衡》上发表《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曰：“窃谓吾国自唐以来，文学界有三大运动，退之之变骈俪、永叔之更西昆及有明前后七子与唐宋派之冲突是也。”[29]最早提出“唐宋派”的概念。尽管他所讲的“唐宋派”不只是王、唐、茅、归，还包括王守仁、艾南英以及公安三袁等人，但他强调他们与前、后七子的对立，及其推重唐宋文尤其是以欧、曾为归的创作倾向，却符合通常所谓“唐宋派”的基本特征。不过，真正意义上给唐宋派以定名并作出系统阐释的，当属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该著明确使用“唐宋派”的概念，视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为主要代表人物，并且通过与“秦汉派”对比，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盖秦、汉派之所重在气象；气象不可见，于是于词句求之，于字面求之。求深而得浅，结果反落于剽窃摹拟。唐、宋派之所重在神明；神明亦不可见，于是于开阖顺逆求之，于经纬错综求之，由有定以进窥无定，于是可出新意于绳墨之余。这便是‘秦、汉’与‘唐、宋’二派的分别。”[30]在郭绍虞先生看来，“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法正是唐宋派与秦汉派最大的区别，也是其创作成就之所以能够超出前、后七子的主要原因。除对唐宋派有此整体的把握，他还对唐顺之的“本色论”、王慎中的“义法论”以及归有光在唐宋派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唐宋派至此始以系统而明晰的面目出现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这是其研究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唐顺之的“本色论”在明清时期较少受到关注，但在现代学术史上却被视为唐宋派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构成。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已论及“本色”，却还只是将其视为“师法唐宋”的衍生观念。[31]宋佩韦《明文学史》也是重点论述“师法唐宋”，论唐顺之又称其“论文章本色，颇多特见”，大段征引《答茅鹿门主事书》相关文字，却又未展开讨论。[32]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始将“本色论”作为唐宋派的主要文学思想，并且意识到“本色”与“法度”的关系问题。著者在导言中阐明了其著述义例：“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33]其整体结构自然是以史为经，而具体到各家则是集中阐述其典型理论，故其于唐宋派格外关注较具创新意义的“本色论”，而对其完整的面目却不甚留意。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展开讨论了“本色论”的理论内涵，并且把问题引向深入。首先，他明确地指出“本色论”是唐顺之晚年文论“别走一路”，与早年“唐宋欧曾”与“开阖顺逆”的主张迥然有别，更接近李卓吾、公安派的论调。其次，他认知到“本色论”与阳明心学的关系，认为“只须于王学有所会得，自会走上这一路去”。这两点判断，虽然论述简略，却对此后的唐宋派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各种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通常都把唐宋派作为明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重点关注其“师法唐宋”和“本色论”的文学思想。这一时期，唐宋派通常是以代表着先进文学观的流派形象出现在文学史叙述中。唐顺之的“本色论”以及心学思想的影响，归有光抒情意味浓重的散文创作，都与晚明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师法唐宋”的创作主张，往往也在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口号的对比中，被贴上“反摹拟”“反复古”的标签。应该说，这是唐宋派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建构期，对其理论和创作意义的积极阐发均超出了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认知。然而，其背后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子，及其对部分历史真实的遮蔽和曲解，也是显而易见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建构与质疑的声音并存，开始了多元和对话的时代。
这一时代首先在质疑声中展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其流派属性的质疑，二是对流派称名的质疑，三是对流派构成的质疑。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率先对唐宋派文论的文学性提出质疑，认为他们的文论“仍是南宋以来那些不反对学文的理学家的旧见解”[3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进一步强调了“道学”性质在唐宋派文学思想中的比重，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宗宋派”，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并明确指出：“唐、王的文学理论的核心，乃从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重弹宋儒以来‘文道合一’论的老调。”[35]这样，唐宋派的身份界定就成了问题，他们似乎不应该再被称为文学家或者文章家，而应该是“道学家”了。这种对唐宋派身份和性质的质疑，既是对明清人“惮于修辞，理胜相掩”的批评声音的呼应，也是对其理论内涵和文学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发现。尽管这种判断并不是十分全面、准确，却对唐宋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正视其“非文学”的一面，更加客观地认识其文学思想的全貌；另一方面，可引发更加深入的思考，探讨唐宋派文学思想中的文道关系问题。对唐宋派的流派性质有不同理解，势必会导致对其流派名称合理性的质疑，如上文所述“宗宋派”“道学派”的提法即是。还有文章通过辨析唐宋派命名之缺失，证明唐宋派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36]事实上，中国古代原本就很少有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命名之缺失几乎是每一个流派都难以避免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加慎重地对待这一问题。[37]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主要成员之间的差异，对唐宋派是否成立及其流派成员提出质疑，其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归有光究竟是不是唐宋派成员。[38]这种质疑对于推动唐宋派研究向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至于我们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个流派的成立，恐怕首先还是要思考清楚流派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否则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当然，建构性的研究依然是主流方向。近二十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专门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多种从各个角度分别研究王、唐、茅、归的学位论文。这些研究大都是在默认唐宋派成立的基础上，对各个流派成员及相关学术问题展开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也有部分学者通过系统地阐述其文学思想体系，论证唐宋派成立的合理性。相关学术进展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相关学术命题的细化和深入，二是文学观念的整体观照，三是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入探讨。第一个方面，如各家的著述和生平，“本色”“心源”“法”“情至”“文统”“风神”“逸调”等重要范畴的理论内涵，师法对象及其所受古文传统的影响，选本与评点，诗文创作特征等系列问题都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39]，对于唐宋派的建构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意义。
第二个方面，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整体观照，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熊礼汇《唐宋派新论》论及唐宋派与台阁派的关系、理学与其文学思想的关系、创作艺术性、八股文的影响、对唐宋古文的继承和心学影响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唐宋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40]左东岭师指出，唐顺之固然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但并不意味他全部的文学思想都属于唐宋派的文学思想，“本色论”并不能代表唐宋派的文学主张，而是唐顺之接受心学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思想。他认为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可以概括如下：“他们都主张由学习唐宋之文而上溯至史汉之文，都主张道与文并重，都讲究法与意的兼顾，而最欣赏的学习对象是欧阳修与曾巩等等。”[41]这里有一个潜在的概念界定，“唐宋派的文学思想”是指那些唐宋派因之能够称为“唐宋派”的文学思想，而不是流派成员全部的文学思想。这一概念界定对于唐宋派的建构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界定，而把每一成员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一概纳入“唐宋派文学思想”的范畴中，再据此认为“唐宋派”的称名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文学思想，就会不可避免地限入一个循环悖论中。黄卓越先生也充分地认识到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但他更倾向于兼顾其差异性和连续性，将其视为一种“相对存在的多层次构成”，其中“载义论”和“心本论”是两个具有统摄意义的基础性命题，而“自得与模仿”“心性与情感”和“心意与法度”则是相对次一级的重要命题。[42]理论的建构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向，但黄卓越先生的阐释无疑是迄今为止最具理论建构性的成果之一。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是第一部综合研究唐宋派的著作，全面探讨了唐宋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及其地位与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罗宗强先生则把唐宋派的文学思想置于明代中期两个复古思潮之间多元并存的文学思潮中加以审视，整体上将其视为“以言道、经世为出发点的文学思想”，具体探讨了其“重自我、重抒情、重本色”“明道与经世致用”“重建文统”和“散文法度”等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是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全面总结和定位。[43]杨遇青《明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研究》第三章“儒家心学思潮影响下的诗文思想”立足于儒家思想与文学的关系，揭示出唐宋派“折中于宋学、本原于心学到逐渐疏离于儒学的发展脉络”，无疑是对唐宋派文学思想整体的发展过程所作的一种准确而明晰的描述。[44]
第三个方面，研究者对唐宋派思想文化背景的思考，突破了“反对七子”的单一论调，涉及各种可能的层面，包括心学思想、政局与士人心态、科举制度与八股文和文学自身发展需求等。阳明心学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唐宋派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阳明心学对唐宋派文学思想有深远影响，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45]然而，阳明心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层面影响了唐宋派？对不同成员、不同阶段有何不同的影响？这些问题依然有待进一步厘清。上文谈到，郭绍虞先生认为“本色论”是唐顺之晚年文论“别走一路”，左东岭师指出“本色论”并非唐宋派的代表理论，都是对此问题更加冷静的辨析与认知。再如，陈广宏先生认为，尽管王慎中较早受到王畿等阳明弟子的影响，但其学术思想的主导倾向“仍是程朱理学而非阳明良知之学的理念”[46]。这样的思考与判断，对于客观、准确地认知阳明心学与唐宋派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嘉时期的政局，士人心态和学术思想的整体变化，是另一广受关注的唐宋派文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在阐述嘉靖朝心学思想之流变的过程中，深入地辨析了该时期政治、士风和学术思想之间的关联，全面、细致地论述了当时士人在新的历史境遇和人生遭际中对生命价值、生活方式和学术思想的种种不同的思考与选择，对于理解明代中期包括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末章论证了正、嘉之际由文学向理学的社会精神结构的转变，指出“前七子的转向理学已为唐宋派的崛起铺填了充分的思想与方法的基础”[47]，对深入理解唐宋派兴起的原因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第一章以“皇权之不受制约与谏臣之传统心态”为题，通过对若干个案深入、细致地分析，充分地展现了那个时期士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面貌。[48]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等史学专著对“大礼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对嘉靖朝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均对理解嘉靖朝的士人心态和文学思想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关于唐宋派文学思想与科举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批判八股文或“以时文为古文”的代表，而是在古文与时文的交互影响中探讨其间的深层关联。如李光摩《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通过对“以古文为时文”观念的辨析，探讨了唐宋派区别台阁文的新文统的建构及其自身在其后的文统中地位的升降沉浮，很有启发意义。[49]再如余来明《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认为唐宋派文学主张的提出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八股文创作”“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50]其结论未必稳妥，却能为我们理解唐宋派的形成提供另一种视角，深入思考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将唐宋派置于当时或更久远的文学发展中探讨其生成原因与特征，是近一时期又一个研究热点。这一类研究，我们可以根据时期的远近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对嘉靖初文学尤其是“嘉靖八才子”的研究，二是对唐宋派与明中期文学关系的研究，三是对唐宋派对《史记》《汉书》和唐宋古文的接受研究。王慎中和唐顺之都是嘉靖八才子成员，随后又成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因此嘉靖八才子的研究，对唐宋派形成原因与过程的考察来说，自然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故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51]不过，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意见却颇不相同。有人认为唐宋派脱胎于嘉靖八才子，也有人认为唐宋派的形成与嘉靖八才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认为嘉靖八才子反对前七子并启发了唐宋派的文学思想，也有人认为他们总体上依然是延续了前七子文学复古的思路。显然，这一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辨析。还有一些论著集中探讨嘉靖前期的文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唐宋派的生成背景亦具重要的价值。[52]在明代中期整体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审视唐宋派的形成原因与文学思想是另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事实上，最初郭绍虞先生就是通过与前七子文学主张的对比来阐述唐宋派文学理论之特征的。近来一些相关的学术专论多会在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视野下观照唐宋派的形成及其文学思想，如廖可斌《明代复古运动研究》、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等。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深入地辨析了唐宋派和前七子在错位“对话”中的关联与歧异，对于理解唐宋派文学思想的生成原因及历史地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53]基于唐宋派的文学主张，详尽探讨其对《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的理解与接受，是近来唐宋派研究的又一热点。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唐宋派文学思想之内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4]
通过对唐宋派学术史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将唐宋派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是明清以来的主流认知，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唐宋派的理解又各有不同。在明清人眼中，唐宋派主要是一个古文流派，以师法唐宋八家尤其是欧、曾为基本的文学主张，强调文章的明道功能，注重“开阖首尾”“经纬错综”的行文法度，与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相对立。其“言所欲言”与“一往深情”的特征也受到相应的关注，只不过并非主流。民国以来，唐宋派逐渐被建构成一个现代文学观念下的文学流派，阳明心学影响下的唐顺之的“本色论”渐次成为理解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关键，其对主体精神的强调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开端。与之相反，有的学者把“文以明道”作为唐宋派文学思想的主旨，甚至认为唐宋派其实就是“宗宋派”或“道学派”。其实，这两种看似孑然对立的观点，都是依据现代文学的观念审视唐宋派的性质，只不过分别看到它不同的方面罢了。我们究竟是应该以更接近唐宋派本身的明清人的眼光主要将其视为一个古文流派，还是应该依据现代的文学观念推扬或否定其文学性进而判断其于“文学史”上意义？面对其文学思想的复杂与多变，我们应该做分别的理解和对待，还是努力将不同的层面贯通起来从而建构一个尽可能圆融的理论体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首先要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但很大程度却又取决于我们的学术立场和研究目的。公安派和桐城派，两个审美旨趣与创作风貌迥然不同的文学流派，居然同样能从唐宋派那里汲取经验，自然是因为他们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与接受。当然，他们的解读和判断主要不是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而是为自身的创作主张寻求历史的依据，我们自然也不必批评其理解之偏差。事实上，尽管现代的学术研究更强调客观性和规范性，但同样不可避免也理应允许有不同的立场和动机。只是现代的研究者应该有理论的自觉，对自身的学术理念、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有更加清醒的认知，这有助于对历史叙述和价值判断作出更加清楚的界分，并在必要的学术对话中避免一些错位的或无意义的纷争。唐宋派的研究也不例外，应该在对具体问题的辨析过程中始终保持理论和方法的自省。
二、流派研究与文学思想史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论证思路乃是建立在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经过近四十年不断的探索与实践，罗宗强先生所创立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不断完善，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证明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体系。当然，任何成功的研究方法总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摸索出来的，运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时也还会遇到种种新的问题。事实上，迄今为止，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依然在不断地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本课题接受和运用的是文学思想史研究基本的学术理念和那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而具体的论证思路及撰述方式还要结合流派研究以及唐宋派自身的特点来确定。
关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罗宗强先生曾有这样的表述：“它要研究个人的文学思想，也要研究各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更要研究左右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潮流。有时候，还要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文学环境中文学思想的不同传承和不同走向。”[55]因此，首先在理论上，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用来进行个体研究的。左东岭师《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孙学堂《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等优秀的博士论文也在事实上证明了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个体研究的适用性。但总的来说，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还是倾向于对思想主流的把握，力求避免因枝节的琐碎而导致叙述的散乱。而上述成功的个体研究均是选取了某一时期最有代表性或对当时及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空间中加以探讨，这是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成功地运用于个体研究的重要前提。本课题以文学流派为研究对象，又会面临着新的问题，既要顾及流派成员之间的差异和流派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又要特别关注那些令该流派得以成立的因素，还要借以窥知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或一种文学传统的发展情势。首先，既然是流派研究，首先要把流派自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要弄清楚该流派何以会成为此一特定流派。它一定不是若干作家组合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因为他们有某种共同的主张或特质。我们要特别关注这种共性，而不能等同对待其他的个体化特征，否则便把握不住这一流派的特性，流派研究也就失去了根基。另一方面，流派成员的文学观念或特征不可能都与流派共性一致，也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的，但这些个别的、变化的特征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却未必没有意义，甚至有可能具有比流派共性更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全面了解当时的文学思潮，我们又要尽可能完整地把握流派成员全部的文学思想。换一种角度，我们要把唐宋派视为两种不同层面的历史存在，一种是史实的存在，一种是观念的存在。自历史发生的角度而言，史实存在是观念存在的前提；但自学术发生的角度来看，观念存在却是史实存在的逻辑起点。有了关于唐宋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才有唐宋派观念的形成；但我们研究唐宋派，却首先是因为已经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唐宋派的观念，才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其史实的存在，并据此观念划定相应的史实的界限和范围。这两个层面又有显著的区别，史实的存在一经确定，就具有原生性和相对的恒定性，我们可以由它观察更真实也更丰富的历史面相；而观念的存在则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我们可借以聚焦某些特定意义的生成。前文已经大体厘清“唐宋派”概念的建构过程和多个层面，本课题则要在全面地考察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理论内涵与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不同层面或侧面意义的生成与影响，及其如何导致了形态各异的观念存在。
求真求实，即力求还原文学思想史的本来面貌，是文学思想史研究最根本的学术理念。我们努力发现唐宋派文学思想真实的存在状况，首先是要突破理论分析的局限，同时从创作实践中发现其真实的文学创作倾向。比如，本课题将展开讨论唐宋派“文以明道”的文学观，不只作单纯的理论分析，而是结合其实际创作具体分析他们要明什么道、如何明道以及相应地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取向等。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主要是就思想内涵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而言。在此基础上，本课题进一步强调力求呈现其“现实的存在形态”。当然，具体的存在情形已经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现于我们面前，但我们却可以借助“过程”与“关联”尽其所能地描述其立体的形态。论述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首先要分别弄清楚“文以明道”“师法唐宋”与“本色论”等核心理论的形成、转变及其发生影响的先后时间。其次，还要将“过程”研究延伸到王、唐诸人对文学出路的探索与思考活动中，不惟考察其作为思考结果的文学思想，还要尽量推究其思考的过程，以及思考中的困惑与矛盾，这将有利于发现其提出某种理论学说的真实动机。如果说“过程”主要体现了唐宋派纵向的发展轨迹，那么横向的存在情形则由各种不同层面、不同特征的文学思想之间的相互关联来体现，即“文以明道”“师法唐宋”与“本色论”等核心理论或主张分别以怎样的“角色”存在于其整体文学思想中，以及它们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平行、递进、逆转，抑或其他更为复杂的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将“关系”进一步延伸，讨论其与相关的历史文化及文学理论背景之间关系，这是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层面的要求。总之，倘若能把种种过程与关系弄清楚，大约就能比较清楚地描述唐宋派文学思想实际的存在状况了。
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透视历史文化背景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另一特点。影响士人心态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生活风尚及个人的生命遭际等，都有可能对士人心态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心态变化作用于文学思想，大约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生命价值取向的转变，往往会影响士人对文学的根本看法，比如文学的性质、文学的价值以及文学应该表现的主题等；另一种是精神面貌的转变，通常会影响到审美旨趣的变化。前者是一种较为自觉和理性的意识与行为，通常能形诸理论；而后者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更有可能通过文学风貌的变化体现出来。我认为，生命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影响文学思想最根本的因素，因为它往往能引起士人对文学更为深层的思考。尤其是在宋明时期，士人对自身的生命价值有着更为自觉的思考和追求，并且往往会波及到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唐顺之等人生命价值观的转变与其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之间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把唐宋派的文学思想置于其整体的生命价值追求之中加以把握。唐宋派对文学风格及创作模式的探索过程，与其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理解过程是并行而交错进行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唐宋派的许多文学主张一方面明显带有时代的特征，但同时又承载着文学自身传统的深远影响。在久远的历史流程中，文学经验在点点滴滴之中愈积愈厚，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自身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此种力量与历史背景之影响力的对比优势也在不断地加强，到了明代有很多文学观念已经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存在于文人的头脑中。与此相关，王、唐诸人都有多重的身份认同。其中，他们对自身文人身份的态度最是微妙，往往会掩饰甚至拒斥这一身份，但又经常不自觉地引以为豪。文人身份在他们心中的真实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及其文学思想的结构关系。因此，身份认同将是本课题又一个观察视角。
三、撰述方式与基本观点
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之复杂特征共同决定了本课题的撰述方式。全面、准确地阐述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并以之观照明代嘉靖朝文学思想的总体走向，是本课题整体的研究目的。我所期望呈现的是一种立体的、真实的存在形态，而不是一系列现象、概念和命题的排列组合。既要说明唐宋派文学思想形成、发展与转向的演变过程，及其在此过程中的思考与调整；还要了解其确切的存在情形，即各种理论主张分别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于整体的文学思想之中，以及它们之间或关联、或对立的复杂关系。“演变过程”是历时性的、动态的发展历程，“存在形态”则是共时性的或某一特定阶段静态的存在形式与状态。后者似乎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我们不太可能对思想观念类的东西做出形状描述。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说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与思想内涵，各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是以怎样的“角色”存在于唐宋派文人的价值观念与生命活动之中的。
然而，由于唐宋派文学思想内部交织着种种思想侧面与观念差异，欲对其演变过程和存在形态作一整体描述，却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唐宋派的四个代表人物，其文学思想各具特征，发展转变的情形也各有不同，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位或矛盾。比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前后，唐顺之已经转入“本色论”的文学思想，而茅坤却于此时开始接受其“师法唐宋”的创作主张。况且，唐宋派的三种核心的创作主张——“文以明道”“师法唐宋”和“本色论”之间，无论是演变过程、理论内涵还是实际存在状况，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与差异。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各个成员、各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联，又要照顾到各自独特的理论内涵及存在形态。具体来说，在唐宋派的整体文学思想中，“文以明道”与“师法唐宋”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成背景与形成时间，发展过程也大体一致，思想内涵则互为依托，而“本色论”的形成则明显晚于前两者，属于另一个阶段。但“本色论”的形成，与前两者的发展、变化，却都是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发生的；而且“本色论”与“文以明道”之间，在理论形态上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各成员之中，王慎中对唐宋派“文以明道”和“师法唐宋”的文学主张的形成有开创之功，唐顺之与王慎中有大致相同的生命与思想背景，因而很快接受了他的主张。而在此后，王慎中的学术与文学思想都没有发生太显著的变化。而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不断地发生变化，于是其“文以明道”与“师法唐宋”的文学主张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文以明道”的观念几经转变，最后形成了全新的文学理论——“本色论”，“师法唐宋”观念的演变则表现为对待法度越发灵活的态度。王慎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部分地接受了唐顺之的转变，茅坤则从一个特定角度、以他自己的方式变相接受了唐顺之的影响。归有光与其他三人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交往，更像是在文学思想上与之不谋而合，他对道的重视、师法对象的选择、对待法度的态度及其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思想的变化，都与唐、王诸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都是本文在论述过程中所要顾及的。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取历时共时相结合的模式安排篇章结构，在理清唐宋派发展演变之史实的基础上分别辨析“文以明道”“本色论”和“师法唐宋”三个核心理论命题，进而讨论其文学思想之实质及其完整面貌。具体思路如下：第一章考察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生成、发展、演变的重要事实，第二章阐述“文以明道”这一传统命题在唐宋派手中生发的新质素，第三章探析唐顺之“本色论”的真实内涵与理论张力，第四章论述唐宋派“师法唐宋”主张的具体内涵与变化过程，第五章揭示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实质内涵与完整面貌，结语部分讨论唐宋派文学思想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唐宋派的文学思想不是一个静态的、多层面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其变异成分甚至要比共性还要显著。然而，虽然其内部存在着种种难以弥合的裂痕，但它依然可以被视为一个文学流派。因为，面对共同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背景，其主要成员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回应，虽然他们的文学思想各具特征，但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相互影响乃至继承关系。就在其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唐宋派无意间扮演了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从格法向性灵转变的一个过渡性角色。
本文的创新之处约有以下数端：
一、完整地描述了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分别是从“文以明道”向“本色论”的理论转向和从重“道”向重“文”的创作倾向的转变。唐顺之“本色论”的提出，形成了唐宋派对传统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并为当时文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茅坤对“本色论”的独特理解与接受，及其对“师法唐宋”创作主张的全面继承，使得唐宋派从最初对文学性的偏离再度回归到正常的文学发展轨道上来。
二、对唐宋派三种主要文学理论作出整体观照，深入辨析了“文以明道”“师法唐宋”的创作主张与“本色论”之间的逻辑与事实关系。“文以明道”和“师法唐宋”创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两者分别从功能与法度规定了唐宋派初期的主导思想。“本色论”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对其形成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师法唐宋”与“本色论”在理论上是相互冲突的，但事实上前者却贯穿了唐宋派文学思想发展的始终。
三、对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解。首先，王慎中“文以明道”的创作思想，并不意味着唐宋派对文学的彻底背离，其中包含着对创作方法与文章风格的种种具体要求。其次，唐顺之“本色论”的原初内涵与理论价值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这导致了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其巨大的理论张力，并为当时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再次，阳明心学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或许并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积极，它只是在某一阶段对其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也并非总是正面的。
四、在对以上具体问题作出详尽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整体认识：严格意义的唐宋派，是一个主张型的流派，他们明确地反对前七子，主张学习唐宋文，既强调文章的明道功能，又重视其与法度之间的平衡关系。明清人对唐宋派的界定与评价，大都是建立在以上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和明清时期的相关批评，我们可以了解明清人重点关注的“文学”问题，以及一种古文传统的形成。宽泛意义的唐宋派，是指这样的一个文学群体，他们因相似的文学主张而组合，但他们各自文学思想的总和，要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它并不是一种简单明了的静态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多个侧面。而且，在这些阶段与侧面之间甚至存在着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我们可以通过唐宋派成员全部的文学思想，观察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任何一种试图以某种单一理论完整地概括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做法，都将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指向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唐宋派无意间扮演了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从格法向性灵转变的一个典型的过渡性角色。
[1]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三辑第三十五册，黄山书社，2016年，第99页。
[2] 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4页。
[3] 薛应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五十五册，第175页。
[4] 洪朝选《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前右春坊右司谏兼翰林院编修荆川唐公行状》，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附录三“传记资料”，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48页。
[5] 《闲居中集》卷十，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788页。
[6] 《闲居中集》卷十，《李开先全集》，第783页。
[7] 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称：“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安王氏七家而已。”其所谓“七家”不包括苏洵。洪朝选所言“七大家”或即此之谓。
[8] 王世贞《茅鹿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三辑第三十九册，第300页。
[9] 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5—696页。
[10] 艾南英《答陈人中论文书》，《天傭子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三十九册，第27、29页。
[11] 朱鹤龄《宁都魏凝叔惠贻易堂诸子文集》，虞思徵点校《愚庵小集》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12] 吴伟业《致孚社诸子书》，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7页。
[13] 黄淳耀《与归元恭书》，《陶庵全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9页。
[14] 黄宗羲《明文案序上》，《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15] 黄宗羲《明文案序下》，《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0页。
[16] 汪琬《答陈霭公书二》，《钝翁前后类稿》卷十九，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85页。
[17] 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5年，第523页。
[1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6页。
[1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第1609页。
[2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五，第1677页。
[2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第1592页。
[22] 田雯《学政条约序附十五则》，《古欢堂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6—427页。
[23] 方苞《钦定正嘉四书文》卷二，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24] 黄宗羲《明文案序上》，《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8页。
[25]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939页。
[26] 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74—275页。
[27]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28]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81页。
[29] 夏崇璞《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学衡》1922年第9期。
[3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31]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882—883页。
[32] 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7—129页。
[33]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67—172页。
[34] 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3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8页。
[36] 贝京《唐宋派称名论略》，《求索》2005年第4期。
[37] 参见宋克夫、余莹《唐宋派考论》（《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罗书华《“唐宋派”辨略——兼说文学流派研究中的称名问题》（《燕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8] 参见陈建华《中国浙江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78页）、黄毅《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1期）、何天杰《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9] 此类研究成果多有建树，然数量众多，恕不能一一胪列，只能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分别介绍或引用。
[40] 熊礼汇《唐宋派新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41]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
[42] 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5—181页。
[43]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第387—444页。
[44] 杨遇青《明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研究》，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53—234页。
[45] 如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群《论王畿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宋克夫《论唐顺之的天机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等论著先后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46] 陈广宏《王慎中与闽学传统》，《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47] 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7页。
[48]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
[49] 李光摩《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50] 余来明《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1] 曾远闻《论李开先与唐宋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大约最早论及唐宋派与“嘉靖八才子”的关系。其后梁海柱《李开先与嘉靖八才子交往考论》（广西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刘尊举《“嘉靖八才子”的分化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2005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郑利华《“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杨遇青《论“嘉靖十才子”的文学活动和创作趋向——以唐顺之早期文学思想演变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杜志强《“嘉靖八才子”考论》（《嘉兴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等，陆续专门探讨了“嘉靖八才子”及其与唐宋派的关系问题。又有黎春林《明代任翰诗文初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杜志强《论赵时春》（《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6期）、唐桂英《陈束研究》（湘潭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等分别研究“嘉靖八才子”的重要成员。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伟《唐顺之文学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也纷纷论及这一问题，一时蔚为大观。
[52] 如孙学堂《嘉靖前期承前启后的文学思想》（《殷都学刊》2001年第3期）、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余来明《嘉靖前期诗坛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杨遇青《明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研究》（三秦出版社，2011年）等。
[53] 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第181—212页。相关研究，如冯小禄《唐宋派和前七子派关系原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陆德海《文法理念差异与秦汉派、唐宋派之争》（《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等，亦颇具参考价值。
[54] 如全华凌《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邹书《明代唐宋派论曾巩散文》（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纪田田《唐宋派〈史记〉接受研究》（西南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王齐《〈归评史记〉对〈史记〉的接受》（《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吴正岚《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朱志先《明代“〈史〉、〈汉〉风”与归有光著述探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莫山洪《论茅坤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钦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
[55] 罗宗强《我与中国文学思想史》，《因缘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