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基础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具有深刻的政策内涵，同时也具有深层次的经济学理论支撑，本部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多个角度认识并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主流西方经济学较少侧重经济活动中各环节有效衔接的经济循环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环节为核心，揭示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揭示了一国经济内部的循环关系。马克思（1867）从宏观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本如何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完成价值增值，提出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单个产业资本如何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循环往复实现价值增值，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循环规律，提出保证资本循环连续性的条件。进一步地揭示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首先，在微观层面，商品—生产—货币的资本需要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其中，保持商品流通循环畅通以及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至关重要；其次，在宏观层面，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必须按比例持续循环下去；最后，在社会层面，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需要相互匹配地循环下去。国内学者在马克思国民经济循环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展开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逄锦聚（2020）指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总循环，也是包括服务在内的社会总供需的大循环。洪银兴（2021）认为，国民经济循环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循环构成，是各个再生产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强调最终消费带动的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程恩富和张峰（2021）联系国内外的经济现实认为，国内大循环是社会再生产在国内的循环过程，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主要在国内进行，社会最终产品主要由国内消费和投资带动，国际大循环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突破国界，通过世界市场形成更大范围的循环过程，同时强调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对立统一关系。鲁保林和王朝科（2021）提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除了需要在微观层面使产业资本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以及在宏观层面保持两大部类按比例循环外，还要在国际层面保持全球价值链体系能够良性循环并周转。陆江源等（2022）通过构建包括循环内容、循环机制、内外循环依存关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综合分析框架，认为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关键在于破除堵点，强化创新和扩大内需双向发力，形成以我为主、内外协同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格局。

（二）大国经济发展理论

大国依靠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形成的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发展模式，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童有好（1999）强调了大国的国内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靖学青（2009）以大国为研究对象，认为国内市场需求处于首要地位，外需处于次要地位，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曾剑秋和丁珂（2007）研究了大国内外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并提出根据外界经济环境形势情况，选择以内循环或外循环为主的大国内外经济循环战略，即当外界经济环境较好时，应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反之，则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江小涓（2010）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以内需为总需求主体，以外需调整失衡，并通过改革创新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欧阳峣（2014）提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发展中大国经济从落后向现代化过渡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战略模式等问题，主要遵循三种路径：古典、新古典与发展经济学范式。其中，古典经济学范式以大国市场容量巨大的特点来分析经济分工的效果；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利用大国经济规模效应的特点来分析竞争优势的形成；发展经济学范式则是沿着刘易斯的思路，以二元结构特征分析经济转型。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范式，大国的国内市场容量广阔，可以有效支持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分工导致生产成本降低，研发投入、生产技术也会相应提高，从而促进产业竞争力增强。根据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形成内部规模经济，产业的指向性集聚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大国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其生产要素的规模性和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性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根据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范式，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古典经济学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均表明大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大国可以主要依靠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刘鹤（2020）认为，大国经济特征就是必须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和带动外循环。

（三）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围绕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两个经典而关键的主题展开，用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从供给侧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继Solow（1956）、Koopmans（1963）和Cass（1965）之后的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从不同的要素积累路径解释了人均收入的差异。在这些模型中，要素积累的跨国差异或者是由于储蓄率、偏好的差异，或者是其他外生参数（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Romer（1986）和Lucas（1988）在新古典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来自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可以导致持续、稳定的增长。包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内的主流增长理论都坚持萨伊定律，即储蓄决定投资，长期中市场将自动实现出清，忽略需求扩张和经济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Girardi et al.，2016；郭克莎 等，2017）。长期中经济体的市场出清依赖充分就业这一前提条件，然而经济体在长期内很难实现经济增长理论所假设的充分就业水平（Petri，2003）。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型源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并对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进行解释和补充，进一步扩展为长期的动态分析，形成以新剑桥增长模型和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后凯恩斯增长理论。以Robinson（1962）和Kaldor（1957）为代表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以及以Rowthorn（1981）和Dutt（1984，1990）为代表的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坚持凯恩斯假定，从需求侧的角度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展开研究，认为长期中投资对储蓄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的潜在产出向由有效需求驱动的实际产出调整（Kurz，1994），强调需求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区别于从供给侧角度展开研究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国内国际双循环实际上更加强调从需求侧角度出发去理解和认识经济增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更加注重对国内广阔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的挖掘，同时充分发挥国际市场需求的作用（钱学峰 等，2021），实现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有效支撑及相互促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四）国际贸易理论

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和以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的产业之间的贸易，随后以Krugman（1979，1980）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内或要素禀赋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以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模型和Antràs（2003）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研究从企业的层面解释了国际贸易现象，国际贸易理论为国际大循环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同时也暗含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是以国内市场为依托。Linder（1961）提出的需求相似理论认为，国内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国的产品出口结构与规模由国内的需求偏好决定，国内需求是导致该产品成为潜在出口产品的必要条件。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一般经历初创、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其中，在初创阶段，由技术先进国家发明的新产品因成本高而价格昂贵，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在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后，产品创新国建立起国内市场，并打开其他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广阔的国内市场是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Krugman（1979，1980）在Dixit和St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新贸易理论，并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即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条件下，具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净出口国。注重国内市场的国际贸易理论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以及为国内循环对国际循环的支撑作用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洞见，对大国的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功能互补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