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造了经济的增长奇迹。但在工业化过程中，依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黑色”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目前亟须解决的两大问题是：①转变粗放型增长模式，提升效率水平；②考虑生态环境约束，实现绿色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同时考虑了资源投入和环境约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意味着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的双赢。制造业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产业，要想改变制造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要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而这离不开以知识类软要素密集为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与制造业存在着垂直的产业关联，不仅能为制造业的研发、设计提供服务，还能以其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渗透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中，帮助制造业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绿色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成为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生力量。近年来，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地区往往制造业也相对发达，产业协同集聚的现象比较明显。产业协同集聚这一新的集聚模式已逐渐取代过去的单一的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集聚模式。从理论上讲，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集中生产、集中去污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资源的消耗，从而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集聚或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等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鲜有文献关注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自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不仅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长三角城市群”）成为中国最早形成产业协同集聚的地区，而且整个长江经济带地区制造业的集聚优势明显，且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趋势显著。鉴于此，本书在深入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长江经济带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本书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展开。

（1）理论分析方面

首先，基于两种产业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集聚，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提高效率的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及城市群产业的分工协作，产业协同集聚不仅会影响本地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会影响其他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存在空间效应。其次，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的，从而存在中介效应。最后，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的强度会随着经济增长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城市规模的变化而表现为非线性关系，从而存在门槛效应。

（2）实证检验方面

本书利用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是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空间效应的存在性；二是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两条渠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三是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当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本书侧重为地区生产总值）、FDI（外国直接投资）、城市规模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本书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空间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Morans'I指数的检验结果说明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者存在空间相关性。其次，从空间效应模型的分解结果来看，直接效应系数为0.191，并且是显著的，说明本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间接效应系数显著，说明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征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也影响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城市间的绿色经济效应是相互影响的。最后，从生产性服务业中各个细分行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的回归结果来看，各个细分行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的影响并不均衡，而更多地来自信息传输业、科学研究业以及交通运输业这三种细分行业。

（2）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中介变量为技术创新的实证结果显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携带大量知识和技术，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新技术、新知识得以产生并快速传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其次，中介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时，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产业协同集聚过程中，一方面，各种要素流动，知识溢出效应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为制造业提供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信息化服务等，两种产业融合，逐渐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和服务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3）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基于人均GDP、FDI、城市规模等门槛变量，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是存在的。当人均GDP、FDI、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时，产业协同集聚正向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当人均GDP、FDI、城市规模小于门槛值时，产业协同集聚会负向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①地方政府应在制度上为提高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提供政策支持，有针对性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与制造业的匹配度；②把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合理规划城市群的产业空间布局，发挥绿色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③构建政府、企业、学校及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把握协同集聚的中介机制，推动绿色经济发展；④针对城市规模、人均GDP、FDI的门槛效应的异质性，合理规划，实现跨越式发展。

著者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