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提早到来的晴热天气，能晒破人的头皮，天地间日晕虚虚幻幻，山水人影都似在烟波里漂移晃动。仰头看时，带着火焰一样的日头似乎要从高空掉落下来，像一块经过炉火煅烧过的圆形铁饼吊在头顶的上方，烤得人的头发都在冒烟。
今天是1983年5月22日，一大早，王喜曾和我就在王德文向导的带领下，去另一个渔村考察。王喜曾紧跟在王德文的后面，缺少头发的黑红色头皮上泛着一层油漆似的光亮，像景德镇的釉彩瓷器在强烈的灯光下反射的那种光，看得人眼花。
我们考察小分队都还没有配备遮阳帽，一个个像是干鱼放在锅里油煎。王德文是湖港管理站渔政快艇上的水手，在太阳下晒惯了，加上又是快艇上煮饭炒菜的掌勺师傅，更是耐得了高温蒸烤。王喜曾说他从小就喜爱体育活动，在青岛水产学院读书时，是学校的长、短跑运动员，加上大学毕业后专业从事水产资源科研工作，在鄱阳湖上“浪打浪”出没了二十多年，湖风和日晒使他习惯成自然，能晒痛他的毒日头还在两个月后的三伏天呢。
见到鄱阳湖就兴奋不已的他，在星子县城南面的紫阳堤上走得飞快，连给我们带路的王德文都落在了他的后面，只得连走带小跑地跟着。
只有我是经不得日晒的，在这之前的七八年中，我只是公社一个坐办公室写材料也写散文小说的文职人员，偶尔跟着书记主任下乡，要么坐吉普车，要么骑自行车，极少走路。公社的条件相对是不错的，风不吹雨不洒，还有空闲时间拔拔胡须，食堂的伙食更是不错，天天中午的饭菜不是红烧肉就是红烧鱼块，把人养得肥肥胖胖白白净净的。这才离开了公社几天，我就有了一些留恋，觉得这么在太阳下晒着，真不如在办公室里舒服，心里悄悄就有了一丝后悔，真不知道考察的路有多苦，我能不能坚持考察下去。
看着王喜曾走在我的前面，跟父辈一样的年纪，还有如此高昂的工作热情，我就慢慢打消了心里后悔的念头，觉得这次参加鄱阳湖的考察，换了工作环境，从室内走进了大自然，首先就应该经得住日晒雨淋和霜风苦雨，要善于在鄱阳湖上行走，和广大的渔民打交道。连日晒这样的苦都吃不得，还谈什么改变命运和前途呢？在王喜曾面前，我必须表现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高高兴兴的样子，要不然，他会感到失望，当然也怕他把我给辞退了，本来他就对我不大满意，随便找个理由就把我给踹了——连聘任书都还没有呢。
星子县城的西南方，一根几十米高的烟囱像一根定海神针，立在水波荡漾的鄱阳湖岸边，不歪不斜地顶着白云飘动的蓝天，而烟囱底部的湖水，则把烟囱的悠长影子印在白茫茫的湖水上面，这使我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故乡的雪地上，用小棍子支撑起一个大竹筛捕获饥不择食的麻雀的模样。这根特高的大烟囱，立在鄱阳湖边许多年了，虽然算不上一处美丽的风景，但它显眼的影像，却成为落星墩后面的一杆樯桅，活脱脱如鄱阳湖南边驶过来的一艘大船，载着从远道来到庐山游览的客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得见这根喷着浓烟的讨厌烟囱。当我们走到山嘴上的时候，这支烟囱正好和庐山五老峰成为一条直线，跟五老峰的5位老者在一起，成了他们一根长长的烟杆，烟窝子里正“滋滋”地往外冒烟呢。
湖边的大烟囱下，是星子县国营三线砖瓦厂，它用多年的耐心，将整个一座黄土山岭给“吃掉”了，烧出的红砖源源不断地运到县城各个地方修建房屋。山岭挖平之后的豁然开阔，将一个渔业大队的所有房屋都暴露了出来，原先深藏于湖边山汊里的安静渔村，忽然间与外界的县城连成了一片，鸡鸣犬吠的声音和县城的汽车喇叭声混杂在一起。这个少为人知的渔村，便是蚌湖公社的蓼池大队，是星子县最早的渔民安置点。
走进蓼池大队的渔村，我们首先见到老渔民张正富，他刚收完网回来，鱼获已经被鱼贩子买走了，右手里仍拿着钱，有分、角、元，也有两张10元的大票子，看得出昨晚的收入还可以。
张正富坐在矮凳子上，两条裤脚捋靠近大腿，正用左手大巴掌拍打着松垮垮的腿肌。停在灰土地上的两只赤脚板，像乡间的糕点师傅用木头模子压出的端午节排饼，又平又大，五个脚指头张开来，显得又粗又壮实，在被湖水浸成白色的脚板前面，成为一种力量的展现。
见到我们到来，张正富红铜似的脸上笑得有些牵强，他想将手里的钱放进衣服的口袋里，但在身上摸了摸，并没有摸到一个口袋，他可能忘了自己穿的衣服并没有口袋。他只得将钱压在屁股下面，并向屋里唤出一个叫作“细妹”的闺女来。
细妹从灶屋里走出，系着一条花布围裙，手里端着两碗茶，让王喜曾和王德文端着，又返回屋里，再端来一碗茶递到我手里。在被她的身体带动的空气里，一股少女的特有香气迎面扑来。
渔家的茶水带着一股淡淡的鱼腥味，喝第一口的感觉并不是很对味，但天悬火日，口干舌燥，也就顾不得腥与不腥了。
渔家姑娘有着特有的俊俏，虽说脸蛋被太阳晒得红中泛黑，但身段是一种撩人的婀娜。当张细妹解下花布围裙，端出一盆衣服在场边的竹篙上晾晒时，姑娘的美丽便被镶入山光水色的特大画框之中。她将手中的水红色的确良褂子抖得刮刮作响，缤纷的水珠便四散溅开去，与太阳的光芒对撞，形成一幅若隐若现的斑斓彩虹，姑娘的周身便生出一圈金色的晕芒，叫人眼花缭乱。
王德文与张正富熟悉，一个管渔，一个捕鱼，都是长年在鄱阳湖上行走的人，隔三岔五地就能在某片湖面上打个照面。
王德文刚介绍完，急性子的王喜曾便凑到了张正富跟前，请他谈谈渔业的情况。
张正富老实巴交，一生只知道打鱼，和陌生人交谈时还是有些不自在，再加上他听不懂王喜曾的外地口音，就只是看看王喜曾又看看我，我只得将王喜曾的问话翻译给他听。
从张正富的交谈中得知，他们这个渔村，与别的渔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全村渔民住的房屋，都是政府统一盖的，没有要渔民自己掏钱盖房。房屋虽然不是很大，但都是单家独户；一幢幢房子排列有序，都是经过画线测量过的；而且每家的住房面积都一样，没有厚谁薄谁。生活在这个村子的人们，进村出村都有一种自豪感，好像都是国家的宠儿。虽然村庄的空气中飘着一阵阵鱼腥味，但花草的气息还是时时盖过鱼腥的气味。据说，这个村子的渔民都有种花草的爱好，打鱼的空闲时间里，经常在房前屋后栽花种草，美化着国家为他们提供的房子。能绽放大朵红花、紫花和小朵黄花、鸡冠花的草木，都被渔民们移栽到了庭院中，毕竟渔船上单调乏味和满眼是湖水的生活，过久了容易心情不爽，他们就想在岸上的家门前欣赏到百花艳丽、蜂飞蝶舞。
这个时候，正是撒网捕鱼的时节，村里的男男女女大多下湖了，方圆几百公里的北鄱阳湖是他们的捕捞场所，只有几条看家护村的渔船游弋在附近的水域作业，每天下午放些丝网小钩，第二天清晨去起网收鱼。
张正富正是这个月轮值看家护村的人，村里的平安是他的职责，所以，这个月他家的渔船不能驶远了，眼看着别人家在远湖捕大鱼卖好价钱，他家只能在村前的湖里转悠，捕不到大鱼便减少了收入。不过，张正富不难过，都是他自愿轮值的，村里的每户人家都会轮到的，这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谁不想自己居住的村庄平安呢？
这个渔村里的人，自觉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每家每户都按照队长安排的轮流值月，村庄得有人看护，有老人和小孩的村里，少不了有个头痛脑热、水灾火灾隐患什么的，留守看护村庄的人就成了村里的巡逻队员和救灾抢险人员。
张正富和女儿细妹是一对父女搭档，父亲在船尾荡桨，女儿在船头放网起网。前年渔船装了动力机器，改装成了挂机渔船，张正富不再需要双臂荡桨了，只用坐在高脚木凳上，一只手抓着五尺长的舵柄，一只手闲着。有时候风平浪静的，他还把舵柄夹在胳膊窝里，两只手臂拢在一起，悠闲地看着渔船行驶，也看着女儿伏着身子在船头作业，尤其喜欢看女儿拉上一条大鱼时兴奋尖叫的样子。女儿快要出嫁了，他得为女儿多筹备一些嫁妆，风风光光地将这个最小的女儿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上。
打开了话匣子的张正富，还是能说些话的，舌头上送一半，缺牙处漏一半，王喜曾问他什么，他都能很快地回答出。有一些渔业方面的专业术语我听不大懂，所以记得不认真，一个少女在场边上抖动湿衣服发出的脆脆声响，早打乱了这种单调的问话和应答。
大家正谈着，大队书记张贵生回来了，这是一个瘦长身材的中年渔民，撑着一双疲惫的红眼眶，可能是清晨收网起得太早了，明显看出他被瞌睡扰得精神不佳。他的两个鼻翼阔大，进出着粗响的气流，几根粗壮黑亮的鼻毛长在鼻外，随着进出的气流不停地摆动着，这特点过分抢眼，以至于能让人联想到电影里的高加索农民形象。他是个不笑时都能让人感觉到他在笑的人，给人一种亲和力和容易接近的随和。他坐在张正富腾出来的半条长凳上，静静地听着大家说话，偶尔也用左脚搓着右脚背上的泥土，右脚去蹭左脚背上的痒痒。作为这个村里的最高长官，他对我们的到来有些想法，对没有接到公社的电话通知而到来的省政府考察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而王喜曾也偏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拿出省政府或者省农牧渔业厅的红头文件和介绍信，证明他是省里来的专家，而不是冒充的科学考察队的人员。如今是改革开放年代，曾有人到渔村来骗过吃喝甚至是骗过钱财，尽管王德文作了介绍，张贵生还是不大肯相信。
因为王喜曾没有拿出证明文件，我们受到了蓼池大队的冷落，成不了贵客，当然就没有受到享用午餐的热情招待，大家只得在中午时分离开。眼见着大队书记张贵生悄然回家去，我们只好顶着烈日回到星子饭店吃工作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