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癌症之伤

1998年初春,我的丈夫哈维·普莱斯勒(Harvey Preisler)被确诊患有癌症。第二年,我们计划去旧金山度假,带着我们5岁的女儿谢赫扎德(Sheherzad),还有我哥哥贾韦德(Javed)的两个孩子—8岁的穆萨(Musa)和12岁的巴托尔(Batool),他俩从巴基斯坦到美国来玩。我们对这个假期充满期待,之前已推迟过两次,再不能推延了。孩子们已经急不可耐,又考虑到哈维的面部水肿和淋巴结肿大,急需采取积极治疗,那肯定得让我们在城里待上好几个月。在那之前,他坚持全家人一定要离开闷热的芝加哥出去度假,哪怕就1个星期。

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定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我们在飞机起飞前一个半小时到达登机口,大家分头行动,哈维坐在候机区休息,而我跟孩子们在奥黑尔国际机场展开追逐战,我带着他们到美食区吃了些东西,然后返回候机区。

我们回来时,眼前的景象令我大惊失色。只见哈维坐在那里,双目失神,汗流浃背,手肘下的坐椅扶手和膝盖下的地面都积起了一摊汗水。他满脸通红,晶莹的汗珠填满了脸上的皱纹,英俊的面庞看起来出奇地年轻。他看着我,沉默却难掩焦虑。我让巴托尔跑去最近的咖啡厅帮忙拿一叠纸巾,我用纸巾轻轻擦拭哈维的脸和胳膊,然后擦干椅子和地板。汗水还是在不断地往下流,片刻不息,哈维的T恤和短裤全都湿透了,滴下水来。孩子们站在周围,脸色苍白,不敢看他。足足过了15分钟,这场“洪水”才算平息下来。我到礼品店买了新的衬衫和裤子。8岁的穆萨一言不发地走上前来,接过我手中的包裹,小心地护送着茫然的哈维去洗手间。

作为肿瘤学家,哈维和我都非常清楚这样流汗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B型症状,是许多癌症特别是淋巴癌的普遍症状。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出现B型症状的癌症通常更严重、恶性更强,且预后较差。我建议取消这趟旅行立刻回家,但哈维不愿再让孩子们失望,坚持继续这趟旅程。

到达旧金山的第一天,我们开车带着孩子们出去兜风,驶过弯曲的街道和海港时,我们俩心中都惴惴不安,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唯恐出现最坏的情况。还好当时什么也没发生,哈维开始放松下来。然而,第三天夜里,我突然被惊醒—水不停地滴在我脸上,哈维的胳膊拱在我头顶,像开着水龙头一样流着汗。这一次,我们不仅需要为他换衣服,还不得不呼叫客房服务,更换湿透的床单。

一星期后,我们回到奥黑尔国际机场,哈维又出现了另一种与癌症相关的奇怪症状。他的左手腕突然肿大了两倍。上车回家时,尽管我已经给他吃了强力泰诺(Tylenol),但他仍然剧痛难忍,不停地扭动。持续24小时的冷敷加上强力镇痛剂才控制住他剧烈的疼痛。接下来的几天最为折磨,他经常大汗淋漓,夜里盗汗一两次,需要不断地更换衣物和床单。

肿胀从哈维的一处关节消退后,又会毫无预兆地忽然从别处冒起。新病灶先是刺痛灼热,几小时内变得鲜红滚烫。移动性淋巴瘤细胞自主游移,漫无方向。哈维脸上的水肿退下去,关节又肿了起来;颈部和腋窝的淋巴结肿胀了一天,第二天消退,随后脾脏又忽然肿大。流动的癌细胞分离、散开、聚集、消失、重组。它们假装漫不经心地在哈维身体里四处游走;它们“心怀怨愤,躁动不安”,任意进出各个器官,去探索各器官中可能扎根的位置,或排斥,或停留。哈维从内部,我从外部,我们一起看着这场“戏剧”,恐惧而无助。淋巴瘤细胞漫无目的,偏执而疯狂地行进,带着无心的恶意走向不可控制的结局。

2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癌症治疗工作,但直到枕边至亲成为癌症患者,才真正明白癌症这种疾病是多么让人痛苦不堪。

这是那个夏季,我们所经历的伤痛—癌症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