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地理

1. 方铅石、孔雀石、氧化铅和锡、雌黄、黄赭石

2. 绿玻璃胸饰

3. 陨铁凿子

4. 鸵鸟羽毛扇

5. 掷棍

6. 猎鸟场景（小金神龛）

7. 灯芯草和纸莎草凉鞋

8. 纸莎草轻舟模型

9. 冥王奥西里斯苗圃

10. 仪式用镰刀

每一种文化都是环境的产物，古埃及文明的形成也有赖于尼罗河谷及其周边沙漠的独特地理条件。要了解埃及法老时期的丰富内涵及复杂性，有必要从对埃及地理环境的了解开始。尼罗河谷东西邻接的沙漠像是一种保护，相形之下河流的洪泛平原更显肥沃。沙漠看似不宜居，但并非不能穿越。证据显示，不少人曾赴沙漠探险；沙漠还提供了各种资源，如矿砂和颜料、（名贵）宝石和半（名贵）宝石以及猎物。所以对知情人而言，沙漠与尼罗河河岸一样有价值。不过，孕育埃及生命的还是河流，古埃及人认为，在沙石间蜿蜒穿行的狭长而肥沃的冲积土是上天的赐予。尼罗河河岸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材料，河水一年一度定期泛滥使土地变得肥沃，支撑起了埃及的农业经济。图坦卡蒙陵墓中的物件所反映和述说的是古埃及不同的地理环境，我们因此得以走进在这一独特自然环境中成长的人们的世界。

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1]。他的话暗指一个事实——在今天就像数千年前一样——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当然，没有这条河，人们就无法在非洲东北角定居，也就不会催生文明。有了尼罗河，生命才得以在干旱无垠的撒哈拉沙漠茁壮生长；这狭长一弯绿水的两侧即尼罗河谷，孤寂的平沙一路往远处延伸。

沿河的灌溉土地面积只占埃及目前土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却养育着埃及96%以上的人口。其实，在古埃及语中，“黑（冲积）土地”也是“埃及”的意思。从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同意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话，他说，“埃及只包括沿河土地”[2]，或同意后来的旅行家塞缪尔·考克斯的言论，他写道：“埃及就是尼罗河……尼罗河给埃及划了界。”[3]但如果同意这些话就等于忽略了占埃及土地95%的沙漠在埃及地理与古文明形成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老时期的埃及或许扎根于尼罗河谷并得到河水养育，但其深受四周沙漠的影响。19世纪末考古学者发现史前埃及人的墓葬时，就被来自埃及干旱内地文化影响的大量遗存所吸引：与努比亚遗留器物风格雷同的陶器、来自干旱稀树草原的鸵鸟蛋、来自遥远沙漠的矿物颜料。乍一看，这些墓中物件十分陌生，以至于被认为是由东方进入尼罗河谷的入侵“新族群”遗留的。但随后的挖掘和研究证明，这些史前（“前王朝”时期，即王朝历史开始之前的时期）埃及人一直都在该地生活。

如果我们回到7 000年前埃及文明萌芽的时候，这个国家应该与今日很不一样。尼罗河谷两侧的土地并非沙漠，而是每年有夏雨滋养的干旱草原。除了今天这类生态环境常见的野生动物，如鸵鸟、大象、长颈鹿、羚羊外，大草原上还有跟随季节逐水草而居的成群牧民。法老文化的种子就是在这些草原牧民中开始生根的。当北非的气候在公元前四千纪开始变干旱时，牧民被迫退居最近的恒久水源——尼罗河，并在尼罗河附近定居，为伟大文明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如同古埃及的许多符号词汇可追溯到前王朝时期一样，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亦然。对人身装饰，尤其是对化妆品的喜爱就是一例。人身装饰是游牧社会的一个标志，在游牧社会中，在没有永久性结构的情况下，人们大多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展示财富和地位。前王朝时期墓葬中最早、最具特色的发现是化妆品调色板，通常是被雕成几何或动物形状的扁平石块，用来研磨矿物颜料以便化妆。偶尔，石板上还带有颜料残留：深绿色的孔雀石、红黄赭石、白色的氧化锡和黑色的方铅石。早期埃及人在尼罗河定居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延续其昔日面部化妆的习俗。整个法老时期，只要有古埃及人的形象出现——比如墓葬壁画上的人像——必定有眼影（深色的彩妆线环绕着眼睛，以“鱼尾线”收尾）。

面部化妆品的原材料——同样原料也可以用于绘画和书写——不禁让人想起后来演变为撒哈拉干旱土地上的古老生活方式；它们来源于沙漠矿藏和采石场，进而加强了“红土地”作为埃及地理和属性的关键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定居后，很长时间还在继续开发沙漠里的资源，他们或许比他们的现代后人更熟悉河谷东西两侧的土地。多次远行肯定会定期带回各种矿物颜料：来自红海丘陵的氧化铅和锡、努比亚沙漠和西奈半岛的孔雀石、来自第一瀑布低地沙漠的赭石。

作为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埃及人，图坦卡蒙的随葬品也有各式各样的矿物化妆颜料，让他来生仍能保持美貌，并一展他的书法和艺术所长。他墓葬附室的亚麻袋里就有好几块捆绑在一起的方铅石。墓中还出土了孔雀石块、一小片铅石、氧化锡残片、雌黄和赭石。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对古埃及的起源和昌盛而言，沙漠与尼罗河一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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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给古埃及人提供了搽脸和涂墙的颜料；尼罗河谷两侧的沙丘和干谷还有取之不尽的岩石、矿石，这些可用于建筑、雕塑，也可以用于珠宝。图坦卡蒙陵墓里的珠宝并非法老时期最优质的，但它们是最华丽的。这位少年法老的戒指、手镯、项圈、吊坠和胸饰用料多样，足以说明古埃及文明的富足、深远和精致。就罕见程度和异域情调而言，有一样东西特别突出；它的真正重要性直到20年前才充分显露。

许多图坦卡蒙珍贵的首饰都封存在被考古学家称作“宝库”的盒子里。房间北边的一个棺材里摆放着一件绝世珍宝：一只圣甲虫形状的胸甲，虫身部分用的是天青石，其他部分则镶嵌了红玉髓、绿松石和彩色玻璃；还有一部分呈猎鹰形，羽翼用细腻的嵌金属丝花纹工艺展示；胸饰外围更厚重，上面有各种雕刻和镶嵌的宗教符号图案——月盘、圣眼、太阳船、带翅的圣甲虫、莲花和纸莎草植物、昂首眼镜蛇、水果和花卉——错综复杂、尽显奢华。中央圣甲虫的身躯是用一整块浅绿石块打造而成的，一开始大家以为那是半宝石玉髓，但真实情况更令人吃惊。

在埃及与利比亚接壤的西部沙漠，有人称“大沙海”的大片沙丘，北起锡瓦绿洲，南至吉勒夫高原；面积达7.2万平方千米，其中有不少绵延100多千米、高100米的沙丘。与地球上任何遥远、人迹罕至、条件恶劣、环境险恶的地方并无二致。近代，也只有几名大胆的探险者前往一探究竟。第一位是1874年前去测绘地形的德国冒险家格哈德·罗尔夫斯。他险些死于脱水，后因一次偶然的暴风雨而保住了性命。在匆匆打道回府之前，他在当地用石堆做了一个记号，并在日记中写道：“还会有人到此一游吗？”[4]

大沙海有众多神奇之处，其一就是不时会裸露出一块块浅绿色玻璃，有小石头，有巨石，散落在相对比较小的沙漠表面。欧洲人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现这种天然玻璃，为了确定其成分和来源进行过十多次地理探险。火山活动会产生天然玻璃，但大沙海并没有火山。将沙粒熔制成玻璃需要极高温和超高压，所以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陨石撞击。卫星图像找到了一个可能的陨石坑——科比拉陨石坑；这个坑最宽处直径有20英里，肯定是一个相当大的陨石撞击坑。不过，该陨石坑离沙漠玻璃的发现地点有约50英里的距离。线索虽耐人寻味，但至今未有定论。

1998年，一位意大利地质学家获得了检验图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玉髓”胸饰的许可，结果他发现圣甲虫身躯的材料是在自然作用下形成的硅玻璃。这一发现影响之深远令人始料未及。3 300年前，古埃及人一定已经知道在大沙海里蕴藏着天然玻璃。他们显然能够通过与沙漠游牧民远途贸易或更可能的是自己直接开发取得玻璃，因为他们也去过其他偏远地点探险。古埃及人肯定惊讶，在这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天然玻璃。图坦卡蒙皇家工坊的首饰工匠选择这种神奇的材料来做圣甲虫的身躯，是希望这个象征旭日和再生神明的魔法能帮助法老复活。

尤其是，这件绿玻璃胸饰告诉我们，埃及的先民比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后人，都更了解他们的国家。古埃及人在寻找昂贵而奇特的材料来打扮他们的统治者、祈愿他们来生幸福时，确实是长途跋涉且不辞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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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老统治的大部分历史中，埃及是青铜时代的文化。到图坦卡蒙时期，炼铁工艺在其他王国——如中部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已日臻完善，然而保守的埃及人还是坚持用久经考验的青铜来制造武器和工具。他们认为铁是个新鲜玩意儿：奇幻而神秘，但无法取代他们的工匠已沿用了1 500年之久的金属。再说，与制作青铜需要的铜与锡不同，附近并没有易得的铁矿；最近的铁矿藏不是南边上努比亚的偏远地带就是北边的巴勒斯坦。埃及境内唯一自然存在的铁就是陨铁，西部沙漠陨石坑附近有零散分布。与绿色硅玻璃、红玉髓和众多其他珍贵和半珍贵矿物一样，陨铁块偶尔也会被采矿人员带回并做成珍品。

图坦卡蒙的随葬品有各式各样的礼器和实用工具。有镰刀、锄头，有锛子、刀，有锤子、凿子，别以为这位少年法老会花时间在工艺品或农耕上：这些工具被列入陪葬品中，以确保他来生的农产品和制品的供应。最贵重的工具，像最珍贵的首饰一样，都放在陵墓的宝库中。有一个工具箱里放了16把凿子，都是用一块或好几块陨铁制作而成的，总重量不超过4克。即便是在知道如何利用沙漠自然资源的时代，陨铁仍属稀缺品。

其实，古埃及人称“铁”为biayt，这个词也有“奇迹”或“神奇”的意思。不过有证据显示，好奇的古埃及人对陨铁的来源也曾寻根问底。在图坦卡蒙之前的1 000年，埃及祭司们编写过一套现存最早的宗教典籍；书写在王陵墓室的墙上，今人称作金字塔文献。文献中有协助法老飞升加入星辰行列的祷文，有帮助法老化为星辰的魔咒，还有庆祝法老转化成功的赞歌。文中臆想法老的来生将与星辰为伍，还提到引人遐思的有关星星成分的内容，说它们的成分是biayt。公元前三千纪的埃及祭司怎么可能知道星星的成分是铁呢，除非他们知道天上掉下来的铁是陨落的星星。

从金字塔时代开始，古埃及最庄重的葬礼仪式就是“开口”。图坦卡蒙墓室墙上开口仪式的壁画位置显眼，负责开口的是法老的继承人阿伊。该仪式寓意木乃伊躯体开口后因呼吸而复活。按照传统，仪式中使用的工具乃由陨铁制成。根据古埃及的宗教理念，为确保法老复活能进入来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使用来自天上的工具让他恢复呼吸。

陨石与宗教之间的最后一个联系在图坦卡蒙生活的时代特别鲜明。埃及法老时期最早的祭司头衔是“最伟大的先知”，属太阳神大祭司“拉”所有，赫利奥波利斯太阳神崇拜中心的祭祀大典就由他主持。这个头衔或许早于对太阳神的崇拜，原先可能是赋予观察星象以卜吉凶的圣人。而放在赫利奥波利斯神庙内最神圣的“拉”的象征，是一块名叫Benben的石头，这很可能并非巧合。这块石头至今下落不明，对它的性质有不少猜测。一说它是陨石：一块来自天上的神奇馈赠。图坦卡蒙的父亲奥克亨那坦的宗教革命是，试图重回创始时期，他对这块石头特别崇拜，甚至在首都——图坦卡蒙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标志性神庙的中心也安放了一块类似的石头。

从流星和神石到陨石和铁的来源，这16把凿子是对法老时期宗教思想的启发和领悟的最佳说明。看来，天地万物都是古埃及哲学的冥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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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沙漠除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因其野生动物而知名。在法老最早的祖先游牧时代，尼罗河谷东西两岸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充满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撒哈拉各地发现了不少描绘野生动物的史前岩画。前王朝时期的陶器、石制器皿、牙雕刀柄上也描绘了食蚁兽、蜜獾等动物，以及猎人与追杀这些猎物的猎犬。但到公元前四千纪中期，气候变化导致稀树草原干旱化，许多大型动物南迁；至金字塔时代，大象和长颈鹿在埃及已绝迹，狮子不多见，鸵鸟的数量也在萎缩。

然而，沙漠狩猎依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休闲方式，也是埃及统治阶层彰显地位的有力手段。图坦卡蒙在吉萨高原狮身人面像附近建了一个狩猎休憩所，以便玩累了有个休息的地方。狩猎故事也是向宾客们炫耀的谈资；图坦卡蒙的祖父阿蒙霍特普三世甚至还为成功猎狮和猎捕野公牛一事发行过纪念性圣甲虫。当时与今天一样，带回来的战利品会摆放在家中或宗教场所供人观赏，许多猎物也是统治者孔武有力的象征。比如，国王在短裙腰部悬挂野公牛的牛尾，显示他有战胜自然的威力。壁画中图坦卡蒙的继任阿伊在主持开口仪式时穿戴着豹皮，豹皮非常珍贵，能传达祭司的权威。

谈到最具卖弄成分的狩猎战利品，当推鸵鸟蛋和鸵鸟羽毛。鸵鸟被人赞叹为珍禽异兽是有原因的。还有耐人寻味的证据显示它颇受尊敬，或起码有神奇的地位：东部沙漠曾发现一块史前岩雕，显示一只鸵鸟登上了一艘船，或许表达的是前往来生之旅。从前王朝时期开始，鸵鸟蛋就享有特殊地位。对史前居民来说，它是宝贵的蛋白质来源，蛋壳还可用来做盛水器。西部沙漠各古营地散落着蛋壳碎片，证明这一自然资源一度十分丰富。一座史前墓葬竟然还出土了一个完好无损、其上绘有野羚羊的鸵鸟蛋，其他同期的墓葬里也有用黏土制成的鸵鸟蛋模型。真东西无法到手，有个替代品也不错。

鸵鸟羽毛也被赋予很高的价值，作为身份的象征被广泛佩戴。图坦卡蒙时代的陵墓壁画上，典型的努比亚酋长头上一定佩戴鸵鸟羽毛。600年以后出现了逆转，一位努比亚法老轻蔑地称其埃及对手为“下埃及佩戴羽毛的酋长”。埃及人和努比亚人都认为，鸵鸟羽毛是值得一争的东西。

拥有一根鸵鸟羽毛就表示你地位不凡，能有足够的鸵鸟羽毛做扇子则是王室专利。在最早的王权遗物石雕狼牙棒杖头上，国王身旁就站着摇扇人。“立在国王右手边的摇扇人”是赐给最钟爱朝臣的尊号。图坦卡蒙的葬具中至少有8把扇子。1把能旋转的象牙手扇有自己的收藏盒。其他7把都是长柄扇，供仆人在国王面前轻摇。

最精致的扇子汇集了财富和地位的多种象征，是图坦卡蒙陵墓中最美丽的物品之一。它总长1米多，被放置在法老墓室内保护外棺的第三与第四镀金神龛的中间。扇把和羽毛插入呈半圆“棕榈叶”形状的扇骨部分都有金箔覆盖，并镂刻了图像和铭文。一面绘制了图坦卡蒙站在狩猎战车上向一对鸵鸟猛射，鸵鸟后面还有猎犬追逐。另一面则是法老凯旋的图像。扇把上的铭文称，扇子上的羽毛（原来有42根，白褐两色羽毛相间排列）“皆系国王在赫利奥波利斯以东的沙漠狩猎所得”。图坦卡蒙的鸵鸟羽毛扇是王权地位的有力象征，它也提醒我们，这里的沙漠曾一度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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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位处沙漠边缘带来的最后一个好处是提供了保护：历史悠久的埃及大部分时候都因为有难以跨越的边界而得享安宁。四周的沙漠将埃及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也对入侵的外敌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其终究无法完全逃脱邻人对尼罗河谷的垂涎。洪泛平原的沃土是埃及人民之福，但西、东、南三面不那么幸运的居民——利比亚人、亚洲人和努比亚人——欣羡之余可就坐不住了。河流的丰厚馈赠让族人和先进的文化得以在两岸茁壮成长，然而自然条件恶劣的埃及沙漠边缘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在撒哈拉边缘和西奈半岛，半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生活条件也受恶劣环境的束缚。尼罗河谷的富饶使埃及成为争夺对象；自史前时代开始，埃及与邻国便经常有边界小冲突。只要看到埃及积弱或有机可乘，沙漠边缘的人们总想试试自己的运气。

西部沙漠的部落人民以鬈发、好战和善战著称，他们是今利比亚人的祖先，也是埃及人的眼中钉。自埃及有史以来，那些人就不断试探这个年轻文明的防卫能力，侵扰西部绿洲和尼罗河西岸。此类遭遇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一个仪式用化妆品调色板上，调色板已被测定为埃及统一前几十年的文物。战争场景中出现了大量战利品，绝大部分是绵羊、山羊，根据旁边象形文字的解释，它们都是利比亚的贡品，古埃及文里称利比亚的土地及其人民为“泰赫努”(Tjehenu)。它的书写有掷棍图像，或为说明利比亚人使用的是原始武器。

掷棍也许原始，但近距离抛掷仍可致命。图坦卡蒙的一些随葬品，包括弹弓、棍棒、回旋镖、弓箭等，均为彰显国王毕生的赫赫战功，希望能为他来生的战斗助一臂之力。掷棍也有非军事用途，在沼泽地用以猎取水鸟。第十八王朝底比斯墓葬里有一景，墓主内巴蒙在纸莎草丛中正高举掷棍猎鸟，他的掷棍就被雕成昂首的蛇形。图坦卡蒙陵墓附室地上也发现了两件与之完全相同的武器。

最早记载的与泰赫努人的战争以入侵者失败告终，但泰赫努人并不死心，而是继续尝试。最终，在埃及新王国日暮途穷之际——图坦卡蒙之后250年——他们成功突破了埃及防线，并在埃及社会站稳了脚跟。他们能征善战的本事颇受埃及赏识，许多利比亚人在埃及军中担任要职。最后，乘新王国瓦解之机，利比亚将军成功夺权，拿下了埃及王座。掷棍人当上了法老。

埃及东边也有个同样不怎么安分的邻居，一直在打埃及的主意。在埃及第一王朝中期登（Den）统治期间出土的一块小象牙标签上，绘制有国王在一座沙山前痛打敌人的图像。据说，受害人是个来自亚洲部落的“东方人”，该部落居住在从巴勒斯坦到西奈半岛的长条领土内。与这帮被埃及人称为“沙居人”的征战，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埃及人从来没有输过，但也从来没有完胜，对方一次次后撤到沙漠小丘去养伤，等待卷土重来之日。他们也曾风光一时：公元前17世纪，即图坦卡蒙之前约300年，他们乘埃及积弱，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希克索斯王朝（这个名字是古埃及文“异域统治者”希腊化后的变体），统治尼罗河谷约一个世纪。

古埃及文中称“亚洲人”为Aamu，这个词的象形文字的书写也有“掷棍”图像。这与“泰赫努”含义一样，暗示这些人原始、不文明，不如埃及人优越，但生性强悍。在埃及疆界周边出没的“掷棍”异族提醒了尼罗河谷的居民自己的地理条件的确优越，这更加强了后者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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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让埃及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与法老文明成了同义词的却是“黑土地”——尼罗河的洪泛平原。诚如希罗多德所说，河流是孕育伟大文明的必要条件，不过吸引各地人民不远千里而来的并非水道本身，而是它植被丰茂的沿岸。即便在史前时期，当每年夏季的雨水让沙漠变绿，让浅湖满水的时候，尼罗河也因其流量稳定和沿岸肥沃而出现了半永久居民区。到公元前五千纪，一群半游牧民族——考古学称之为巴达里人——每年冬天开始将兽群从稀树草原赶到这里放牧，以尼罗河沿岸为家。他们一边放牧一边种植可以快速生长的作物，他们建立简易临时居所，聚集成小村落。

巴达里人的季节性聚居点显示出多年来重复使用的迹象，但只留下很少的痕迹。每样东西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每当冬季结束他们打包离去后，只能从坑和灶台看出他们来过。倒是在河谷逝世者的墓葬成了永久的纪念，很可能是为了将某一家族与某一段河岸联系起来。墓中的物件显示巴达里人喜爱装扮，与远人有交易，并逐渐形成了等级社会。墓葬中有来自沙漠的物件，也有在河岸生活的遗留，如冲积黏土制作的容器和铜制小鱼钩。

对狩猎—采集者来说，河流与岸边提供了可善加利用的丰富生态系统。不用说，鱼的种类繁多，从潜伏在浅水区的鲇鱼到经常在深水区活动的美味尼罗河鲈鱼。等黄昏时分野牛来喝水，在岸上也能狩猎。特别是两岸的纸莎草丛中水鸟众多，有朱鹭、白鹭、鸬鹚、苍鹭、鸭、鹅等。每当小船在其中行走触碰到芦苇时，鸟群就从巢中纷飞而起，守候在旁的猎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捕食美味。从巴达里人时期到约4 000年后古埃及文明终结，在湿地捕猎水鸟都是尼罗河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富人和穷人都喜欢的活动，不论是作为休闲娱乐还是以此为生。也难怪埃及象形文字里有十几种水鸟符号，鹅是大地之神盖布的符号，被埃及新王国时期国家之神阿蒙—拉视为神物。

从金字塔时代到图坦卡蒙时代，在埃及文明每个时期，都可以从墓葬里发现猎鸟场景。少年法老本人喜欢在沙漠里驾驶战车，但显然也同样喜欢在芦苇丛中游乐。在他墓中出土的小金神龛——原来摆放国王雕像的一个雅致的镀金神柜——镀金的装饰画就有他在芦苇丛中游乐的场景。图坦卡蒙坐在岸边，手中拿着弓和箭。这里并没有特别的王座，而是一把折叠凳，上面有一个厚厚的绣花椅垫。法老最宠爱的幼狮站在一旁。图坦卡蒙年轻的妻子坐在地上，手指着芦苇丛，另一只手正递给丈夫一支箭。国王手中的箭正蓄势待发，一群鸭子飞出芦苇丛，离开了有鸭蛋及刚孵化出小鸭的巢。

这幅迷人的图景反映了远离繁忙政务的休闲时刻，少年法老夫妻彼此相伴，徜徉在尼罗河谷大自然的怀抱中。但其中更有深意。古埃及的“射”与“射精”相通。鸭子不只是猎物，也是生育符号。所以，青年男子射鸭，妻子递箭给他就有性交和繁衍的隐喻。据此，图坦卡蒙小金神龛上的描绘既可理解为夫妻生活和祈求王室血脉延续的牧歌，也可以理解为无忧无虑的狩猎出行。两者都凸显了尼罗河芦苇沿岸的肥沃多产，是埃及人享受大自然丰厚赐予的安乐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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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家比作纸莎草植物，狭长的尼罗河谷就像它高昂挺拔的茎，而三角洲则像其花冠。说起来这象征意义确实贴切，法老文明有赖于中央对经济的控制，搞好控制就需书面记录，而恰恰有纸莎草提供无尽、方便、便携的书写媒介。不知道埃及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纸莎草的茎髓——把茎切成长条，两层垂直编排，用木槌将其中的纤维打出，再将两层缝起放到太阳下晒干，最后用石头打磨——就是上好的书写材料的。最早的纸莎草纸卷轴是在公元前2850年第一王朝中期的一位官员墓葬中发现的，卷轴上竟然是一片耐人寻味的空白。不久，土地所有权、税收评估、法律法规都开始使用纸莎草纸记录了。所以，纸莎草芦苇既是埃及国土的隐喻，也是其技术支撑的隐喻。

直到不久前，尼罗河沿岸还是一片片浓密的芦苇荡。如今在人类活动不多的河段——埃及中部某些地区，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及努比亚的偏远地带——仍可见到它们的身影。埃及一度引以为傲的纸莎草如今在野外已基本绝迹，这是砍伐过度和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所致。严格地说，纸莎草生长在沼泽地。它靠水平根状茎迅速扩散，且生长迅速；一旦长成，很快就会挤得其他植物无处藏身。虽然纸莎草长得快又坚韧，但过于依赖水分充足的土壤。随着埃及的沼泽地不断被抽干，纸莎草的自然栖息地越来越少，最终成了史书上的记忆。

反观河岸浅滩上的其他芦苇品种却依然兴旺。古时候，地位卑贱的芦苇和莎草科牧草可能比高贵的纸莎草更多。芦苇因随处可见，成了最常使用的象形文字符号，三束开花的芦苇就指“田野”。莎草是上埃及的特有植被，史前时期与南尼罗河谷及其统治者相关联。最古老的“国王”一词——整个3 000年法老文明一直沿用——它的字面含义就是“莎草人”。

古埃及人喜欢用符号（埃及的地理环境因自然特征众多很容易用来释义和联想），这些象征性符号都有多重含义。所以，一方面整个埃及被比作纸莎草芦苇（纸莎草茎在象形文字中代表“绿色”和“繁茂”），纸莎草也象征三角洲，而睡莲则代表尼罗河谷。埃及艺术最常见的设计——图坦卡蒙镀金御座的回纹细工即一例——就是将纸莎草与睡莲相互缠绕，象征上埃及与下埃及的交织联合。“两地”是整个埃及最常用的称呼，不过埃及也有其他名字：kemet（因冲积土颜色而得名“黑土地”）、Ta-meri（意指农业丰产的“犁过的地”）或“两岸”，意指大多居民生活在洪泛区。与河流相关的主题一再出现，说明尼罗河在埃及人意识中的中心地位。

河岸不只是埃及人的家园，还给他们提供了所有生活必需品。芦苇荡提供了粮食及多样生活所需。河岸的黏土加上一点芦苇草可制作陶器。埃及人从很早开始就是上古世界最擅长陶艺的民族；就以巴达里陶器为例，器壁薄如蛋壳，表面带波纹，可谓精美绝伦。芦苇本身也有多种用途。将芦苇秆切碎，和入稀泥，晒干了就是埃及人住房的最佳建材，长秆则可编织芦席。图坦卡蒙墓中有多样芦苇物件。他的一张椅子的靠背和椅座就是用长条纸莎草编织的，材料柔软耐用。一个原来盛装珍贵玻璃器皿的分格木盒里用的包装的填充物就是切成碎片的纸莎草。（令卡特失望的是，发现时盒子里已空无一物，里面的东西可能在法老下葬后不久就被盗了。）最稀松平常的东西，其实也可能是古埃及生活方式最具代表性的物件——比如用灯芯草和纸莎草编织而成的几双凉鞋。这些都是每天要用的东西，它们都是常见的自然材料，这说明埃及人与他们的环境的密切联系已浑然天成。

奇怪的是，这个建立在书写文字基础上的王国的统治者墓葬中，竟然没有任何纸莎草文件。纸莎草作为最早的纸张而闻名，它建立了一个文明，却在法老永恒的来生中没有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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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尼罗河谷，莎草和芦苇随处可见，但上好的木料很难求。人们用棕榈树原木做横梁和屋顶的支柱，也用它做搬运石块的滚轮，但用它来雕刻则不合适。小家具可以用尼罗河畔生长的树木打造，雕塑和造船需要的大件硬木都得从山上长满香柏的黎巴嫩进口。这类特产的长途贸易属皇家专利，一般埃及人完全没份儿，他们得找其他材料来打造在河中航行所需的船只。

好在纸莎草多的是，且材料好用；更重要的是，其柔韧的茎具有天然浮力。将芦苇捆扎在一起就是筏子。金字塔文献的咒语里提到法老去世后与众神一起跨越天界时乘坐的就是“双芦苇筏子”。

比芦苇筏子再好一点的就是轻舟——一种用纸莎草捆成的轻型筏子。它们通常可以载一至二人，也有更大一些能运牛的轻舟。纸莎草轻舟或许是埃及最古老的河流运输工具，史前墓葬中就出土过这种舟的陶制模型。据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记载，轻舟在他生活的年代仍然常见，直到20世纪，它依然是上尼罗河村庄的一大特色。古埃及历史的每个时期的壁画都有轻舟。古王国官员墓葬的装饰壁画展现了纸莎草被收割、运输和制成轻舟的全过程。500年以后，在中王国贝尼哈桑的墓中还出现过一幅名画，画中的墓主人与友人们站在纸莎草轻舟上挥动撑篙模拟征战。

不错，篙是最常见的划动轻舟工具，不过也可以用木桨甚至用手来划行。偶尔也会在轻舟上挂小帆，但这是例外。舟轻，吃水浅，是在尼罗河沿岸的浅滩上航行的理想工具，可绕过阻碍大船航行的沙洲和其他障碍物。

纸莎草轻舟划行时几乎无声，是在芦苇荡和沼泽地猎捕鸟类和鱼类的完美选择。图坦卡蒙不但有自己猎捕水鸟的画面，在陪葬品中还留有轻舟模型，确保自己来生仍能继续这样的休闲活动。木制模型两边绘有状似芦苇捆的条纹。船（舟）头是尖的，船尾则宽而平。多数大船的中间位置有一个木制小平台，可让划桨人更稳，但图坦卡蒙的这个模型缺乏这一细节，或许其他地方也欠真实。尽管轻舟实用，但它在图坦卡蒙时代的统治阶层眼中已然过时。精英们流行使用进口木材制造的大船。很难想象法老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一人驾驭简易轻舟航行。不过，由于它是传统船只，又是用尼罗河最具象征意义的纸莎草制成的，所以轻舟成了古埃及河流的典型运输工具并充满仪式色彩。

在图坦卡蒙的墓葬中，有不少涂了厚厚黑色树脂的神龛，其中一个里面摆放着一对木制镀金小像，外面仍然裹着亚麻布以防损坏。每幅画展示的都是国王手执鱼叉站立在轻舟上的场景。对图坦卡蒙时代的人来说，这会让他们联想到用鱼叉射杀河马，寓意由乱转治。至于站在不堪一击的纸莎草轻舟上能否用鱼叉射杀河马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轻舟的符号意义。古埃及宗教中不乏善与恶斗争的神话；如果国王要有效地重新参与这场善恶之战，他应该使用一种可以追溯到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之前的船只。

不论是用来猎捕大型猎物，还是用于捕鱼或日常的水运，这种简单的轻舟是古埃及文明的典型，经济实用之外又富含多重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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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不同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故事特别能引起共鸣，它编织成了古埃及宗教的华丽织锦。这是一个创世神话，关系到最具埃及特色的地理现象——尼罗河和它一年一度的泛滥。传说世界一开始是一望无垠、黑暗、无声的汪洋，后来这一片汪洋中出现了一座小土山，上面长出了一根芦苇。芦苇上飞来了一只为神化身的猎鹰，它给大地带来了上苍的祝福，还带来了秩序。这一刻是一切文明之始，小土山也成了强而有力的重生象征。早年的王陵上面都有土冢，以协助国王来世重生；金字塔也始于一系列层层叠加的土冢，是确保国王重生的“复活机器”；每一座埃及神庙都建在干净的沙冢之上，以纪念并引导这股创世神力。

现实与神话一样神奇。每年7月初，当天狼星在破晓前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尼罗河就因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夏雨而河水暴涨。洪水重要到古埃及人的历法都要以此为据，汛期开始的那一天就是新年之始。洪水来时尼罗河第一瀑布首现端倪，因为水上涨冲击花岗石会发出巨响。不日，那里的水量就会增加15倍。在大象岛上，尼罗河水位计（尼罗水尺）测量着洪水的高度，因为埃及来年的繁荣与否取决于此。

祭司和官员都密切关注这些测量结果，因为它们能对下一年的农业收成做出准确无误的预测。埃及最早的历史记录——一套刻在玄武岩石板上的编年史，记载了从第一王朝开始的每年的大事记——是将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水位以腕尺、掌尺、指尺来测量。正如罗马史学家普林尼2 000年后所言：

平均水位高度是16肘（腕尺）。水位小于它则不足以灌溉所有地方，水位大于它则退水太慢会耽误农时……只上涨12腕尺（埃及）就会有饥荒，即便涨13腕尺也会有人挨饿，14腕尺是喜讯，15腕尺人们心中笃定，16腕尺则人人额手称庆。[5]

大象岛的测量数值一旦少于平均值6英尺[6]，农业就会减产四分之三，必定有饥荒。相反，涨水超出平均值6英尺就会引发溃堤，淹没居民区，冲毁粮仓，引发病虫害，耽误农时，导致作物在夏季烈日下枯萎。幸运的是，大多数年份，洪水水位都不高不低。随着洪水向北流去，整个洪泛区被淹没至6英尺深，只有堤坝和高地上的城镇村庄保持干燥。此时的埃及就等待着再生。

洪水带来双重祝福：既给农地带来水分，又从非洲之角给下游带来了一层肥沃的淤泥。农地被水淹没60天后焕然一新，土壤获得了又一年的养分。在埃及温暖阳光的照射下，水和土壤养分的神奇组合给尼罗河谷带来了令其他地方艳羡的农业生产力。埃及之所以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就得力于每年都会暴涨的河水。

早在法老统治之初，洪泛平原的滋养和再生潜力就受到神一般的崇拜。金字塔文献在第一次提到这位神明时，叫他奥西里斯，这个名字的由来与埃及的地理构造之谜一样不可考。原先他或许是一位植被神明，因为画中他的肤色常呈蓝绿色，即尼罗河水及其两岸丰茂植被的颜色，又或呈亮黑色，即富饶冲积土壤的颜色。作为一个拥有无处不在、无形权力的神明，围绕着他形成了一个神话网。最为人传诵的一段故事是这样说的：他在一场应由谁掌管埃及一事中被嫉妒他的兄弟赛特所杀。赛特将自己兄弟的尸体大卸八块丢弃在埃及各个地方。奥西里斯的遗孀伊西斯悲痛欲绝，她四处捡拾已故丈夫的尸块，唯一没有捡着的就是被赛特扔进尼罗河的丈夫的阴茎。她用魔法让丈夫复生并刺激他让自己怀上了儿子荷鲁斯，儿子长大成人后报了杀父之仇。奥西里斯则退居冥界掌管来生。

这个故事明确地将尼罗河与再生力量结合起来，并叙述了河谷的日常生活与来生之间的神奇关系。的确，奥西里斯在古埃及是以冥王的身份享誉全国的。当地人习惯称死去的人为奥西里斯，每个埃及人的临终愿望都是在他面前重生，以后与他一起在冥界水域生活，为尼罗河谷的永恒肥沃做贡献。

奥西里斯神话的效力在图坦卡蒙墓葬物件中的表达方式十分诡异：一个形似奥西里斯木乃伊的近2米长的木框，头上戴着他特有的双羽头饰。在法老下葬前，木框里填上了湿润的尼罗河河泥，并撒上谷物种子。神奇的是，种子在墓中会发芽，象征神明与法老的转世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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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的年度周期也决定了古埃及的季节。一年之始就是7月初汛期开始之日，三季之首为阿赫特（意为洪水或泛滥季）。阿赫特时农田被淹没，整个洪泛平原就像一个大湖。对埃及大部分农村人口而言，此时地里的活基本上没有；国家动员人民参与（如金字塔等）政府项目的建设这个时候最容易。尼罗河水位最深、蔓延最远的汛季，正是一年里运输材料，特别是大石块，从采石场到埃及全境建筑工地最容易的时候。

一旦阿赫特过去，洪水开始退去，就是派里特——出现季——的开始。经浇灌和施肥后的农地将逐步显现，尼罗河的河岸又恢复原先的边界。人工修建的蓄水池可用于浇灌离主河道较远的土地。埃及全境的农民都在此时抢修并疏浚堤坝和灌溉水渠，恢复田地边界和土地界标，犁地，准备播种。种子在潮湿温润条件下很快就会发芽，新一茬的庄稼开始冒尖。大麦和二粒小麦是古埃及最常见的谷物。两者都长得快，如果条件有利，还能一年两熟。

继派里特之后就是苏穆（意为低水位或收获季）。在北非和黎凡特的其他地区，这是一年中最艰苦难熬的时候。在埃及，多亏复杂的灌溉系统，农田在生长季的最后几个星期能得到浇灌，使谷物在日照下成熟。接下来或许就到一年最忙的收获时节了。家里老少会帮助收割作物，然后加工储存。在上埃及南部的埃尔卡布，一位生活在图坦卡蒙几代前的当地官员帕赫里的墓葬壁画，因展示了收获的各个阶段而闻名。过程的最开始，男人们手持镰刀收割地里的玉米，旁边的人将玉米穗收集成垛。再由驴子将其驮至打谷场供牲口践踏。用大木勺扬谷后再送往粮仓储存。

每个家庭都要靠储粮度过一年。储粮不够就可能出现饥馑。所以国家有庞大的中央粮仓以备不时之需。大量储粮也给法老提供了贸易货币；埃及丰富的谷物可以用来交换来自邻国的木材、金属等舶来品。埃及的粮仓既是粮食存放处，也是中央银行。

除了要存放苏穆收成以保证全年粮食所需外，每位尼罗河谷的农民还要留下部分谷物作为下一年的种子。来年收成的好坏就取决于此时对种子数量和质量的掌控正确与否。一位生活在约公元前2000年的农民赫卡纳克特的家书留存至今，他在信中说到了耕种者都关心的问题。他因事得暂时离开，但又不想耽误地里的事。他给管家写信：

被淹的地你都得耕作——千万记住……耕种时务必尽责。注意看住我的谷种和我其他所有的财产。听着，你得对我负全责。[7]

收获完毕，埃及就要开始为下一次的汛期做准备。防洪工程得加强，围墙和河岸需要加固，牲口得牵到高处。接着就等河水上涨，农业年度再次开始。这就是从史前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尼罗河谷的生活节奏，直到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结束一种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

在法老统治的冗长历史中，熟悉的季节周期一直是一种持续的力量，推动并塑造着埃及文明。我们还在图坦卡蒙陵墓地面的散落物件中发现了锄头模型和仪式用镰刀。后者系木制，用金箔装饰，并镶嵌了方解石和玻璃，上面写了法老的名字及“Hu的钟爱者”的诨号，Hu是食物之神。它告诉我们，虽然法老的生活远离他子民辛苦耕作的田地，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却是他王位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