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将相之器
公元307年初，在徐州下邳，也就是今日徐州市东南方向七十公里处的古邳镇，几个年轻的贵族公子相继走进一座围着院墙的宅子。
当时还是深冬，北方的大地幽远而寂寥。下邳虽然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但寒气逼人的天气中，路上往来的行人、牛车都减了不少。当人开口说话时，嘴里会哈出一阵阵白气。
主人将他们引入院子，一直往深处走。在确定所有人都到齐之后，他安排下人关紧大门，并令他们就在院子门口守着。没有他的吩咐，谁都不允许进来。
主人叫王导，前来的也都是他们琅琊王氏的族人。
东晋人裴启所写的《语林》记载了这次家族集会：
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
《语林》专门记载两晋人物言行，《世说新语》的写作风格以及内容多承自此书。多亏了这条珍贵的记载，我们能大致还原当时的会议情况。
其中的大将军是王敦，而丞相是王导，这是两人日后的职位，此刻两人还远没有如此显赫。
王导此时在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军府中担任司马，主管军事。司马睿前一年开始驻扎下邳，所以王导在这里也置办了一所宅子。堂兄王敦则刚刚卸任了都城洛阳的官职，等待朝廷新的安排。
这一年王导三十二岁。
据史载，王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也就是风度豪迈，目光敏锐，对时事有极强的洞察力。
他们生活的魏晋时代盛行人物品藻，尤其是豪门贵族，多重视一个男人的外貌、风度，以及精神气质，并以此预见一个人的未来。比如名士嵇康被誉为“龙章凤姿”，这是对外貌的赞美。曹操年轻时则被评价为“治世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则是对能力和品行的判断。
王导的这个评价也极高，相貌上可能没有嵇康那么挺拔特秀，但风度极迷人。早在十四岁那年，就有当时名士评价他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成年后的王导没有辜负这个评价，长袖善舞，深不可测，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时人甚至将其与管仲相提并论。
他的堂兄王敦则是另外一副容貌，“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说话腔调土里土气，近乎楚地蛮人。同时根据记载，他面色较黑，因此有“阿黑”的小名。
长得又黑、声音又土，于是被时人视作乡巴佬。每当同时代那些出身豪门的贵公子坐下来谈论音乐歌舞、诗词歌赋的时候，王敦都像个格格不入的乡下人。
但若以此就轻视王敦那就大错特错了，《世说新语》曾留下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
晋武帝司马炎还在世的时候，把一帮贵族子弟召集起来谈论音乐、舞蹈等艺术。王敦也在座，他不仅是琅琊王氏的公子，还是晋武帝的女婿。
其他贵族子弟都精通书画、乐舞，高谈阔论，风度翩翩，唯有王敦对此一窍不通，因此“意色殊恶”。他感到出离地愤怒，觉得自己遭到了鄙视。他骨子里是个非常骄傲的人。
于是他对晋武帝大声说，我虽然不懂乐舞，但是会击鼓。
击鼓经常发生在战场上。两军对垒，鼓声震天。在眼下华丽庄严的宫室中，显然并不合适。
但王敦并不在乎。
他“振袖而起”。把袖子一捋，猛地站了起来，大步走到鼓前，扬槌奋击。
鼓声浩荡，有如雷霆。
满座皆惊，而王敦旁若无人。
无论是长袖善舞的圆融通透，还是旁若无人的顾盼自雄，都是适合乱世生存的个性，而眼下的王导、王敦兄弟两人，以及他们的整个家族都非常需要这一点。
现在是西晋末年，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刚刚结束。坏消息不断从王都洛阳传了过来，最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太傅司马越与皇帝失和的传闻。
当今皇帝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司马炽，聪明、勤奋，登基不到两月，已经露出了新朝的迹象。
《资治通鉴》记载：
（司马炽）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每至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
他的前任，是那个因问出“何不食肉糜”而“名留青史”的傻皇帝司马衷。软懦迟钝的司马衷在公元290年登基后，其妻贾南风以及至少六十个司马氏的叔伯兄弟参与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七个藩王曾短暂夺取最高权力，又很快被后来者杀死。其中有个藩王甚至被“炙而杀之”，也就是被活活烤死。
这场混战长达十六年，很可能是两千年帝制史上最残忍血腥的皇族内斗。就连亲身参与其中的人都曾感叹：
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皇家骨肉之间的残杀，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惨烈，真让人感到悲哀啊！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混战和残杀之后，西晋终于有了一个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皇帝。大臣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兴奋地说道：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
今天终于又见到了晋武帝当初的局面啊！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臣子们的一厢情愿。朝廷的真正实权掌握在皇帝的远房叔叔，当今太傅司马越手中，而司马越并不喜欢侄子的勤奋。
司马越是西晋奠基者司马懿四弟的孙子，属于王室支脉，血统疏远，原本没有机会染指最高权力，但他却可能是司马氏藩王中最接近司马懿个性的人，诡诈残酷，长于蛰伏。
司马衷登基伊始，他还只是一个低阶将军。八王之乱爆发后，王室嫡系血脉相继死于自相残杀，属于偏支的司马越趁机崛起，靠着军事胜利夺取了大权，官居太傅。
这个职位多由功勋卓著的老臣担任，既是皇帝的老师，也辅佐君王管理国家。在皇帝年幼或者缺位时候，可以代为管理天下。西周的周公就曾担任此职，司马懿在曹魏时期也曾担任此职，权势凌驾于皇帝之上。
新皇帝司马炽也是司马越拥立的，他年轻，没有政治积累，方便司马越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皇帝试图亲政的行为打乱了他的计划。
史载：帝观览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悦，固求出藩。
皇帝亲政，司马越不悦，要求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东海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郯城一带。这是对新皇帝的敲打和威胁。或许是担心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拥兵自重，再度作乱，皇帝没有接受这个申请，要求太傅留在洛阳，继续辅佐自己。
但太傅没有退让，“固求出藩”，坚持要走。
两人的冲突，对整个天下来说都是雪上加霜的事情。虽然八王之乱稍微落定，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在中原王朝被内斗削弱后，北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趁势崛起，铁骑南侵，已经占据了并州、冀州，也就是今日的山西、河北一带。只要渡过黄河，就能兵临洛阳城下。
如果皇帝与太傅齐心协力，共御匈奴，形势未尝不会有变好的可能。毕竟相比匈奴，中原王朝在组织、管理上仍有无可置辩的优势。
但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王导等人清楚，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内斗的高潮时刻。在没有安全感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人都会不可避免地滑向保守，宁可固守私利、锱铢必较，也不会团结一致，拓展更大的生存可能。
这就是王敦、王导兄弟召开家族会议的原因，《语林》载“共为谋身之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新内斗中，他们必须提前谋划家族的出路。
根据洛阳最新的消息，既然皇帝不允许太傅回到自己的封地，那司马越就准备带兵驻扎许昌。
很多人将此视为太傅的妥协，也许两人不在一处，就能有效地避免摩擦。但王导清楚，既然太傅选择了许昌，那就没有准备退让。
许昌在都城洛阳东南方向，相距一百七十多公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就驻扎许昌，将其经营为都城，为这座城市积累起超越其他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太傅正是看准了它的政治价值，才屯兵此处。王导们有理由怀疑他想在这里建立第二个政治中心。
不能再犹豫了，在新的内斗彻底爆发前，他们必须提前确定自己的站位。越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家族，越是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朝堂斗争。
支持皇帝，扎根洛阳或许应该是首先考虑的选择。皇帝虽然年轻，仍有不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也有重整河山的雄心。如果能通过皇帝凝聚人心，未尝不能有所作为。
但王敦、王导都是熟悉军事的人，清楚地知道洛阳并不是一个能够长久自守的城池。
它虽然北有黄河天险，西有崤山，南有熊耳山、嵩山等群山环绕，却没有形成类似关中一样的封闭空间，山川河谷之间尽是出口，很容易遭到外敌入侵。
洛阳所在的洛阳盆地也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不到关中的十分之一。地狭物薄，难以获得足够的兵力、粮草供应，一旦陷入包围，就难以久战。如今匈奴已经占据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南渡黄河，围困洛阳迫在眉睫。
所以也有人说，太傅去许昌是为了逃出洛阳这个早晚都会陷落的城市。
既然如此，跟太傅一起去许昌未尝不是一个选择。这个家族的族长王衍早在几年前已经是太傅阵营中的核心角色。王导猜测，在太傅司马越南下许昌后，王衍或许会留在洛阳帮他留心朝政。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根据历史记载，王衍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他生活的这个时代重视男人外貌、风度，涌现出一批留名史籍的美男子，诸如嵇康、潘安、卫玠等。而王衍风度之迷人，与这些人相比，即使不能说尤有过之，至少也是平分秋色。
他外形清秀俊美，风度优雅倜傥，一双眼睛仿若闪电。即使处在贵公子群中，也是鹤立鸡群。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看到他的时候都忍不住感慨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儿！
究竟什么样的老太婆，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今天我们夸孩子漂亮时用到的“宁馨儿”就来源于此。
王衍不仅长得好看，还风度潇洒，是西晋名士之首，一举一动，都对后进士人有巨大的号召力。
《晋书·王衍传》载，王衍“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
司马越掌权后，不论是王衍的个人影响力，还是他背后琅琊王氏的家族底蕴，都让他成为司马越必须拉拢的对象。他被任命为司徒。司徒与司空、太尉合称三公，自两汉以来分掌宰相职权。魏晋时期，三公职权削弱，但依然是最高荣誉职位。
不久后，王衍又兼任尚书令，相当于得到了宰相的实权。后人常说的“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最早应始于这个时候。王导原本也在司马越府中担任参军，后转入司马睿军府任司马，而司马睿也从属于司马越阵营。由此来看，王家人大多都可以被看作太傅司马越的人。
对于嗅觉没有王导、王敦那么敏锐的人来说，紧跟族长王衍的步调，协助司马越对内巩固大权、对外抗击匈奴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不仅能建功立业，还能继续扩展家族权势。
但现实远比表象残酷得多。王导、王敦都是务实的人，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无论是他们的族兄王衍，还是现在的西晋掌舵者司马越，很可能都不是那个能够力挽狂澜的人。
王衍之所以被时人推崇，并非有过人的军功、政绩，而是因为长于清谈。
清谈起于魏晋之际，类似于今天的文化沙龙。几个出身豪门、饱读诗书的贵公子围坐一起，或点评古今人物，或就《老子》《庄子》《周易》中的某个议题展开辩论。
这项文雅的活动有诸多评判标准，比如说理透彻、言辞简约等。发展到后来，甚至还要求辩论时仪态优美，声韵动听。
王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凡清谈，都手执白玉柄的麈尾。这是一种类似拂尘一样的物件，在鹿尾的末端装上象牙柄或者玉柄，以手持之，优雅挥动。原本用来驱赶蚊虫或者扫尘，后逐渐发展成一种点缀优雅的装饰品，类似宋人作诗时候的手摇折扇。
王衍每次摇动麈尾时，宽松的袖子就落了下来，露出跟玉柄一样白皙的手臂。姿态优雅，令人倾倒。
这就是后人常常提到的“魏晋风度”。
若王衍只是隐居山林的诗人、樵夫，此番风度，确实令人倾倒。但他现在是西晋的宰相，西晋正风雨飘摇，需要他遴选人才、考核官吏、征收赋税、组织军事后勤。
但王衍对这种俗事、琐事没有兴趣。他也没有这个务实的能力。
史书记载了一个细节：当匈奴快要打到洛阳城下的时候，城中百姓纷纷逃难，王衍却卖掉了家里的牛车，告诉大家事情还没糟糕到亡国跑路的程度。
这是一种精英式的傲慢与昏聩。他们出身高贵，在特权的保护中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沉湎于优雅的精神世界，对真实的社会运转一无所知。
后世学者柏杨对王衍式清谈厌恶至极，称之为“穷嚼蛆”，不能说毫无道理。
王导、王敦也喜好清谈，对族兄的风雅也多有赞美。但这不至于蒙蔽他们对族兄政治能力的判断。
这次家族会议中就没有王衍的身影，应该是王导等有意避开了他。
跟族兄王衍不同，王导对时局有清醒的洞察，谨慎地隐藏了自己的锋芒。
东晋袁宏著有《名士传》一书，记载魏晋名士十八人，其中有竹林七贤，也有西晋末年的王衍、谢鲲（谢安的叔叔）等人，却独独没有王敦、王导兄弟。
名士多指出身士族、学问渊博、风度潇洒的贵公子，王敦不长于文采，被排除在外也是无可厚非，为何王导也不在其中呢？
根据王导后来的表现，我们知道他既长于清谈，也风姿潇洒，是东晋士林翘楚。那么他在西晋末年的无闻，或许可以猜测是有意为之的深藏不露。他应该很早就看出政局的衰败颓唐，因此隐藏锋芒，全身避祸。
一个佐证就是他在司马越集团只担任参军一职，这是很多士族刚入仕就能获得的初阶职位。以他琅琊王氏的出身，以及他后来协助司马睿开创东晋时表现出的运筹帷幄，这个职位于他实在有些大材小用。即使他的同辈兄弟中，也有多人官居刺史、太守，独掌一州、一郡大权，比如王澄、王旷、王廙（yì）等。唯独王导还是一个不惹人注意的低阶幕僚。
他不想过多卷入司马越集团。前年司马越去关中征战的时候，王导就不动声色地转入了司马睿的军府中。司马睿名义上也从属司马越阵营，但他行事更加低调谨慎。
根据王导这几年的观察，太傅司马越只是靠着暂时的军事优势勉强维持权力，并没有在朝廷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公元307年，皇帝司马衷暴毙，据说就是死于他的毒杀。虽然至今没有确凿证据，但已经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各大家族对他的信任。以此行事，即使去了许昌，或许也难扎下根来。
王敦对司马越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好感。虽然他自己就是一个野心勃勃、强悍霸道的人，但他可能不会太欣赏司马越的专权跋扈。这不是因为司马越的道德瑕疵，而是出于王敦本人的骄傲。
根据《晋书·王敦传》记载，八王之乱开始时，王敦是司马衷的太子的幕僚。贾南风将太子赶出洛阳的时候，曾经下旨不许百官相送，但王敦还是“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他对贾南风的反抗不能只从忠诚这个道德角度进行分析，根据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一个有着太重道德包袱的人。
真正重要的原因是他并不喜欢贾南风这种外强中干的野心家，他对司马越的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当两兄弟对当下形势做了一番分析之后，事实逐渐明朗：既不能留守洛阳，也不能继续跟随司马越南下许昌。
或许，他们可以像其他家族一样找个僻远之地的深山躲藏起来，读书耕田，弹琴赋诗，老此一生，竹林七贤大多如此。或者在战乱平息后再出山入仕，后来与琅琊王氏齐名的颍川庾氏的庾亮就跟着父亲躲到了江南的会稽。
但这不是王敦、王导的选择。脱离司马越集团后，他们追求的不只是保全自己和家族，而是一个可以趁乱崛起的机会。就像他们伯祖王祥曾经做到的那样，在乱世中抓住机会，更上一层。
他们克制、清醒，但也野心勃勃。
那他们就必须冒险走出第三条路径：开拓独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但乱世汹汹，纵有天下之大，他们又能走向哪里呢？在这次会议之前，他们应该就有过多次讨论，但都没有拿出一个好的方案。
会议一下子陷入僵持，王敦、王导等人也沉默不语。仔细听，窗外是冬天的风，再远处，甚至能够听到泗水河面冰层破裂的“咔嚓”声响。孔子就曾站在奔流的泗水之滨，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就在他们开会的间隙，匈奴的铁骑依然在不断南下，前锋已抵黄河北岸，越过大河，即可直击都城洛阳。
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伯祖王祥去世时，曾留下遗言：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守护并壮大家族，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这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子弟，必须背负的宿命。
于是王敦、王导等重新振作起来，对当前的形势做了一个分析。
王羲之的父亲
当时河北、山西在匈奴手中，自然是不能去的。陕西、四川等地关山四塞，便于防守甚至割据，却被司马越的几个亲弟弟占据。
王朝最南边的广州、交州是还没有完成开发的瘴气弥漫之地，不适合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
那么，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东南方向的扬州，还有东边的徐州、青州。
徐州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的徐州不是今天的徐州市，而是由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组成的行政区，级别类似今天的省。如今的徐州市在那时还叫彭城县，也归徐州管辖。
琅琊王氏祖籍临沂，即今日山东临沂市一带，在徐州境内的东北角。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多是地方的核心力量，家族子弟往往出任本州郡主要官员，同时在该地占据大量田产，经营山川湖泽，积累下大量粮食和财富。遇到战时，以此凝聚宗族、同乡，以及本地读书人，自成战阵，圈地防守。
王祥初入仕途就担任徐州别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刺史需要借助他本地人的身份，凝聚地方势力，平定本地叛乱。王祥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使命，百姓称赞“海沂之康，实赖王祥”。“海沂”指的就是徐州境内的琅琊国、东海国，都在今天的临沂一带。
也许王导等人可以在徐州重现伯祖的辉煌，发挥琅琊王氏的宗族力量，扎根徐州，在乱世中经营出自己的一方天地。
然而，徐州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同时又有苏北平原产粮区，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吕布就在此反复争夺。
如今匈奴已经进入河北，只要顺势南下，渡过黄河，就能争夺徐州。琅琊王氏虽然宗族强盛，恐也难以抵御匈奴铁骑。
似乎所有的生路都已被阻塞。
但就在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出现了。
《语林》记载道：
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
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
遽而纳之。
突然出现的人叫王旷，字世弘，是王导、王敦的堂兄弟。他在家族中向来不被重视，但他有个很有名的儿子——“书圣”王羲之。
上述引文是说：
王敦、王导等兄弟在家中密谋出路。
王旷突然出现，守在院门的下人怕事情泄漏，将其拒之门外。
王旷猜到了他们在屋子里有所谋划，就扒墙往里窥视，大喊道：“如今天下大乱，你们是不是搞什么阴谋？我这就去官府告发你们！”他说着就装作要往外走。
冬天的下邳格外寂静，王旷的叫喊也就格外令人心惊。王导等人害怕，只好让他进屋。
不论是在家族内部，还是在历史上，王旷都是一个不被接纳的局外人。
但历史和后人都严重低估了他。
王旷此时刚刚三十出头，但早已转战南北，从政资历甚至超过了王敦和王导。他最早在皇帝司马衷身边担任侍中一职。我们知道，在任何权力谱系中，越接近作为权力核心的皇帝本人，权力就越大，即使像宦官、嫔妃这种无官无职的人都因为能够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而获得话语权。
侍中就是这样一个职位，能够直接陪在皇帝身边，在国家大事上出谋划策，在权力巅峰期几乎等同于宰相。唐代仍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唐玄宗时期曾将这个职位名称改为“左相”，也就是左丞相。
西晋末年，皇帝大权旁落，侍中自然没有太多实权，但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只有被实际掌权者司马越信任的人，才会被安排到皇帝身边。王旷得到这个任命，说明他是司马越信任并器重的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八王之乱后期的公元305年，王旷被司马越任命为丹阳郡太守。
丹阳是江南重镇，管辖包括今日南京在内的十一个县，是整个扬州的核心地带。它的稳定不仅关乎江南局势，还牵涉到对北方的粮草供应。这年八月，扬州刺史曹武与时任丹阳太守朱建不和，将其杀害，丹阳政坛动荡。司马越急需一个有能力的人前去协助曹武镇守扬州。
王旷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如果他能稳定扬州，那后面的一切历史都可能改写。
但历史在冥冥之中似乎有自己固定的轨迹。
王旷八月去南京担任丹阳太守，十二月，西晋将军陈敏就在扬州发动叛乱。王旷战败，逃回徐州，来见王导等人，也就有了上面一幕。
他之前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密谋，主动来了也被拒之门外。仔细分析，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王旷与王导等人可能原本就不亲近。从家族谱系来看，三人都是堂兄弟，源自一个共同的祖父。史书上关于王导、王敦两兄弟交往的记载极多，却少有他们与王旷之间的交流或者书信往来。
当然，他被拒之门外恐怕主要还是他被视为司马越的人，而王导、王敦等现在正密谋脱离司马越阵营，绝对不能让王旷知道。
王旷只好假意吓唬，逼得王导等邀他参与家族会议。
既然已经被王旷识破，进屋之后，王导也就将他们的想法透露给了王旷。
出乎意料的是，王旷并不反对家族另谋出路，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南渡江东。
也就是举家南迁，占据东南方向的扬州。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甚至是王旷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计划不仅改变了琅琊王氏的命运，更决定了整个天下的未来。十多年后，琅琊王氏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成为东汉末到隋唐初四百年乱世中，坚持时间最久的汉人政权。琅琊王氏也跃升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门阀，百年不衰。
后来的历史大多把“南渡江东”的功劳算在王导身上，其实第一个提出计划并推动执行的是王旷。
这确实是一个诱人的提议，但也极其危险。
王氏一族的根基在徐州琅琊，他们世代任职北方，所有的政治资本，包括庄园等经济资源都在中原。一旦南渡，几乎是一穷二白。而江东被本土世家大族把持，琅琊王氏作为外来者必然遭到排斥。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即将入侵的匈奴，大多数家族，比如河东裴氏、颍川荀氏等依然选择坚守北方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江东刚刚经历了西晋将军陈敏的叛乱，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此时南渡，无异于飞蛾扑火。
但王旷不以为然。
作为陈敏之乱的亲历者，他更了解江东局势。甚至可以说，正是陈敏的叛乱，让他看到了琅琊王氏立足江东的可能性。
乱世中，百姓看到灾祸，野心家看到机会
陈敏出身安徽庐江的寒门，原本在洛阳管理仓库，但敏锐的眼光以及蓬勃的野心让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
司马氏诸王混战之初的公元301年，陈敏自告奋勇，要去东南方向的扬州筹集粮草。根据他后来的举动推断，他一开始的目的应该就是躲到江东，避免被卷入中原乱局。
执政者走马灯一样不断替换，看不清形势的人仍然在前赴后继地选边站队，试图火中取栗。而陈敏的头脑足够清醒，主动离开了是非之地。
扬州位于西晋的东南方向，以今日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福建为核心，同时覆盖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部分区域，与三国时期的东吴大体重合。在中原经历百年混战不断走向凋敝后，扬州的粮草、布匹供应对于中原王朝越来越重要。
陈敏恰好担任度支一职，负责粮草的收集、转运，并掌握了一支督运粮草的军队。
乱世之中，手中有了军队，就有了立足的根本。
两年后的公元303年，长江上游的荆州发生叛乱。叛首石冰带着一支军队顺江东下，很快就攻占了扬州。
原本应该承担平叛重任的是掌握扬州兵权的都督刘准，但他见石冰势如破竹，不知所措。关键时刻，正在扬州筹集粮草的陈敏站了出来，表示要用自己手中督运粮草的几千水军前去讨伐石冰。
刘准并不看好这个计划，叛军势大，远不是陈敏的几千水军所能抗衡。
而陈敏早已洞悉了取胜的关键，他告诉刘准：此等本不乐远戍，故逼迫成贼。乌合之众，其势易离。
叛军的老家都在上游的荆州，并不愿意在异地他乡作战。此次出征，纯属被逼无奈。最重要的是，这些叛军都是为了在乱世混口饭吃，并不是死心塌地地要造反。一旦发兵强攻，就能打败这些乌合之众。
陈敏一针见血的分析说服了刘准。
当年十一月，陈敏发兵扬州，奋战四个月，打败石冰，基本平定了叛军。他因此官升广陵国相，负责藩国内的日常管理，职权等同于一郡太守。
野心也在他的心中悄然萌发。
石冰的叛乱让他看出了西晋在江东一带统治的虚弱，而江东有长江天险，自三国以来就是极好的割据之地。他隐隐生出了划江自守的心思。眼下时机也好，整个北方正被卷入司马越和司马颙的大战，两人都无心也无力顾及江东。
《晋书·陈敏传》记载，他把这个想法偷偷透露给了父亲。父亲听后大惊失色，预言说：灭我门者，必此儿也。
将来招致灭门之祸的，一定是我这个儿子。
父亲成功预判了结局，只是他很快因病死去，没能阻止儿子走向覆灭。
父亲死后，陈敏离职守丧。
如果他就此远离纷争，或许尚能保全家族于乱世。但历史的宿命终究无可回避。来年十二月，北方的司马越带大军前去关中与司马颙决战，为了避免被身后的豫州（今河南一带）势力牵掣，他起用陈敏，任其为右将军、前锋都督，并“假节”。
“假”是借的意思，“节”是符节。两汉魏晋时期，皇帝给某个军事将领下达临时任务的时候，为了提升他的权威，会把符节借给他用，任务完成之后再归还，因此称“假节”。假节的将领有权在军事行动中处置违反军令的人。
司马越为了拉拢陈敏，不仅给了他假节的职权，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恭维陈敏“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就是说他之前在江南筹集粮草，有力地支援了中原的战争。
陈敏接受了司马越的邀请。他带着部队从扬州往西北方向的豫州进发，司马越从北往南进攻。
两人试图南北夹击，没想到都败给了豫州刺史刘乔。
失败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陈敏却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新发现：原来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司马越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不可战胜。
于是当司马越继续西入关中，陈敏没有跟随。
他请求东归扬州。
司马越同意了。
回到扬州当月，陈敏就宣布独立。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司马越的势力此刻都集中在遥远的陕西。他的侄子司马虓虽然控制了豫州，但驻军许昌，距离扬州有六百多公里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虓移兵南下，洛阳一带就防备空虚，很可能被北边的匈奴乘虚而入。
陈敏再一次准确地判断了形势。他驱逐扬州刺史刘机、南京的丹阳太守王旷，自命扬州刺史，接管江东。他的割据也得到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这是他能立足江东的政治基石。但是在执掌江东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也就是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二月，陈敏政治举措失当，遭到江东大族抛弃，兵败被杀。
乱世之中，百姓看到的是灾祸，野心家看到的是机会。石冰的叛乱给了陈敏灵感，陈敏的叛乱又启发了王旷。
王旷从中至少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江东空虚，没有强有力的人物镇守。
第二，江东人愿意推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守护江东。
陈敏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身微贱，缺乏足够的政治号召力。江东人抛弃他的时候，曾说他是“六品下才”。魏晋时期，出仕人物被按照家庭出身、能力、道德划分为九个等级，一品最高。陈敏是六品，足见出身低微。
而琅琊王氏为顶级豪门，正可在江东无主的时候，乘虚而入。
这看起来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计划。
于是，在公元307年初的深冬季节，在下邳那座门庭幽深的宅子中，王敦、王导不由得心动起来。下邳地处南北运河的北端，是江东粮草北上中原后进行转运的枢纽。早在王旷北归前，王导的任务就是在下邳协助司马睿转运陈敏从江东收集来的粮草。这让他有机会认识到以江东的粮草之丰、土地之肥沃，确实是割据自保的理想之地。
计划已定，想要真正落地，还缺少最后一环：一个来自司马家的代表人物。
琅琊王氏虽然要脱离司马越阵营，但并不准备圈地自守，取代司马氏的统治。他们要做的是推举一个有希望的藩王作为名义上的代表，自己则在幕后进行操控。
这是世家大族最熟悉也最擅长的权力游戏。早在三国时代，舞台上的主角虽然是曹操、刘备、孙权等草莽枭雄，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却是各自领地的大族、豪强。
幸运的是，早有一个人物在历史中等候他们多时——琅琊王司马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