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s木头人，
中国书法的工具和材料基本上是由笔、墨、纸、砚演变而来的，人们通常把它们称为“文房四宝”，大致是说它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
“文房四宝”之名，最早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专指文人书房而言，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
历史上，“文房四宝”所指之物屡有变化。在南唐时，“文房四宝”特指安徽宣城诸葛笔、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纸、安徽徽州婺源龙尾砚。
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上都是能书、能画，或既能书又能画，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件宝贝。
文房用具除四宝以外，还有笔筒、笔架、墨床、墨盒、臂搁、笔洗、书镇、水丞、水勺、砚滴、砚匣、印泥、印盒、裁刀、图章、卷筒等等，也都是书房中的必备之品。
1、笔（故时又叫湖笔）、（现叫毛笔）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是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重要象征。
湖笔之乡起源于善琏镇。当地有笔祖蒙恬庙。相传秦始皇的大将蒙恬“用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外衣）”，发明了毛笔。
毛笔，也是中国独有的品类。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不过由于毛笔易损，不好保存，故留传至今的古笔实属凤毛麟角。
古时候的毛笔的品种较多，从笔毫的原料上来分，就曾有兔毛、白羊毛、青羊毛、黄羊毛、羊须、马毛、鹿毛、麝毛、獾毛、狸毛、貂鼠毛、鼠须、鼠尾、虎毛、狼尾、狐毛、獭毛、猩猩毛、鹅毛、鸭毛、鸡毛、雉毛、猪毛、胎发、人须、茅草等。
从性能上分，则有硬毫、软毫、兼毫。
从笔管的质地来分，又有水竹、鸡毛竹、斑竹、棕竹、紫擅木、鸡翅木、檀香木、楠木、花梨木、况香木、雕漆、绿沉漆、螺细、象牙、犀角、牛角、麟角、玳瑁、玉、水晶、琉璃、金、银、瓷等，不少属珍贵的材料。
2、墨，（古代又叫徽墨），是书写、绘画的色料。唐代制墨名匠奚超、奚廷父子制的好墨，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全家被赐国姓“李氏”。
从“李墨”名满天下。宋时李墨的产地歙县改名徽州，“李墨”改名为“徽墨”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特产，国家地理性的标志产品。
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胶，香味浓郁，丰肌腻理等特点，素有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
2015年12月，徽墨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3、纸，（宣纸），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宣纸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具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之特色，享有“千年寿纸”的美誉，被誉为“国宝”。
唐天宝年间，在全国各地运到京城长安的进贡之物中，宣城郡船中有“纸、笔”等贡品，这说明当时宣城郡已生产纸和笔。
为了制作出上好的宣纸作为贡品使用，全国各地开始考研素材、气候和环境因素对宣纸制作工艺的影响和发挥。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考察人民发现泾县地处中纬度南沿，根据气象指标分类，又属于北亚热带、副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
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资源丰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15.7℃，气温年极端最高值为40.8℃。泾县境内草本植物约计1000余种，适宜宣纸的取材与制造。
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骨气兼蓄，气势溢秀，浓而不浑，淡而不灰，其字其画，跃然纸上，神采飞扬，飞目生辉。2002年8月，宣纸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4、砚，（砚台，古时候又叫端砚），是广东省肇庆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端砚是中国四大名砚在中国所产的四大名砚中之一，尤以广东省端砚最为称著。与甘肃洮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齐名。出产于唐代初期端州（今广东肇庆市东郊的端溪），故名端砚，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端砚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而驰名于世，用端砚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端砚若佳，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故古人有“呵气研墨”之说。
端砚石出产在广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西起小湘峡，东至鼎湖山）的北岭山一带，尤以老坑、麻子坑和坑仔岩三地之砚石为最佳。端砚的历史悠久，石质优良，雕刻精美。
端砚、歙砚和洮砚，素来有“三大石质名砚”之美誉。制造端砚，一般要经过采石。选料、雕刻、配盒四道工序。
2004年10月29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端砚”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文房四宝”至今都是人尽皆知的文化常识。是所有文人墨客的精神领域以及文化传承的命脉所在和延续创新。
根据史书有关资料记载：《辞海》中提到“文房四宝”词目的说法，对笔、墨、纸、砚四种文具的官方统称。
文房谓书房，北宋苏易简著《文房四谱》，又名《文房四宝谱》，叙述这四种文具的品类和故实等。”
《辞海》说法的模糊之处在于：“《文房四宝谱》的作者是谁还是苏易简（958—997年）本人？还是另有其人？”
然而历史的真像就如同历史本身那般动感神秘，所有的真实情况和问题所在我们都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
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陆游（1125—1210年），甚至还把“文房四宝”叫做“文房四士”：“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但是不知为什么，被陆游入题入诗、称之颂之的“文房四士”一词，却没有像“文房四宝”那样流行并流传下来。这大概与后者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较早，更传神地表达了纸、墨、笔、砚在书房中的地位，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有关。
笔、墨、纸、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就发现了整套“文房四宝”用品被随即赔葬的现象。
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墨、纸、砚同绘于一处的“文房四宝”图画。
其中7号墓“童嬉图”壁画中，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发掘者认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纸张、画轴、书札等。
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与苏易简、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
这些无不说明，如果笔、墨、纸、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那么“文房四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
说起来，“文房四宝”中的“四宝”谱系还有据可考，但作为书写、读书等专用处所的“文房”的起源，却实难考实得多。
唐代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所言“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文房”用辞了。
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是在变笔、墨、纸、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
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
换言之，如果说文房是“文房四宝”的空间载体，那么，文人则是文房的活动主体。没有文房承载的文房四宝是孤零散乱的用具，而没有文人活动的文房则是没有活力的空寂建筑。
文房四宝独具一格，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风俗，又为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中国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
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中华非遗传承历史文化的典故和经典页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