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模糊的少年时代与家庭

董仲舒是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既是秦汉之前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总结，又是秦汉社会开辟新时代的思想独创。

也就是说，董仲舒的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汉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此后二千年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他之后直至辛亥革命发生时的两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走向不能说完全按照董仲舒的设计而发展，但受其深刻影响则是学者不争的事实。

一、家庭

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订，对于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并无太大关系。他那短促的一生除两度匆忙地在政治舞台略微亮相之外，似乎一直在宁静的乡间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虽然对人生、社会乃整个自然界进行过深湛的思考，但似乎又对自己周围最应该熟悉的环境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他贡献出值得人们再三玩味的宝贵思想，而自己却过着单调、乏味的平凡生活。

董仲舒，字宽夫。[1]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2]西汉广川董故庄（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3]其生平事迹大概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董仲舒传》等极为有限的资料。

董仲舒生于文景盛世时的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村家庭，关于他父母、祖上等家庭详细情况已不甚可考，能够知道的是他家“田连阡陌，牛马成群”，且拥有大批藏书。其家庭境况大概相当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耕读之家”。

注释

[1]《史记》、《汉书》均无董仲舒的字，只是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的《故城县志》始云董仲舒字宽夫。不知何据。详见周桂钿《董学探微》附录《董子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2]关于董仲舒的生年，《史记》、《汉书》均未提及，此据苏舆《董子年表》，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董仲舒生年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除了苏奥的说法外，尚有其他不同的说法。今人施之勉《董子年表订误》（《东方杂志》41卷24期，1945年）则以为董仲舒的生年应在孝惠高后时，具体何年则不知。但其年表的始年仍循苏舆的说法，定为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今人韦政通编著的《董仲舒年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依据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所附《董子年表》、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李威熊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所附《西汉学术思想发展一览表》、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以及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所附《中国经学年表》等数十种文献，上及刘邦称帝，但仍如实表示董仲舒的生年并不详。唯周桂钿《董子探微》第一章《董仲舒考》及其所附《董子年谱考略》，详尽征引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论证薰仲舒的生年在汉高帝九年，即公元前198年。与苏舆公元前179年的说法相差几20年，似乎不太可信。

[3]此据周桂钿《董子探微》。《史记》只说董仲舒是“广川人”。而这个“广川”究竟指何地，历史上则有不同的说法，如德州、枣强、景州三处，其郡名皆曰“广川”。而这不同的“广川”在历史上也都分别以不同形式纪念董仲舒。如德州，学官有董子读书台，城西有广川桥。枣强有董仲舒的石像。景县则有广川镇，故城县有董学村，并有董子祠。这些混乱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迁。光绪十年所修的《畿辅通志》卷161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夫德州之曰广川，以晋武时改广川为长河，移属平原故也；枣强之曰广川，以汉景时分广川为枣强，后复并率强入广川故也；景州之曰广川，以广川来属故也。”至于董仲舒的出生地董家庄，在汉为广川县地，时未置枣强，也不存在和平原等地的隶属关系，故而司马迁只说董仲舒为广川人。而这个广川、就是今河北衡水地区景县大董故庄。

二、师承

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诸侯封建割据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得以确立和逐步巩固，在黄老政治与民休息的无为思想指导下，人民得离战国诸侯相争、楚汉诸强相互残杀之苦，一个经济上渐渐由复苏到繁荣，政治上由分裂到统一的局面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生活的繁荣，使汉王朝于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决心废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时距董仲舒出生12年。这一禁令的废除，使得儒家经传、诸子杂说纷纷重现。加上汉王朝从建国伊始就重视人材的培养与选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诏郡国访求贤才；文帝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选贤举能——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所有这些都诱使当时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经典，追逐于仕禄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样，为追求功名富贵而发愤求学。

据比较可靠的传说，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时代，即已博览先秦诸子，除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外，对传世的儒家经典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深湛而独特的见识与研究。[1]其学习精神十分刻苦，“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2]董仲舒的这种劲头一直保持到晚年，“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窺园中菜”。[3]对学问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关于董仲舒的师承渊源，司马迁、班固都没有明说而隐约其辞，这大概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事。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少年时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太史公自序》等篇中“余闻董生曰”，便被学者认为是引述乃师董仲舒的话。[4]

司马迁既为仲舒弟子[5]，其隐约其辞地描述乃师董仲舒的师承渊源线索应该大体可信。在《史记·儒林传》中，我们可以寻绎出董仲舒《公羊》学的师承脉络。简單地说，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四传而至公羊寿，当汉景帝时始与胡毋生著于竹帛。其时，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公羊春秋》，而齐之言《春秋》者又多受于胡毋生。胡与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为景帝时博士。

《汉书·儒林传》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似乎二人仅为同事关系。然徐彦《公羊解詁叙疏》则明说董仲舒为胡毋生弟子。当然，不管他们二人是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胡对董有一定的影响既为两汉学者公认的事实，那么我们也便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

胡毋生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今不可见，而董仲舒关于《公羊》学的著作则有《春秋繁露》。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现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推测说：“何休所隐括使就绳墨者，实略依胡毋生条例，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闕之义盖本之胡毋生，而寻求归趣，往往与《繁露》相参。窃意董、胡创通大义，科旨之条已有伦脊，后师转有附益，至《春秋公羊文谥例》之伦作而集其大成，此约略可知也。”[6]吴氏之说颇有见地，盖董仲舒勤于笔耕，将胡毋生见解融会贯通，故后人再也难以寻找到胡毋生氏的著作了。

也有人指出：“胡、董两家家法自别，亦犹齐《诗》、鲁《诗》、韩《诗》之类耳。”徐彦称董为胡毋生的弟子，与《史记》、《汉书》的权威说法皆不合，由此可知徐说之误。胡、董既非一家，其《春秋》之传宜各有书。何以戴宏、何休只言胡毋生著于竹帛而不提及董仲舒呢？曰：“休固承胡毋氏之传，其详于本师，宜也。戴宏之师承虽不可考，要其推尊子都，谓其确得子夏之学，则亦承子都之传者，故亦独详本师耳。”[7]要言之，即使董仲舒与胡毋生没有师生关系，但胡对董的影响——至少在《春秋公羊》学方面还是十分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大凡名声显赫的学者差不多师承都不甚明了。因此，我们无需也似乎不太可能详细考证清楚董仲舒的师承渊源。

不过，我们知道，由于董仲舒学品兼优，名声日隆，在汉景帝时便成了博士。这时的博士虽然没有什么优厚的待遇，但它毕竟是知识富有的象征。只是由于此时最高统治者仍然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学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董仲舒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大概只是教书、著述，弘扬儒学而已。[8]

注释

[1]《汉书·韩婴传》说仲舒曾与精通《诗》、《易》的韩婴“论于上前”。

[2]《太平御览》840引。

[3]桓譚：《新论·本造》。

[4]《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服虔曰。

[5]但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并不尊奉董仲舒。参见张维华《汉史论集》第15页，齐魯书社1980年。

[6]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第118页，中华书局1984年。

[7]徐哲东：《公羊榷论·胡董第二》。

[8]《汉书·董仲舒传》：“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然苏舆《董子年表》认为：“下帷为修学时事，传序于为博士下，盖追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