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问题研究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课题组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创新和重大意义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是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实践经验和深化理论认识的结果[1]。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党中央不仅一直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也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促使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党的十五大又把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又根据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等战略思想。因此，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结果，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的全面和深刻认识，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充实和发展。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内涵

要科学全面的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有必要区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

首先，二者之间具有理论上的传承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发展。这个理论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而适时做出的调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中央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认识。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其次，二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替代关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一般意义上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看，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有：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政府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外需拉动型的增长方式，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出口带动型的增长，外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等；而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相对的有：技术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市场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内需驱动型的增长方式，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内涵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等。历史地看，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如此，也是从旧的、传统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新的、现代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早研究的问题之一，20世纪40、5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视为同一概念。之后，经济学开始把二者区别开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后来，由于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就是同一个研究对象。特别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理论后，许多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2]。

第三，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包容关系。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范围扩大了。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由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它的核算常采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指标。经济发展方式即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广泛、深刻，它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

“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而内涵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和内涵的升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党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对GDP的片面追求并不必然改善人民群众的福祉，只有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基础上，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特点

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与联系中可进一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注重数量的增长，而且更注重通过科技进步、科学管理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注重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更注重经济结构及运行质量；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注重经济领域的发展，而且更注重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乃至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基础，而且是比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更全面，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内涵的创新和发展。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创新

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内涵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贡献。归纳起来，这个理论有以下主要创新点：

1.用“发展”代替“增长”，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发展规律，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在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着不同的界定的。国际上专门研究经济增长的是“增长经济学”或“经济增长理论”；专门研究经济发展的是“发展经济学”。

我国《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对“经济增长理论”这一词条的解释是：“通过研究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等问题，来解释国民收入长期发展的态势。西方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增长规定为产出量的增加，一般用国民收入或人均收入量作为测量经济增长的尺度。”而对于“发展经济学”这一词条的解释则为：“它主要研究在发展中国家是哪些因素制约或阻碍经济的发展；探索在这些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途径。”“概言之，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不发达的经济形态发展到现代化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3]。

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现代经济发展问题时，已经超出了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根据一些国家长期统计资料的分析，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增长率；三是经济结构急剧变动，如农业、工业、服务业比重的变化，企业规模和企业组织的变化、职业状况的变化；四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变化，如城市化；五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许多经济学家也早就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能否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产的规模化，能否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及生活环境能否改善[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不仅涵盖了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及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创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更加符合当今世界发展实际，为经济学领域研究解决增长和经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新天地[5]。

2.提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种途径，体现了中国特色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理论途径经历了由19世纪中后期的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人力资本等知识要素推动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构成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途径转变的历史轨道。我国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种途径既包含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的所有途径，同时，又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国情，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扩大内需的方针，同时从需求和供给及生产要素等多方面提出实现“三个转变”的途径。这集中反映了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途径的特点，一定程度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同时，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种发展要体现科学性，如进行非科学的发展，简单地将发展看成是经济数量的增长，不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去发展，发展是难以为继的，甚至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发展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发展要依靠群众，发展成果由广大群众共享。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人为本就难以真正体现。不实现“三个转变”中的第一个转变，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压低国内劳动成本，发展成果只是由少数国外富商和国内企业主分享，而不能由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如果不实现第二个转变，长期依靠第二产业拉动，一、三产业落后，就无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消费结构的升级。第二个转变不实现，发展不可能持续。同样，第三个转变不实现，资源环境更不可持续，社会的总循环会存在障碍，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不能协调。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基础和必要条件。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当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已扩大和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并将会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及时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重大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小，社会物资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速度看得更重，追求总量的增长。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跃至世界第三，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一定程度的相对富裕，人民生活由解决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但原有的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又积累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这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弱点，就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还没有整体性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实质性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这种发展方式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多年来，我国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要看到，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提高经济质量，特别是提高科学技术对增加经济总量的贡献，但是这种转变主要强调通过提高资源效率来增加经济总量，依然是追求数量扩张，并没有必然要求提高质量和效益，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更没有要求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保证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目标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发展方式，显然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全面涵盖的，也就是说，单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保证实现科学发展，而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实现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战略任务，并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指出了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就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使国民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使经济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使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落到实处，从而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也才能有效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使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进一步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10000美元以上则进入稳定增长阶段。199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人均GDP达1000美元，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06年，我国人均GDP超2000美元，标志我国经济进入加速成长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发展方式不加快转变，必将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发展方式没有相应及时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潜伏的矛盾已日益突出，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2007年我国能源和矿产品产量快速上升，原煤产量达到23.73亿吨、原油1.85亿吨、铁矿石8.05亿吨、粗钢4.19亿吨、10种有色金属2360万吨、磷矿石4542万吨、原盐5800万吨、水泥13.5亿吨。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2007年我国矿产品贸易总额超过4942亿美元，进口原油16317万吨、铁矿石3.83亿吨、锰矿石458万吨（2005年）、铬铁矿302万吨（2005年）、铜矿石406万吨（2005年）、钾肥917万吨（2005年）。“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从2001年的13.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5年的22.2亿吨标准煤，2007年为26.5亿吨标准煤。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6.5％，用水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70％、60％和90％，而国际上公认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应低于40％，否则将危害河流健康和流域安全。过去几年间，我国主要资源消费的增加量占世界总增加量的比例，包括能源、煤炭、石油和钢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巨大。

根据世界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每创造1万美元的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3倍，是美国的3.68倍、英法德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5～7倍、韩国的3.1倍，日本的10.4倍，甚至是印度的1.45倍。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以水资源为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占水资源总消耗量的70％，但由于输水方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耕作制度、栽培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农业用水的利用率不高，渠道灌溉区只有30％～40％，机井灌溉区也只有60％，低于发达国家水资源利用率80％的水平。

我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单位GDP SO2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能源消费量和CO2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二位，日耗水量和日均污水排放量都居世界第一位，有机污水排放量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印度排放量的总和，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我国每年产生1亿多吨的城市生活垃圾，带来严重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环境状况恶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全国因水土流失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沙化土地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加剧，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类生物物种受到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

发展经验表明，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75％靠技术进步，25％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而我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中，我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承接了国际上劳动密集性高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型经济的产业转移。多年来经济增长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道路，经济总量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的基础上[6]。这种发展方式不转变，资源环境是难以为继的。

（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日益显现

一个现代化国家，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应该平衡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这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翻番以后，应该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因为各种原因，还是偏重经济发展，在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甚至形成了以GDP挂帅的局面，为了实现经济指标，不惜牺牲社会发展，牺牲环境，致使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环保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今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状态。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中等专业技术、职业教育方面，则做得很不理想，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如熟练技工、技师严重短缺。高等教育有一段也发展得很慢，1999年开始，国家决定扩大招生名额，2007年，在校大学生猛增到1738.8万人，使大学生毛入学率达到23％。从精英教育过渡到了大众教育阶段，这方面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但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如合格的教师缺乏，校舍、场地、教学设施跟不上需要，经费严重不足，不少大学在负债运行。这需要有一个调整、整顿、协调、提高的过程。

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近年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头号社会问题。这里当然有医院和卫生部门的责任，但追根求源，最根本的是经济发展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人们对医院看病治病的需要日益提高了，但医院和医护人员都没有相应的增加，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没有相应的增加，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从1978年（全国总人口97523万人）到2007年（132129万人），全国总人口增加35.5％，城市人口从1.7亿增加到5.9亿，增加2.47倍。但全国的医院、卫生院的数量从64309个缩减到60397个，反而减少6％，看病难的问题很严重。据了解，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里，医疗保健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很大部分是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占总费用支出比例，发达国家多在50％以上，发展中国家一般在30％左右。

从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实例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没有调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应有的格局上来。所以，应该下决心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量增加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困境[7]。

（三）社会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都是一个国家、地区最重要的结构。过去我们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当然是应该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没有同时也重视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的调整，以至形成了当前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很不契合、很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等。仅以就业、城乡、阶层结构来说，2007年，我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占11.3％，第二产业占48.6％，第三产业占40.1％，这已经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特征。而在就业结构中，2007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40.8％，第二产业占26.8％，第三产业占32.4％；在城乡结构中，城市化率为44.9％；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间阶层约占20％～22％，这都还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社会结构。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则还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结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严重背离，很不相称，很不协调。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产生当前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举实例来说，“三农”问题是我们要解决好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为什么“三农”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呢？“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结构性问题，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的集中体现。在GDP结构中，第一产业只占11.3％，而在就业总劳力中，劳动力占40.8％，在城乡结构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5.1％。也就是40.8％的劳动力，只创造11.3％的财富，这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而这11.3％的财富，又要在55.1％的农村人口中分配。这种不合理的结构，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体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革造成的。不改革社会体制，农业劳动力不转移出来，农民不减少，农民就富裕不起来，“三农”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可见，继续深化改革，调整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是解决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四）国际分工优势逐步丧失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开始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并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不断攀升的贸易额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扩大开放征途中愈加稳健的步伐。2007年中国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之位，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00亿美元，至2007年已经猛增到2万亿美元以上。然而，中国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也为自身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隐忧。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外贸依存度[8]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而加入WTO这一年，成为外贸依存度增速上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相关数据表明，2002～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几乎以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即使2005年略有下降，也达到了63.89％，2007年已经接近70％。持续增长的外贸依存度不仅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国外市场需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我国实施开放式加外向型发展战略，主导了贸易依存度持续高攀，而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由我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以及加工贸易政策所构成。对此，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出口产业中大多数是组装型的生产环节，增值率较低，如果用包含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与GDP相比，计算出的外贸依存度夸大了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无论采取怎样的计算方式，我们都要正视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即使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仍然较高。日本在贸易立国时期，外贸依存度也没有超过20％，而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长速度过快，对外部依赖越来越大，将增加经济的系统风险。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将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约束较大。一方面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另一方面过多投资进入加工贸易部门，也将导致产品结构长期停留在中低端产品领域。同时，加工贸易这种“候鸟经济”十分不稳定，一旦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他们就会转移出去，选择具有更为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也逐年增加，相关数据显示，1995～2007年，中国年实际到位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已由375.21亿美元增长到747.7亿美元，1979～2007年累计达到760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最大引资国。然而，由于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制造业，近70％的外资都流向了我国制造业领域，导致我国一些产业生产过剩、畸形发展。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数据也成为欧美各国频频对我国施压和挑起贸易争端的把柄。WTO发布了一份反倾销统计报告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按新立案数目衡量，2006年中国内地遭到32起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比位居第二的美国多4.3倍，比2005年同期（23起）增加了9起，增幅高达39％。

与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规则及双边磋商进行解决的经贸摩擦问题相比，更让人忧虑的则是由“双顺差”所带来的中国内部经济失衡，以及外资不断流入所造成的要素中市场价格扭曲。目前，我国劳动力、土地、能源、水和环境产品价格扭曲，实际造成了资源外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参与外贸市场的人力超过上亿人，直接在外商投资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就有3000万～4000万。农民工在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失，是中国劳动力要素扭曲的体现，对农民工的低工资和保障制度的缺失等问题应倍加关注，反之，由于保障制度缺位，影响到国内消费不足，内需难以启动，进而造成整体利益流失。

对此，曾任摩根士丹利全球策略部主管的大卫·罗奇（David Roche）撰文指出，中国经济依赖廉价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已进入“迟暮之年”。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并非没有止境，从现在起到2009年，中国每年的劳动力人口增幅只有0.5％，此后将开始萎缩，而从2014年起，每年将以1％的速度减少。该文指出，技术工人短缺或许已经导致工资标准被抬高，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工资水平已经赶上许多即将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在临近香港的深圳，企业工资水平已超过印度和印尼等竞争对手。事实上，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能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启动模式，而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经济在开放的步伐中，必须面对一些深层次矛盾，并寻求均衡发展之变。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后WTO时代，中国与世界”论坛上就表示，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平衡的经济，从定义上讲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因为没有很强的支撑基础，如果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中国经济也会出现连带的影响[9]。

三、“三个转变”的相互关系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三个转变”的相互关系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和当前经济工作的关键。只有实现这三个转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三个转变不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转变都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三个转变”相互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

1.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合

第一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从需求方面提出的。消费、投资、出口构成经济总需求，也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个转变就是要使我国的三大需求结构变得更加协调。第二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是从供给方面提出的。我国三次产业的发展不平衡，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需要逐步加以改变，使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根据现代经济学原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存在平衡关系，同时也存在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会造成物价总水平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如果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则会出现产品积压，失业，进而引发通货紧缩。这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基本原理。总需求与总供给相互制约主要表现在，需求与供给之间不适应，产品不适销对路，就会相互制约。这在改革开放前是长期存在的情况，有的经济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为“短缺经济”。生产与消费脱节，产品不管是不是适销对路，也在大量生产，而市场急需的产品却长期无货或者供应紧张。二者相互促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需求引导生产，反过来生产也可以引导消费、引导需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逐步自觉地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但是这种适应仍然处于被动的状态。如出口需求中的“两高一资”，造成我国资源消耗过大、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等问题就是一种被动适应的状况。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平衡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要使二者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要求提高质量，抑制不合理的部分，增加和放大合理的部分。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求经济发展不是以增长为主要目的，而是选择更合理的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单一要素转向多元要素结合

第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是从生产要素方面提出的。要从依靠资本要素和资源要素转变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提高资源、资金的配置效率来驱动发展。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而且要有质的提高，要创新。

3.相互协调和促进

三个转变，充分体现了“协调”的精神。三个转变中，第一、第二个转变互为因果，第三个转变是核心和关键。三个转变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出口的增长，会抑制内需；如果出口带动进口，促进收入提高，会带动国内消费。投资会促进消费，但如果没有提高劳动者的收益，反而会抑制消费，起了反效果。第二产业发展，如果能促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产生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可以促进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个转变要求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足

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看，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200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一直快于GDP的增长，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投资率已由2002年的37.9％上升到2006年的42.5％。同期，最终消费率则由59.6％下降到了49.9％。投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太低的失衡状况不断恶化。200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4.8％，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货物贸易顺差的增长，2007年我国消费增长继续慢于GDP的增长，消费率继续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扭曲。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7.6个百分点以上，而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再从内需与外需关系看，经济增长对外部依赖太大。如货物进出口占GDP的比重，2002年是42.7％，2003年是51.9％，2004年是59.8％，2005年是63.9％，2006是66.6％。2007年有所回落，这个比重仍然是65.2％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15个百分点。这些都表明，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不足是造成不协调的主要方面。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1）长期形成的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而过分投资除导致最终消费率过低外，也引发宏观经济过热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的这种指导思想是导致消费难以有效启动的重要原因。

（2）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是消费难以启动的原因。消费由收入决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收入水平增长仍较缓慢，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却持续扩大。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同时也包括城镇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不足，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尚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也导致消费难以启动。目前在我国通过就业获取收入，是一般公众获取收入的最主要途径。在当前就业岗位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劳动力收入水平被压低，而为数众多的失业者更是对消费的贡献不高。更重要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顺利转移，直接抑制了广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的提高。

（4）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缓慢导致有效的消费供给不足，也是导致消费难以启动的原因。虽然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仍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一些消费供给不足，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的扩大。目前不但广大农村市场自给自足现象仍较严重，而且城镇中由于缺乏消费的有效供给导致消费不振的现象也较为常见。

（5）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居民消费水平难以提升的原因之一。当前我国教育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收费过高以及乱收费等现象较为严重，一些居民为子女教育储蓄而无钱消费的现象非常普遍。高等教育的高收费更是剥夺了一般家庭的消费能力。

（6）当前医疗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消费的原因。当前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他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够完善。医疗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使普通公众预防性储蓄增加，以致挤占了日常的正常消费[10]。

2.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带动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了重化工业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而消费的缓慢增长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结果导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太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2007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73％、48.6％和40.1％。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比重高约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低约25个百分点。从我国的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第二产业仍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一产业贡献很小，第三产业的贡献也在下降（见表1）。造成第一和第三产业带动不足的主要原因：

（1）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一直较低，“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我国的牛、羊、猪等肉类产品，苹果、梨等水果产品，花卉产品以及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面临着品种不优、质量不高的困扰。二是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保鲜、包装、储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三是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2）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从总量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30％～40％之间。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占40％以上；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发育仍然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11]。

3.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不足

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投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1）科技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严重匮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出现严重萎缩，产业创新能力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产业升级面临很大困难。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导致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企业无法在品质、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维持收益。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批量化生产的成本优势使我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我国总体仍然处于浅层工业化阶段，比较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在总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超过了50％，这导致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

（2）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目前，中国的1.4亿职工中具有中级工职称的仅占35％，高级工更少，仅占3.5％。据测算，到2010年，中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至25％，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13亿人口既是巨大的人力资源的宝库，同时，13亿人口要吃饭，要消耗资源，对资源环境、对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现状，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将受到影响[12]。

（3）随着我国更加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企业面对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这就迫切要求我国企业更加注重管理、不断加强管理，以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国内外很多成功企业的实践表明，管理创新是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力的关键，是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进一步强化管理创新，依靠管理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很多企业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少企业认为，管理创新是大企业的事，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远不如搞技术创新更为实际。这与对管理创新的内涵理解不深有关，也与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有关。不少企业只注重管理模式的引进，而不善于结合企业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对引进的管理模式缺少起码的消化吸收过程，这种所谓的管理创新自然难以奏效。应该认识到，管理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管理创新包含两大内容：一是以人为本。企业为维持生存和发展，需要投入人力、设备、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而人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无疑处于企业运转的核心地位。企业要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改变重物轻人的旧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创造条件满足员工物质以及自尊、情感等方面的需求。二是根据企业实际选择管理模式。现代企业管理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对企业组织结构有不同的要求。我国企业在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时，应注意结合企业实际，探索对本企业最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制约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因素，除了观念问题，还有企业管理基础工作薄弱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基础数据信息不准确、不完整，业务流程不规范、不标准，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基础工作薄弱，严重影响了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的推广应用。因此，企业在管理创新中不能盲目赶“时髦”，过分关注外在形式而忽略基础性工作。应将管理创新与加强管理基础工作有效结合起来，并注意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这样才能真正提高管理水平[13]。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针对一直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果不够理想，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突破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适时提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理论和新方针。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这个宏大的发展战略，有必要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利条件

1.科技进步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强劲的内在动力

从理论上看，新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以AK经济增长模型为例。AK模型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一定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资本。从表面上看，产出与资本存量呈正相关，这似乎不太恰当，但如果将K作为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就显得非常合理。其单位产量为Y=AK，它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可以持续增长。这里的技术和广义资本都包含了科技进步的因素。

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左右时，国家的经济社会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如果说2000美元以前主要是靠开放、靠技术引进和合作的话，那么之后的发展就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持续创新的能力。经历过这样阶段的地区和国家，如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欧洲的芬兰、爱尔兰，都主要是依靠自主创新成功转型，并取得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一些国家，20年以前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目前还维持在这个水平。如巴西，在1985年就已达到人均3000美元，可是到2002年时却退回2603美元。原因并不是巴西不开放，也不是没有市场经济，只是自己没有技术创新能力，主要的制造业都是依靠外国的技术和外国的投资，导致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所以，从自主创新型经济和依附型经济两种模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如果长期依附于外国，技术的高端都是由外国公司掌握，国家就会失去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4]。

从实际上看，我国多年来注重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正逐步显现。近年来，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支出中对科技的投入逐年增加。2006年国家用于科技事业的财政拨款为1689亿元，是1980年的26.1倍，年均增长达13.4％。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在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全社会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据统计，200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3710.2亿元，是1991年的26.1倍，年均增长22.6％；按全国人口计算的人均R&D支出为280.8元，是1991年的22.8倍。2007年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49％，比1991年增加0.84个百分点，表明社会资源配置对于自主研发的倾斜逐年加大。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研发投入总量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之后，已成为世界第六的研发投入大国。而作为科技研发投入主体的企业投入也在不断提高。统计结果显示，在200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中，各类企业支出2681.9亿元，是2000年的5倍，占全社会R&D支出的72.3％，比2000年高12.3个百分点；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支出2112.5亿元，是1995年的14.9倍，年均增长达25.3％，大中型工业企业R&D支出占全社会R&D支出的比重已达56.9％，比1995年高出16.3个百分点[15]。这表明，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制在逐步形成。

当前，国家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对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做出了重大部署，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未来15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具体的目标：一是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由2005年的1.35％，到2020年要提高到2.5％。二是科学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从现在的39％提高到60％。三是技术的对外依存度从50％降到30％。现在世界是一体化的，技术不可能全部自己做，必须要互相交流，1/3左右的引入是非常合理的。四是中国的专利和论文被引用的数目要从现在世界第二十位上升到世界第五位。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视，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注入了强大的内在动力，这是最重要的有利条件。

2.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两者的目的来看，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是互为因果和条件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客观上要求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因此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有助于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两者的现实背景来看，都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面临的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从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提高。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从市场机制广泛发挥作用的载体看，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市场体系日臻完善，要素市场发展加快，我国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也趋向成熟。从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来看，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初步建立起国家规划计划、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初步构建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更加注重运用信贷、利率、准备金率等经济杠杆，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从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保障来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正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3.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增加了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如前所述，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节点。这是我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经济发展历史看，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最初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初的、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发生在农业领域，此后，随着资源约束条件的转变，粗放经营成功地转向了集约经营。再比如，经济发展方式的适时转变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发展。18世纪以前，西欧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18世纪以后却大相径庭，其原因就在于西欧适时地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据美国学者彭慕兰研究，直至1750年前后，东亚和西欧的发展模式均为劳动密集型，“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才扭转了那条道路”。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已有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急剧断裂？彭慕兰认为是矿物质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使西欧在技术创新中出现对节约劳动的需求，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节约劳动的发明中。而在东亚，充裕的劳动力使其不需考虑劳动力的节约，因而没有产生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动。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并对资源约束条件变化的灵敏反应，是促使西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变革，即市场机制和财产所有权制度就是这种反应。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实际上也进一步增加了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4.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从发展模式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三种不同模式：

第一种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发渐进的方式。这种模式其缺点就是具有盲目性。传统体制下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却难以转变，表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因而，这种存在盲目性的转变模式不是最佳选择。

第二种是政府主导、行政强制的方式。例子是前苏联的模式，事实证明效果也不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所以选择粗放的、扩张的模式，完全在于传统体制下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而导致的预算约束软化，即企业没有产权，财产权制度不起作用。这种模式下，难以产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制和动力。

第三种是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与市场协同推进的方式。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典型例子，可以作为后发国家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借鉴。但是这种模式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把握不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弊端积累起来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主要表现为既有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又有国家发展规划的宏观控制以及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正确引导。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导纲领的情况下，配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会形成合力，朝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并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和保障。

5.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客观上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自2007年10月以来，全球被蒸发财富超过5万亿美元，给自然人、企业和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作用，也波及我国金融市场和经济领域，A股市场最大跌幅一度超过72％，市值被蒸发掉22万亿元。但是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也将给我国带来新的战略性机遇，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

（1）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加速产业合理布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机会。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较低。在经济不景气或相对低迷的时期，市场竞争往往更为激烈。其结果，就是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及相关产业遭到淘汰；劳动生产率高、产品质量好、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及相关产业则得到发展和壮大。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力，是通过市场淘汰落后产业，产生新兴产业，鼓励生产率更高的技术、产业等出现。当前的金融危机为我国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很好的机遇，需要我们自觉地利用经济不景气时所带来的压力，将压力转为动力。虽然在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影响下，国内经济增长下滑还会继续，但是我国目前依然存在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人口红利较大发展空间。

（2）为扩大内需带来机遇，有利于启动拉动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2008年10月末，我国各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45.83万亿人民币，实际贷款30万亿人民币，尚有近16万亿人民币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无论我国政府、企业和个人，负债率和杠杆率在国际范围内都是偏低的，加之受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下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经济过热担忧已经解除，而且PPI和CPI仍在继续下滑，给放手保增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有可能又迎来一次“低成本、高增长”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机遇。以加快基础设施投资为龙头，撬动有效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所以，国家制定了扩大内需促增长的四万亿人民币投资计划。根据国际惯例和过去政府投资1元能拉动社会投资3元的经验，到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人民币，能够带动社会投资12万亿人民币，2007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13.7万亿，意味着2008和2009两年每年总投资额都将达到16万亿人民币[16]，这对进一步扩大内需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3）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会促进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可以加大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用于节能减排的投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来说也是转变发展方式、转变消费方式、转变生活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17]。

这次全球金融风暴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考验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经济地位带来多方面机遇，对促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也是一种重要的催生动力。

（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

当前情况下，我国具备许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许多困难，同时伴有许多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不利因素，主要有：

1.思想观念的束缚

在党中央号召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全党和各级干部对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有了全面的提高，但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观念，包括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仍然存在GDP增长挂帅的思想，存在对科学发展、协调发展不够重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够重视等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仍需要通过不断学习，进一步提高认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2.科技创新能力仍旧较低

科技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科技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作用上升为60％～80％。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维持在较高位上，但经济效益仍在低位徘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技一直是我国国家实力增长中的薄弱环节，科技缺乏竞争力。尽管我国的R&D投资占GDP比重上升很快，但要发挥作用还有一个过程。

3.产业结构升级难

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这一过程仍然十分漫长，任务很艰巨。从我国“十一五”规划的节能减排执行情况就可以反映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侧面。为推进节能减排，我国“十一五”规划确定了两项约束性指标，即到2010年，万元GDP能耗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同时，国务院发布了节能减排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对各省级人民政府和千家重点耗能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实施问责制。截至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5.38％，二氧化硫和COD总量减排完成百分之三点几到四点几。从节能来看，今后每年至少要降低4.5％，才能完成五年任务。环保方面，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还要完成减排总量的6％～7％的任务。今后三年，节能减排任务相当艰巨[18]。这也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

4.扩大消费需求难度加大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10项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10项措施的工程建设投资，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19]这个重大决策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确实是十分果断和有效的决策。这十项措施中，有一项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还有一项是“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第一项也能拉动消费）。其余措施基本是基本建设投资。因此，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还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根据经验，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消费需求的扩大涉及因素较多，并且短期效应不明显，因此对推进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发挥消费的作用也增加了难度。

5.管理体制的障碍

“九五”规划就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很快地实现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非常顺利，特别是近年来，沿海地区都强调要加快转型，但是进度不快，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目前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决策中有越位的问题，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而且把GDP的增速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20]，这是管理体制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经济管理体制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消除这个障碍，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仍需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非常重要。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主要措施

2009年是我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采取的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将对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影响。为此，我们要抓住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特殊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培育国内消费增长点，推进改革，为“十二五”时期和更长远的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长期目标

以2007年为基数，2010年为转变新起点，2015年、2020年为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我们围绕“三个转变”提出以下目标预期值：

1.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以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指标，我们提出了一个中长期目标。目前的情况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协调转变的核心应当是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2以2007年的三者贡献率为基数，分别提出了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贡献率目标。到2015年消费贡献率提高到40％，2020年再进一步提高到45％。由于消费贡献率的提高，投资和出口贡献率将相应降低。

（1）2007年，我国消费对经济的增长首次超过投资，标志着我国经济逐步向协调的方向迈进。这是在十七大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取得的成效。但是2007年与政府抑制投资增长的宏观政策有关，同时与CPI指数偏高有关，实际上经济增长依靠投资驱动的格局没有改变。[21]

（2）2008年国家采取拉动内需政策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启动消费难以迅速见效，拉动内需的投资作用比较明显。因此，预计到201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再次超过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

（3）通过世界部分国家比较，我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普遍高出20多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则低20多个百分点。[22]这与发展阶段有关，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因素并参照发达国家的比例，我国消费率的上升空间很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逐步显现出来。

（4）出口拉动的作用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比如，2008年我国出口贡献率将出现逆转。2009年《经济蓝皮书》预计，2008年中国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转为负值。

（5）根据对1978～2007年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关系分析，我国消费的贡献率在1979～1985年期间为高贡献率阶段，1986～1997年期间为中贡献率阶段，进入2003年后，消费的贡献率稳定在40％以内，出现持续的低迷状态，总的趋势是逐步走低；而投资贡献率，则是从1978～2007年期间的总趋势一路走高；出口贡献率则更不稳定，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见图1）[23]。

仔细分析三大需求的长期波动趋势，可以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三大需求的贡献率之和为100，但是变化很激烈，相互之间是相互生克的关系，其中以消费和投资的生克关系比较明显，投资高了则消费就低，反之亦然，但是有的年份投资、消费都高，克的是出口，如1985年，投资的贡献率达80.9％，消费达85.5％，净出口则为-66.4％，说明这一年大量进口国外的货物与服务，国内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有相当比例用于进口。实际上，这一年也正是海南汽车疯狂走私的一年。可见，这一年，无论是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大量用于购买汽车造成了出口贡献率的高负值。1993年，我国石油进口量较大，外贸逆差，所以当年的出口贡献率也为负值。

（6）2010年的数值带有预测的成分，主要是考虑到刺激内需，必将加大投资的贡献率，消费贡献率会受到克制，而投资同时会带动进口，出口贡献率也会受到控制。2015年经济步入正常发展轨道，消费投资开始协调拉动，进出口贸易也步入正常，但是进出口结构将提升层次，高技术产品比重上升，“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比重将明显降低。2020年，三驾马车开始协调拉动，出口拉动将更加偏向于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2.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三大产业的结构转变，其核心是第三产业的比重。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与发达国家比较低20个百分点左右。我们采用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指标，以2007年度统计数据作为基数，预测了2010年的情况，提出2015、2020年的中长期目标。由于第一产业的比重总的趋势是逐步缩小的，因此，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是协调转变的关键（见表3）。

（1）我国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从1990～2007年的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趋于下降，第二产业也是略有下降，而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这个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发展趋势（见图2）。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到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增加到43.3％的规划指标，按照三次产业划分，也就是第三产业贡献率（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的比重上升到43.3％的水平。

（3）2008年国家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措施多数都将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将会上升较快，因此，第三产业的贡献率突破“十一五”规划指标的可能性极大。

（4）《发展和改革蓝皮书》列举了不同国家的三次产业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多数国家的发展趋势是第三产业比重增加较快，有的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70％，如英国、巴西等。我国相比较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很大。

（5）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将有可能加大。

（6）第一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很重要的基础，发展重点在于提高质量，提高科技进步，内涵扩大再生产，而国家的扩大内需政策也直接惠及农业，但是贡献率会继续走低，有可能随着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还会更低。三次产业的这种变化趋势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趋势。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第三个转变的指标选取相对较困难，首先选取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对这一指标尽管存在分歧，但我们认为在没有更好的指标时，用此指标可说明一定问题；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指标较多，包括技术工人比重、受教育人口比重等，我们选取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这个指标能反映国家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视程度；管理创新没有单独设计，是因为管理创新是指把一种新思想、新方法、新手段，或者新的组织形式引入到企业或者国家的管理中，并取得相应的效果的过程，不好量化。企业管理创新是指企业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企业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创新活动。因此，管理创新与体制改革、思想观念转变、技术进步等有关，是个比较综合的指标，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此外，我们选取了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两个指标来反映控制物质消耗情况。第三个转变综合反映了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是协调转变的核心和重点。我们以2007年指标为基数，预测并提出了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目标（见表4）。

（1）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于测算方法不同，目前存在较大分歧，只能作为参考指标[24]。也有人将“科技进步贡献率”用国际通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代替[25]，但是，TFP的情况，中国这些年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发达国家的TFP也不是很高，日本为55.2％，美国为47.8％。而采用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发达国家则高达60％～80％。我国目前只有40％左右。这里采用的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指标。

（2）反映劳动者素质的指标较多，有工程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在岗职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等。这里采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来衡量劳动者素质。这个指标与实际的劳动者素质有一个滞后，但是却能最全面地反映国家对劳动者素质的重视情况。这个指标的世界比较是，2000年，发达国家平均为5.3％，欠发达国家平均为4.1％，转型国家平均为4.2％，最不发达国家平均小于3％，中国是2.9％。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实际这个比例分摊到人均后，比发达国家要少很多[26]。由于我国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中，教育支出比重较高弥补了财政公共教育支出少的问题，因此，我国的实际受教育情况远高于许多国家。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专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特别是初中等教育，居民负担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8％，而我国的现实却远非如此。2002年，在教育投入总量9248亿元中，国家投入3107亿元，占33.6％；社会投入346亿元，占3.7％；个人投入5795亿元，占62.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学级中个人都是教育投入的主力军[27]。但是，消费支出中的教育支出比重高，也反映了国家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情况。这个比重应该逐步转变。

（3）单位GDP能耗指标是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控制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情况，但是这个指标与发展阶段有关，发达国家单位GDP能耗从上升转为下降的拐点处于第二产业比重仍比较高的时期，其直接原因是本国工业向高端升级，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的发展巩固了单位GDP能耗的下降。我国应将万元GDP能耗降低目标上升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标志性指标，将推动工业发展走向高端作为当前阶段降低单位GDP能耗的主要途径[28]。据《200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我国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了3.66％，降幅比2006年的1.79％提高了1.87个百分点。根据“十一五”规划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2010年的单位GDP能耗为0.97吨标准煤/万元。从2008年的政策走向和经济发展状况看，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后10年也按这样的幅度下降，也就是这个指标每5年降低20％，2015年将是0.8吨标准煤/万元，2020年为0.64吨标准煤/万元。这将使我国工业朝新型工业化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将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4）“十一五”规划对主要污染物减少指标的控制是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5年减少10％。这个指标即可以反映工业结构升级的结果，也可以是治理的结果。根据环境保护部通报的情况，2007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首次出现“拐点”。积极推进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认真落实管理减排措施，全国装备脱硫设施的燃煤机组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48％，城镇污水处理率由52％提高到60％，全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383.3万吨，比2006年下降了3.14％；二氧化硫排放量2468.1万吨，比2006年下降了4.66％，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双下降，首次出现了“拐点”。这说明，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执行的难度。根据“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今后每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再下降10％的幅度是必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措施

为了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长期目标，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动作，深化体制改革，即要保增长速度，更要注重结构改善，确确实实将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为重心，实施配套的改革措施和政策组合，发挥宏观调控促进加快转变的功能。需要采取的重点措施主要有：

1.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弘扬和鼓励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的宗旨，从规划、政策、法律、规章各个方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要不断增强全党和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确确实实按科学发展观办事，才能有效推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增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促使内需结构合理化

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居民、企业和国家的分配格局向合理的方向变化。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劳动者报酬。二是逐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逐步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进一步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再分配功能。三是着力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人民群众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果。四是科学地、正确地培养居民消费新的增长点，逐步加强消费能力，促使内需逐步向合理化方向转变。

3.适时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在外贸方面，今后要积极扶持高附加值产品、品牌产品，特别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推动外向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优化进出口结构，努力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在外资方面，鼓励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要着力引进高新技术、先进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项目，同时要依托制造业重点引进服务外包产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要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跨国企业，为此，加快构建政府服务体系，强化对海外企业和资产的监管，培养一批懂管理、懂技术、懂法律、懂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复合型人才，适应“走出去”的需要。同时，通过“走出去”，促进服务业的国际贸易，提高中国在国际服务业中的地位和水平。

4.以节能减排为突破口，促进新型工业化的转型

我国将节能减排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决策，推进节能减排，有利于促进走新型工业道路，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为此，要坚持不懈地继续加大节能减排的政策力度，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突出重点，全面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抓好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节能减排。依靠科技，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强化责任，加强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完善政策，形成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要积极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5.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产业，更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性产业。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建设循环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力量，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为此，要加快自主创新，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业自主创新是涉及技术、产业、组织、管理、业务流程和制度的集成创新，能促进服务外包和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推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升级，是整个产业链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源泉。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技术实力雄厚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城市群应侧重发展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加快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加大与中、西部城市群的合作，通过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中原、长江中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现代服务业的区域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同时利用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拉动、资本倍增、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等效应，促进本区域农业和工业的健康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深化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引入新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管理理念，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把现代服务业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契机，主动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引导外资投向我国现代服务业部门，学习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借鉴现代服务业的体制机制改革经验，推动服务业微观制度和经营管理创新，全面促进现代服务业技术进步和快速发展。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现代服务产品的出口。积极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外包企业，创建一批服务外包产业基地，提高外包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使服务外包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的新增长点。要实施品牌战略，加快培育龙头服务企业，建立市场调研、信息咨询等服务平台，支持外向型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29]。

6.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价格水平偏低，资源价格只反映了资源开发、运输成本，没有全面反映生态环境破坏修复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生产、企业退出、转产成本等因素。而且，我国资源税偏低，还不到德国、法国这些低税率国家的1/30，根本没有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导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资源产出效率低，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要进一步明晰资源领域的产权关系。完善法律法规，中央政府要通过提高征收资源开发税税率、健全资源开发秩序相关制度等来行使包括资源开发权、收益权等在内的所有权，真正把法律规定的资源国家所有权落到实处。要打破资源性行业垄断经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保障资源性产品生产和资源节约。要科学制定资源性产品成本的财务核算办法。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资源开采权取得、资源开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安全设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退出和转产等费用列入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提高资源性产品定价的科学性，促进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对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使资源完全成本化，促进节约资源，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30]。

7.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由于国内庞大的农村资源尚未被开发，加快“三农”建设步伐，推进“三农”建设现代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内需增长。这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的消费边际弹性不同。城市居民在经历了20世纪末商业革命和大宗消费品排浪式消费之后，先后步入个性化消费阶段。城市居民收入边际消费弹性也随之逐渐减小。而在农村，广大农民的生产消费基本尚处于未开发或刚开发阶段，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民潜在的生活消费需求很大，农民消费边际弹性较大。随着我国“三农”现代化发展，这将会成为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内需主力构成。此外，农村有巨大的社会民生需求。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城市化进程在各地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城乡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农村对于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的巨大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主要增长点[31]。促进“三农”发展，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只有实现现代化的农业，才能促使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才能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从而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打下基础。

8.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了精辟论述，强调指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此，立足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实际国情，首先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当前，人才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国际化的眼光来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营造良好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创新型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充分发挥作用。其次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再次是要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要进一步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深化改革，切实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发挥经济科技政策的导向作用，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还要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通过政策的协调，创造一种平等的竞争环境，在税收、投资、贸易等方面，全面促进科技发展。同时，要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积极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并抓紧制定和完善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业化的扶持政策，鼓励知识产权转移与实施。进一步完善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完善法律和加强执法，扩大宣传教育，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落实到各个环节，形成激发创新热情、鼓励创新行为和提高创新回报的社会环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坚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可见推进自主创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9.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设。转变政府部门职能，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诚信守约的信用环境、公正廉洁的执法环境和公开高效的办事环境，需要进一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尽快建立起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匹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干部定量考核与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为此，要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必须设立全面评价干部政绩的合理指标，形成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绩考核体系：一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物质指标转向注重考核以人为本指标；二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指标；三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指标；四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近期利益指标转向注重考核可持续发展指标。从而消除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碍，增强市场机制作用。

10.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条件

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现象，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在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一是进一步规范市场配置资源，减少行政性配置资源。为此，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职能和范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造出合格的、理性的市场主体。继续做好企业改制、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推进兼并破产等战略性重组以及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不断形成节能降耗、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和约束机制。三是加大促进科技体制创新力度，大力推动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完善科技投入的运作机制，改革政府科研资金的运作机制与模式，统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科研投入；同时要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真正面向世界、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建立有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四是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逐步打破垄断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不断完善维护市场秩序的立法和执法力度，充分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调节手段，引导市场的健康发育。

附录：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要点

经济增长理论有新古典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要点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下，资本的边际产品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也就是说，随着一国资本存量的增加，其产品的增长率必然收敛于一个稳定值，从而出现零增长。但是经济学家麦迪逊对1700年以来几个经济领先国家人均GDP增长率的统计数据发现，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可以与发达国家趋同的。面对这一事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按点子和专利权的数量来衡量）。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由此，罗默得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罗默将社会各部门划分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和研究与开发部门即知识积累部门。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越来越超过物质的积累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即R&D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罗默指出，由于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相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可以产生赶超效应。新经济增长理论有AK模型、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spillover effect）模型、R&D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现实经济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引发了加大教育力度以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新确立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政府兼顾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所采取的正确政策等。但是，所有增长理论和模型的研究对象都是针对经济增长，主要是人均GDP的增长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主要是研究数量变化，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量变范畴。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学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主流思想由结构主义演变为新古典主义，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等少数几个问题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内向发展战略，重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僵硬、刚性特征，反对新古典主义静态的配置资源、边际调节和市场修补，不支持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

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二元结构理论、重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学术观点。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提出，是我们党对这门新兴经济学科的重大理论贡献。[32]

（课题负责人：宋群，课题组成员：贺克俭、孙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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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网十七大专题网站：《朱之鑫解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经济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提法的改变，朱之鑫表示，绝不仅仅只是两个字的改变，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反映了党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朱之鑫从三方面作了解释：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更好地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更好地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更好地体现了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的要求。

[2]周叔莲，刘戒骄.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3]杨欢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科学发展的关键。

[4]周叔莲.十七大为什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5]经济学领域研究增长的专门学科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发展的是发展经济学，但是这两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都未形成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参见附录：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简介。

[6]翟金良：《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及其控制对策与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刊2007年第四期。

[7]陆学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当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8]外贸依存度，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比重。

[9]王斌：《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面临外贸依存度过高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2月6日。

[10]刘社建、李振明：《大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文汇报》，2006年2月13日。

[11]2008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第十四章《我国产业结构演变30年》。

[12]刘纯银：《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大江时评》，2006年10月11日。

[13]胡俊华：《管理创新为何“叫好不叫座”》。《人民日报》2008年6月4日。

[14]徐匡迪：《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发展观察》，2007。

[15]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十四：科技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16]刘勘：《金融危机将催生战略性机遇》。《上海证券报》，2008年11月21日。

[17]新华社：《金融危机对国内调整结构带来机遇》。2008年10月29日。

[18]《新华网》，《中国目前没有调整节能减排考核指标的计划》。2008年10月30日。

[19]《新华网》，《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2008年11月9日。

[20]《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消除体制障碍》。《腾讯专稿》，2008年11月2日。

[21]新华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7年来首超投资》。2008年3月6日。各方面对此存在不同的分析观点。

[22]《中国信息报》经济观察：《如何测度“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5年1月31日。

[23]国家统计局数据。

[24]宋卫国、李军：《“十五”规划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目标选择分析》。

[25]郭励弘：《全面、准确地把握“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内涵》。《搜狐财经》，2006年4月17日。

[26]刘泽云、袁连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国际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27]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知多少》。《新华网》专稿。

[28]白泉：《国外单位GDP能耗演变历史及启示》。

[29]王耀中、张阳：《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思考》。《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7日。

[30]《蔡玲：关于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的建议》。《中国网》：2008年“两会”提案报道。

[31]姜永坤：《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以“三农”现代化带动内需增长》。《解放日报》，2008年12月11日。

[32]刘伯雅：《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现实经济的启示》；王爱君：《发展经济学研究三十年回顾》。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