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幕

是啊——基尔戈·特劳特又回来了。他在外面没法混。这并不丢脸，很多好人在外面都没法混。

我今天早上（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接到一封信，是印第安纳州皇冠岬一个名叫约翰·菲格勒的陌生年轻人寄来的。皇冠岬恶名昭著，因为关押着抢银行的惯盗约翰·迪林杰。大萧条最难熬的时候，他越狱了。迪林杰用肥皂做了一把手枪，涂上鞋油，以此威胁看守，逃了出去。看管他的看守是女的。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还有她的灵魂。迪林杰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侠盗罗宾汉。他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1]的皇冠山公墓中我父母和我妹妹爱丽丝的墓地附近——爱丽丝比我还要崇拜他。葬在那里的，葬在全城最高点皇冠山顶上的，还有“本州诗人”[2]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我母亲小的时候跟赖利很熟。

迪林杰是被联邦调查局特工当场拔枪打死的。他没有逃，也没有拒捕，但在公共场所被击毙。因此，我早就对联邦调查局不怎么敬重。

约翰·菲格勒则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中学生。他在信中说，他几乎读了我所有的作品，如今打算点穿我迄今为止的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思想。下面是他的原话：“爱虽败而礼必胜。”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而且很全面。因此我现在——刚过五十六岁生日才五天——就非常尴尬，感到根本不需要写好几本书，人家一封七个字的电报就一语道破了一切。

这不是开玩笑。

可是年轻的菲格勒一针见血的话来得太迟了。我已经快要写完另外一本书了——就是这本。

这本书中的一个次要人物——肯尼思·惠斯勒，原型是我父辈的一位印第安纳波利斯人。他的真实姓名叫鲍尔斯·哈普古德[3]。有关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书中有时会提到他，因为他在几次罢工和抗议杀害萨科—万泽蒂[4]等事件中表现得很勇敢。

我只见过他一次。我同他，还有我父亲和亚力克斯叔叔（我父亲的弟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中心的斯特格梅耶餐厅一起吃午饭。我那时刚从欧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那是一九四五年七月，第一颗原子弹还没有扔在日本——那是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真想象不到。

我当时才二十二岁，还穿着军服，是个一等兵，在去参战以前是康奈尔大学化学系学生，因为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我的前途不妙，没有家族企业要我接班，我父亲的建筑事务所已经倒闭，他已破产。不过我还是订了婚，心里想：“除了妻子，还有谁愿意同我睡觉呢？”

我在别的书里已经令人讨厌地说过，我的母亲不愿再继续活下去了，因为她不能再做结婚时的那个人——城里最有钱的女人之一。

安排这顿午饭的是亚力克斯叔叔。他和鲍尔斯·哈普古德是哈佛大学同学。哈佛大学贯穿本书，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所大学。我后来在那里教过书，时间很短，没有什么成绩可言，那时我自己的家庭也正濒临破裂。

我当时向一个学生吐露了这件事——我的家庭就要破裂。

对此，他的答复是：“这看得出来[5]。”

亚力克斯叔叔在政治上很保守，哈普古德要不是因为与他是哈佛大学同学，我想是不会乐意同我叔叔一起吃饭的。哈普古德当时是美国工会的负责人，当地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副主席。他的妻子玛丽[6]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名为社会党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说实话，我第一次在美国副总统选举中投票时，投的就是诺曼·托马斯[7]和玛丽·哈普古德，压根儿不知道她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那一次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S.杜鲁门赢了。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相信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有好处。我在军队里不过是个一等兵，当然算个老百姓。

这次我之所以会同哈普古德相见，是因为我对亚力克斯叔叔说，我在离开军队以后想到工会找个工作。在当时，要在经济上从老板那里争取一些公平待遇，工会会是个很令人钦佩的工具。

亚力克斯叔叔大概这么想：上帝保佑！要同愚蠢相斗，甚至天神也赢不了。好吧——至少有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人，可以同他讨论讨论这个荒谬的梦想。

（头一个说愚蠢和天神相斗的话的人是席勒。尼采对此的答复是：“要同无聊相斗，甚至天神也赢不了。”）

这样，亚力克斯叔叔就和我坐在斯特格梅耶餐厅，要了啤酒，等待父亲和哈普古德的驾临。他们说好是分开来的。要是他们一起来，路上就没有什么话可说。那时父亲已对政治啦，历史啦，经济啦这些东西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常常喜欢说，空谈太多。对他来说，感觉比思想更有意义——特别是手指摸到自然物体的感觉。二十年后他临死时还说，他后悔没有当陶工，不然可以一天到晚揉泥块。

对我来说，这很伤心，因为他受过良好教育。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把聪明才智随便扔掉，就像一个仓皇撤退的士兵一路上把步枪和背包都扔掉一样。

别人却觉得这很好。他在本市是个极受敬重的人，双手极巧。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没有心眼儿。在他看来，手艺人个个都是圣人，不论他们实际上有多么卑鄙或愚蠢。

附带说一句，亚力克斯叔叔的双手什么也干不来。我的母亲也是，她连一顿早饭也不会烧，一颗纽扣也不会钉。

鲍尔斯·哈普古德能挖煤矿。那就是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干的事。别的同学都到家族企业、交易所或者银行等地方去工作，他却去挖煤矿。他认为要做劳动人民的真心朋友，本人就得是个工人——而且还应该是个好工人。

因此我不得不说，在我开始了解我父亲的时候，在我自己说得上是成年人的时候，我父亲是个从生活中全面撤退的好人。我母亲早已投降认输了，从我们家的组织表上消失。因此失败的气氛一直是跟着我的一个同伴。因此我一直很崇拜鲍尔斯·哈普古德那样的勇敢老战士，还有别的一些人，他们对于客观世界中在发生的事仍然很想了解，他们对于怎样从失败的虎口中夺取胜利，仍有很多的主意和办法。“如果我要活下去，”我这么想，“我最好以他们为榜样。”

我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同我在天堂团圆的小说。实际上，本书的初稿就是那么开始的。我希望在小说里成为他真正的好朋友，但结果是小说写得很不顺手，写我们熟悉的真人的小说常常是那样。在天堂里，你愿意多大就多大，只要你在地球上活到过那年龄。比如，标准石油公司创建者约翰·D.洛克菲勒在天堂里只要不超出他实际在世年龄九十八岁，自己愿意多大就多大。古埃及国王图坦卡蒙在天堂里只要不超出他实际在世年龄十九岁，自己愿意多大就多大。别人也是这样。作为小说的作者，我感到很泄气，因为我父亲在天堂里只想保持九岁那么大。

我自己却选了四十四岁——此时外表令人敬重，但对异性仍相当有吸引力。我见到父亲时不禁感到又难堪又生气。他就像一个九岁孩子那样，像只小猴子，眼珠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双手乱动。他有用不完的铅笔和便笺本，老是跟在我的后面，什么都画，画完了就死乞白赖地要我说好。不相熟的人有时问我，这个陌生的小孩子是谁，我不得不据实回答：“他是我的父亲。”因为在天堂里是说不得谎话的。

大孩子们喜欢欺侮他，因为他不像别的孩子，他不喜欢说孩子气的话、玩孩子玩的游戏。大孩子们常常追赶他，捉住他，剥他的裤子、裤衩，剥下来扔在地狱口里。地狱口看上去像口许愿井，不过没有水桶和辘轳。你趴在地狱口的边上可以听到轻微的声音：下面很深很深的地方有希特勒、尼禄王、莎乐美、犹大那样的人在叫饶命。我可以想象，希特勒本来已经吃尽苦头，如今还不断地让我父亲的裤衩蒙住脑袋。

每次我父亲被剥掉裤衩，就跑来找我，脸气得发紫。往往那是我刚交了几个新朋友，正要给他们一个态度潇洒的印象的时候，我父亲就出现了，又哭又骂，露着的小鸡鸡摇摇晃晃。

我向我母亲告他的状，可是她说她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因为她只有十六岁。因此我甩不掉他，我只能斥责他几声：“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父亲，请你快长大，好不好？”

事情就是这样。这部小说一定会令人非常不愉快，因此我就搁笔不写它了。

时间来到一九四五年七月，父亲走进了斯特格梅耶餐厅，仍旧生气勃勃。他当时的年龄大概与我现在相仿，是个对续弦毫无兴趣，对找一个不论哪样的情人都无明显愿望的鳏夫。他留着一撮大胡子，就像我现在留的这样。当时我是把胡子刮得光光的。

当时一场可怕的苦难——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崩溃，继之以一场全球性的大战——正要结束。到处都有战士开始复员回家。你可能以为父亲会对这件事，会对正在诞生的新纪元发表意见，哪怕是十分随便的一带而过的意见，但是他没有。

相反，他却说起那天早上他遇到的一件意外的事，说得十分娓娓动听。他在开车进城的路上，看到一所老房子正在被拆除。他停下来，走近看了一眼屋架子，发现前门门槛的木材很少见，他最后判定那是杨木。他估计那个门槛的横截面大约有八英寸见方，四英尺长[8]。他这么喜欢这块木头，拆房子的人就把它送给了他。他向他们借了一把锤子，把木头上能够发现的钉子都起了出来。

然后他把这块木头送到锯木厂，要厂里的人把它剖成木板，以后再决定用途。他主要是想看看这种不常见的木材的纹理。锯木厂的人要他保证里面没有一颗钉子，他做了这样的保证。谁知木头里面还有一颗钉子没有被起掉，因为它的钉帽已经掉了，所以看不出来。圆锯碰到钉子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锯子被卡住了，可是传送带还在转，因此冒出了一股烟。

如今父亲得赔一把新锯子、一条新传送带，锯木厂的人还叫他以后别再送这种用过的木材上门来。他却觉得很高兴。这故事可以说是一个童话，对谁都有教育意义。

亚力克斯叔叔和我对这个故事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像父亲的所有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像只鸡蛋那样包装严密，自成一体。

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亚力克斯叔叔后来成了酗酒者互助会印第安纳波利斯分会的一名联合创建人，尽管他的太太常常特别声明他本人从来不酗酒。他此时开始谈论哥伦比亚罐头公司，这是鲍尔斯·哈普古德的父亲威廉（也是哈佛大学出身）一九〇三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创办的一家罐头厂。这家公司在工业民主方面的试验很有名，不过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可多着哩。

哥伦比亚罐头公司生产番茄汤、辣椒酱、番茄酱等食品。它极其依赖番茄。这家公司直到一九一六年才转亏为盈。不过它刚开始赚钱，鲍尔斯·哈普古德的父亲就把他认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自然都能得到的一些福利给了他的职工。公司其他两个主要股东是他的兄弟，也是哈佛大学出身，他们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他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工人组成的委员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董事会未经任何人催促，就宣布以后不会再有淡季解雇工人的事发生，即使他们这一行是极具季节性的工业。董事会还宣布工人休假期间工资照付，工人及其家属医疗免费，病假发病假工资，退休有退休办法，公司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以股票代替奖金这个办法，把公司变成工人的产业。

“公司破产了。”亚力克斯叔叔说，语气里有着一种达尔文式的恶意的满足。

我父亲没有说什么。他很可能根本没有在听。

我现在手头有一本迈戈尔·D.马卡西奥著的《哈普古德们：热心家三兄弟》（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夏律第镇，一九七七年版）。副标题里的三兄弟是哥伦比亚罐头公司创建人威廉和他的兄弟诺曼、哈钦斯，后两个人也是哈佛大学出身，都是在纽约市内和纽约一带活动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记者、编辑、作家。据马卡西奥说，哥伦比亚罐头公司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受到大萧条致命冲击之前，都办得相当成功。大萧条后许多工人走了，留下来的人工资减了一半。公司欠了大陆罐头公司一大笔钱，大陆罐头公司坚持对它的职工采取比较传统的态度，即便对方是股东。大多数职工确是股东。试验就此结束，根本没有什么钱再花在这上面。过去由于分享利润计划而得到股票的人，如今成了一家几乎停业的公司的股东。

哥伦比亚罐头公司没有马上破产。在亚力克斯叔叔、父亲、鲍尔斯·哈普古德和我四人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它实际上还存在。不过它现在只是一家普通的罐头公司而已，发的工资不比别的罐头公司多一分钱。到一九五三年，它就被完全卖给一家大公司了。

这时鲍尔斯·哈普古德走进了饭馆，他是个模样平常的中西部盎格鲁—撒克逊后裔，身穿一套廉价常服，衣领上别着一枚工会徽章。他兴高采烈。他跟我父亲不是很熟，跟亚力克斯叔叔却很熟。他为迟到道了歉。那天上午他上了法庭，为几个月以前一次罢工时发生的斗殴事件作证。他本人与斗殴没有关系。他一身是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如今不再同人斗殴，也不再遭人痛打或关在牢里了。

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说的故事比父亲说的或亚力克斯叔叔说的要好听得多。他在领导反对杀害萨科和万泽蒂的示威运动之后，曾被关进一所疯人院里。他曾经同约翰·L.路易斯领导的美国矿工联合会的组织者斗争，他认为他们太右倾。一九三六年他任产业工业联合会的组织者，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领导对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罢工。他被关进监狱后，好几千名罢工的工人包围了监狱，有点儿像一伙暴民。不过他们不是想用私刑处死关在里面的人，而是要救他。监狱长细忖之下，觉得还是把他放了为妙。他说啊说，他说的故事，我把我所记得的一部分放在本书一个虚构人物的嘴里。

后来我发现，那一整个上午他在法庭上也是在讲故事。法官听得入了迷，法庭上的人几乎个个都听得入了迷——大概是因为他做这样高度冒险的事却毫无自私的动机。我想一定是法官怂恿哈普古德没完没了地讲下去的。在那时候，劳工运动史可以说是一种诲淫诲盗的东西，如今更是这样。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好人家的家里，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工人受苦和大胆斗争的事都是说不得的犯忌的事。

我还记得那个法官的名字，他叫克莱科姆。我之所以能这么容易记得他的大名，是因为我是他儿子“月亮”的中学同学。

据鲍尔斯·哈普古德说，月亮·克莱科姆的父亲在中午休庭之前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哈普古德先生，为什么你一个出身名门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愿意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你问为什么？”据哈普古德说，他这样回答道，“是因为基督在山上的教谕，先生。”

月亮·克莱科姆的父亲听了此言便宣布：“本庭休庭至下午两点。”

基督在山上的教谕究竟是什么？

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说，精神上贫乏的人会进天国；悲痛的人会得到安慰；驯良的人会成为人世的主人；渴望正义的人会得到正义；慈悲的人会得到慈悲的对待；心地纯洁的人会见到上帝；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会被称作上帝的儿子；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也会进天国；等等。

本书中受到鲍尔斯·哈普古德启发而写的人物没有结婚，有饮酒过度的问题。而鲍尔斯·哈普古德是结了婚的，并且就我所知，他没有很严重的饮酒过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次要人物，我叫他“罗伊·M.科恩”。他是以那个名叫罗伊·M.科恩的著名反共分子、律师、企业家为原型的（我不得不承认，这有点儿太直截了当了）。我把他写在书里是昨天（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通过电话得到他的许可的。我向他保证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要把他写成一个不论对人起诉还是为人辩护都振振有词、颇有成效的律师。

那天中午与鲍尔斯·哈普古德一起吃完中饭回家的路上，我亲爱的父亲在车上久久沉默。我们都搭父亲的顺风车，由他开车。大约十五年后，他因开车闯红灯被拘。那时人们才发现他已有二十年没有驾驶执照了——这就是说，我们同鲍尔斯·哈普古德一起吃中饭的那一天，他也没有驾驶执照。

他的房子在乡下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将车开到市郊时，他说我们要是运气好的话会看到一条奇怪的狗。他说那是一条德国牧羊犬，因为老被汽车撞，已站立不起来了。但是那条狗一见到汽车仍要蹒跚地追赶，目无惧色，怒气冲天。

但是那天那条狗没有露面。不过的确有那条狗，我后来独自开车经过时看到过它。它趴在公路边上，准备用牙齿狠狠地咬我汽车前面右轮的车胎。它冲刺的模样叫人可怜。它的后半截身子几乎动弹不得，只能用两条前腿所剩余的力气拖着身体，仿佛拖的是一只旅行箱。

那是原子弹丢在广岛的那一天。

还是回过来说我同鲍尔斯·哈普古德一起吃中饭的那一天。

父亲把汽车停在车库以后，终于在这顿饭上说了一句话。他对哈普古德谈到萨科—万泽蒂案件时那种激动的样子感到不解，那起案子当然是美国历史上最耸人听闻，引发了最激烈的辩论的司法误判案件之一。

“你知道，”父亲说，“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是无罪的。”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纯洁的艺术家。

本书提到的罢工工人和警察、军队的一次暴力对抗，叫作“凯霍加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完全是虚构的，是把不久以前许多这样的暴力对抗事件中的点滴拼凑起来的。

在本书主要人物沃尔特·F.斯塔巴克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传奇。他的一生受到了这次屠杀的附带影响，尽管这次屠杀发生在一八九四年的圣诞节早上，早在斯塔巴克出生之前。

故事是这样的：

一八九四年十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当时产业最大的一位老板，凯霍加桥梁与钢铁公司创建人丹尼尔·麦科恩，通过工头通知他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得减少百分之十。当时还没有工会。麦科恩本人是苏格兰爱丁堡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一个自学成才的小机械工程师，饱经风霜，头脑聪明。

他的一半劳动力，大约一千人，在一个有演讲天赋的普通翻砂工人科林·贾维斯的领导下离开了工厂，迫使工厂关了门。就是工资不减，他们也几乎无法靠它养家糊口。他们全都是白人，大多数是在当地长大的。

老天爷在那天也表示了同情。天空和伊利湖水一色，都是铅一样的死灰色。

罢工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去，他们住的小屋就在工厂附近。其中许多小屋都是凯霍加桥梁与钢铁公司的产业，街面上的杂货铺也是这家公司开的。

在这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去的人中间，混着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出高价秘密收买的间谍和坐探，他们也装着像别人那样怨愤、颓唐。那家侦探事务所现在还开着，生意兴隆，是拉姆杰克公司的一家全资子公司。

丹尼尔·麦科恩有两个儿子，小的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科恩，当时二十二岁；大的叫约翰·麦科恩，当时二十五岁。亚历山大该年五月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成绩平庸。他性格软弱，害羞怕生，说话口吃。大儿子约翰是公司的继承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上一年级时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后来一直是他父亲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工人们不论是参加罢工的还是不参加罢工的，都一致痛恨他们父子两人，但是又承认他们两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懂铸炼钢铁。至于小儿子亚历山大，工人们觉得他女孩子气，又蠢又胆小，不敢走近鼓风炉、锻炉、落锤等工作中最危险的地方。工人们有时见到他就挥挥手帕，以此向这个无用废物打招呼。

多年以后沃尔特·F.斯塔巴克——这个传奇就存在于他的心目中——问亚历山大，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去工作，特别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并不坚持他非去不可。亚历山大结结巴巴地蹦出了一个回答，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是：“我当时相信有钱人应该对他的钱的来源有一点儿了解。我真是幼稚。对于大笔的财产，应该不加怀疑地接受，或者就一点儿也不要。”

至于凯霍加大屠杀以前亚历山大的口吃问题，那不过是过于谦虚的客气表现。从来没有人能让他沉默三秒钟以上，并把他的思想幽禁在他的心里。

至于在他干劲儿十足的父亲和哥哥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多说什么话的。他的沉默掩盖着一个日益使他暗自高兴的秘密：他终于像他们一样精通业务了。每次在他们还没有宣布决定前，他就几乎总是知道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天晓得，他也成了一个实业家和工程师，只是别人还不知道而已。

十月里发生罢工的时候，他就能够猜到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尽管他以前没有碰到过罢工事件。哈佛大学仿佛存在于另一个星球，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无法使工厂复工。但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却能够，警察也能够——也许国民警卫队也能够。他父亲和哥哥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亚历山大就知道，在美国其他地方，不管工资多少，什么活儿都愿意干的穷哥们儿多的是。他父亲和哥哥把这话说出口以后，他就又学会了一点儿生意经：有一些公司，常常伪装成工会，其实真正做的却是招这种工人的生意。

到十一月底，厂里的烟囱又冒烟了。罢工的工人没有钱付房租，买吃的和燃料。他们的姓名早已被通报给方圆三百英里[9]以内的所有大工厂，让他们知道这些人尽是些捣乱分子。他们名义上的领袖科林·贾维斯已经被关进了监牢，被控谋杀——当然是被诬告的——等候审判。

十二月十五日，科林·贾维斯的老婆，大家都叫大妈的，带领二十个罢工工人的老婆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工厂大门口，求见丹尼尔·麦科恩。丹尼尔·麦科恩写了一张字条，叫亚历山大下来见她们。亚历山大这次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口吃，向她们大声宣读了这张字条上的内容。字条上说丹尼尔·麦科恩太忙，没有工夫见不再同凯霍加桥梁与钢铁公司有关系的外人。还说她们弄错了，公司不是个慈善机构。她们要求救济，可以到教堂或警察局、派出所去，他们会给她们提供一份慈善机构的名单。但是前提是，她们的确需要救济，而且自认为值得救济。

贾维斯大妈对亚历山大说，她要他带回去的口信更简单：罢工工人愿意无条件回去工作。他们大多数人如今已被房东撵了出来，没有栖身的地方了。

“我很抱歉，”亚历山大说，“要是你们愿意，我就再读一遍我父亲的字条。”

亚历山大·麦科恩许多年后说，当时他对这次对垒一点儿也不感到苦恼。他说，相反他还很高兴，因为自己居然是这样一台可靠的“机、机、机器”。

这时有个警长走上前来。他警告这些娘们儿，她们聚众闹事，妨碍交通，危及公共安全，违反了法律。他以法律的名义命令她们立即散去。

她们只好乖乖地散去，退出了工厂门前面的大广场。厂房的正面按原来设计是要使有文化的人联想起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的。工厂的钟楼是圣马可广场那栋著名的钟楼缩小一半的仿制品。

亚历山大和他的父兄就是在这栋钟楼的高塔上目睹了圣诞节早晨发生的那场凯霍加大屠杀。他们各人都带着自己的望远镜，也都带着自己的手枪。

钟楼上没有钟，下面广场四周也没有饭馆或商店。建筑师设计这个广场完全出于功利主义实用的考虑。它有充足的面积，可以供来往的大车、马车和有轨马拉车通过。在使工厂兼有堡垒的作用方面，建筑师也很讲究实效，暴民若要冲进大门就必须先经过那块空地。

当时只有一个报馆记者在场，他是《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派来的，该报如今也成为拉姆杰克公司的一份报刊了。他跟妇女们一起退出了广场，问贾维斯大妈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当然啰，她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罢工工人已不再是罢工工人了，已成为被撵出了工厂的失业者。

不过她还是给了他一个勇敢的答复：“我们还会回来的。”她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他问她什么时候再回来。

她的答复其实无非是冬天将临之际基督教徒的诗意空想而已。“圣诞节早上。”她说。

可是这句话被刊登在报纸上了，报馆编辑觉得这句话中有威胁的含意。于是这个快要到来的圣诞节在克利夫兰地区就闻名遐迩了。同情罢工工人的人——牧师、作家、工会工作者、平民派政治家，诸如此类的人——开始络绎来到克利夫兰，好像是等候发生什么奇迹似的。他们直言不讳地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

俄亥俄州的州长埃德温·金凯德动员了一连国民警卫队的步兵来保护工厂。他们都是该州南部农村来的乡下小伙子，同罢工工人非亲非故，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看作不讲道理的扰乱治安分子。这些小伙子是美国式的理想人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平时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需要耀武扬威，他们就从公民摇身一变成了军人。他们往往突然从天而降，让美国的敌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一旦任务完成，他们就又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全国的正规军原来一直在打印第安人，打到印第安人无法招架才罢手，如今已裁减到只剩三万人了。至于全国各地乌托邦式的民兵，他们几乎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工厂工人健康状况不佳，工作时间太长。后来在美西战争[10]中偶然发现，这些民兵在战场上毫无用处，他们训练得太差。

那个圣诞节前夕民兵开抵工厂时，年轻的亚历山大·麦科恩所得的印象当然就是这样：他们根本不像军人。他们是搭专用列车开到工厂高高的铁篱笆里面的支线上的。他们从车厢里蹒跚地下来，到了卸货的月台上，就好像是各有自己的出门目的的普通旅客一般。他们军容不整，有的没有扣上纽扣，有的上下扣错了。好多人光着脑袋，把军帽也丢了。几乎人人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大箱小包，形象非常可笑，一点儿不像军人。

那么他们的军官怎么样呢？他们的上尉是俄亥俄州格林菲尔德的邮政局局长。他们的两个中尉是格林菲尔德银行信托公司总裁的一对孪生儿子。邮政局局长和信托公司总裁在本地为州长效劳过，这就是州长的报酬。这三位军官则又将上士、中士的职务委派给为他们效劳过的人。至于小兵们，都是普通的选民，或者选民的儿子，他们能够做的也不过就是高兴时对他们的上级表示一下轻蔑或者嘲弄，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一些而已，这种情况大概会世代相传下去。

在凯霍加桥梁与钢铁公司的卸货月台上，老丹尼尔·麦科恩终于憋不住向身旁一个正在优哉游哉地吃东西的民兵问道：“这里谁管事？”

说来也巧，他问的正是上尉，后者这么回答他：“这个嘛——不瞒您说，就是在下。”

说句公道话，这些民兵虽然荷枪实弹，刺刀上鞘，但到第二天是一个人也不忍心伤害的。

他们在一间闲着的机器车间扎了营，睡在机器中间的过道里。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吃的，有火腿、烤鸡、蛋糕、馅儿饼。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机器车间成了个野餐的场地，弄得像农村里的垃圾堆。他们就是那号人。

是的，老丹尼尔·麦科恩和他的两个儿子，那天晚上也在厂里过夜——在钟楼下面他们的办公室里搭了行军床，枕头底下塞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他们什么时候吃圣诞节晚餐？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那时候，一切就会平安无事了。父亲告诉小亚历山大，凭他受过的教育，应该在吃那顿饭之前，做个合适的感恩祷告。

与此同时，厂里原来的警卫，加上平克顿侦探和市里的警察，在工厂外面通宵轮流巡逻。厂卫原来只携带手枪，如今还带了步枪、短铳枪，有的是从朋友那里借的，有的是从自己家中带来的。

只有四个平克顿侦探可以整夜睡觉。他们也可以说是一种老师傅。他们是狙击手。

第二天早晨叫醒麦科恩父子的，不是起床的军号声，而是从广场附近传来的锤子敲打声和拉锯声。原来在厂门里面，木匠正在搭一个高台。克利夫兰的警察局局长要站在上面，这样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每一个人。到适当的时候，他就要向群众宣读《俄亥俄州镇压骚乱法》。法律规定这份文件必须当众宣读，在宣读后一小时内，凡十二人或以上的非法集会就必须散去。否则，对违反者可处十年至终身的监禁。

老天爷又表示了同情——天上开始轻轻地下雪。

这时一辆由两匹白马牵拉、关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全速驰过广场，在工厂门前停下。在晨光熹微中，马车里下来了州长的女婿乔治·雷德菲尔德上校，他这军职是州长委派的，他从桑达斯基一路赶来，负责指挥民兵。他原来是一家木材厂的老板，同时也做饲料和制冰生意。他并无军事经验，却一身骑兵装束，腰上佩着一把军刀，那是他的岳父送给他的礼物。

他马上到机器车间向部下训话。

不久之后，来的是载着防暴警察的车子。他们都是克利夫兰的普通警察，不过有木板做的盾牌和发钝的长矛作为武装。

钟楼顶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大门口的旗杆上也挂着一面。

小亚历山大以为这将像露天盛会一样，不会真的有人伤亡。从摆好的阵势来看，什么话都不用说了。罢工工人送信来说，他们只会带妻子儿女来，一个也不会带枪，甚至连三英寸长的刀子也不带。

“我们只希望，”他们在信上说，“到厂里来看最后一眼。我们已经把我们一生中最有为的年华给了这工厂。我们只希望向愿意看我们一眼的人露一露面。我们只希望向全能的上帝露一露面，但愿他愿意看我们一眼。我们只希望在我们不作一声、一动不动地站着的时候，问他一声：‘真的有什么美国人该受我们现在这样的罪和苦吗？’”

对于这封动人的信，亚历山大不是无动于衷的。真的，这封信是诗人亨利·奈尔斯·惠斯勒写的，他当时在城里为罢工工人打气，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亚历山大认为，对这封信应该给予一个庄严的答复。他相信，飘扬的国旗、民兵的队伍、严阵以待的警察就是很好的答复。

法律条文将被高声朗读给他们，大家都会听到，大家都会回家去。和平的秩序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破坏的。

亚历山大准备在那天下午的祷告中说，上帝应该保护劳动人民，不让科林·贾维斯那样带头闹事的人蛊惑他们，自讨苦吃，自找罪受。

“阿门。”他对自己说。

大家都像原来说的那样来了。他们是步行来的。为了打消他们前来的念头，市里的负责人那天临时取消了那一区的有轨车服务。

他们中间有许多孩子，甚至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有一个婴儿后来被开枪打死，这倒给了亨利·奈尔斯·惠斯勒写诗的灵感。这首诗后来被谱了曲，至今仍有人在唱：“邦尼·费利。”

当兵的在哪儿？他们从八点钟起就站在工厂围墙外面，刺刀上鞘，背包上肩。这种背包重达五十磅[11]。这是雷德菲尔德上校的主意，为的是让他的部下看上去更威武一些。他们排成单行，横过整个广场。作战方案如下：如果群众不听告诫，拒不散去，当兵的就平持刺刀，慢慢地、坚决地把广场驱清，队形要保持成一条直线，刺刀闪烁着寒冷的刀光，前进时要听从口令，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地前进……

八点以后只有当兵的一直在围墙外面。雪下个不停。所以第一批群众在广场对面出现的时候，他们在工厂前看到的只是一片皑皑白雪，还有他们自己留下的脚印。

那天来的人远远不止那些要凯霍加桥梁与钢铁公司发天良的人。连罢工工人们自己也感到奇怪，那些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都是谁——他们也是携儿带女来的。这些陌生人也想让大家在圣诞节假期都看到他们受的是什么罪，吃的是什么苦。小亚历山大用望远镜看去，只见一个男人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伊利煤钢公司待工人不公。”伊利煤钢公司压根儿不是俄亥俄州的公司，它在纽约州的布法罗。

那次大屠杀时遇害的婴儿邦尼·费利竟是凯霍加桥梁与钢铁公司的罢工工人的孩子，使得亨利·奈尔斯·惠斯勒在他的诗歌中用叠句咒骂：

老麦科恩铁石心肠，

该遭天杀，该遭天杀……

小亚历山大是站在紧挨钟楼北墙的办公楼二层窗户后面时，看到抗议伊利煤钢公司的标语牌的。他站的地方是一条长廊，是仿效威尼斯式的，每隔十英尺就有一扇窗户，尽头是一面大镜子，使长廊显得长得没有尽头。窗户都朝着广场。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派来的四名狙击手就埋伏在这条长廊上。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窗户下放了一张桌子，并在桌子前面放了一把坐着很舒服的椅子。每张桌子上都放了一支步枪。

最挨近亚历山大的那个狙击手在桌子上放了一个沙袋，用他多毛的手掌竖着在沙袋上拍出一条槽，他的步枪就搁在槽里，枪柄顶着他的肩膀，这样他就可以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瞄准下面人群中任何一张脸了。再过去的那个狙击手是机工出身，他动手做了一副三脚架，上面的桨架可以旋转。他把三脚架也放在桌子上，一旦有事他就可以把枪放在桨架上。

“已申请了专利。”他一边告诉亚历山大，一边拍拍他的三脚架。

每个狙击手都将自己的弹药、清膛杆、擦枪布、擦枪油陈放在桌子上，就像陈列货品一样。

窗户都还紧闭着。在其他几扇窗户后面的人要气愤得多，秩序要混乱得多。他们是工厂原来的警卫，通宵未睡。有些人在喝酒，他们说这是“为了避免打瞌睡”。他们带着步枪或短铳枪，守在窗边，以防暴民不惜任何代价袭击工厂，那只有凶猛的枪火才能打退他们。

这些警卫如今也相信暴民肯定是会袭击的。他们惊慌失措，可又强作镇静，这是小亚历山大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这次盛会恐怕会出事”，这是他数十年以后告诉年轻的沃尔特·F.斯塔巴克的——当然又是结结巴巴的。

他自己当然也在大衣口袋里放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他的父兄也是这样，他们俩如今到走廊上来对上述安排做最后一次视察。这时是上午十点钟。他们说，该是把窗户打开的时候了。广场里已站满了人。

他们告诉亚历山大，该到钟楼的楼顶上去了，以获得纵览无遗的最佳视角。

于是他们打开了窗户，狙击手把步枪放在自己各不相同的枪架上。

这四个狙击手到底是谁？真的有这样一个行业？按照当时的世道，干狙击手这一行的比刽子手更难找到工作。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被人雇来干过这个行当，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人出钱雇他们来干这个行当，除非发生战争。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兼职人员，其他三人都是他找来的朋友。他们四人常常在一起打猎，多年以来一直互相吹嘘自己枪法精准，无人匹敌。因此一听到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放出风声说要雇用四名狙击手，他们就马上自动出现了，就像那一连民兵似的。

用三脚架的那个人特地为这次需要发明了这个装置，用沙袋的那个人以前也从来没有用过沙袋来架枪。那些桌子椅子，那些整齐地陈列在桌上的弹药也是如此。他们四个人事先商量好了，真正内行的狙击手应该干一行像一行。

多年以后，亚历山大·麦科恩在斯塔巴克问他那次大屠杀的主要起因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回答说：“在生生生死死死问问问题上美国人都是外外外行。”

窗户一打开，外面群众嗡嗡的说话声就随着冷空气传了进来。大家都想保持静默，也自以为在保持静默，但是只要你低声地悄悄说一句，他就得答你一句，这样一来一往，嗡嗡的说话声就连成一片，像海浪拍岸声一样。

亚历山大跟他的父兄站在钟楼上，听到的主要就是这种仿佛海涛拍岸的声音。工厂的保卫者们则十分镇静。除了二楼开启窗户时拉插销的声音，他们没有去理睬外面的声音。

亚历山大的父亲在等待时说了下面的话：“我的孩子，铸钢制铁给大家使用，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是为了求一温饱，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干这一行。问题在于，我的孩子，要摸清楚大家需要多少钢铁产品。只要有人要，丹·麦科恩就知道怎么制造。”

如今围墙里面的气氛活跃了一点儿。克利夫兰警察局局长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的是《俄亥俄州镇压骚乱法》，他从阶梯爬到高台上面。小亚历山大想，这极其庄严的片刻大概就是盛会的高潮了。

可是这时他在钟楼上忽然打了个喷嚏，不但排清了肺里的空气，而且也粉碎了他罗曼蒂克的想象。他明白了下面接着发生的事并不是什么庄严的事，而是发疯。根本没有什么奇迹发生或魔术表演。然而他的父兄、州长甚至可能还有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都以为这位警察局局长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法师、一个魔术家，能够用法术让这批群众说散就散，销声匿迹。

“这办不到，”他想，“这办不到。”

这的确没有办到。

警察局局长施了法术。他大声宣读法律，说话声在厂房之间回荡，传到亚历山大的耳边时，听起来像巴比伦语一样。

什么都没有发生。

局长从高台上跳下来。他的态度使人觉得他根本不希望会发生什么事，外面的人太多了。他极其庄重地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旁边，他们有盾牌和长矛作为武装，躲在围墙里挺安全的。他不想叫他们逮捕任何人，或者对这样多的群众做什么挑衅的事。

但是雷德菲尔德上校被激怒了。他命令把大门打开一道缝，让他出去，同他冻得半死的部下待在一起。他站在一条很长的队伍中央，夹在两个农村小哥儿中间。他命令部下把刺刀平持，面冲这批群众，接着他又命令他们向前跨进一步。他们遵令，向前跨进了一步。

小亚历山大往下面望去，他可以看到站在群众前列的人在钢刀前往后退缩，挤到后面的人群中去了。而站在最后面的群众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并没有往后退。

当兵的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后退的人不仅往后挤也往左右挤。两边的人发现自己被挤到墙边了。当兵的逼到了他们面前，不忍心用刺刀去捅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把刺刀避开一些，刀尖和硬墙之间总算留了一些空隙。

据年老以后的亚历山大说，当兵的再进一步时，人们就开始“像水水水一般从队队队伍两头溅溅溅出来”。开始是溅，后来就成了人流，冲破了队伍的两翼，有好几百人拥到后面没有设防的空地上去了。

雷德菲尔德上校两眼直视正前方，不知道两翼的情况，下令再向前挺进一步。

当兵的背后的群众这时就开始不老实了。有个年轻人像猴子一般扑到了一个当兵的背包上去。当兵的一个屁股蹲儿坐在地上，挣扎着站不起来，样子很可笑。当兵的一个个被这样按在地上，即使勉强站了起来，又被按了下去。他们只好爬到一起，互相保护。他们不愿开枪。他们趴在一起，像一头头瘫了的野猪。

雷德菲尔德上校不在其中。谁也看不到他的影儿。

后来怎么也找不到是谁下令让狙击手和警卫从厂里的窗户后开枪，但是枪还是开火了。

马上有十四个人被枪弹打死，其中一个是当兵的。二十三个人受了重伤。

亚历山大老了以后说，枪声听起来不过像“爆爆爆米花”一般，他还以为下面的广场上刮过了一阵妖风，因为人群就像“树树树叶子”一般被刮走了。

事情过后，大家都感到满意，尊严得到了维护，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法律和秩序也得到了恢复。

如今广场上除了死尸以外已阒无一人，老丹尼尔·麦科恩从窗户往外望去，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我的孩子，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这就是你们该做的事。”

雷德菲尔德上校后来在一条小巷里被找到了，赤身裸体，说话颠三倒四，不过倒没有受伤。

小亚历山大事后连话都不想说了，到那天下午吃圣诞节晚餐要他做祷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说话已无法成声，口吃得更加厉害，什么话都说不出了。

他从此以后不再进工厂的大门。他成了克利夫兰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克利夫兰美术博物馆的主要捐献者，这表明麦科恩家对金钱与权势有兴趣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与权势本身而已。

亚历山大后半辈子口吃十分厉害，因此很少踏出他在欧几里得大道宅邸的大门。在口吃恶化前一个月，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一位小姐。否则的话，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他大概一辈子也不会结婚的。

他有一个女儿，因为他口吃，觉得无脸见人，他的太太也是如此。大屠杀以后他只交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小孩子，是他的厨娘和司机的儿子。

这位亿万富翁需要有个人陪他一天下几小时的棋。因此他先用简单的棋局——这些棋局叫“心”“老姑娘”“将军”“多米诺”，等等——把那孩子引上了钩。但他也教那孩子下真正的象棋。不久之后，他们就只下象棋了。他们的交谈只限于下象棋时一般的逗乐取笑的话，这种话千年以来都是如此，不曾变过。

例如：“你玩过这棋没有？”“真的吗？”“让我一个皇后。”“这是什么鬼主意？”

这个孩子就是沃尔特·F.斯塔巴克。他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样违背天性地消耗掉，是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科恩答应将来送他上哈佛大学。

库尔特·冯内古特

要帮助为我而哭的软弱的人，要帮助被法办的人和受害者，因为他们是你的好朋友；你父亲和巴托洛为了所有贫穷的工人能够享受自由的乐趣，曾经战斗过，终于倒了下去。他们像你父亲和巴托洛一样，也战斗过，然后倒了下去。在这场关于生死的斗争中，你会发现更多的爱并得到别人的爱。

——尼古拉·萨科（1891—1927）

上文摘自1927年8月18日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查理斯顿监狱受刑前三天，萨科致他十三岁儿子但丁的最后一封信。“巴托洛”即巴托洛米奥·万泽蒂（1888—1927），他于同天晚上在同一把电椅上死去，那把电椅是个牙医的发明创造。死去的还有一个甚至更加为人所遗忘的人：塞莱斯蒂诺·马德罗斯（1894—1927）。尽管他对另外一起谋杀案的判决正在上诉，他还是供认了判定萨科和万泽蒂有罪的事是他干的。马德罗斯是个恶名昭著的罪犯，不过临终时的表现倒并不自私。

注释

[1]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编者注（本书中的注释均为编者注）

[2]原文为“The Hoosier Poet”，“Hoosier”是印第安纳州人的别称。

[3]美国工会组织者和社会党领导人，因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而闻名。

[4]指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托洛米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均是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1919年和1920年，波士顿的两个小镇各发生了一起抢劫枪击案，且1920年的案件中有人员伤亡。两起案件的目击者都称开枪的人是意大利裔模样。警方考虑到两起案件作案手法、工具和目标的相似性，决定并案处理。意大利移民萨科和万泽蒂很快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他们两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身份对警察撒了谎，且警察在他们身上搜出与犯罪现场匹配的枪支。尽管多方人证证实了两人的清白，世界各地也竭力声援两人，但两人最终还是被电刑处死。1977年8月23日，在两人被行刑整整50年之后，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才为他们平反，并宣布当天为“萨科—万泽蒂纪念日”。“萨科—万泽蒂”如今已经成为蒙冤而死者、受迫害者的代名词。

[5]此处字体变化为根据原文所作的相应变体，余同。

[6]指下文的玛丽·哈普古德，美国政治家、社会党成员，因参与前文中萨科和万泽蒂枪击案的辩护而广为人知。普利策奖获得者厄普顿·辛克莱称她为辩方的“圣女贞德”。在参与此案的过程中，她遇见了她的丈夫鲍尔斯·哈普古德。1932年，她被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7]指诺曼·马图恩·托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美国长老会的一位牧师，他以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6届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而闻名。

[8]1英寸约为2.54厘米，8英寸约为20.32厘米；1英尺约为30.48厘米，4英尺约为1.22米。

[9]1英里约为1609.34米，300英里约为483千米。

[10]1898年，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与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是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最终西班牙请求停战，美国获胜。

[11]1磅约为453.59克，50磅约为22.68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