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取材自苏憾生老师的原创作品，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那一年，我25岁，他26岁。
那一年是1938年，抗日战争第八年。他参军了。
清晨，他敲开我的房门，轻轻坐在我床边。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听到他说：“对不起，这一段时间我没法陪你了。”我瞬间清醒了许多，只听见脑子里嗡嗡作响，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而且发生的如此快，我甚至还没有享受与他在一起的幸福。
他说：“那些前线的鸽子们死了，一定要有其他鸽子去代替。”
他说，国家危难，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胞们冲锋线阵，战死沙场；他说，日本侵略者要夺去武汉，他不能容忍他人践踏祖国的国土；他说，他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祖国，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我静静地注视着他那澄澈的棕色眼眸，正好一束微光透过窗棂洒在他微卷的发梢，飞舞的尘埃遮挡了我的视线。
那一刻，我竟如此平静。
我一句话也没说，投入他那熟悉的怀抱。我迟迟不肯松手，我怕他离开我，永远的离开我。
但他还是走了，头也不回，没有轰轰烈烈的欢送，也没有泪如雨下的别离，我只说了四个字——“活着回来”。他也只留下了一个背影——一个背着行囊，渐行渐远的背影。
他走时，留下了两只鸽子，那是两只雪白雪白的鸽子。
每当我思念他时，都会轻轻地抚摸这两只鸽子，他们就像我和他一样。
他直奔长江北岸，那里战火连天，炮火声压过了战士们的嘶吼，爆炸扬起的火焰与尘土遮盖住了蔚蓝的天空。
两月未到，我却已抵不住思念，点一盏油灯，坐在桌前叙写绵绵情思。
泽茂：
见信如面。
渐入酷暑，不知你在长江近来何如。骄阳似火，燥热难耐，给你带的衣物可还合适？饭菜可还吃得惯？觉可还睡得好？军旅可还劳累？
你的离开我甚是不惯，今日清晨，我沏罢两盏龙井端去你屋中，才想起你现已身处长江以北。现在想来，我真是脆弱，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
泽茂，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了海。我总觉得海能使我舒服，解开很多束缚。因为海边的四季向来没有明显的划分，而我甚是喜爱黄昏和夜晚的海。斜阳掉落在海面，常青的树木化为一瞬的红颜，火烧云团团簇拥在海平面上，仿佛伸手就能触及到它掉落到春天的大海里。夜晚的海面星月急不可耐隐匿到浓暮的海面下，偶尔翻滚的私语露出几颗小星星，却不知自己的微芒早已微露。散步的渔民只稍伸手便可触摸裸露的天空，合拢双手织一张网便可捞起一颗星星。
泽茂，我想有一朝，你返乡归来，战火平息，你我在海边的晚风下轻轻唱着歌，又或是枕着星河临窗道彼此的情意绵长，一起岁岁春光应是我们浪漫的记忆而非硝烟漫天、家破人亡。
江南的夏已开始了，你尽快踏着盛放的栀子与我相见吧。到那时，我们就在这一场无限期的人间旅行里做我们自己，拼尽全力十指相扣，一起做月老手上最坚韧的红线。
说了这么多，也不过是将我的十分思念表达出了五分罢了。剩下的三分热烈，两份情思，一颗真心，等你回来时，我再向你娓娓道来。
临颖依依，不尽欲白。
1938年7月26日
几个月后，这封家书原封不动地被带回到我手中，只是，多增了些许褶皱和触目惊心的血迹。一起被带回的，是一顶布满泥泞的军帽和他的死讯。
那天的晚霞是血红的，两只雪白的鸽子振翅飞向血红的晚霞，衔来两支栀子花。
泽茂参与的是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但日军卑鄙，被步步逼退时释放了毒气，毒死了包括泽茂在内的千百名年轻战士。
栀子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与约定”，想必我与他，已无缘了罢。
读者，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对战争的了解都太浮于水面了。每一场夺去无数人生命，摧毁无数个家庭的战役，在后人眼中，大概率只会化为一句“学的知识都还给历史老师了”。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水才能在沙滩上长眠，炮弹要在天上飞过多少次才能被永远禁止？我们曾一度仰望星空，在那里，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沙滩上玩耍；在那里，没有硝烟与杀戮，只有点缀着偌大苍穹的绚烂烟花；在那里，饥饿与寒冷不会成为现实，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不分性别，不分种族，手拉手欢歌起舞；在那里，黑暗永远不是噩梦，反而灯火通明，温馨而安逸。
但，这不过终究是一场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