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许多人为我的中国改革研究提供了帮助，这些人里有学者、研究人员、学生、公务员干部以及我在多次中国访问之旅中遇到的普通中国人。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这些为我提供帮助的人，但在我之前的作品中，我已肯定了他们对我了解中国所做出的宝贵贡献。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感谢几位对我有着特殊帮助的人。

一个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胡鞍钢。我第一次和他会面是在1997年，在此之后他一直鼓励我研究，为我提供建议，帮我查阅未发表的论文，向我引荐他的同事等。胡鞍钢教授的研究团队一直为我提供后勤和学术支持，其中我尤其感谢王其珍女士。自2016年我去清华大学时起，她就一直为我的写作提供帮助。她在后来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还帮助我更新了本书的附录统计表，并针对本书第二章中我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在2012年至2017年担任我研究助理的陈亚丽女士。那段时期她攻读完了日内瓦大学的性别研究博士学位，开始对移民到瑞典的中国妇女在当地的融入问题展开研究。在我对中国文化所做的分析中，她提出了非常有趣的见解。

另外，我还要感谢之前为我出版图书的出版商：劳特里奇（Routledge）于2018年出版了我的著作《无声的变化：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选择》（China Reclaims World Power Status：Putting an end to the World America Made），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于2019年出版了我的著作《1949—2019年的中国：从历史的终结到帝国的终结》（China 1949-2019：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Empire）。这使我能够以这些作品作为起点，在本书中得以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并加入一些新的见解。我通过分析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更详尽的阐释，提出新的观点，并对过往著作中的数据进行更新。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帮助我，为我做出的巨大贡献。身为英国人的她帮助我修改我的英文表述，使它变得更加地道。除此之外，明晰（Clarity）出版社的主编戴安娜·G.科利尔（Diana G.Collier）也向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为我修改书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果细心的读者们从本书中发现任何错误、遗漏和误读，我对此负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