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渊源

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框架是建立在众多理论基础之上的，并处于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不少学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如Hess and Yeung（2006）指出了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四个主要的先驱理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战略管理的价值链框架，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和组织社会学的网络和嵌入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行动者网络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发展研究的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理论。

本书在参考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主要源自三类理论体系：分工理论、“链”研究的理论、以“网络”为中心的理论。图1-1显示了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演进过程。从时间角度看，分工理论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传统劳动分工理论和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最根本的元理论。“链”研究理论主要包括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出现的价值链理论、价值增值链理论、全球商品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最直接的先驱理论。以“网络”为中心的理论主要包括网络、嵌入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重要的理论基础。本章介绍上述这些理论，以及其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之间的承接关系。

1.2.1 传统分工理论

分工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被认为是效率和生产力的来源，也被一些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全球生产网络在本质上是一个分工问题，传统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是全球生产网络及其主要先驱理论的最根本基础，分工产生的经济效率是全球生产网络构建的最根本原因。尽管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直接解释很多现实问题时面临困境，但是传统分工理论为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图1-1 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脉络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绘制。

1.2.1.1 传统劳动分工理论

从传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从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到新古典经济学，都认识到了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古典经济学派是在农业型经济向工业型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对分工讨论的核心内容在于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分工决定社会发展，代表性人物是卡尔·马克思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讨论的核心内容在于对资源的配置，出现了分工与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性的概念，典型的代表人物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阿林·杨格（Allyn Young）等。

（一）斯密的分工学说

最早对分工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是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斯密从企业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提出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即“斯密定理”，并发展成为对后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绝对优势理论。斯密定理作为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仍然被现代经济学家广泛用来研究现代经济问题，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但同时斯密定理的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假说也存在两难困境：分工累积以及以知识积累体现的技术变迁都属于动态范畴，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其与静态的竞争均衡是不相容的。

（二）马克思的分工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中明确区分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并论述了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分工与协作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而且从长期来看，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马克思把社会产品按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分析了价值的形成与实现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过程。马克思关注分工决定社会发展，明确分工的核心在于不同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有质的差异，提出分工决定社会基本形态的论断。对于马克思来说，分工形态以生产工具来体现，而生产力水平取决于生产工具，即分工水平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进一步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整体上决定社会发展，这形成了分工形态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

（三）马歇尔的分工学说

马歇尔对分工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马歇尔以代表性企业为对象，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方面，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生产、企业经营职能三个层次分析了分工对报酬递增的积极作用。马歇尔发展了分工与效率的观点，并将分工与规模经济联系起来，作为大规模生产的一个优点来讨论。马歇尔对于斯密定理存在的两难困境的处理，关键是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其思想基础仍然是静态的、以供求均衡分析为基础、带有片面性，因此规模收益递增与竞争效率之间的两难也成了“马歇尔之谜”，更进一步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与稳定的供求均衡互不相容，这一点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的附录H中有一个专门的讨论。

（四）杨格的分工学说

杨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928）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分工问题的最高成就。杨格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着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的产品种类数。杨格对分工好处的看法相当接近当代的网络效应概念。杨格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迂回生产”和社会收益递增概念，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因此杨格使斯密定理真正系统化和动态化了，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间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这不仅与斯密和马歇尔研究的科学成果一脉相承，而且与马克思分工理论实现了对接。然而由于无法将思想数字化，该学说对经济演进制约因素的分析显得乏力。

1.2.1.2 传统国际分工理论

按照分工外延空间范围边界的不同，可分为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因此很多劳动分工理论也涉及了国际分工理论。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一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国际分工的演化方向就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二者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国际分工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提出各种理论，分析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及分工利得，是全球生产网络和其主要先驱理论的重要基础，可以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较好的经济解释。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研究中，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和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是两类基本的国际贸易类型，与之对应的则是产业间分工（Inter-industry Specification）和产业内分工（Intra-industry Specification）[3]。

按照公认的理解，解释产业间分工和产业间贸易的理论属于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的典型代表即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古典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等假设为前提，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角度说明产业间分工和国际贸易；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典型代表即赫克歇尔（E.F.Heckscher）和俄林（B.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Factor Endowment Theory），新古典贸易理论同样以完全竞争市场等假设为前提，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差异角度说明产业间分工和国际贸易。

解释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属于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 Trade Theory），典型的代表有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International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该理论将比较优势理论与资源禀赋理论动态化，将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阐述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对技术差异性产业内分工和贸易进行说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建立的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4]，打破传统假设条件，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水平差异性及同质性产业内分工和贸易进行说明；范尔威（R.E.Falvey）等的新要素比例模型（New-factor Proportion Approach），通过对H-O模型假设前提的调整，在产品特征与劳动和资本等基本要素的不同组合间建立关系来解释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垂直差异性产业内分工和贸易进行说明。在上述产业内贸易理论中，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建立的新贸易理论影响最大。

（一）绝对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1776）中，在生产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后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地域分工，国际贸易对参加贸易的各国都是有利的。一个国家会利用自己的绝对优势来集中生产某些种类的商品，然后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来获取本国需要但不进行生产的商品。绝对优势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对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做出解释。

（二）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是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产品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别，一国在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即使一国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绝对地缺乏效率，它依然能够通过生产和出口那些与外国生产率差距相对最小的产品而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每一种产品生产上都具有高生产率的国家，也只能生产和出口生产率优势更明显的产品来获得分工和贸易利益。简言之，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分工原则是“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权取其轻”。但是，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情况，贸易经济学家继续研究并发展新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模式和利益分配问题。

（三）要素禀赋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H-O模型，即要素禀赋理论，阐述了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在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在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的基本假设条件下，每个国家将会因要素禀赋的不同而生产不同的商品，继而引发商品的国际流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萨缪尔森建立了要素禀赋理论的一般均衡形式，将要素禀赋理论模型化，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为H-O-S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除了包括H-O定理之外，还包括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雷布钦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这四个定理被称为要素禀赋理论的四大定理。但是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所做的预测，并不能完全用来解释现实的国际贸易状况，比如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这促进了新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四）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966年，雷蒙德·弗农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一文，首次提出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理论与资源禀赋理论动态化，将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很好地解释了“二战”后一些国家从某些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的现象，阐述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也很好地解释了技术差异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该理论将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引入阶段、产品成熟阶段、标准化生产阶段。该理论通过跟踪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轨迹，来决定它在何地进行生产。产品生命周期模型隐性解释了世界不同地方生产区位的形成与变迁，被视为经济地理模型的先驱。该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很难解释研发活动不断全球化、新产品同时在多个市场上市、天生的全球性企业（Born-Global Firm）等世界贸易现象。

（五）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解释产业内贸易模式的新理论：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打破了传统假设条件，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用以分析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成因。根据新贸易理论，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并且这种产品属于差异产品，那么即使两国的资源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偏好等均无差异，各国按照规模经济的原理，集中资源生产差异化产品，也会降低成本和价格，并通过对外贸易获取国际贸易利得。其中，同类产品的异质性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基础，规模经济收益递增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成因，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

由于新贸易理论涉及的范围广泛，建立不完全竞争模型要适用不同的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可能出现的模型数量就会明显多于传统贸易理论。其中，克鲁格曼（Krugman，1979）建立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7年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基础之上的模型，证明了当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达到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产品水平差异性和规模经济也可推动国际贸易，增加两国的福利。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主要研究水平差异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简单易懂，已成为新贸易理论的奠基石。此外，兰卡斯特（Lancaster，1980）基于产品特性和消费者偏好建立了产品差异模型，主要也是研究水平差异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布兰德（Brander）和克鲁格曼在1983年构造了一个“相互倾销模型”（双垄断模型），以解释同质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该模型为两国相互倾销的行为提供了解释途径。

（六）新要素比例模型

范尔威（1981）等人通过对H-O模型假设前提的调整，在产品特征与劳动和资本等基本要素的不同组合间建立关系来解释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被称为新要素比例模型。该模型假定在初始要素禀赋（资本和劳动）不同的国家中，资本在行业之间不能流动，并且至少有一个行业生产质量不同的垂直差异化产品，此外还假定消费者总是偏好高质量的产品品种，但其选择行为受到收入的限制。产品的质量用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来表示，该比率越高，表示该产品的质量越高。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将出口质量较高的产品，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将出口质量较低的产品，由此形成的产业内贸易实质上还是垂直分工的结果。新要素比例模型主要研究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最小偏离下，解释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贸易模式。

1.2.1.3 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和生产获得了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内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国际垂直专业化（International Vertical Specialization）[5]，运用本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专门从事某种产品某一工序的生产，形成了所谓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继而引发了大量的中间商品贸易（产品内国际贸易）。全球分工体系经历着深刻变革，呈现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多层次并存的崭新格局，而且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增长迅速，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标准贸易理论大都研究最终产品的分工和交换（Arndt，1997），以产品不可再分性作为暗含前提，在理论构架层面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缺乏关注和重视，在对当代企业经营管理和经济发展现象提供理论解释方面表现出局限性。虽然很多学者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对国际垂直专业化进行研究，比如Sanyal和Jones（1982）、Hummels（1999）和Deardorff（2001）等使用李嘉图模型来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贸易的原因和模式，Feenstra和Hanson（1996）、Arndt（1997）、Deardorff（2001）在要素禀赋理论的H-O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Jones和Kierzkowski（1990，2001）、克鲁格曼（1991）等也基于新贸易理论解释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但是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对产品内贸易问题缺乏系统性研究。这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在当代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程度相比，存在明显反差。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试图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其中比较著名的是200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在《产品内分工》中提出的产品内分工概念，把这一新分工形态提升到经济分析更为基本的层面加以探讨和认识，考察其发生源泉、决定因素和发展动因等问题，刻画和分析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些理论体系比较新且尚未成熟、缺少足够的证据来评判其准确性或价值，并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统一概念，而且建立在不同概念基础上的研究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因此包括产品内分工在内的这些新理论尚未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概念。

1.2.2 “链”研究理论

与上述新国际分工理论时间比较滞后相比，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社会学交叉领域，很多学者对当代国际分工和经济发展现象的研究时间要更早、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更为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在微观企业运行层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与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推广深化相适应的，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管理和运营方法，并在管理学战略竞争和其他相关领域，提炼出一系列相应概念（卢锋，2004）。价值链、价值增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这些“链”研究的理论，超越了一国完成特定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假设，以生产区段国际分工和全球组合为基本着眼点，对当代国际分工和经济发展提出更为深入的理论解释，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最直接的先驱理论。

1985年，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分析框架，认为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是在价值链某些特定的战略价值环节上的优势。价值链分析的基础是“价值”，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竞争优势理论则继承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理论，并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总结和完善。科古特（Kogut，1985）采用价值增值链的概念分析国际战略优势，这比价值链的概念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格里芬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的研究框架，对全球商品链的内部结构关系及其领导企业如何形成和控制商品链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格里芬等（2001）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框架，特别地将价值链的概念与发展中国家相联系，揭示了全球产业的动态性特征，考察价值在哪里、是由谁创造和分配的。

1.2.2.1 价值链理论

1985年，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价值链分析的基础是“价值”，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波特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是由许多活动构成的动态过程，不同活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分为基本活动以及支持性活动两大类。基本活动指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运营环节，有五种基本类型：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支持性活动指为基本活动的运行提供支持的活动，分为四种基本类型：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基础设施。以上每一种类型又可根据产业特点和企业战略划分为若干显著不同的价值活动。这些互不相同的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互为影响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就是价值链。价值链将客户、供应商和企业分解为既分离又相关的行为群体，并将一个企业分解为战略性相关的许多活动。波特对比较优势、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是在价值链某些特定的战略价值环节上的优势。赢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往往比其竞争对手更出色、更廉价地开展这些重要的战略活动。

波特还将研究延伸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把战略规划的视野延伸至整个产业上游的研发、设计，中游的零组件制造与组装，下游的广告、分销与服务的全过程，提出价值链分析包括企业内部价值链和产业价值链乃至价值体系（Value System），价值体系包括供应商价值链、企业价值链、渠道价值链和买方价值链，这突破了单个企业的界限，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基础。

价值链分析框架在被赋予空间概念之后，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分析概念，明确揭示了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中价值怎样被创造、提升和获取。价值链分析还揭示了构成经济生产活动主体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可分性，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决定了这将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1.2.2.2 价值增值链理论

科古特（1985）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中采用价值增值链的概念分析国际战略优势，将价值链概念用于分析企业在全球产业的竞争定位和战略性布局决策，从而价值链的概念开始扩展到区域和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体现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及其与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之间的关系。科古特也把价值增值链表述为一个过程，即厂商把技术与投入的原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生产产品、进入市场、销售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单个厂商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厂商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厂商的各种活动与技术都会同其他公司发生联系。科古特还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

与波特的价值链观点相比，科古特的这一观点比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科古特强调一家企业不可能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均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同样，一国也不可能在商品生产的每个阶段都具有比较优势。企业竞争能力集中体现在该企业按照自身竞争优势而选择的价值链环节，国家比较优势在价值链上如何体现则取决于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有效配置的状况。

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角度来看，价值链和价值增值链理论的局限在于对嵌入在链中的企业权力、基于企业活动建立的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对企业的影响、地域布局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对称性的深刻影响，都缺少关注。因此，价值链和价值增值链理论与经济发展研究的相关性很小（亨德森等，2002）。

1.2.2.3 全球商品链理论

格里芬等（1994）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的研究框架，对全球商品链的内部结构关系及其领导企业如何形成和控制商品链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认为技术、制度、组织革新以及管制环境决定并改变了产业结构及产业领导企业的权力，从而决定着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演变。格里芬等认为全球商品链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通过一系列国际网络将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而发生关系的诸多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网络关系一般具有社会结构性、特殊适配性和地方集聚性等特性，任一商品链的具体加工流程或部件一般表现为通过网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或一些节点的集合，商品链中任何一个节点的集合都包括投入（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组织、劳动力供应、运输、市场营销和最终消费等内容。格里芬等还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和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芬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格里芬（1995）强调全球商品链研究包括四个层面：①投入—产出结构，②地域性，③治理结构，④制度框架。

全球商品链概念包括了除贸易协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外、与企业间内部网络及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大部分要素，着重于全球生产组织的动力机制研究，其贡献在于努力运用一些世界系统范畴来解释企业的跨界交易及发展关系，并通过嵌入在全球企业之间和内部网络关系之间的合作权力结构，突破了国家中心论在公司商务管理与组织及跨国公司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研究方面的限制，进而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拓宽了研究范围。

然而，格里芬和他的大多数合作者并没有完全延续全球商品链概念主线，而是将研究特别集中于全球商品链的治理维度和购买者驱动、生产者驱动两种极端类型的差别研究，有部分研究关注投入—产出结构关系（仅限于服装和鞋类产业），而对其余分析层面很少关注。但是，全球商品链的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分析框架也不能充分区分实证研究所揭示的不同的网络形态（格里芬等，2005）。此外，格里芬学者的理论未能突出强调价值链上各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面的重要性。

1.2.2.4 全球价值链理论

随着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复杂化及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格里芬等（2001）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框架，特别地将价值链的概念与发展中国家相联系，用于弥补早期全球商品链分析框架的不足，最终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从研究侧重点比较，全球价值链更强调生产的投入产出过程、价值的空间分配和领先企业对链条治理的主导权，侧重生产组织的上下层级关系，揭示了全球产业的动态性特征，考察价值在哪里、是由谁创造和分配的。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里程碑事件是2001年在IDS Bulletin杂志上推出的一期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特刊——《价值链的价值》（The Value of Value Chains）。格里芬和该领域研究者等从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全球化过程，把商品和服务贸易理解成治理体系，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价值链运作的意义尤为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全球范围内企业不断融入价值链并获取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持的过程即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在特刊中，许多学者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角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并由此建立起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及其基本理论框架。

全球价值链视野拓宽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现象的分析，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研究重心从制造转移至商品和劳务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包括分配和营销；②链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发展的启示；③组织间联系的观点使正式或非正式工作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④对链条内所有环节与过程（而非仅仅生产）及其活动的关注，有助于确定如何在市场中通过不完全竞争和片断化以提高市场回报。

1.2.2.5 “链”理论的局限性

价值链和价值增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在系统分析产品生产过程组织与联系时都脱离不了抽象的“链”（Chain）的隐喻。“链”描绘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交付、消费、维护活动的一种垂直序列关系，而实际上不同的价值链经常共享共同的经济行动者，链是动态的、被持续不断地重用和重新布局；而网络（Network）强调一系列组成更大规模经济集团的企业间关系的程度和范围（Sturgeon，2001）。“链”研究侧重一系列经济活动在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如何安排和切分，它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将生产和流通过程从根本上视为垂直的和线性的。实际上，这些过程更应该被归纳为高度复杂的网络架构，这些网络架构存在着水平的、斜线的、垂直的等错综复杂的联系，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经济活动框架。因此，一个明确以“网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将确保提供对生产系统的更好的理解（亨德森等，2002）。

1.2.3 网络、嵌入和行动者网络理论

1.2.3.1 网络和嵌入理论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社会网络分析就是社会学家较为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社会互动作用并将其作为社会构成的微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开始将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予以研究，认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之中。以后经济社会学、企业组织研究和战略管理等学科开始大量关注网络和嵌入，但其向经济地理领域的扩散依然相对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迪肯和斯威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对特定区域进行相关实证分析，才使得经济地理学家们在对企业及其生产活动的地理空间分析方面重视网络和嵌入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地理学中网络和嵌入的概念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一个分析基石。

1.2.3.2 行动者网络理论

但经济地理学在对网络联系结构的嵌入研究中同样产生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对地理空间中活动主体如企业角色的忽视（Hess and Yeung，2006），因此经济地理学家开始致力于更好地了解网络及其组成部分的实质、特性和构成，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行动者网络分析（Callon，1986；Latour，1987，1999；Law，1987，1999）变得非常有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在多样化的网络中对象和机构的关系，并认为网络中的实体是通过与网络中的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和连接形成的（Law，1999）。对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来说，这意味着空间和距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作为影响、权力、连接的“空间领域”和关系范畴。行动者网络理论抛弃了二元论，将行动者网络的特点描述为异构网络或技术—经济网络、人类和非人类的集合、异构物质的模式网络、混合集体，因此可以顾及支撑和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技术元素。行动者及其关联关系这个构想打破了以往经济地理学中更多关注企业间彼此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开始在更大社会范畴内思考企业组织及其空间效果。

行动者网络理论尽管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全球化和生产研究所采用，但是其对经济发展分析的贡献是受约束的。因为实际上，行动者网络理论缺少对必然形成生产网络的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和权力关系的评论（迪肯等，2001）。在迪肯、亨德森等所建立的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中，亦将行动者视为网络的组成部分而非单独个体，只有通过这个网络组织，行动者才能实现网络活动的跨空间运作（Hess and Yeung，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