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境遇下的几点思考

陈慧平[1]

【内容提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入手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然而，新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基础上面临挑战，不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其自然基础以及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设定同样需要深刻反思。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辩证法 人类解放 实践

当代境遇下的历史唯物主义面临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关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要求，也是新时期中国学术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被人们寄予厚望，但它能否承担起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重任？其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基础。从目前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基础的理解看，虽然有所涉及但不够深入，一些观点没有摆脱旧研究范式的偏见，自然难道只是作为社会背景的僵化自然吗？其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设定。20世纪以来人类的解放运动所遭遇的困境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引发了众多的理论争议，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遭受质疑，主要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没能兑现它的承诺，但是抛开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名词转而拥戴历史唯物主义就能解决问题吗？

一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状况并不令人乐观。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热点的时期，当时“生存”和“实践”等词语畅通无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创新载体，然而，喧嚣过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跃入一个新境界。把某些称谓本身当作终极性哲学范畴，这是由于思维不彻底而引发的一厢情愿。无根的理论热点除了不可能从整体上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外，还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理论热闹，但仅限于理论界，对现实基本上束手无策；其二是存在主观化倾向，不排除这一倾向下包含着各种冲突与对立的观点。对于“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热点难以为继的现实，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把实践当作了理论的属性而非对象，有趣的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似乎也体现了这一思路，但关键的问题是研究对象与解释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来就不是截然二分的，无论如何取舍，“实践”“历史”等词语可能仅仅提供了一个各种主观幻想进行无谓争论的场所。马克思早就指出，“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如果不能面对真正的现实，如果没有思想框架的提升，今日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昔日的“实践唯物主义”一样恐怕会难以为继。

说到底，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可能性，任何理论阐释都是通过某种“前见”或“视域”来达到的，受制于旧研究范式的“前见”和“视域”会造成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反过来又会束缚人们的眼界和抽象思维能力。当今时代距离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人类解放的困境以及人类实践尤其是科技实践带来的新特征需要予以深刻的说明和重新理解，没有思想深度，仅仅依靠道德原则从事学术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只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衣钵，在旧研究范式内制造低水平的学术产品，多少显出理论的不诚实和自欺欺人。思维不彻底，没有说服力的“外部反思”很难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也永远无法通达动态的实践领域。与实践脱节的理论充其量是为某些社会见解做注脚，这些社会见解可能是流行的，但未必代表人类智力发展的方向，其存在只是证明了历史前进的曲折与复杂。

创新研究范式，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同样需要历史视角，换言之，要在前后两个方向上拉长思想视野。把历史唯物主义置于不加反思的历史目的论的支配下，或使之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就可能沦为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宏大叙事其实还不够宏大，遭遇解构的命运也是必然的。往前看，人类历史不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往后看，它也不可能以目前形式永世长存。人类社会产生并发展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演化过程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事实上，人本身就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态，是地球生命物质的最高形式；人类生存发展一分钟也离不开大自然、物质世界，只能依存于它，正因如此，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必须自觉地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并不是直接的创造与被创造关系。规律的载体不是人的实践活动，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社会规律是社会运行规律，社会关系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性。私有财产制度，当然是人创造的，它不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可私有制度一旦产生并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阻止与它相关的阶级的存在，阻止维护私有制度的国家的存在，阻止贫富对立、阻止两极分化……人的活动是创造性的，可这种创造物运行的规律并不取决于创造者，而是取决于被创造物自身本性及其相互关系。”[3]

创新研究范式，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还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的关系。（1）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科学主义解释与人本主义解释此消彼长的历史，事实上，围绕历史唯物主义而展开的所有讨论都有这种张力的影子。这一意味深长的张力也是研究范式创新的关节点，值得深入思考。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否定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但并未否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道原则。我们不能因否定人道主义历史观而否定人道原则，也不能因肯定人道原则而肯定人道主义历史观”[4]。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此外还应注意理论本身的向前流动性，张力不会在你死我活中消散，但也不会永远如此，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需要向前发展、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加以阐释，实现真正的融合。（2）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以宏观领域为关注对象，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追求普遍性和规律性，具有决定论色彩，当代研究应注重微观领域，建立微观与宏观相统一的理论范式。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范式的突破绝非从宏观领域转到微观领域，或者相反方向的横向挪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一种理论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比例变化并不意味着理论层次的突破，如果停留在旧思想框架中，无论在微观领域挖掘多深，都会由于缺乏历史感而流于细枝末节。（3）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的关系。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在全球的学术话语权有限，但耿耿于怀于西方话语霸权而试图排斥它并非明智之举。在全球化时代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不具备全球性学术眼光难免偏狭。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最晚出现的哲学”有它深刻的一面，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与“阶级”等概念的解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最晚出现的哲学是前面所有哲学的产物，“所以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5]。但西方话语也并非新研究范式的典范，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与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某种程度上就暴露出宏观历史感的缺乏和挥之不去的主体形而上学情结。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即便是在某一地域上突破，它的思想立意肯定也是全球性的，是对全体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的解答。就此而言，目前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能否承担创新重任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批判与反思精神应用于学者自身，抛弃狭隘前见，放宽眼界，抓住核心问题深入研究。

二 历史唯物主义与其自然基础

除非把历史变成虚无，否则历史永远是被自然因素渗透和贯穿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绝非飘浮在空中的理论，这有两点意味：其一，历史唯物主义有自己的自然基础，它以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为立身之本，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基础有着19世纪的烙印，并受启蒙时期人文价值观的影响。第一点要求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尊重自然物质的运动规律；第二点要求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性，把它当作有待发展的理论，而不是至高无上的教条。拉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借助于当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在前后两个方向上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基础，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层次，使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整合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之一。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自然从来不是静止的，黑格尔强调要理解自然界，就要把它作为过程来描述。以科学与技术为中介，自然史与人类史始终相互制约、交织前行：自然科学为人类提供不断丰富的自然图景而促使哲学世界观更新；产生并作用于自然界的技术持续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与结构。着眼于前者，世界观不是一劳永逸的。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的原子论、薛定谔和狄拉克的量子力学，使人类的认知深入微观、快速运动的物质世界，拓展到广袤的宇宙和宇宙诞生之初，形成新的物质观、宇宙观和时空观。着眼于后者，价值观不是永恒不变的。当前的技术革命正以它的强大力量来重建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乃至我们的世界。生物科学的种种可能使有关平等和民主的概念以及我们所憧憬的“自由意志”与“进步”的含义也会被重新界定。就像700多年前的早期文艺复兴精神席卷中世纪欧洲那样，今日新观念的冲击也将促使我们对人类自身和社会的认识发生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基础在变化，人类世界在变化，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坐标系已经发生了转换，如果悬搁“前见”而面向事物本身的话，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世界观上是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元系统的整体改变所带来的，在价值观上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前景所带来的，对人在宇宙中的重新定位将触及整个传统人文价值的根基，但也恰恰是这里孕育着既能解释新现象与新事物，又能重新安顿人的心灵的巨大理论生长点。看不到科学和技术实践的伟大意义，在人文学术圈中自我封闭，把公有制没有取代私有制当作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根本挑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真正的现实熟视无睹，是理论上的顽固不化。主观固执的、意识形态化的公有制与私有制如不符合客观实际都会受到惩罚，如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休克疗法”。从概念到概念的经院式哲学当然与创新无缘。

提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基础，不能不涉及自然辩证法。有的学者对自然辩证法采取回避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怀疑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是否还有自然辩证法。这并不新鲜，西方学术界早有此论，诺曼·莱文就认为自然辩证法完全是恩格斯个人的观点，应该把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除出去。[6]但莱文等人所指的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的别名，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以客观规律之名片面发展了启蒙以来的历史目的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主义的扭曲并和人本主义任性相结合的产物，不能代表真正科学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历史画面：1961年12月7日，6000名年轻人在巴黎大礼堂聆听一场论辩，论辩的主角是几个著名的法国学者，论辩的主题是：辩证法仅仅是历史规律，抑或辩证法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以萨特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辩证法是通过人的行动产生的，辩证法思想仅仅局限于人类历史领域。而以让-皮埃尔·维格尔（著名的法国青年物理学家）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辩证法是普遍规律，适用于自然界、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所有现象。“只有在更广阔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才能充分体现。”[7]虽然没有萨特的名望，但今天看来，维格尔的观点更具真理性。历史及现实告诉我们，“人的主体性及其实践结构决不是自足的、封闭的，而是在人和外部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历史地改变着的，它的发展变化既决定于人体组织的内部结构，也决定于人不断与之打交道的外部自然的结构。因此如果说自然界不是辩证的，仅仅人自身的活动才是辩证的，那么这里所指的人的活动就一定不是物质生产活动，而是思辨的、想象的活动”[8]。2008年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与托尼·史密斯合编的文集《新世纪的辩证法》，收录了探讨自然辩证法的文章，编者认为，当今社会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需要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解。[9]

“运动本身是一切存在的东西的辩证法。”历史、自然等表征着运动的概念都具有辩证的特征，且都具有一个向前的维度，这一维度体现着时间的威力。时间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层次的自然基础。“时间进入及穿过所有存在物的运动是一切运动中最根本的运动（the most fundamental motion）。其他的运动都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上。”[10]可惜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目前对时间的探讨还不充分，且大多把时间范畴降低到社会范畴内，重复着而没有深入发展马克思的时间概念。由于时间既可能对历史进行分割，也可能把各个历史时期结合起来而组成一种更大的历史结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不仅指“过去”，而且也包括“现在”和“未来”。“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1]用从后思考的方法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内容需要重新思考，如对商品拜物教，即由抽象关系造成的人具体关系的异化的批判。吕梯肯认为，随着信息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非工业化，商品日益变得非物质化和抽象化了。纵观历史，抽象就是物体向着信息的运动。我们不应简单地谴责抽象造成的异化，并要求把人类创造的一切抽象物中体现的力量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的生命活动，正视抽象物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部分。[12]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解放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解放的纠结是一个复杂而沉重的话题，反思这一问题可能会触犯理论雷区，冒天下之大不韪。传统的研究范式中的历史目的论和人类的解放已经不是简单的学说，而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支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伟大的重要依据。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而言，推翻使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是他们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出发点，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所承诺的最高的价值理想，这几乎毋庸置疑。无论历史怎样变幻，无论真诚度如何，马克思主义者们始终高举这一人文理想的大旗，或对现代性“物化世界”无情批判，或对“政治解放”重新充满渴望。金融危机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宣称：“历史的风再次吹向了我们的风帆！”[13]由于人类解放的理想还承担着某种政治功能，思想领域不知不觉地悬挂着一道无形禁令：思维到此为止，禁止深入。反思人类解放这一价值问题首先面临的是理论研究上的价值问题：是为理论的自洽而无视现实，还是正视现实而修正理论？是在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巨大鸿沟面前寻找各种牵强的理由自我安慰，还是以此为契机，反思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开拓实践的新境界？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摆脱辩证法“被抛弃”和实践唯物主义难以为继的命运，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理论矛盾，不能因为无形禁令而患思维疲软症，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思想，而不是用旧思想去裁剪现实，从禁令出发的思想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理论不具解释与改造现实的力量，充其量是大批量制作与风车作战的道义性檄文。在追求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平等、用人性逻辑谴责资本逻辑等方面，中国学者在文字上的热情不亚于马克思本人，倚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义性论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一条安全而可靠的路径。一方面，真理性认识需要较强的理论水平和勇气，需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而且真理性认识表达事实，真实世界或者真相显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真理性认识某种程度上是冷酷的，非人们所喜闻乐见；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需要道德原则的维系，知识分子以弘扬人文精神为己任，这总是无可指责的。

有学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总体目的性只有在反思性限制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成立，而在解除反思性限制之后，即使是全部人类的目的，在事物内在矛盾的推动之下，人类目的也免不了成了有限的目的，免不了被否定的命运”[14]。反思性限制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历史目的论或人类的解放。费彻尔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方案有缺陷：马克思认为在消灭了（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根本的利益差别；或者说，这些利益差别能够以理性的、明白的方式来消除，或以理性的、道德上认同的方式来平衡老年人与青年人、脑力劳动者与手工劳动者、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劳动者与尚未劳动或不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等之间的利益，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解决，苏联的解决模式只是通过镇压一切合法的批判来得到维系。在苏联式的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差别存在于当权阶级的特权成员（自斯大林时代终结以后，他们也作为个人安然稳居于独享特权的权力要职之上）和其他人之间。这个阶层首先拥有政治、警察、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然后以此为基础，才又拥有了经济特权。[15]柯亨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你怎么如此富有？》一书中曾经列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概念的六大特征：（1）它构成社会的大多数；（2）它生产社会的财富；（3）它由社会的被剥削成员构成；（4）其成员是社会上的贫困人员；（5）它在革命中无可丧失；（6）它能够并将从事社会的革命改造。齐泽克指出，当代工人阶级并不具有前四种特征，后两种特征也无从形成，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解放主体的独特普遍性思考为不仅是主观构想的，而且是虽无工人阶级作为其实体基础，却是客观地-物质地被规定的（objectively-materially determined）”[16]。这一问题提得不错，但正确解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转变思维方式，重建价值观念，否则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种转向和各种重建都可能是徒劳的，这也正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无奈的现实命运。

人类的解放是一个价值诉求，但它依托于事实判断，人对自身的理解和定位决定着追求解放的目标和路径。人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在此类根本问题上无反思、无深究而去谈论人类的解放难免虚幻和肤浅。从前、后两个方向上还历史唯物主义以自然基础，不难发现，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人类虽然是其中的珍贵存在物，但他不是自然界的最终目的，大自然不会产生出人就不再向前发展。大自然的时空进化以时间为主导而向前，以空间为辅助而在错综复杂的整体化中向前，进化在时间上不是直线式的，在空间上也不是平面式的，它呈现的是时空交织的拓扑结构。宇宙系统—物质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信息系统，这是迄今为止时空进化的大致图景。上面已经提到对人在宇宙中的重新定位将触及整个传统人文价值的根基，实际上，辩证法运动过程也不会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路径，即原始的完整的人—人的异化—人的解放，从广阔的时空结构上看，辩证运动的路径还包括无人的存在—有人的存在—无人的存在，这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路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才能被理解和接受。从开阔的历史唯物主义看，首先是没有一个静态的时空供人类建立平等、自由的人间天堂，只要有运动就有矛盾，就会给人带来不自由、不平等的感觉。其次，人虽然有思想和意志，但也不过是时空进化过程的要素，在大自然的舞台上他同样有被动的一面，是过客。之所以说高科技等物质实践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是因为它们给思想提供了新的实践源泉，冲击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价值网络，是人们重新认识自己，重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机会。马克思说过，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7]。从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人渴望自由和解放，因为这种渴望是内置于人的机制，就像吃、喝不是人类自己决定的一样，这是大自然的程序在人身上的体现。实际上，文化一旦成为人的第二自然，人就很容易忘掉自己所从属的第一自然。恩斯特·布洛赫说得好：人同样是概念的神话，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神话。

真理是危险的，但不去认识真理更加危险。人只能在运动中生存，生态危机只能在发展中解决，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神性到理性到感性，人类历史就是突破一个一个狭隘目的论的历史，感性的人当然也不是最终目的，人的身体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它始终介入要超越它的那些举动中，始终唯恐失去它的自主性，它足以对立于所有有意识的目的，然而，如果我们最终转向它并求救于它时，它又无法向我们提出任何建议[18]。阿尔都塞的某些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没有作为开端的逻辑起源，也没有本真的逻辑主体，具体存在的个人与群体并不是历史的主体，个人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将过程具体化的角色，而不是作为过程的主体。主体是被建构的，是自动复制于社会历史生活中的，它自以为是历史的主体，可这是意识形态的“狡计”。马克思用过程代替了主体，因为过程的概念是科学的，主体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总之，主体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作为意义之源的和具有统治地位的大写的主体是不存在的，“主体性不是人的内在的、不变的性质，而是行动的代名词，是人在世界上采取行动、与其他人相互协调中表现出来的特性”[19]。人类解放的幻象被揭穿后，坍塌的是它在目标和道路上的局限性，而不是对解放的精神追求本身。在宇宙洪流中，人承载着大自然赋予的激情和动力，永远走在超越自我、超越现在的征途中，从各种各样的对象化活动中找到做人的尊严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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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慧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5页。

[3] 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第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论文集》（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0，第279页。

[4] 黄楠森：《关于以人为本的若干理论问题》，载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8辑《人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三联书店，1956，第45页。

[6] Norman Levine，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84，p.2.

[7] George Novack，ed.，Existentialism versus Marxism：Conflicting Views on Humanism，Dell Publishing Co.，1966，p.244.

[8] 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89页。

[9]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Palgrave Macmillan.

[10] Irwin Clied，Past，Present，and Future-A Philosophical Essay about Tim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p.80.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3页。

[12] Sven Lutticken，“Attending to Abstract Things，” New Left Review，54（Nov.-Dec.，2008）：120.

[13] 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158页。

[14] 相秀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毛泽东形态的特质》，载《第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论文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0，第475页。

[15] 〔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4页。

[16] Slavov Zizek，“Nature and Its Discontents，” Substance，Vol.37，No.3，2008，p.37.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第545页。

[18] 参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5。

[19] Robert B.Pippin，The Persistence of Subjectiv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