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因缘的土地上

以德报怨之碑

在所有外国的政治家当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蒋介石这样终其一生与日本有着极深牵连的人物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说，蒋介石与日本的缘分之深厚，远超寻常。

或许有人会说，“除了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和日本渊源颇深的政治人物，比方说孙文，不是吗？”确实，孙文和日本的关系是很深厚的。孙文自己是在日本孕育出革命的志向，同时他也有许多日本知己。当有必要的时候，孙文总可以得到“来自日本的支援”，而当时的日本人也有那样的度量和思想，足以接纳、响应孙文；对孙文而言，这实在是件相当幸运的事。

从这层意义来看，孙文和日本之间确实有某种缘分。只是，由于目的相当明确，孙文本身与日本社会的牵连，就只彻头彻尾地局限于“革命家与政治家”的范畴当中；换言之，孙文对日本的理解，还是有局限的。

相对于孙文，蒋介石早在还籍籍无名的时候，就已经前往日本学习。在日本，他以军人的身份接受磨炼，而当他的地位逐渐升高之后，则转为政治家，站在与日本对立的一方。被日本深深吸引、与日本作战，然后又利用日本，在蒋介石的整体人格当中，可以清楚看出日本的深刻烙印。而在他87年的生涯里，有一大半深陷在日本的阴影之中，无法自拔。

虽然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就不曾再踏上过日本的土地，但终战时蒋介石所高唱的“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却让许多日本人油然而生对蒋介石的尊敬与感谢之情；一直到蒋介石去世为止，前来台湾拜访他的日本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始终络绎不绝。

这使得蒋介石在日本留下了许多被半神化的“记忆”。存在于日本社会当中的蒋介石形象，若是将之放入“历史人物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记忆下来”这个领域加以理解的话，也是一份相当适合我们探讨的素材。

关于这样的“记忆”典型，我们可以在千叶县的外房地区一个平凡无奇的城镇中窥见一斑。

顺着沿海岸线南北纵走的国道128号线南下，往左手边望去，可以看见外房海岸绵延不断的九十九里滨；行驶一个半小时之后，便到达了夷隅市[7]的岬町。在平成年间的市町村合并之前，这里原本的名字叫作“夷隅郡岬町”。

这一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冬暖夏凉气候，还有着充满白沙与青松的广阔海岸线，因此自古以来即以疗养胜地为众人所喜爱，文豪森鸥外也曾在此建筑夏季别庄。

战前，与孙文交情深厚的梅屋庄吉[8]的别墅就坐落在这里，中国革命的支援者头山满[9]、宫崎滔天等，也曾聚集于这栋别墅中商讨大计。梅屋是日活电影公司的创办者。当孙文与宋家三姊妹中的宋庆龄举行结婚典礼时，他们所选择的婚礼场所——位于东京日比谷公园内的餐厅“松元楼”，也与梅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岬町江场土的十字路口一角的空地上，有一处被低矮的灌木所包围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块高约两公尺、用黑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气派石碑：

以德报怨之碑

在这块气派的石碑上，用漂亮的字体刻着这几个大字。

千叶县夷隅市的“以德报怨之碑”（作者拍摄）

石碑背后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岬町乃是与蒋介石“总统”因缘甚深的土地。我等为报答蒋介石“总统”的恩情，特在此设立此以德报怨之碑。在缅怀蒋“总统”遗德之余，我等亦在此立誓，日中将永保和平亲善，直至后世不绝。

日期是昭和六十年四月吉日，立碑者是“蒋介石‘总统’显彰会”。

“日本战败后，善待众多日本人的蒋介石”

为了了解石碑设立的前因后果，我走访了夷隅市公所，但文化部门的有关人员却告诉我：“虽然我知道有这块石碑，但到底是由谁建造的，我并不清楚。”于是我回到石碑竖立的场所，再次仔细端详石碑，但上面除了“蒋介石‘总统’显彰会”这个名称外，再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人名或是联络方式。不过，在石碑的背后，刻着“石井石材店”；我向附近的人打听，得知这是一家位于立碑地点50公尺左右处的石材店。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扶轮社的人做的吧？你可以去千叶水泥打听看看，那家公司是这一带扶轮社的中心唷！”石井石材店的老板这样告诉我。

千叶水泥同样位于岬町内，是一家地方性质的企业。尽管我的造访相当突然，不过社长浅野和夫还是将我迎入会客室，并且亲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也有点记不清楚了……”浅野一面这样说着，一面绞尽脑汁搜寻自己的记忆，试着回想起当时的状况。据他表示，石碑是由町内一位名叫“清水丰”的乡土史家首先提倡，并获得以浅野为首的扶轮社成员的赞助，最终建造而成的。

因为蒋介石是位在日本战败后仍然善待众多日本人的伟大人物，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竖立这块石碑是件有意义的好事。最初我们本来是打算在町有地上建造的，可是共产党人知道之后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说“真是岂有此理”，还一状告到町长那里，所以我们最后只好借用私有地的一角来立碑了。石碑揭幕的时候，台湾当局也有人来参加；当它建造完成之后，我们大家还一起去台湾旅游了呢！

浅野像是很怀念似地说着。我看了一下当时的收支明细资料，一股1万元[10]的募款，有超过200人响应入股，最后募集到的资金大约是300万元左右。

只是，为什么他们非得竖立有关蒋介石的碑不可呢？光是听浅野的话，我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似乎不太对劲，于是我请浅野打了通电话给清水丰；清水的家，在距离千叶水泥公司1公里远的住宅街上。

宋美龄也来过这里？

这时候，清水已经是89岁高龄的老翁了。尽管他的重听程度相当严重，但记忆力却好得让人吃惊。一开始他以“听力不好”为由，对访谈持排斥的态度，但当他打开话匣子之后，蒋介石、孙文、宋美龄等名人便以岬町这个舞台为中心，陆续在他的故事中登场。

根据清水所言，蒋介石在20岁出头留学日本时，经常会到岬町的梅屋别庄享受休闲时光。透过孙文的引荐，蒋介石认识了梅屋庄吉，并且如同仰慕母亲一般仰慕着庄吉的妻子阿德。每次蒋介石来这里时，阿德都会帮他烧洗澡水、准备餐点、洗衣服，简直就是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在疼爱。即使在成为中国的军事领袖之后，蒋介石也还是会不时前来此地拜访。

蒋介石往返于东京和岬町之间的时候，据说偶尔也会带着宋美龄一起在岬町的街头散步。虽然他们两人在此停留是极端机密之事，但我曾经从一位担任过蒋介石司机的人士以及其他友人那里，详细听过当时的情况。那个时候，蒋介石正处于既失势又失意的人生谷底，他心中充满了迷惑，不断思索着是不是该和宋美龄一起逃往美国。这时候，梅屋先生对蒋介石大声怒吼道：“孙先生视你为后继者，将革命的未来托付给了你；明知如此你还要逃到美国去，你这样子还算是个男人吗？”遭到梅屋先生这样怒喝后，蒋介石便打消了前往美国的念头！

清水眉飞色舞地讲着这段关于蒋介石的逸闻，不过在这故事当中却有不少值得怀疑之处。毕竟，目前并没有宋美龄曾经来过日本的记录，所以究竟是那位司机搞错了呢，还是她真的曾在极机密的状态下入境日本呢？这点实在很难说。不过，后半段蒋介石与梅屋的对话若真实存在，那的确是相当令人感兴趣的一件事。

为建碑奔走的清水丰先生（作者拍摄）

在故事发生的时点之后，梅屋曾经应蒋介石之邀，以中华民国国宾的身份前往中国。1932年爆发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时，对于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深感忧心的梅屋，也曾经写信给蒋介石，呼吁保持日中亲善。1934年（昭和九年），广田弘毅外相敦请身为日本与国民政府领袖（即蒋介石）之间沟通桥梁的梅屋出山，为改善中日关系斡旋。于是梅屋强撑着老迈的身体，从岬町的别庄准备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就在他要搭乘外房线列车的时候，却在站台上昏倒，一个星期之后便逝世了。举行葬礼时，蒋介石致赠的花圈摆放在现场。据说他下葬的时候，棺木上还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清水相当自豪地说：

虽然我不曾直接见过蒋介石，但蒋介石与我父亲同样是出生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所以我一直很关心蒋介石。那块石碑，是为了将蒋介石与这个城镇的深厚牵连透过历史记忆的形式加以保存而兴建的。碑文的题字是我拜托千叶有名的书法家写的，至于后面的解说，则是我自己撰写的。

这是对蒋介石多么朴实的敬仰啊！在日本这个国度里，有着像清水这样毫无其他企图，只是纯粹表达对蒋介石的感谢之意的人，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横扫千军”墨宝

有关蒋介石的“记忆”，也透过书法的形式在日本留存下来。

台北的地标之一是坐落在市中心、向来往人们展露其威严面貌的中正纪念堂。“中正”是蒋介石的名（“介石”则是字）。为了缅怀父亲，蒋经国建造了这栋纯白的巨大建筑物。建筑物主体的前面有着宽阔的广场，两侧则并立着仿中式宫殿建筑的台北剧院与台北音乐厅。

陈水扁时代，中正纪念堂是台湾政争的焦点。强烈批判蒋介石个人崇拜的陈水扁，企图将这座被他视为权威主义象征的建筑强行“改名”。此举遭到在野的国民党强烈反对；改名计划最后并没有实现，但还是将中正纪念堂前广场正门上悬挂的“大中至正”横额给拆了下来，换成了“自由广场”四个字。“大中至正”这句成语的意思是“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保持中庸，方为正道”；它在作为蒋介石座右铭的同时，也包含了他的名字“中正”。在为了彰显蒋介石而设立的中正纪念堂里，这是一句最具象征意义的标语。

在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间展示室，里面摆放着与蒋介石有关的种种物品。在展示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墨宝，上面写着这样四个字：

横扫千军

收藏于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蒋介石墨宝“横扫千军”（作者拍摄）

没多少人知道，这幅墨宝在蒋介石的生涯当中其实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是相当于纪念碑般的存在。

“横扫千军”是蒋介石旅居日本三大温泉之一——有马温泉的时候，亲笔题下的字。

1927年（昭和二年）9月28日清晨，蒋介石搭上了从上海开往长崎的定期客轮“上海丸”，随行人员包括蒋的亲信张群在内，一共有9人。蒋介石一行人住在船上的101号客舱。当他在客舱内短暂休息并接受船长的邀请当场挥毫之后，又应同船的日本新闻记者请求，和对方进行了一次访谈。

当时，从上海到长崎得花上超过24小时以上的时间，可以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航程。古今中外，记者感兴趣的东西一向大同小异。通常，他们会使用所谓“搭便车”的手法获得新闻内容，也就是当取材对象要前往某个地点时，跟着他一同顺道前往，然后再利用路途中的空档，从空闲下来的采访对象口中，小心翼翼地套出自己想了解的内容。

在这次访谈中，蒋介石表示，自己的这趟访日之行，“并没有任何政治意味”。然而，这次走访日本，却让蒋介石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事实上，就在蒋介石访日之前不久，《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1]以“好事将近”为主题，报道了当时蔚为话题、有关蒋介石与宋美龄婚事的发展。报道指出，蒋宋两人的婚事已经渐入佳境。当日本记者问到有关此事的实际情况时，蒋介石的回应是“大致上算是事实吧”，等于变相承认了确有此事。

在有马温泉定下婚约

对于与浙江财阀宋家的三女宋美龄结婚一事，蒋介石心中其实始终抱持着一丝不安。

让他不安的原因是，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取得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的同意。不管在哪个国家，母亲的意见对于婚姻都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宋家一直以来就是属于女性较强势的家族。因此，蒋介石这趟日本行另一个隐藏的目的，就是要与正在日本疗养的倪桂珍见面，并设法说服她点头答应这门婚事。不过，在日本记者的面前，他当然是不会明白把这些话说出口的。

蒋介石所期盼的，是借由这桩婚事，设法接近掌握中国经济的宋家。蒋介石自己也是浙江人；虽然他已经掌握了中国的军权，但是他在党内的基础并不稳定，时常处于政敌环伺的状况之中。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除了军队之外，在政经各界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嫡系，所以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经常会被逼到极其不利的苦境。事实上，就在这次访日之前不久，他才因为国民党的内部对立，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若是要培养自己的嫡系，那就需要金钱。纵使在战场上总能展现出其他军人望尘莫及的魅力与作战能力，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政争中，还是经常处于劣势。军人不及文人的现实，让蒋介石不断苦思，究竟该用什么方法，才能打破这种困局？

为了巩固地位，蒋介石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够争取到资金雄厚的宋家作为自己的后盾。另外，宋美龄也相当欣赏蒋介石身为军人领袖的强烈个性，那种个性是那些围绕在她身边、出身良好的财经界求婚者身上所见不到的。众所周知，蒋介石的性格相当急躁火爆，不过这火爆个性到了宋美龄口中，反而变成了“男人不都是这副德行吗？比起毫无霸气，这样子还比较好呢！”这种赞赏之词。仔细想想，被后世史学家评为“热爱权力的女人”的宋美龄，会有这种男性观也是很正常的吧！

虽然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向宋美龄保证会和妻子离婚，不过面对这个已婚男人的追求，宋美龄一开始似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后来她还是渐渐被蒋介石的热情所打动，最后终于开出一个条件：“只要我母亲同意的话，我们就结婚。”然而，倪桂珍是位严格的基督教徒，而且她不仅知道蒋介石已婚，而且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过着流连花丛的浪荡生活；正因如此，要说服她接受女儿与蒋介石结婚，可以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任务。

对蒋介石来说，最后的难关毫无疑问就是倪桂珍这关。

倪桂珍因为足疾，前往日本进行温泉疗养。最初她原本是在云仙温泉，但因为并没有显著的疗效，又转到别府温泉，只是还是一样没有好转。于是，接下来她又转移到神户，在有马温泉的有马旅馆暂居下来。据说有马旅馆因为没有温泉的泉头，所以它的温泉水全都是用人力步行的方式运送过来的。

从上海到达长崎，再转抵神户的蒋介石，只说了声“我去兜兜风”，便在没带随从的情况下，于10月3日与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一同前往有马旅馆。

经营有马旅馆的增田家子孙、现在在有马当地经营企业的增田晏之是这样说的：

1927年蒋介石摄于有马温泉，现藏于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作者翻拍）

我听我父亲说，倪桂珍女士住进有马旅馆大约一星期后，蒋介石先生便从神户来到了这里；第二天，似乎因为自己的婚事得到了认可，蒋介石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于是便提笔写下了整整五幅墨宝。

蒋介石当着倪桂珍的面，将要送给宋美龄的结婚戒指与腕表托给了她；倪桂珍结束疗养回到上海之后，便将这份礼物交给了宋美龄。想必她是被特意跑来有马温泉的蒋介石的那份热忱给打动了吧！

长久以来一直渴望的与宋美龄之间的婚事，如今终于尘埃落定，喜上眉梢的蒋介石，当场就给了有马旅馆的女老板300元的小费；在那个住宿一晚只要3元的时代，突然收到这样一笔丰厚的小费，女老板不禁大吃一惊。

接着，蒋介石还亲笔题下了“千客万来”“横扫千军”“平等”“平和”“革命”这五幅墨宝，送给了经营有马旅馆的增田家。

收藏于有马县极乐寺的蒋介石墨宝“平等”（作者拍摄）

现在这五幅墨宝，除了“横扫千军”以及“平等”外，其他三幅都已经佚失了。

“横扫千军”原本是由增田家保管，不过之后在台湾举行蒋介石纪念活动时，增田家慨然将之出借，后来更直接将它赠予台湾。如前所述，这幅墨宝现在正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展示。

剩下的另一幅墨宝“平等”，现在被保管在同样位于有马的极乐寺当中。我造访极乐寺时，曾经亲眼见过这幅墨宝的实物。仿佛充分体现出和宋美龄的婚事终获认可、整个人满溢着喜悦与兴奋的蒋介石当时的心情般，这幅“平等”笔力遒劲、气势十足，让人一眼看到便留下深刻印象。极乐寺一般不会向参客展示这幅墨宝，必须透过事先联络才能得以一睹风采。

“开运鉴定团”认定价值两百万元的墨宝

透过书法流传在日本的有关蒋介石的“记忆”，除了有马温泉之外，也存在于其他地方。2011年12月6日，在东京电视台的人气节目《开运鉴定团》中，出现了一幅希望鉴定师鉴定的墨宝。最后，专家给出的鉴定金额高达200万元，远超当事人预计的50万元，会场顿时响起了一片惊叹与欢呼声。

那幅墨宝的题字，是这样四个字：

无量寿者

“无量寿佛”是佛教用语，也就是阿弥陀如来的梵名“Amitabha”的汉译，其意指“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所不在的佛”，而题下这幅字的人物，应该是刻意将无量寿佛的“佛”换成“者”，以表示对于致赠对象的敬意吧！

收藏于埼玉县饭能市鸟居文库的蒋介石墨宝“无量寿者”（作者拍摄）

这幅题字的落款，前面写的是“水野同志”，末尾则是“介石”两字。

据说，“水野同志”指的是生于明治年间的佛教徒水野梅晓，而“介石”则正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这是蒋介石赠予水野梅晓的墨宝。

“开运鉴定团”的鉴定师，给了这幅墨宝当天节目的最高估价金额——200万元。鉴定师所持的理由是这样的：

水野与蒋介石之间的交流是有文献可证的；不只如此，蒋介石为了水野写下这幅墨宝，这样的由来也可以说相当明确。

水野梅晓

水野梅晓这个人，并不只是一位佛教徒而已。他13岁出家，前往位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就学。在接下来的大混乱期间，他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四处奔走，相当活跃。他的活跃并不只限于佛教方面的事务，同时他也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向日本报道中国的信息；除此之外，他也致力于伪满洲国的日满文化协会的创立。

在水野生涯中最为人所知的插曲，就是他以日本佛教联合会成员的身份，促成了中国允许日本将侵占南京时偶然发现的玄奘法师遗骨带回国内。虽然水野与蒋介石之间的会面并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不过透过他的斡旋，原本在玄奘法师遗骨问题上态度相当强硬的南京国民政府最后终于软化，同意遗骨由日中双方各持一半。

被带回日本的玄奘法师遗骨，一部分被收纳在位于埼玉县饭能市名栗地方的鸟居观音。我在2012年春天造访了当地。名栗是秩父山脉的登山口之一，溪流潺潺、绿意盎然。鸟居观音就位于当地白云山的山腹、一片占地30万平方米的广阔土地上。

向《开运鉴定团》提供蒋介石墨宝的鸟居观音主管川口泰斗，带着我前往鸟居观音内的资料馆“鸟居文库”，“无量寿者”的墨宝就在那里展示。鸟居文库除了收藏水野的遗物外，也有水野的友人——鸟居观音的创办者平沼弥太郎所留下的珍藏品，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贵重文物。

据川口表示，他们两位所留下的数量庞大的遗物，由于缺乏整理，长年以来一直处于放置状态；直到最近川口就任主管，才开始针对这些遗物列出清单。结果在其中发现了蒋介石的墨宝，这时候《开运鉴定团》刚好来到饭能这里进行出差鉴定，于是他就想到把这幅墨宝提交给鉴定师去鉴定。

水野在辛亥革命前后，据说与革命人士有着相当密切的交流；我想，他大概就是在那样的过程之中，认识蒋介石的吧！

只是，蒋介石挥毫时，落款一般都是署名“中正”，因此也有不少人质疑，这幅墨宝是否真的就是蒋介石的亲笔？

不过话又说回来，墨宝的真伪与否，对我而言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令我深感兴趣的是，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故事，直至今日，事实上已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

在日本某些地方，蒋介石也被当成“神”来加以奉祀。爱知县幸田町是个相当典型的农村，在远离城镇中心的一隅，那里有座以“蒋中正”为名的“中正神社”。我在2013年夏天走访了当地。据神社的说明书所述，这座神社是为了感谢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而设立的。不过当我问起神社设立的来龙去脉时，当地的文化部门人员的说法也跟之前在千叶的人一样，“我虽然知道有这件事，但是详细的经过，我完全不清楚”。神社当地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只有神社入口的“永怀蒋公”广告牌，在夏日午后的滂沱大雨中闪烁着雨滴的反光。

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

蒋介石的故乡，是中国浙江省奉化市的溪口镇。在中国，很难找到像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清澈的河水潺潺流过，低矮的小山微微耸立着，在山腹间可以看见美丽的瀑布飞溅而下。天空一片清朗，整座城镇沿着河川伸展开来。

我于2009年造访了溪口镇。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蒋介石每次遇到麻烦的时候，总会选择“隐退”到老家溪口镇；当我踏上这块土地后，似乎也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了。

现在的溪口镇，已经变成了类似蒋介石主题乐园的观光景点。蒋介石的故居至今仍然保持着当时的旧貌。在蒋家故居的前面，有一位看起来神似晚年蒋介石的秃头大叔坐在那里，招揽观光客和他一起拍摄纪念照。我也和他合照了一张，正当我想起身离去的时候，这位冒牌蒋介石对我大喊了一声：“10元[12]！”当地的纪念品商店里，摆满了中国出版的蒋介石的相关书籍。

蒋家的家谱，据说可以上溯到西周的周公。传说中，周公三子伯龄的子孙，在元朝的时候移居溪口镇，后来就成为蒋家的先祖。

不过，就像所有过去中国的掌权者一样，蒋介石也是在确立地位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祖先体内流着伟大人物的血液，而创造了这样一份蒋家家谱；至于这份家谱里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蒋介石的先祖世世代代在溪口镇以务农为生。他的祖父蒋玉标似乎是位很有经商才干的人物。蒋玉标从农业出发，将事业扩展到制茶业与制盐业，并因此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财富。蒋介石的父亲名叫蒋肃庵，当他的前两任妻子先后亡故之后，蒋肃庵便与一名为王采玉的女性再婚；王采玉，就是蒋介石的生母。

蒋介石的乳名叫瑞元。他小的时候绝对不是什么聪慧的神童，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据说他小的时候，曾经为了测量自己的嘴有多深，将筷子伸进自己的喉咙，结果拿不出来，差点送了命。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窥见蒋介石好奇心强烈的一面。

蒋介石8岁的时候，祖父便过世了，第二年他的父亲也随之而去，从此他便由王夫人一手拉扯大。此时制盐业也不景气，因此蒋家的生活过得相当辛苦，但蒋介石还是在母亲的督促下，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学问基础。对王夫人来说，她最期望的应该就是蒋介石有一天能够科举及第吧！正因如此，蒋介石在10岁左右，就已经读遍了四书五经等相关典籍。

对母亲的强烈思慕

在母亲呵护下长大的蒋介石，终其一生都对母亲抱着异常强烈的思慕之情。

在台湾的观光名胜日月潭，有一座蒋介石为了纪念母亲而建立的塔。有如台湾的肚脐一般，日月潭位于整座岛屿正中心的位置，是日本统治时期为了治水事业而建造的人工湖。[13]苍翠群山环绕的湖面景色，一向被公认为难得一见的美景。

来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很喜欢到日月潭放松身心。他在靠近湖畔的高地上，建起了一座名为“涵碧楼”的别庄。隔三岔五，他便会到那里眺望整座湖泊的景色。在涵碧楼正对面的山上，蒋介石则盖起了另一栋建筑——“慈恩塔”。慈恩塔同样也是在能够俯瞰日月潭湖光山色的绝佳位置上；当我第一次沿山攀上五层塔顶端时，整个人几乎累到快要虚脱过去，但第二次登塔的时候，我便确实感受到了那种将湖畔美景尽收眼底的畅快与喜悦。

在故乡的山上，蒋介石也为母亲营造了一所名为“慈庵”的陵墓，并邀请孙文为母亲撰写墓志铭。当他成为国民政府主席之后，又屡屡扩张陵墓的规模，将自己的恋母情结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这座慈庵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红卫兵的爆破摧毁，当时身处台湾的蒋介石对此全然无能为力，只能愤怒地震颤不已。

虽然王夫人对蒋介石相当慈爱温柔，不过她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对儿子干预颇多、个性保守的传统女性。为了能早点传下蒋家的香火，蒋介石15岁的时候便在母亲的要求之下与同样出身溪口镇的毛福梅结了婚；换句话说，蒋介石前往日本的时候，其实早已经有了家室。蒋介石与毛福梅生下了蒋经国，也就是日后蒋家的继承人。但是他和毛福梅之间的婚姻并不是很平顺，两人的争吵始终持续不断，就连蒋介石自己在提及这段婚姻时，也是用相当苦恼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最后，就在蒋介石要与宋美龄结婚之际，两人终于以协议离婚的方式，让这段婚姻相当和平地画上了句号。

对海外留学的憧憬

当蒋介石在保守的中国式家庭中长大的时候，时代巨变的风浪也向他袭来。

17岁那年，蒋介石进入了一个名叫凤麓学堂的小学校就学。在那里他学到了英语和算术等学问，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小事和学校起了冲突，所以就中途退学了。在那之后，他进入一位名叫顾清廉的学者开办的学校[14]；蒋介石在学堂里很受顾清廉的疼爱，而他在那里也第一次接触了所谓“革命思想”。

当时的中国面临西欧列强的侵略、甲午战争的失败、义和团之乱等种种忧患，清朝统治的根基受到了剧烈冲击，摇摇欲坠。

和同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必须打倒清朝、建立新政府的革命意识，在蒋介石的心中逐渐萌芽。蒋介石之所以会有革命意识，一部分原因似乎是他对海外留学的向往，不过蒋家的家业不振、生活艰苦，地方官吏还欺凌孤儿寡母，乘机侵吞他们家的土地，这些事实都让蒋介石心中充满了对清朝的憎恶。

蒋介石要前往日本留学的事情，遭到了蒋家亲族的反对。在和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处于封建习俗下的溪口镇，要前往海外留学根本是天方夜谭；不只如此，他还受了革命意识启发，想要成为军人，要是把这点明白讲出来的话，恐怕大家全都会吓得发抖吧！

尽管如此，蒋介石想要前往日本的意志还是相当坚定，所以最后王夫人还是勉强筹措了一笔旅费，将蒋介石送往日本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