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蚕的偏头痛已经持续五天了，左后脑的某根神经，总是猝不及防地一阵阵抽着疼，把她折磨得坐立难安。以前最多也就疼个两天，这次止疼药都已经吃了三天了。
总不能一天天的全靠止疼药吧，终于熬到了周末，花蚕预约了个神经内科的号，吃完早饭便打车去了医院。
“哪儿不舒服呀？”值班的是个年轻的女医生。
“后脑勺一跳一跳地疼了一礼拜了，吃止疼药有用，药效过了继续疼。躺下不疼，起来了又开始疼。”
“还有其他不舒服么，恶心，呕吐，头晕之类的？”
“没有，但脑袋这片儿不能碰，一碰也疼。”
“最近有撞到过么？”
“倒也没有，就是前段时间去健身房锻炼，好像练得猛了点儿，跟这个有关系不？”
“可能吧，先做个检查吧，头部CT加验血，看看检查情况再说。”
抽了血，拍了片，指标正常，花蚕抱着几盒缓解神经痛的胶囊，就回家了。
医生说没啥事儿，花蚕悬着的心便放下了。门口就是公交站，恰巧又来了一辆390，花蚕跳上车，找了个位子坐下，慢慢儿摇回家。
驶过减速带，车子颠簸了下，花蚕的脑袋顺势又是一阵抽疼。诱因一定是工作，花蚕想，最近节奏又起来了，左手握着手机通话，右手准备接起铃声不断的座机，面前站着一个兄弟部门跑过来提需求的，老板又隔着一条走廊喊着让马上过去，搁谁受得了呀。
刚入职的时候，花蚕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自由主义者，下班了，周末了，放假了，直接开启选择性勿扰模式，不想接的电话一概不接，不想回的信息一律不回，我可没这么重要，没什么事儿是非我不行的，这是她的心里话。她觉得，只要在工作时间内，高质量高效率地把任务完成，考评就应该是优了。
可事实呢，第一年，领导说，你是新员工，所以给你B，瞅了眼隔壁部门，一起进来的新员工，拿了个A。第二年，领导说，你加班少，所以给你B，同个部门工作时长差不多就是嘴比她甜点儿傻了吧唧领导说什么都对的小妞拿了个A。
一怒之下，花蚕冲进大boss办公室一顿输出，成功换了部门。她忍这个部门负责人很久了，员工的好想法拿着去上头邀功，碰着可能要挨批的事儿，跟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谁会愿意为这样的人卖命呢？
新部门属于创业型部门，几年后独立成为了一个事业部，又过了几年成立了集团下的子公司。花蚕喜欢这个部门，团队更年轻，领导更有人格魅力，自己能学到更多本事，当然，压力也是必须要承受的。
直属领导孔总是个拼命三郎，周一一天的会，周二到周四三天能跑五六个城市，谈渠道，督业务，下指标，听意见，周五回来安排各个部门汇报，产品怎么优化，风险怎么控制，培训怎么开展，福利怎么发放，事无巨细，讨论不完的，周六继续。
花蚕很佩服他的精力和智慧，他的亲力亲为，和他的责任担当。孔总说，你们就按照指标要求，一门心思去拼、去闯，不要担心市场不好完不成怎么办，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然后，他会协助争取最好的资源，配置最强大的团队，冲在最前面，最一线。
他的杀手锏是夺命连环call，对方不接电话，他能一边谈别的事儿，一边继续不停地拨直到打通。
花蚕有次交了份材料后去吃饭，手机放在羽绒服口袋里，冬天穿得厚愣是没感觉到震动，吃完饭拿出手机一看，七个未接来电加十几条微信语音，每条都有四五十秒。
这点确实让花蚕不太适应，7*24时刻提心吊胆，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脑子里全是工作，有段时间甚至产生了幻听，要不是后来入手了只有来电提示的电子表，她可能已经神经衰弱了。
适应期大概持续了半年，花蚕学着调整自己的习惯和节奏来适应孔总的风格。比如所有的重要文件手机里存了备份，以备不时之需。比如口袋里揣着纸和笔，离开工位了，就算接到电话也可以从容不迫。再比如车上放着录音笔，电话来了同步按下录音按钮，确保安全，甚至直接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了床头，随时可以打开查数据、报口径。
有时候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挺神经质的，但是比起手忙脚乱记不住领导讲了啥，给不出领导想要的答案，这些神经质的小习惯，可算是帮她解决了很多麻烦。
慢慢的，她不再焦虑了，学会安心工作，安心下班，安心休息了。下班后，可能会有突发事件把她拉回工作状态，但这不妨碍她在其他时间专注做自己的事，锻炼，画画，阅读，观展。即便第二天有重要的会议或汇报，她也能从容入睡，一早醒来揉揉眼睛，清醒、淡定地开启一整天的工作安排。
她终于完成了从校园到职场的转变。
这场转变，历时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