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所有人都在过着借来的时间，抓紧每一天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漫游，

过着借来的时间，抓紧每一天，逃避着命运，

钻着空子，不知头顶的巨斧何时会落下。

——玛姬·欧法洛，《我是，我是，我是》（I Am,I Am,I Am）

我记忆中第一次思考死亡是在7岁，那时我还是个容易受人影响的孩子。我早期对死亡的病态迷恋是受杜瓦太太的启发，当时正值冷战期间，她是我的小学老师，优秀而有个性，满脑子都是苏联。她瘦削，易激动，有着锐利的目光，只消一瞬，就能从减法聊到“相互保证核毁灭”，让小听众们着迷并瑟瑟发抖。

按理说，孩子们每天全神贯注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情，会让他们忽略自己的必死命运。但我记得7岁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担心第二天早上可能就没命了。我会直挺挺地躺在羽绒被下面，害怕得睡不着，而当我入睡之后，梦里总是出现蘑菇云。有一天，凌晨时分，一个闯入者笨手笨脚地弄出了当啷声，把我父亲惊醒了。什么都没穿的父亲只拿着一根拨火棍就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样子既像超级英雄，又像班尼·希尔。他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戴着手套和面具的小偷，只有他那梦游的女儿，把家中的饰品撞得东倒西歪。我当时正沿着窗台摸索着前进，眼睛紧紧闭着，口中念念有词，说出我内心的恐惧。黑暗中，爸爸一把把我捞起，然后送回了被窝。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那种绝对安全的感觉，就好像只要被他抱着，就没有什么能够触碰我。

我早期对于核末日的焦虑感很快就被更迫切的问题取代了，比如，7岁的本·哈代到底会不会和我结婚，他因午餐除了番茄酱三明治外什么都不吃而闻名我们班。事实证明，跟大部分孩子一样，我确实对生活太着迷了，没有仔细思考像死亡这样抽象又虚无缥缈的概念。

如果说死亡还会以什么形式突然出现，那就只有“不正经”的娱乐了。比如，每个周五放学后的晚上，我和姐姐、弟弟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之后，就会迫不及待地爬到沙发上，一起看BBC电视台播出的关于人猿泰山的黑白故事片，那是我们每周的美好时光。主演约翰尼·韦斯默勒原是一名获得过奥运金牌的游泳名将，20世纪30年代，他转型成为好莱坞演员。在电影中，他一路奔跑、跳跃，呼啸着穿越丛林，油光锃亮的六块腹肌闪闪发光。不过，我们真正爱看的并不是约翰尼，甚至也不是他野性未驯的小跟班，一个脸蛋脏兮兮的被称为“男孩”的孩子。我们真正爱看的，或者说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我们爱看的，是每部电影结尾时的可怕场景，那时坏蛋都会受到特殊的惩罚。“是树！”我们中的某个人会残忍而兴奋地喊道，可不是所有电影都会像泰山电影一样有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结尾。

“树”意味着狂暴的土著人（泰山这么称呼他们）会把坏蛋绑在两根交叉的树干上，抬到空中。坏蛋的左臂和右腿被紧紧地绑在同一根树干上，右臂和左腿绑在另一根上。而在那个倒霉的坏蛋下方，狂乱的丛林鼓点越奏越响，土著们纵情起舞，几近疯狂。泰山通常会被隐藏起来或是被抓住，对即将发生的屠杀无能为力。一把大弯刀被高高地举起来，在阳光下轻轻颤动。然后，突然之间，固定树干的绳子被砍断了，画面中某个女星痛苦地移开视线，树干随着枪响“砰”的一声断开，将坏蛋干净利落地一分为二。

“是树，是树！”我们会吵吵嚷嚷地笑起来，继而陷入万年不变的热烈讨论，每周都是如此。

“人是不会被撕成两半的啦。”我们中的某个人会断言。

“不，可以的！就从正中一分为二。”

“不，不会的。腿会先被扯断，然后是手臂，断肢还留在树干上，身体就直接掉下来，然后你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不，事实上，你的身体是会被撕成两半的，一直撕到脑袋，然后你的头盖骨就掉了，你就死翘翘了。”

讨论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爸爸偶尔能按时下班回家，和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共同沉浸在这场米高梅的“大屠杀”中。他在看到“树”这一幕时也会笑得前仰后合。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额外的特别的享受。

对一个20世纪70年代生的英国孩子来说，戴立克[1]、狼人、赛博格或是鲨鱼的屠杀场面，绝对是英国电视节目的亮点，越恐怖越精彩。我们也知道看到血浆就兴奋有点儿不得体，但那些终究是虚构的荧屏场面，死亡幻想罢了，所以也是可以开心一下的吧。

不过，那时有一次，爸爸给我讲了个故事，那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切而不安地感受到死亡的意味。我的父亲从医已有40年，那个年代的家庭医生大多是全科医生，他们不分昼夜地为本地社区服务，几乎全年无休。而在那之前，就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曾作为军医为皇家海军效力，远渡重洋。他的航海故事着实惊呆了我。在我看来，他的专业为他染上了一层巫医般的黑色魔法。作为一名海军麻醉医师，他拥有神奇的能力，可以用一种神秘的蒸汽“让人陷入沉睡”。后来我注意到，这就是我朋友的宠物狗的最终下场——从此一睡不醒。

一天，爸爸跟我说起军舰在中国南海巡航时的事[2]。我向来爱听爸爸的行医故事，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喜欢，在我的坚持下，他总是讲了又讲。在那些故事里，无论患者携什么难题而来，刺激、创伤也好，辛酸、绝望也罢，爸爸好像总能自信满满地挽救生命，仿佛身负神力，无所不知。在他看来，他或许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我这个孩子眼中，爸爸在他的故事中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然而这个故事却和其他故事截然不同。一场爆炸炸裂了锅炉房，消息层层传递至军舰的医务室，两名年轻的水兵在爆炸中受了伤。当时，爸爸只是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没几年的年轻小伙。“他们甚至比我还小，”爸爸跟我说，“最大不过十八九岁。”某个压力阀故障导致蒸汽不断累积到危险的程度，当压力阀最终不堪重负爆炸时，两个男孩从房间被弹飞出去，他们身上的大部分皮肤都被烧伤了。

“他们死了吗？”我问爸爸，无法想象在这样严重的事故下还有人能够幸存。

“没有。最起码，一开始没有死。这才是糟糕的地方。”

爸爸接着说起之后的事，他完全沉浸其中，都忘了自己在跟一个孩子说话。两名受伤的水兵都还活着，他们被成功地从事故现场拖了出来，被迅速送往医务室。医务室里，爸爸和他的上级医师拼命稳住伤者的情况。他们处理烧伤，进行气道状况评估，准备静脉注射，随后开始为伤者输液和注射吗啡。

“什么是吗啡？”我问道。

“一种非常强效的镇痛药。尽管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他们几乎都不疼。”

这点让我很困惑，因为我知道小小的晒伤就让人很难忍了。爸爸直截了当地解释道：“因为皮肤里神经末梢的存在你才能感觉到疼痛，而他们身上几乎已经没有皮肤了，自然也没有神经末梢了。他们感觉不到疼痛。雷切尔，他们笑着聊天，如释重负，以为自己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父亲说话时的神情让我不由自主地坐直了向他靠去。他说着说着，仿佛回到了那里。

“我们离岸有几百英里[3]远，必须赶紧驶向中国香港把男孩们送去医院，估计至少要花一天，甚至两天时间。我的工作就是陪伴他们，安抚他们。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快死了。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他们一点儿都不疼。眼睛被蒙上了绷带，他们看不见自己的伤口。但是我知道。我知道他们身上这么严重的全皮层烧伤是致命的，我知道在我们靠岸前他们就会失去意识，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他们说谎。”

出于职业责任的说谎，这种事我以前想都没想过。9岁的我古板得很，甚至都不确定自己会赞同“善意的谎言”。我喜欢泾渭分明的价值观——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要么可贵至极，要么一文不值。但是在这一刻，爸爸脸上露出的悲伤，绝对不止一种。他知道患者的器官正不可阻挡地逐一衰竭，却没有告诉他们，他一定因此而感到痛苦。他接着说了下去，嗓音越发温柔起来。

“皇家海军安排男孩们的父母飞去中国香港，所以男孩们知道，或者说他们以为自己知道，我们一到那儿，他们就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了。其中一个男孩有女朋友，他担心自己在她眼里的模样，所以我撒谎了。我说得好像他们能够浪漫地重逢。我努力让他们觉得未来可期。他们都刚成年不久啊，雷切尔，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还是两个孩子。大约24小时过后，他们开始变得昏沉无力，不久就都失去了意识。”

“但……你难道没办法救他们吗？”我问道。

“没有。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那，后来……他们死了吗？”

“是的，他们死了，雷切尔。”

爸爸把目光移开了一会儿。我很想哭。我不知道哪件事更让我不安，是两个年轻人无知无觉地驶向人生的终点，还是我父亲那不能自持的眼神。我一直以为，成为一名医生，会让人更近似于神，我喜欢把父亲放在心中的神坛上。而在那一刻，即便当时无法用言语说清，我仍然领悟到了一个关于医学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医生的工作的确非同寻常，但扮演医生角色的人，就和他们的患者一样，只是普通人。无论喜欢与否，我都不得不承认我的父亲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是一个会犯错的、会脆弱的人。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何谓“共情”，但我感受到了一点儿父亲的悲伤。

在爸爸的故事中，没有哪个故事比这个更令我印象深刻。孩童时期的我曾无数次见到父亲因工作而麻木、疲惫，他回到家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手拿着一杯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一手拿着报纸，扑通一声倒在沙发上。但在知道这个故事前，我从没想过，或许他行医的核心在于仁慈，而非英勇；我也没想过，向善的本能会让一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在那个时刻，当我的父亲在甲板下一间没有窗户的医务室里忍受闷热难耐时，他其实是在努力施行一种简单而又异常可怕的缓和医疗，而它所带来的痛苦从未完全从父亲身上消失。我的父亲在那天所做的，对两名年轻的水兵撒谎，是在试图维持他们的生命质量，不论生命还剩多久，即便死亡近在眼前。就传统的医学意义而言，他所做的毫无助益。他没有延长生命、使生命强健，也没有减缓死神的步伐、促进患者的健康。然而，就人道关怀而言，面对两个年轻人焦黑的血肉和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恐惧，始终陪伴在他们身边，让他们不感到孤独。或许在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遭遇过后，他已经让他们好过了一些。或许他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事。

21世纪的死亡已经被电视化、数字化美化了，随处可见。我对死亡变成荧屏娱乐的初印象还要多谢约翰尼·韦斯默勒的大秀肌肉。而我儿子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八九岁的时候，每天下午，他和朋友们回来后就沉迷于充斥着血腥的故事，在游戏机上玩消灭部落的游戏。先不说我自己童年时曾因见到近在咫尺的死亡而恐惧难安，我担心的是我儿子过早地接触这些虚拟的持枪犯罪，会给他潜移默化地注入一种对死亡的麻木态度，甚至更糟的是，会美化随意性的杀戮。不过，芬恩让我很安心。他清楚地知道荧屏与真实生活的区别：“呃，妈妈，你知道树长得不是像素格子的样子吧？”

因为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护士，对于大多数人都觉得抽象的死亡，我和姐姐、弟弟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医生家庭长大的孩子经常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发现，家与医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爸爸讲的故事是其一，但还有更关键的，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患者的生命，有时甚至在不经意间将“死亡”带回家，让我们迎面而对。

有一次，在一个悠闲的星期日午后，一通来自警局的电话让爸爸不得不放弃灰烬杯板球赛。那一周烈日当头，草地还没有修剪，一场史诗级的运动对决让整个英国为之沉迷。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次，爸爸观看英格兰板球队横扫澳大利亚队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不是因为对医学专家的迫切需求，而是行政流程需要，因为只有值班医生才能出具有效文件。距离我们家几英里远的地方，一名年轻男子在淡蓝色的天空下选择卧轨，任由高速飞驶的火车带走了他的生命，在这样的突发或意外死亡事件中，要求医生出具死亡证明。

临出门前，爸爸对妈妈咕哝了好几句，你可以想象，姐姐、弟弟和我都被蒙在鼓里。但在爸爸回来的时候，他愤怒的咒骂如雷鸣般响起，我们很容易就能听出是什么惹得他暴怒。“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鬼医生……他整个人都被涂抹在那五百多米长的铁轨上了，老天爷啊……他的碎渣都溅到黑莓丛里了。”

我的提问无疑使爸爸在那个下午的心情变得更糟了。“等等，发生了什么？你说‘涂抹’是什么意思？什么掉在黑莓丛里了？”我连珠炮似的问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爸爸怒火中烧，我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因为错过了板球赛而生气，但他不得不给我做解释，用孩子也能听懂的词语向我说明：根据法律规定，即使一个人的身体在铁轨上被碾压成了小块，也需要医生诊断并出具死亡证明。

和照料两名濒死水兵的经历一样，这个事件也从未真正从父亲的记忆中淡去。多年来，我们会不断聊起它。尽管爸爸完全理解彻底的绝望会让人走上自杀的道路，但他还是更同情那天下午在铁轨旁遇到的火车司机，当时司机正在颤抖着、呕吐着。

“那个时候，”爸爸告诉我，“还没有什么心理咨询或休假之类的福利提供给经历这样事件的人。你只能第二天回到岗位上接着工作。”

而有一点爸爸从来没有坦承过，那就是，这事件对他以及警察和铁路工人造成的伤痛。他们都在一个7月底的周末被急匆匆地喊出门，抛下家人，调查刚刚被碾碎的尸体残骸，头顶的夏空宁静得近乎冷漠。想想司机不得不忍受的一切，爸爸是怎么能做到不说的呢？

在那个星期日，还是孩子的我懂得了一件事：死亡可能随时随地发生，突如其来，恐怖难挡。死亡拥有改变人生的力量，那些与死者素昧平生的人，他们的人生都会被一时地改变，更别提深爱死者的人们了。我看得明明白白，不管怎样，我们其实都只是在死亡的间歇中活着，它可能化身为愚蠢、绝望，或者就是霉运。灾难随处潜伏。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爸爸暴躁而不耐烦，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给他腾出空间来。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工作，说实话，也不愿去想。

童年时我对医学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种矛盾心理，而并非热情。一方面，我沉迷于爸爸救死扶伤的故事；另一方面，和许多孩子一样，我非常清楚医生可以不经患者同意就冷酷地下手治疗，即使是我爸爸也一样。

有一个最好的例子，某一次，还是孩子的我差点儿就很轻易地死去了。那次我们自驾前往苏格兰高地的威廉堡，准备在山中的小木屋待上几周。当时姐姐、弟弟和我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在外面玩的年龄，于是我们接连好几小时在溪水中“筑坝截流”，爬树，最刺激的要数用绳子荡过一条河。不过我在荡绳方面差劲得很。我很怕自己会掉下去，只好让发软的双腿拖在身下，而其他人都把身子紧紧蜷缩起来，像子弹一样冲到了对岸。

每个人都在告诉我怎样才能荡得更好，我内心涌起的羞耻心慢慢盖过了胆小害怕。我站在河边，全力抓紧绳子，心想着这次一定要成功荡到对岸去。其他人像裁判一样站成一排在边上看着。我深呼吸，下定决心要挽回形象，短暂的沉默之后，我把自己抛向空中，屈起双膝向眼睛靠近。

接下来，我就听到了什么声音，那声音听起来比指甲在黑板上刮的声音还让人难受，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从远处传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响，越来越吓人。过了一两秒，我才意识到，原来那是我发出的声音。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坐在水里，水没到了我脖颈处。但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我既不害怕也不疼，那我为什么要尖叫呢？我粗糙的手开始又抓又捞。我的尖叫声把大人们从小木屋里引了出来，他们冲过来，手忙脚乱地从泥泞的河岸边下水，把我拖回草地上。他们又是提、又是拖的，搞得我一阵吃痛。我太震惊了，又恶心难受，便晕了过去，都来不及让他们温柔一点儿。

父亲把我背到了木屋里，接着，就像所有医生都会做的那样，他对我进行了快速的临床检查。我还记得妈妈当时的脸色，她又痛苦又焦虑。爸爸直接查看起我的右臂，评估关节活动度，而它现在就像喝醉的人的手臂一样瘫软地悬在床边。当他抬起我的手臂的时候，我感觉骨头顶着骨头在摩擦。冲击力使我的肱骨头折断了，我感觉从来没这么疼过。妈妈眼看着我在沙发上又晕了过去，实在是忍不了了。“天哪，马克，停下来。你看看你把她弄得多疼。”

她简单说了几句，但是我没听清说的是什么。

我们出发前往最近的医院，在弯曲的山路上颠簸了大概一小时。我全程缩在后排座椅上，试着稳住自己不在车子转弯时跟着摇来晃去，但是没用。坐在前排的爸爸妈妈讨论着我的手臂要不要打外科钉进行固定，还说，就差三四厘米我的脖子就可能骨折了。我闭着眼，假装在睡觉，暗暗感谢妈妈让爸爸转弯时不要开得太猛。一场外科手术后，我们又花了一个晚上在山路上开车回去。剩下的假期里，我的手臂都被一层层高密度泡沫垫抬高到水平的位置，并用外科胶带绑在我身上。我看起来滑稽得很，自己也觉得很可笑。

童书作家罗尔德·达尔曾在访谈中表示，成年人应该趴下来，用手和膝盖爬行一周，来回忆一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感觉。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俯视你的人手里。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医院的诊疗室里更能展现作为孩子的无力感和屈辱感了，在那里，你的喉咙里可能随时被探进一根压舌板，或是耳朵里随时被塞进一根金属探棒，还有味道恶心的液体或是医生的口臭。如果你的父母是医生，那你的整个世界都有这些危险，就连暑假也不例外。要不是妈妈的反应如此强烈，我从来不会怀疑爸爸会为了下诊断而把我搞得痛晕过去。但我后来想到，这也许是一种古怪的父爱吧，保护自己的孩子有时意味着要让孩子受点皮肉之苦。

大约六个星期后，站在医院门诊部的条形灯下，我光着膀子上了沉痛的一课，明白了医生绝不是那个唯一能够掌控和施加疼痛的人。我的肱骨已经痊愈，是时候把泡沫垫和胶带拆除了。护士一脸严肃地掀起胶带的一端，试图把它撕下来，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她当时的表情。她把头发紧紧地扎在脑后，薄薄的嘴唇抿紧，看起来非常像罗尔德·达尔的书里的反派。当她噘起嘴唇准备拉胶带时，我确定她乐在其中。

我疼得倒抽气。胶带紧紧地粘在我柔软的孩童皮肤上，撕开胶带的力道都把我的皮肤表层清理干净了。那个护士故意慢慢地绕着我走，一边走一边扯下半透明的胶带。我低头看到血珠正滴在我的腹部。在房间一角的妈妈惊呆了。我咬紧牙关，盯着荧光灯，暗自发誓绝不发出任何声音，即便我噙满泪水的眼睛已经将我出卖。

“好了。”护士说道，把带血的胶带和泡沫垫扔进医疗垃圾桶里，“其实也没那么糟，是不是？不知道你之前在担心什么。”

几个星期之后，我揭掉胸廓上的痂时，想到她还是恨得牙痒痒。至于这边或那边差一两厘米，向左倾斜或向右倾斜，可能是我的脖颈而不是肩膀会断成两截……诸如此类的事早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到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原来那个时候我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不幸的是，我们身边总是伴随着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幸好，这次没有发生。

我追随父亲的脚步踏上学医之路其实早就有迹可循：在乡间遛狗的时候我会搜寻猫头鹰食丸，然后花上好几小时解剖食丸，挑出小型啮齿动物的骨头，细致地贴上标签，把它们固定在硬纸板上。后来，第一次在学校学到关于女性生殖系统的知识时，对于月经会带来的混乱、尴尬和不便，我实在过于震惊，以至于整整一个下午的两节生物课时间里，我都在小心翼翼地重新设计骨盆结构图，好让经血能够从子宫流向结肠，这样就能巧妙地避免麻烦的月经周期了。在那时的我看来，我的更新版女性生殖系统可比自然进化强多了。

但是童年的我并不想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而是想成为一名作家。我不敢相信，大人们因为写故事这样的好事就能挣到钱，或者每周可以从图书馆里一次性借8本书，8本哎！又或者，世界上居然存在能够告诉你每个单词含义的非凡巨著。妈妈说有一天我是飞奔下楼，把书捧到她面前的。“妈妈！你知道这本叫《词典》的书吗？”我欣喜若狂地宣告天下，“它能告诉你每一个单词的含义，甚至还能教你怎么说。”

在放学后和周末，我沉迷于将自己的故事誊写到有着粗糙插画的手工笔记本上。涂鸦很明显是非常血腥的，有着内脏和断肢，这点要怪我的父亲。爸爸有一间特别小的房间，里面有跟天花板一样高的书架。众所周知，这间“图书馆”，从詹姆斯·乔伊斯到哈罗德·罗宾斯，从艾萨克·阿西莫夫到杰弗里·阿切尔，无所不包。我还很小的时候，就会偷偷摸摸地大看特看那些与年龄不相符的内容。夜深时，爸爸妈妈都上床休息好一会儿了，我还拿着手电筒躲在羽绒被下继续看书。詹姆斯·邦德和女间谍玉娇龙系列最是生动刺激，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故事则让我既恶心又着迷，是我自己创作恐怖剧情的灵感来源。

当然了，最好的故事不是来自书，而是来自爸爸的亲身经历。马克·伦德尔医生逐渐与患者的父辈和子孙都熟识了，他清楚地了解他们的爱、失去、艰难与愉悦，这些把一家人团结在一起的情感，有时也会把他们分开。在爸爸工作的小镇里，他要是沿着街道走上一路，一定会收获一连串愉快的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很多感恩的患者送来的礼物多得圣诞树下都放不下。

但是在他的孩子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他把时间都奉献给了自己的患者，也就意味着没有陪伴我们和妈妈的时间。就像许多医生一样，爸爸常常在一天结束后回到家，就像一片被彻底收割的稻田，被清空、耗尽了。他倾注所有精力在一场接一场的门诊咨询上，一点儿没有留给家庭。这个听起来无害的“三分之一”值勤表，是他作为全科医生的标准排班表，必须履行起来，才能让别人信任自己。在他的工作生涯中，每隔三天，他就会连续工作36小时，从当天早上9点到第二天晚上的6点或7点。整整一个通宵，患者们会随时打电话让他去家中出诊。当爸爸出诊时，妈妈还要替他接电话，所以我的父母其实都经受了半永久的睡眠剥夺。有时，在恶战了一夜之后，爸爸还要帮我们做好早上上学的准备，他看上去那么憔悴而疲惫，连咖啡都煮不了，更别说还要再坚持一天为患者做可能涉及生死的抉择了。疲劳让他的脾气变急了，往往我们还在手忙脚乱地收拾书包和穿鞋，他就把我们拖出门厅了。

一年中有一次机会，我得以目睹让爸爸如此投入的医学世界的模样。每年圣诞节，我和姐姐、弟弟都会撕开袜子里装的礼物盒，将特别的节日早餐吃干抹净，然后和父母一起开车前往爸爸工作的本地医院。这些乡村小医院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关闭了，但之前它们却能让村民不必长途跋涉去市医院看病，就近就能得到医生的照料，而本地的全科医生对村民们的生活和问题都非常熟悉。婴儿在那里出生，祖辈在那里离世。我的父亲熟悉他们每一个人。

每年，会有那么几个患者，或男或女的耄耋老人，不得不留在这家小医院过圣诞节。爸爸会带着他年幼的孩子，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亲切而轻松地和患者聊天。不过五六岁的我在那些上了年纪的患者身边总是局促不安，碘和体液的味道让我恶心反胃。那里几乎没有其他人会去。有时，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医生的问候仿佛是整个圣诞节的重头戏。

尽管我有各种焦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担心会不会有人下一秒就在我面前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这些干瘪的苍老脸庞会因为我父亲的到来而喜出望外。当我和姐姐、弟弟悄悄走近他们身边时，他们常常会因为能和孩子们聊天而眉开眼笑。不知怎的，我知道，尽管我感到既害怕又尴尬，但是对于那些卧病在床的患者而言，小小的我们在圣诞节早晨的拜访有着重要的意义。

等到我为自己选择A-level课程[4]时，我感觉医学和人的关系并不比中学化学和医学的关系更密切。除了爸爸。他是关键的一环，是他令医学有了人情味。随着我逐渐长大，那些我曾热爱的故事，比如，将爸爸塑造成我童年印象中的平面英雄，现在逐渐成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联系父女情感的宝贵方式。当我们谈起他的患者时，他会对我敞开心扉。这位克制而自省的医生，他的失落与失败、那些患者的死亡，就像铁锈一样附着在他的心上。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或许多年之前爸爸摆弄我受伤的胳膊时，他感受到的疼痛跟我一样多。

“爸爸，你知道如果我的A-level选了英语就不能再选化学了，对吧？”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们两个在房子周围的农田里一边遛着狗一边聊天。第二天就是我提交A-level选修课表的截止日期了。我的高中很小，化学课和英语课在课表上有冲突。爸爸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说，如果你选了医科必需的科目，你就不能选你最爱的那门课了？”

我点点头。我们接着往前走，自然地保持沉默。远处，我家的拉布拉多犬正没头没脑地拼命追兔子，看得我们都大笑起来。我们避开牛粪堆，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过泥地。我犹豫再三，还是问出了那个明知道父亲不会回答的问题。

“爸爸……你觉得我应该去做医生吗？”

如果他说“应该”，我会立刻跟随他的脚步去学医，我知道，他也清楚这一点。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我不能告诉你该做什么，雷切尔，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的父母令人钦佩，他们从来没有试图让我依照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去生活。我知道为此我应该万分感激，但我仍然渴望得到爸爸的指点。讽刺的是，说到底，是因为他我才不将医学作为未来职业之选，选择钻研文本而不是走进实验室。我担心成为一名医生并不是出于真正的职业理想的考虑，而是在我内心深处想让他为我感到骄傲。

我怀着一个朦胧、浪漫、幼稚的想法，我想用语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不是通过治疗帮助人们。我知道，故事远不只是娱乐。故事不仅可以拯救生命，有时人们还会为了讲述故事而付出生命。发出声音，说出真相，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可能意味着死亡，这让新闻工作看起来像是道德使命。这么多年来，我听着爸爸讲的让人揪心的行医故事，却从来没想到过，新闻和医疗这两种工作的核心本质可能就是讲故事。

我后来就没再想过学医或者死亡之类的话题，我最终选择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直到进大学前夕，我才又一次在肾上腺素飙升的状况下，被迫与死亡面对面。

那是一个深冬，就是那种常见的英格兰冬日，阴沉得好像黎明从来没有到来，才到下午茶时间，白日就消失了。不过，我村里的朋友有个计划。那天晚上汤姆出现在我家门前，人都没站定，手指上转着一串破旧的车钥匙。“我的车，我的！”他得意地炫耀，“想转一圈不？”

我呆呆地看着车道上的那辆小破车。在我看来，这些早该退休的轮胎比世上跑得最快的法拉利还刺激。一辆汽车，无论什么车，都是逃离穷乡僻壤的好工具。我完全迷上了它。

“等等，这车真是你的吗？你爸妈真的给你买了辆车？”我倒抽了一口气。

汤姆前几天刚刚拿到驾照。而他爸妈给的奖励，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没错。来吧！我们走。”

故事的结局完全在意料之中。天气冷得不行，还有雾。整整一周的时间，乡间小路上都结着薄薄的一层冰。开始时，车子磕磕绊绊地走了一段路，又生疏地倒了几次车，之后，我们终于安静地在村里跑了起来，一开始还守着限速，等跑出了村，我们就开始加速。车子的齿轮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时，汤姆兴奋地大叫。他对速度有一种原始的渴望，一开始并没有吓到我。车子的引擎到极限时发出噼啪声，我们大笑起来，路边的灌木篱墙开始变得模糊不清。那速度，是放飞的感觉，我们装作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好像这些路就是我们的。

但初尝速度的滋味释放了汤姆心中原始又危险的欲望。他把油门踩到底，引擎开始时是咆哮，后来就变成抗议的尖叫声。我吓得汗毛直立。“汤姆，你得减速。”就好像我什么都没说似的，“汤姆，说真的，减速。你开得太快了，汤姆！”我越是求他，他就越是不顾一切地转弯。我的尖叫似乎只会刺激他。

虽然我的身体里肾上腺素奔涌，恐慌到嘴里仿佛有股胆汁的苦味，但还是有一部分意识在清醒、冷酷、无所畏惧地观察着前方的道路。我非常清楚接下来几秒会发生什么。在沥青路面上本就不稳的车即将失去控制。很快，车子就不再转弯，而是打滑。他挣扎着试图控制车，但是没用。而我们会冲入迎面而来的车流。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头盖骨撞在玻璃上的破碎声，对这些我们都不会感觉和注意到，因为只一瞬间我们就会被撞得面目全非，只剩安全带将毫无生气的我们挂在座椅上。

果然，车子开始从一条车道滑到另一条。汤姆徒劳地猛打方向盘。我都不知道那轰隆隆作响的到底是我的血液，还是刹车片在摩擦金属。我们都没法扭转局面了。车子第三次打滑时，我们冲进对面的车道，由于车子的冲劲太大了，轮胎都飞离了地面，我们向着天空而去。只听到“砰”的一声和一声尖叫，以及金属被压碎的声音，然后我们栽进一条沟里，车轴在我们上方空转。

车窗通通被震碎了，车身面目全非，车子彻底报废了。没人能从那样的废车里完好无损地爬出来，但我们不知怎的竟然爬出来了，从头到脚都是玻璃碴，颤着身子，满身是划伤，但除此之外并无大碍。我们站在冒着烟的废铜烂铁旁，无言地抱紧彼此。那天实在是太冷了，而我们呼出的白气，实实在在地向世界和我们自己证明，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活着。

路的另一边有一间乡村小屋，屋外站着一位穿着睡袍的老妇人。“过来。”她招呼我们过去，带我们进了屋，“‘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我还以为哪里爆炸了。”

我向她借了电话打给父母求助，头发上的玻璃碎片噼里啪啦地掉到桌子上。爸爸妈妈到了，他们惊恐地盯着那辆废车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沉默地把我们两个载回了家。说真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和汤姆都闭口不谈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在经过一天左右的脑海中侵入式、慢动作的高清回放后，我就成功地把这次碰撞抛在了脑后。我对自己说：“往前走，不要停，不要回头看。你才18岁，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注释

[1]英剧《神秘博士》中虚构的外星人种族，以毁灭为目标，极具侵略性。后文提及的“狼人”“赛博格”“鲨鱼”均为该剧中出现的危险外星生物。——译者注。

[2]作者父亲讲的故事发生在香港回归前。

[3]1英里约为1.6千米。

[4]即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