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源起

本书[1]是2011年王国维主题系列讲座的延伸，也是《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的续集，主要目的是呈现给中国读者。在之前的书中，我试图用亲身经历解释英国的现代性范式，但五年之后，大众对跨文化解读书籍的需求似乎更上一层楼。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因此，也需要加深理解各种文明之间的异同。所以这本书不仅是对先前探索的延续，更是不拘于英语世界，尝试以宏观视角将日本和欧洲两种文明囊括其中。

这本书是我对日本方向研究的作品的续集，同时也融入了我的阅读和在旅行、跨文化交往中，经过长期观察所积累的阅历。经过十五年间的八次旅行和与六个个体的深入交流，我终于完成了日本这一部分。

本书基于我十六次前往中国，多次访问欧洲大陆和长期浸润在英国的经历写成。距我1996年第一次去中国已经二十一年，我自然和中国的缘分很深。并且，在这期间我与中国各界人士、研究者和我的挚友的交谈要比想象中更加丰富和多元。另外，我与中国的缘分还有更深一层维度，我受邀参加了许多工作坊、暑期课程，担任客座教授，进行巡回演讲，参与展览、会议、晚宴、出版以及其他与中国伙伴的项目。这些经历给了我一般旅行者或读者所不及的对中国深入的洞见。很荣幸，我得以在很多杰出的中国青年身上证实了我的猜想，他们将出现在本书的致谢名单上。

我选择现在写这本书有诸多原因，它们都表明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首先，中国正在显著并且飞速地发展——现象级的改变在当年的考察旅行中就已经发生了，这些改变标志着中国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并且将要持续影响他们的生活。

其次，中国以外的人经常对中国持有一种病态的、过时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鲜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偏激不实的报道和对中国成功日益所增加的恐惧混合着，扭曲了他们仅知道的那一点事实。甚至在那些邻国中，特别是日本，经常歪曲中国历史，对中国人民抱有偏见。目前，这种矛盾和对立正在被好战的美国式立场所激化，有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灾难。

就我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写作而言，这本书将我从英国，然后通过尼泊尔和印度东北部到日本，最后到中国的所有经历和阅读编织在了一起。我的书起始于小切口的本土化研究，如“资源与人口”“民间巫术”和20世纪70年代的“个人主义”，然后以一个更全球化的视角去看待从孟德斯鸠到福泽谕吉的“谜语”和“制造”的政治哲学，也对19世纪90年代“野蛮战争”中的英国和日本进行深刻比较。现在，在完成《玻璃的世界》（The Glass Bathyscaphe）《绿色黄金：茶叶帝国》（Green Gold:The Empire of Tea）和《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Letters to Lily:On how the world works）的概观式写作之后，我想在此基础上，创作一部有关文明的新书。

本书是一次尽我所能展现其全貌的尝试。这项展示四个古老而伟大文明的工作实在太庞大也太复杂，任何人能做的也只是窥其一角罢了。本书没有满篇的脚注，也没有复杂的写作范式，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很多结论可能会显得简略或者过于自信，但经过我一生的学术研究后，我坚持认为学者应该使结论尽可能简单明晰。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给了我这样的观点，此处非常值得引用他对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辩护。这本书看上去非常浅显易懂，但实则人们只理解了它内涵的冰山一角。托克维尔为欧洲文明史料研究伏案八年，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书的前言他写道：

我可以毫不吹嘘地说，现在出版的这本书是一部凝结了心血的作品。有时我在很短的一个章节上会花一年多的时间加以研究。我本可在书的页脚写满注释，但我更愿意在文中插入零星的标注，在书后列出被引用的参考文献。注释中会呈现相关解释和证明。必要的话，我也可以征引更多相关文献。

对不同文明的阐述，主要依据我在当地的亲身访问和交流经历。每一次实地考察都给我惊喜，向我展示新的方向，让我在角落里挖掘未被发现的宝藏，以全新的方式去理解事物，因此书稿也得以不断完善。正如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说，每部作品都具有暂时性。一个人积累知识，然后通过实践去重新整合。他描述道：“想法和计划都由我提出，因此所有的项目都从我开始也到我结束，书在其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我深知“本质化”的危险性。我的方法是寻找文明中“法的精神”和“深层逻辑”，传统意义上的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福泽谕吉以及其他古典社会思想家已经不流行于时下了。也许因为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很多人会认为文化具有随机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是处于变化中的。很多人不喜欢着重连续性、永久性差异和基本特征画像——这些充其量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方法。若执意采用，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显然可能会落入种族主义和决定论的窠臼。

然而，我坚持自己的方法，因为我相信连续性，也相信鉴于历史世界所呈现的大量信息，一些简化分析技巧是必不可少的。谨慎的措辞或许能修饰我的很多观点，比如使用“大概”“可能”“有时”及其他限定词语。这可能会减少争议，但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没有意义。正如我的一位老师兼挚友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说的那样，“一个新的错误胜过一千个陈词滥调的真理”。我曾尝试避免错误，但有时即便是错误也是有意义的。

最后，我要指出，读者可能会认为关于中国的陈述只局限在第一章。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开篇的概览。只有当我们把视线从中国移开，将其与异同参半的邻国日本相比较，进而与一神论的欧洲及整个英语世界相比较时，我们才真正开始理解中国的独到之处，以及这几种文明各自的特点。尤其在本书后半部分的对比章节中，我不再将这几种文明割裂开来，而是去寻找在历史长河中这四种关乎千百万人的文明间相通与不同的地方。

注释

[1]本书原版于2018年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