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教会了人们如何看待当今的变革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移民风暴、社会动荡和经济进步，并创造了包含个人和集体的新赢家和输家。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还有其他人都试图去解释这些变革。马克思和韦伯发现个人是最大的推动力量，而涂尔干认为集体是主要原因。两种看法可能都富有成效。

马克思对变革的观察

马克思（Marx，1990）的解释主要基于英国的数据，重点关注个人对阶级斗争的回应。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阶级斗争是新的工业产品所固有的。工人的身份与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实现他们的真实自我，工人必须从科技的仆人转变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

换句话说，科技进步必须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变化共存。在马克思的观点里，进步源于人们实践其真正利益时必然产生的冲突。马克思的著作通常被误解为对行动的呼吁，而不是对社会和技术变化过程的解释，事实上它两者皆有。任何真正的革命者都对他们试图改变的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其他任何类型的“革命者”都是不道德或目光短浅的。

韦伯对变革的观察

韦伯（1922）对变化的解释，集中在加尔文主义（Calvinism）[1]对新教工作伦理在推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上，这是对人们是否应该期待被拯救的答案。加尔文主义者于16世纪首次脱离罗马天主教会。韦伯坚信人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看到一套复杂理论的外部依据，从而获得这套理论的意义。因此，努力工作、守纪律和节俭都变成了一种特征。久而久之，这种特征引起了工人们生活条件的变革，也对社会产生了变革。韦伯的分析发表于1904年至1905年，采用了历史的视角和背景，是基于对世纪之交的一个特殊的瑞士-德国新教版本的研究。

然而，韦伯早已预知这一点。他还担心合理化会把社会引入歧途，担忧无法逃脱的官僚主义铁笼会胡作非为。许多人担心官僚主义，很明显有些政府试图控制个人甚至到了不必要的地步。

韦伯指出了阶级、地位和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促使社会权利分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价值是复杂的，不能单纯从创造它的物质条件中获得。事实上，韦伯为社会价值的理解奠定了基础。社会价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比纯粹的经济收益更有价值。在韦伯的理论下，技术不是一个经济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项更复杂的事情，它与社会价值和城市特定文化紧密相关（Weber，2005）。

涂尔干对变革的观察

涂尔干则更侧重强调新形势的集体主义对聚集民众（使其团结）的作用，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中。在他的观点里，集体是一种更自然的状态（甚至比作为个体还要自然），在这个集体里，人们通过亲缘、家庭、朋友、部落和同事等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个集体代表了一种和谐至上的社会意识。异化或自杀，都被解释为集体纽带的断裂。这种断裂是社会“运作”的一种功能，而非个人行为、理性或动机的结果。

根据涂尔干理论，早期的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团结（人们拥有共同的信仰和情感）逐渐融入了有机团结（更加细化和更加相互依赖）。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集体以更复杂的方式将自己捆绑在一起，但他们感觉更加需要互动。社会劳动分工中，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作用。

这种对社会进程的理解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社会。例如，自2019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世界各地的精英惊讶地发现餐饮服务人员、护士和快递员对当代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他们不只是一线工作者，而是“必要的”工作者，他们是人们所知的社会运转的关键群体。

布尔迪厄关于习惯的变革和保留

追随涂尔干理论的思想家——显然他们也追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77），认为变革发生的方式是每个集体（包括社会阶层）在社会化进程中学会从周围环境中吸收活跃的生活习性（布尔迪厄称它为惯习，habitus）。顺便说一下，这种思维方式的退化常见于行为科学的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应用中。这些应用大多受到经验心理学的启发或者是经验心理学的衍生。纯粹功利主义的观察和实验试图解释各种社会群体的需求产品是什么。往好了说，是通往更复杂现实的捷径。往坏了说，是为消费行为提供了毫无人性根基的伪科学理论。话虽如此，日常行为方式可能比纯粹知觉方式要好一些。纯粹知觉方式完全不以经验行为观察为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学者的孩子倾向于在餐桌上进行讨论、阅读书架上的书籍、在网上搜索资源、做学问。一般来讲，这些行为都是很有益的习惯。但是他们通常缺乏实践或商业技能。警察的孩子学会维护秩序、服务社区，并且大部分孩子走向职业警察道路。高层管理人员的孩子以长辈为榜样学习商业知识，学会创造物质价值。如今，他们还倾向于学习人员管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工程师的孩子会模仿另一种职业行为，学习拆装机器，从而学会创新，他们在理解科学和技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企业家的孩子学会接受挑战，学会应对这些挑战的风险，从而认识到承担巨大风险的价值（他们偶尔也学到创业失败的经验）。

如果不指出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他们的成长环境，那么上述情况就接近决定论了。有些孩子甚至刻意进入与父母不同的行业，他们可能会叛逆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其原因很简单，对于那些觉得需要、想要并最终逃离了童年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但很荣耀的事情。例如，尽管笔者的成长经历已经给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经验，但笔者仍然花了近五十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更适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企业高管，身兼企业家和企业接头人。有很多人都非常抗拒自己的童年经历，以致不能直观地看待自己的成长经历带来的正面影响，而是把它看作被命运所迫。

同龄伙伴间的学习也很重要，例如长期受彼此兴趣影响的同龄孩子之间的学习，此类学习叫作社会学习。这些习惯反而成了定义社会群体独特性的结构化工具（传统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方式成了“真正重要的事情”，它与人们与生俱来的神经可塑性无关，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足够的努力激发它。

关于变革的思绪整合

涂尔干和布尔迪厄都是“功能主义”思想家。对他们来说，每件事都有一个“目标”，但是目标的全貌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相对于部分人的想法，这种思路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如何应对大规模的变革。因为它解释了人们身在其中仍然感到“还好”的原因。

韦伯和马克思都未能解释个人如何应对自己的困境。因为马克思过分强调公平性，所以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个人反叛。涂尔干的观点对现代的人们仍有教育意义，他认为事物的功能是相对静止的，只是功能的角色可能会改变，有时改变得很彻底，然而不会改变“生命在延续”这一基本理解。涂尔干的观点为理解变革、危机或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洞见。事实上，人们在相信集体价值观的同时，也对某些过分优先考虑群体、忽视个体表现的做法提出了异议。

虽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关于技术进步对集体和个体的影响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变革对集体或个体造成了影响这一点上，具有相同的观点。社会学家也难以分辨这两者的区别。即使对两百年前的变革（工业革命及其后果），至今仍很难理解其过程。引起变革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工业化比其他地方快得多？为什么有些个体或社会群体坚持拒绝而不是接受变革？如果接受这种变革，那么引起变革的社会原因和其后果仍被笼罩在神秘之中，人们怎么才能完全理解自己周围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释变革的过程越来越难，因为新的因素不断地增多。历史也许不是一个完美的行为指南，但绝对不要拒绝历史的教训。

历史背景下的技术浪潮

只有理解长期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揭开变革之谜。因为技术浪潮的影响力总能在整体生产力中发挥作用，所以几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上的某个技术浪潮几年后都会被视为经济浪潮。然而，正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解释的，人们可以从社会浪潮的角度理解技术浪潮的影响。当人们把技术视为社会基础建设的一部分时，这种逐渐变迁的过程也会发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达到极致的成熟而满足所有的需求。以铁路基础设施为例，基础设施平台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行驶在其上的列车。对于那些要求更快的火车、更好的汽车或更稳定的计算机的消费者来说，技术的发展往往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

作为消费者，人们一般（徒劳地）相信技术让世界变得更好。事实上，技术所做的只是让世界变得不同，并且通常（至少成功的时候）让事情变得更标准化。持续的改进（如果足够幸运的话）都是取决于以有效的方式使用技术。因此，需要了解列车往哪个方向走、汽车的哪些特性更重要、计算机到底能做什么等问题。难道它们只是生产工具、娱乐设备，还是一种控制机器，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是以上的所有问题呢？

这些问题远比建立任何一项技术原型要复杂得多。而且，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工程师或供应商也很难回答或影响这些问题。从历史上看，更是如此。因为早期的技术浪潮中关于用户测试和设计思路的洞察力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把技术的成功看作一种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