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内战中的内战

蒋介石也不想打开锦州这扇大门，可黑土地上他的决定缺少知音。

卫立煌“以不变应万变”，和蒋介石打起太极；廖耀湘阳奉阴违，磨起了洋工；只有一个范汉杰，却是孤掌难鸣。

蒋介石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可正是他制造的矛盾把这场命运攸关的决战的主动权送给了共产党人。

1.蒋介石的难唱曲

沈阳。北平。葫芦岛。“美龄号”频繁起落，“重庆号”往来驰骋。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想在锦州决一雌雄。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只能用电报做林彪的思想工作。装备了铁翅膀的蒋介石，亲自与卫立煌等人面谈。

蒋介石先要撤退东北——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后来又要东西对进，决战锦州——这正是林彪所忧虑的。

蒋介石并不白给。

孙子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得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蒋介石丢掉东北，白白断送了一个精锐的战略兵团，正好犯了这五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上下异心，将不用命。

从1948年2月起，蒋介石或派人与卫立煌商讨，或亲自召见卫立煌，反反复复就是一个主题：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看得明白。

他要连这点也看不出来，就难以成为国民党的领袖，后来也不会把台湾经营成那样子。打了两年，“攻”打成“守”。而且只能依靠战略城市重点防御，战略上的防线各个孤立。孤悬在遥远的黑土地上的城市，更是岌岌可危。运输困难，大量增援已不可能。不能增兵，只有撤兵，保住一个战略兵团，还能缩短和加强防线。否则，只有白扔在那片让他丢尽脸面的遥远的黑土地上了。

可是，从卫立煌到兵团司令和军长，都不同意撤兵意见——这倒挺像林彪那第一个“均”字。

卫立煌说：共军占领了锦沈间的要隘沟帮子，河流解冻，道路翻浆，重武器和部队无法通过，出沈阳会被吃掉。蒋介石说：不撤，补给没法解决。卫立煌说：可以找美国顾问团帮忙。蒋介石说：“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照你的意见暂不撤往锦州。”

“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20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毛泽东认准自己的意见，就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地推动部下去实行。而蒋介石如此好说话，是忘掉了他2月2日在《一周反省录》中所说的这段话吗？

主力撤到锦州，等于放弃东北。这将在剧烈动荡的国民党内部引起什么反响？又该怎样面对国际视听？当年“九一八”事变丢失东三省，国内国外人声鼎沸，如今再丢一次，“总统”和“委员长”面子往哪儿搁？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也要傅作义撤退江南。那道理再简单明了不过了。东北已成共产党的天下，华北已经无遮无拦地裸露了。一个华北野战军还可对付，林彪一旦进关，那是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了的。撤退华北，既可保住一个战略集团，又能加强江南防线。可傅作义不同意，一番与卫立煌大同小异的道理，蒋介石也就应允了。

“接收”变成“撤退”，心头自然不是味儿，搁谁头上都一样。可长痛不如短痛，自己拉下面子，总比被人打掉面子好。蒋介石看起来明白，说起来也能“破釜沉舟”，做起来就碍起面子了。

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把蒋介石的“撤退”打成“决战”。

是退是战，蒋介石都认定锦州这扇大门是绝不能被打开的。

9月30日，蒋介石飞到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决定抽调62军、92军（后来只去个21师）和独立95师，海运葫芦岛，由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向锦州攻击。

10月2日，又飞抵沈阳，组织西进。

卫立煌等人仍是一个“均”字。

卫立煌力主守沈阳。他认为，“若共军战术一贯是围城打援，出辽西背辽河、新开河和饶阳河三条大水作战，太危险。锦州之围应由关内解决，与锦州部队会合后，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出辽西。”“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直到西进兵团行将覆灭了，他还坚持这个“真理”，要廖耀湘退守沈阳。

廖耀湘先赞同守沈阳，后来见不出沈阳不行了，就主张出营口。

在沈阳高级军官会议上，蒋介石说：

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之一，能说出这番实在话的，也只有蒋介石了。

蒋介石在黑土地上的知音，是热点中的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10月2日，蒋介石问范汉杰，是否应将锦州守军撤到锦西。范汉杰“认为如能以锦州守军吸引解放军主力，而从沈阳和关内抽调两个有力兵团，在锦州地区与解放军作一次决战是一个好机会”。

结果，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了。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北宁线上时，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已经发起济南战役。蒋介石顾不得东北，专务济南。济南丢了，再奔东北。东北忙活丢了，又去忙活淮海。淮海败了，又奔平津。丢一块，放下一块心，最后把自己放逐到台湾去了。

一部50余万字的《辽沈战役亲历记》，50多位败军之将，都把失败归咎于跑去了那个美丽的宝岛的领袖蒋介石。这使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垂头丧气的德军将领写的那些垂头丧气的文章。

不光辽沈战役，国民党在整个大陆的失败，归咎于蒋介石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具体问题上，不应一概而论。

后备力量已经枯竭，大规模空运补给力所不及，东北已成死棋，卫立煌的“以不变应万变”，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退踞锦州，和傅作义连成一体，不但能缩短和加强防线，且能把住大门，不使共军进关。出辽西危险再大，也比坐以待毙强。共产党先动手了，趁大门还未关闭，东西对进，两面夹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不能说一点希望也没有。“击灭共军主力”是不可能的，可打不赢，能不能打平？打不平，能不能突出去一部分？那个白给了的廖耀湘兵团，果真就是那么白给的吗？

应该说，从“撤退”到“决战”，都不失为下策中的上策。

应该说，卫立煌和廖耀湘若能及早出动，孤注一掷，以死求生，林彪是捞不到那么大便宜的。

还应该说，出辽西，出营口，守沈阳，这台戏怎么唱也难唱。但是，三点中无论抓住哪一点，同心同德干到底，起码，国民党在黑土地上不会“稀里哗啦”得那样快。

10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历代据守长城防敌南侵今日国防危机仍在北疆》。11月2日，即辽沈战役结束这一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东北与世界的前途》，把共产党占领东北，称为“17年后的新‘九一八’事变”。

历代据守长城为防外族入侵，“九一八事变”[1]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国民党故意混淆这场战争的性质（蒋介石曾多次鼓吹黑土地上的内战是“民族战争”），用心是再明显不过的。而对这场关东大决战，将在全国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更是看得明明白白。

脑子并不是一团糨糊的蒋介石，却把这场命运攸关的决战搞成了一团糨糊。

也算一场军事学术大研讨。

权高势重，却不能推动部下向预定目标前进，这样的领袖算什么领袖呢？

蒋介石被他一手制造的官僚机器将死了。

为了完成“东西对进，决战锦州”这个主题，蒋介石或个别召见，或集体训话，每次都大讲“黄埔精神”、“北伐精神”。

怒涛澎湃，

红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唱过这支歌的人，谁能忘记广州那个名叫“黄埔”的小岛呢？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从珠江之滨唱到长江流域，人民箪食壶桨，大军势如破竹。

蒋介石尤其不能忘记黄埔。

据说，蒋介石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前身）学习时，一次上细菌课，一个日本军医官拿着一块泥巴说：这块泥巴能寄生4亿细菌，就像4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一样。19岁的蒋介石愤而向前，把泥巴扯成八块，指着其中一块说：这里有5千万细菌，就像5千万日本人一样。

“八一三”上海抗战，蒋介石不惜血本，调集超过全国军队1/3以上的73个师，而且全是精锐，顽强抗击。他自己不顾敌机轰炸，亲临苏州前线督战。

而在像一部乱七八槽打斗片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就像个技艺超群的武林高手。流血的不流血的双管齐下，大小军阀不是被收买，就是被干掉，打遍天下无敌手。抗战中那些听命于他的战区司令，近一半是他当年的对头。蒋介石的能力与魅力都不应低估。

动乱年代发迹的领袖，绝少庸碌之辈。有些文章把蒋介石说成是军事上的低能儿，那是把他和后来的毛泽东比较了。当初孙中山倚重于他的，主要就是他的军事才能。但蒋介石的才能，主要还在政治上。他是政坛高手，是阴谋大家，是权术大师。而“智谋”与“阴谋”，往往是难以区辨的。

其实不用讲那么远，蒋介石在陪都重庆时期就够辉煌的了。那些成千上万入川的人，如果留在沿海吃汉奸饭，日本人和汪精卫给的薪水是蒋介石的两三倍。那时没有一个盟国支持蒋介石，各个战场上传来的都是沮丧的消息，前途就像雾重庆一样渺茫。可人们宁肯把父母和妻子儿女抛在敌后，也要跟着他们的委员长来重庆吃炸弹。因为蒋委员长在抗战，抗战中的蒋委员长的脉搏，是和全民族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蒋介石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研究共产党，最让他伤脑筋的，就是比他小6岁的毛泽东。但越研究越没辙，气急败坏的他只得对毛泽东发了一道“通缉令”，罪名是“妄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毛泽东也在研究蒋介石，越研究越不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辽沈战役中，他在发往黑土地的一封电报中说：“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

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中国政府对于列强的每次压迫都作了让步，这就使他们都寻求和致力于民族的振兴。

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初斯大林瞧不起他，固然不是滋味儿。而中国合法的领袖蒋介石，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受的窝囊气，比毛泽东还多。就说令共产党愤恨不已的美援，蒋介石稍不顺情遂意，就可能被断流。1948年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后，蒋介石致信杜鲁门：“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可惜可以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蒋介石，在杜鲁门这位洋大人面前，却连这样一纸空言的面子都捞不到。

有着世界强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经济实力却不如世界强国的一个零头，这是每个当家人都难以容忍的。

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发动了这场内战，把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愈发打得破烂不堪。

2.卫立煌不听老蒋的

1948年12月5日，共产党宣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蒋介石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卫立煌名列13。

第三次内战，作为黑土地上的败军统帅，卫立煌基本上只是参加了个辽沈战役。若仅此就决定了这个“13”，那可是重了些。

蒋介石在黑土地上三易主帅，杜聿明、陈诚和卫立煌。陈诚应该说倾向于政界人物，杜聿明和卫立煌则是地地道道的军人。而杜聿明和卫立煌又有所不同，一为儒将，一为悍将。

从孙中山的卫士，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刚烈剽悍，没有官样，倒像个黑土地上的车老板的卫立煌，一直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既是著名的“剿共”将领，又是抗日民族英雄。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中，说他是“常胜将军”。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他为“支那虎将”。

1纵、6纵、7纵的老人，一辈子忘不了四野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当年在鄂豫皖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的老人，永远忘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卫立煌。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63万大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8月，14军军长卫立煌到达黄安（今红安）附近。黄昏时分，红军一个奇袭，击溃10师31旅，直捣军部。卫立煌亲率特务连拼死抵抗。特务连武器精良，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支当时国内少见的英式自动步枪[2]。红军见伤亡太大，有些迟疑，不然再猛攻几分钟，卫立煌就等不到后来被宣布为战犯了。

地跨鄂豫两省的大别山中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当年曾是太平天国、捻军和白朗军的重要据点，现在是鄂豫皖根据地军政中心。蒋介石严厉催促向金家寨进军，各军皆畏葸不前。卫立煌精心策划，率领一个师从小路翻山越岭，直扑金家寨。没想到红军主力已经西撤，少量守军也没想到“白狗子”会来得这么快。

蒋介石正在为各部怯敌避战发脾气，听说卫立煌已经占领金家寨，大喜过望，亲去慰问。除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还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丘和河南的固始、商城5个县的部份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

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者，除国父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外，只有一个“立煌县”。

一个将军能混到这份儿上，也算顶天够份儿了。

可“中山县”是一个民族对一位伟人的怀念，“立煌县”算什么呢？其中又蕴涵了多少士兵的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卫立煌的83师进驻金家寨后，3个月中，就捕杀900多红军和红军家属。

“立煌县”——一座血腥的黑碑，当为一切以打杀中国人为能事者戒。

日侵华后，为蒋介石立下煌煌战功的卫立煌，要为民族而战了。

南京陆军大学学员可以选学一门外语。陆大特一期惟一带职学习的卫立煌，选学的是日语。有人学日语是为了当奴才，卫立煌学日语是为了打日本。他认为将来中国的敌人，就是一衣带水的日本。

“七七”事变时，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日绝不可软弱退让。7月底，北平危在旦夕，卫立煌请缨北上。

10月，抗战期间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敌我双方伤亡惨重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日军3个师团加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掩护下，猛攻山西忻口。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军奋勇抵抗。我军没有高射炮，敌机放肆轰炸，将右翼重点怀化南一线工事夷为平地，占据灵山制高点。卫立煌立即命令18军31师反击。10年后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李仙洲，这时率领31师猛攻一天，伤亡惨重，师长李仙洲胸部被打穿。李仙洲失利，卫立煌集中5个旅，亲自指挥，兵分三路，趁黑夜拼死反攻。双方都怕炮火伤着自己人，只投弹，拼刺刀，甚至徒手肉搏。灵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路兵团总指挥、9军军长郝梦龄[3]，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弥留之际，高呼杀敌。同时牺牲的，还有54师副师长刘家麒，独立5旅旅长郑挺珍。日军也有师团长和旅团长伤亡。郝梦龄牺牲，卫立煌派61军军长陈长捷继任。近12年后，平津战役打响前，林彪和罗荣桓写信，劝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陈长捷复信说：“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对抗日军，陈长捷打得更坚决。双方在怀化南拉锯般厮杀，日军另一师团未增援上来前，始终未获进展。

粗线条的卫立煌有勇有谋，对日军战略战术早有研究。忻口之战[4]初期，他就有过围歼坂垣师团的设想。忻口守军死打硬拼，确曾造成了这样的机会。可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发动攻击时，平汉线上的第一战区司令，“长跑将军”刘峙，一退再退，敞开了娘子关外的大门，日军以钳形攻势绕到卫立煌背后。

“支那虎将”再勇猛强悍，也没有三头六臂。

忻口撤退后，卫立煌黑了，瘦了，生了满身虱子——像林彪后来在黑土地上一样，脱光膀子抓。

1943年10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1944年5月，卫立煌指挥远征军反攻。

5月11日至21日，20集团军强渡怒江成功。此举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发行量很大的美国《时代》周刊做了专题报导，在封面上刊登卫立煌照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在滇西的群山丛林中作战，对于卫立煌是个陌生的课题。反攻前，卫立煌对每一条攻击路线，都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他发现有条隐秘的小路，就询问当地老人。反攻时，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日军惊慌失措，吃了很大的亏。

滇西有5万日军，正集中精力对付英美盟军。在密支那的18师团，已被从印度向回打的新1军、新6军牵制，不可能分兵滇西。卫立煌决心以霍揆彰的20集团军为右翼集团，宋希濂的11集团军为左翼集团，集中力量攻击战略要地腾冲，全面转入反攻。蒋介石有些犹豫：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万一失败怎么办？卫立煌说：我负全责。

新1军军长孙立人，以他的骁勇善战和弗吉尼亚军校的文凭（应为“武凭”），受到英美的青睐。行伍出身的卫立煌，则纯粹以赫赫战功而饮誉中外。

1938年4月，卫立煌去洛阳开会，路过延安参观抗大时，抗大学生高呼：“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和卫立煌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后来，卫立煌真的打到了鸭绿江边。只是不是抗战打日本，而是重操旧业打内战。

不过，黑土地上可是绝对没有“立煌县”的。

蒋介石是把卫立煌作为一张王牌打到东北来的。

卫立煌的方针是：“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卫立煌刻意经营，准备大干一番。首先是网罗旧部。他把原14集团军旧属陈铁[5]和彭杰如找来，分别委为“剿总”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另外主动上门的，都予安排。对于有旧属关系的现职将领，则另眼相看。他能到东北来的一个原因，就因为这里大都是远征军的人，用着方便。他常说：大家都是老朋友，我们共同努力。

蒋介石视浙江人为心腹知音，于是就有人考证自己祖籍不仅是浙江，而且是奉化。阎锡山那方天地更痛快：“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卫立煌则是：“夜间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14集团军特务团清一色是合肥子弟，团长是个本家侄子。不光是一家将帅一家兵，长官部那么多安徽官员，连保姆都是合肥女人。应该说，这一切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作为“嫡系中的杂牌”，卫立煌也是能容人，善于团结不同系统的人。他到东北后，对杜聿明和陈诚的班底，一概留用。对张作相[6]、万福麟[7]、马占山[8]等原东北军将领，陈诚视之为无物，他则待之以礼。在这点上，职业军人卫立煌比陈诚更具政治家风度。

然后是大力争取美援。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时，常与美军将领打交道，颇得好感。战后作为马歇尔的客人，到美国考察访问几个月，又结交了一些军界朋友。4月以后，各种装备源源而来，自然，许多落入东北民主联军手中。

接着就是补充兵员，整训部队，构筑和加固防御工事。并亲到锦州、本溪、抚顺视察，大力督促各部抢购粮食。

都是为了一个“守”字。

卫立煌到东北是有条件的。一是蒋介石把党政大权全交给他。二是被陈诚丢掉的10万部队近4个军，要全部补齐。三是蒋介石同意由关内增派部队，充实兵员和补充装备。

从卫立煌的条件和蒋介石的允诺看，他们都想保全东北，可蒋介石很快就变卦了。一是新立屯、辽阳、鞍山告急，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解围，卫立煌无动于衷。二是全国战场越来越吃紧，根本不可能向关外大量增兵。而不向关外增兵，保全东北是不可能的。东北不保，华北难保。但东北迟早不保，与其被吃掉，还不如跑掉。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精锐，有五大主力中的两个。就像林彪舍不得丢掉那些重装备一样，蒋介石是时刻都惦记着这点金贵家底的。

“以不变应万变”——卫立煌既应共产党的万变，也应蒋介石的万变。

卫立煌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侍时局变化。”时局怎样变化呢？“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知道卫立煌访美时，美国人给他灌了些什么洋汤，反正在希望、并把希望寄托在“美苏必战”，并且是“美国必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卫立煌与蒋介石如出一辙。

卫立煌认为沈阳可以长期固守。一是各将领都赞同他的主张；二是工事坚固，有足够的守备力量；三是共军攻坚死伤必大，容易挫伤士气。他认为共军在四平吃过大亏，信心不足。

当年卫立煌参观完抗大，又去二十里铺看望平型关战斗中受伤的林彪，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长官对一位负伤部将的礼节性慰问。10年后，当年名义上的部将，成了黑土地上平起平坐的对手，卫立煌一定下工夫研究了杜聿明和陈诚的教训。他按兵不动，怕林彪打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客观上，他走的却是一招死棋。

9月24日，蒋介石召卫立煌去南京，迫令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卫立煌与顾祝同争吵，甚至赌咒发誓：“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从前老百姓画押，不是签名，而是画一个“十”字）。”

克劳塞维茨说：“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等待歼灭性行动。”

开头，卫立煌与林彪双方都挺怯手的。但毛泽东很快就促使林彪下定决心，积极果敢地动作起来。而“以不变应万变”的卫立煌，“变”起来始终是消极被动的，等于为当年的属下115师师长创造建功立业的战机。

而在顶撞“总统”和手执尚方宝剑的“总统”特使方面，卫立煌可比发走电报又要追回来的林彪痛快多了。

卫立煌也真是条汉子。

9月7日15时，“东总”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据社会部关系获悉：

（甲）8月初卫匪在京，关于东北局势有如下检讨及决定：

（一）判断我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对沈则采取围困办法。

（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轻举妄动，须应付我十月攻势。

（三）维持沈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必要时对军队改为轻装，准备做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物资机器计划撤退，不能运走者破坏之。

（四）尽量以长春牵制我之兵力，并已考虑长春最后突围之游击办法。

……

这个“检讨及决定”，显然带着蒋、卫之间的妥协色彩，但在“判断我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上，是颇具眼力的。

可他们是怎样做的呢？

卫立煌命令锦州兵站分监部的运输补给，随到随运沈阳，储存的少数余额亦应尽快运沈。范汉杰说锦州必须有一个基数的储存，沈阳主力即将撤至锦州，不必徒劳往返，给了卫立煌一个橡皮钉子。卫立煌认为打通沈锦线应由“剿总”负责，主要兵力应集中沈阳。范汉杰认为锦州必须增加兵力，以准备必要时打通沈锦线。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范汉杰要撤退义县，卫立煌又是个不准，结果把一个挺能打的暂20师断送了。卫立煌和范汉杰都大抓人事，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互相掣肘。

蒋介石则以高超的平衡艺术搞政治搭配，将两人推荐的人选各取二分之一。

范汉杰任27军军长时，属于一战区司令卫立煌指挥的战斗序列。

但范汉杰是胡宗南的人，常常不理卫立煌那一套。蒋介石是应该知道这种历史渊源的，却把这位陆军中将副总司令调来锦州给卫立煌当副手。权术大师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就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倘若下边铁板一块，还怎么控制呢？

内战中的内战。

卫立煌认为范汉杰只听蒋介石的，就努力接近廖耀湘、周福成等实力派人物。5月初，廖耀湘等人奉卫立煌之命进京，本是陈述坚守沈阳的，却变卦了。一是见蒋介石决心撤退沈阳主力；二是决定成立西进兵团，由他当司令，魅力实在不小。卫立煌怕廖耀湘把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

蒋卫相左，卫范不睦，卫廖又僵。

国民党在关东这盘棋上，还有谁能比卫立煌、范汉杰和廖耀湘的精诚合作更重要的呢？

陈诚引咎辞职，蒋介石曾有意将东北和华北统一交傅作义指挥。傅作义是个明白人，坚不受命，于是找来卫立煌。如今搬弄不动卫立煌，就想起他的爱将杜聿明，又要临阵换将。

全乱套了！

廖耀湘全军覆没，卫立煌坐在“剿总”大楼里，老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为吃粮，15岁从军的三星上将，在想些什么呢？

3.廖耀湘武装大游行

黄褐色的尘埃里裹卷着人流，在秋日的辽西大地上涌腾着。

汽车，炮车，装甲车，骑兵，步兵。车吼马嘶，十余万双脚纷乱起落，汽油和机油味儿，人畜的汗味儿，搅拌着飞扬的尘土和牛马粪的草末子，在秋日高远的蓝天下，腾卷起一条条没有尽头的黄褐色的长龙。明丽的阳光，清亮的河流，迷漫着谷香的旷野，都被这黄褐色的喧嚣充塞了，遮没了。

黄褐色的士兵，就像衣冠机器一样在行进。脏污的船形帽和暗绿色的钢盔，在尘埃的河流中浮沉。汗水的溪流，在毫无表情的脸上冲刷。枪械的重负，只知始点，不知终点，也不知命运跋涉，使他们疲惫不堪。那脚步仿佛不是自己迈动的，而是被黄褐色的洪流挟裹推动的。鼻孔好像被尘土堵塞了，一个个大张着嘴巴喘息着，就像被一池浑水呛得要浮出水面又浮不出来的鱼。

这是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新1军，新6军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千军万马，却不显零乱。特别是新1军和新6军，涉渡辽河、新开河和饶阳河，也是那么迅捷，井然有序。

当年5纵的老人说：我们纵队的任务，是在辽西牵制、迟滞廖耀湘西进。站在新民西边山上，远远的，就见尘士飞扬，像平地卷来一阵狂风。长那么大，还没见过那样的大兵团行军。望远镜里，车是车，炮是炮，一队队步兵整整齐齐，耀武扬威。本是平常行军，却像检阅似的，可不像电影上的国民党军队。走了那么远，就是那么一股劲儿，真有股王牌军的气势。

这是军人对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赞叹。

沿途百姓则惊呼：过兵啦！

“八一五”后，兵来兵往，枪响炮轰，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成了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了。但这次，8纵、9纵等部队过去后，人们觉出非同寻常，是要“开大仗火”了。所剩不多的青壮年纷纷出逃，有的村子连老头、老太太也剩不几个了。

老百姓当然不知道，廖耀湘兵团所到之处，要实行蒋介石在鄂豫鲁曾经实行过的“三光政策”。当年日本侵略军曾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如今又轮到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三光”了。

性能颇好的美式吉普，颠簸不开廖耀湘紧皱的眉头。

黄褐色的尘埃中，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看不到出路在哪里。

前面说过，廖耀湘是力主出营口的。长春已被团团围困，成为一座死城，守军只能靠空投补给，那是没什么指望了。蒋介石要卫立煌从东北撤退，保住一个战略集团，廖耀湘认为最可靠的出口就是营口。共产党没有海军，那蔚蓝色的大海是最安全的。

廖耀湘是抗战名将，任新22师师长时，在打通滇缅公路中立下殊勋。抗战胜利后到东北打内战，亦有上佳表现。他任军长的新6军，战斗力超过所有国民党军队。他的出营口计划，也是颇有眼光的。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一再提醒林彪要卡住营口，惟恐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逃掉。

6月，沈阳国民党军队发动“抢夺小麦之战”，52军在鞍山附近刘二堡战斗中，捉到一些俘虏，得知解放军在辽南只有一个4纵，没有其他主力部队。

30多年后，败军之将廖耀湘在回忆辽沈战役的文章中说：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应该乘辽南空虚之际，把我沈阳主力，秘密集中于辽中以南地区，利用新编第1军骑兵部队所到达的最南端为出发线，一举袭取营口（因为从新编第1军骑兵部队所达到最南边的地点出发，经牛庄至营口，只一天急行军的行程）。到营口以后，或者如蒋介石的计划立即放弃沈阳，或者暂时以预定之防御兵团甚至再酌加一部分兵力守住沈阳，把东北“剿总”及所有行政机构都迁往锦州，甚至把中专以上的学校都移走，尽量疏散不必要留在市区的人口，以避免重蹈长春之覆辙。卫立煌最初认为可以考虑。我要他适时成立机动兵团与防守兵团，及时采取行动。但他顾虑影响长春，又顾虑这会引起周福成的不安和第53军部队的疑惧，还顾虑沈阳主力一动，长春、沈阳都会陷落，对他个人“声誉”不无影响，而且还要负“丢失东北”的责任。甚至还夹杂一些权力和人事问题：如他不愿当光杆总司令，把沈阳主力都编入机动兵团，他想要直接抓各军甚至各师。总之，这一切使得他不能着重从战略战术上考虑问题，总是迟疑不决，不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也是引起我和卫立煌之间一些不愉快的摩擦。但当时我原谅卫立煌，认为他与我所处的地位不同，顾虑不一样。到了8月初，事态发展更趋严重，蒋介石不仅没法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来增援东北，反而把已调至锦州的第9军调走，并把54军阚汉骞部调至锦西葫芦岛地区，也有把他调走的模样。这时我更感觉到沈阳的部队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求解救之必要，再三向卫立煌建议，速下出营口的决心。当时我与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东北军人，是陈诚的亲信）密商出营口的计划，要他另找一两个省主席从旁向卫立煌进言，以减少他“个人声誉”上的顾虑。王铁汉极赞成我的意见，果然联络了一两个省主席向卫劝告，采取出营口的计划。不料这反而引起卫立煌极大的反感，他在一次总理纪念会上不点名地谴责了我。他说：“凡建议上级的方案，只是供上级选择，采纳与否，权在上级，不必到处活动，一定要迫使上级采纳自己个人的意见。”我最后知道卫立煌已决定不出营口，曾向蒋介石报告，一直吵到9月初解放军进兵锦州的时候。

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蒋介石下令廖耀湘兵团从沈阳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与侯镜如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解放军。廖耀湘不同意，还是要走营口。理由，一是4纵已经去往锦州，辽南完全空虚；二是部队集结快，行程短，由辽中经牛庄到营口，只需一天急行军；三是到营口后向各方行动便利，既可从海上直接增兵葫芦岛援锦州，也可北出大洼经盘山、沟帮子、北镇，拊锦州、义县地区解放军之侧背，而翼侧有渤海与辽河下游之屏障，后方交通安全可靠；四是到营口可从海上得到补给，这是最便捷而又充分的。

他还和卫立煌同样认为，如果侯镜如的东进兵团未与锦州守军会合，进出沟帮子向辽西推进之前，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靠辽河、饶阳河、巨流河三条大水，一路侧敌行军远出锦州地区，有被节节截断，各个击破的危险。

10月2日，蒋介石飞到沈阳，给师长以上军官训过话后，单独接见廖耀湘，开口即道：“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也不听我的话？”

又道：“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果有贻误，也惟你一个人是问。”

蒋介石说：“你的任务，就是要指挥沈阳的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再由新立屯经阜新直出锦州、义县，从共军的后方，攻其侧背，与葫芦岛东进部队东西夹击，给东北共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念念不忘营口的廖耀湘，末了提议以驻在辽阳的52军袭取营口，以为掎角。这回蒋介石恩准了。结果，被卫立煌称之为“国家精华”的廖耀湘兵团，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这个战略集团，辽沈战役中只是从营口跑掉个52军的万把人。52军在东北只能算得上二流主力，逃去台湾就成了绝对主力。抗美援朝战争中，蒋介石几次欲出兵朝鲜，整装待发的就是这个从黑土地上逃脱了的残兵败将52军。

卫立煌铁嘴钢牙，定下的主意坚决不变，却改变不了蒋介石的决定。廖耀湘嘴上变了，行动中却不动声色地把蒋介石的表针向自己回拨了。

西进兵团10月2日就该出动，10月12日还未全部集结完毕。10月11日，先头部队攻占彰武。15日，兵团主力仍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蒋介石连电催促，廖耀湘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中”。兵团参谋长曾不解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前进？”廖耀湘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

他还是惦记着出营口。

对于锦州决战，不管林彪何时和怎样想通的，一旦横下心来，他就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地打下去。

廖耀湘恰恰相反。

东北人讲“磨洋工”，廖耀湘是“磨蒋工”。

廖耀湘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却躲不过毛泽东的慧眼：“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

浩浩荡荡，轰轰隆隆，廖耀湘兵团20天“武装大游行”。

用黑土地上的话讲，这叫“唬牌”的。

4.范汉杰的“天职”

卫立煌竭力经营沈阳，范汉杰苦心经营锦州。

蒋介石和陈诚交给范汉杰的任务，是作为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的联系，打通沈锦线，维持锦州、锦西地区的生产。

北平、沈阳、南京，傅作义、陈诚、卫立煌、蒋介石，职业军人范汉杰四处活动，到处找人，搞起穿梭外交。请调部队，交涉修复大凌河铁桥的器材，协商派人主持锦州和锦西的工矿生产。这边苦心经营，那边却在拆台：南京决定把锦州炼油厂和锦州化学合成工厂的设备，拆运台湾了。

但他仍然积极整训部队，构筑工事，一心要把锦州这扇绝不允许被打开的大门经营出个模样。

将新8军全部集中锦州，在城东紫荆山到松山地带，占领既设工事进行守备。93军和60军184师，担任城北、西南及飞机场守备。新5军从水陆向锦州迅速集中，为总预备队。54军集中锦西，守备锦西、葫芦岛地区。炮兵进入既设阵地，协同各军战斗。通讯兵团迅速构成指挥所、各兵团、军和炮兵之间的有线通讯网，兵站总监部则全力筹备粮秣弹药补给事宜。

只是无论怎样苦心经营，有形无形的总觉得底气不足。

他在回忆录《锦州战役经过》中写道：

卫立煌到沈阳后，令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计划构筑沈阳、锦州现代化钢筋水泥的城防工事，由总部发给水泥、钢板等材料；由各军、师工兵部队任技术指导，各地区阵地由该区守备部队按“剿总”的防御配置图工事位置照表施工。（锦州的工事在卫立煌没有全部计划以前，已经由各守备部队开始建筑。）按“剿总”工兵指挥部的计划，以连为战斗单位，构筑一个坚固据点，是坑道[9]闭锁式的子母碉堡构成，在敌人四面包围下，能独立作战。连指挥所的掩护部要能储存粮食及弹药，还要有厨房、厕所、绷带所等设备。阵地外围要挖宽深两米的外壕和架设铁丝网。担任构筑工事的部队，每日发放津贴。从5月开始到9月间，工事还没有完成计划的1/3，更不能按照卫立煌的计划去施工。原因主要是工程巨大，没有水泥和钢条。因此，只普遍构筑独立的水泥碉堡，最大可以容一班人，最小的仅容一个步兵组或轻机枪组。里面和龟壳一样，一点也不能活动，站起来都不方便，这样的工事怎样能持久战斗！但卫立煌和李贤到锦州、沈阳视察后却很满意。卫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水泥工事？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了这样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这是国民党军队一贯夸大自己、轻视敌人、自欺欺人的作风。在防御配备图上画得非常美观，由坚固的工事设备和周密的火网编成。其实只是一张空纸，经不起风雨，一吹就破了。锦州的所谓现代化钢筋水泥工事，在解放军的31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就全部毁灭了。

范汉杰守锦州信心不足，当然不是在城破之时和之后。

与卫立煌的明争暗斗，使他寒心。他认为“将帅不和，不能作战”。

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谁爱往这个冰天雪地的火坑里跳呢？

8月2日去南京开会，他向蒋介石要求辞职。蒋介石不准，他又找顾祝同。顾祝同不准，他就请假去台湾（家属在台湾）。台湾还是去不成，又去找蒋介石。蒋介石限他第二天回锦州，让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送他回去。回到锦州，又去沈阳找卫立煌要撂挑子，并建议以卫立煌的老部下陈铁继任。既是因为不死心，也是向卫立煌示威。老谋深算的卫立煌，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是老朋友，共同努力。结果，用范汉杰自己的话讲，还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危难之时顾全大局，回到锦州继续供职备战。

指挥东进的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在回忆录中写道：

卫立煌当时对东北解放军冬季行动判断有错误。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发动对长春攻势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是解放军主力在北满，长春已被包围；国民党军在长春虽然工事好，但粮食、燃料都困难；解放军进攻长春，交通补给条件都好等。他认为确保沈阳、锦州是没有问题的。国民党军主力都集中在南满；从北满到南满交通补给线长，同时，解放军大城市攻坚作战经验不足。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过冬的粮食问题。

这与9月7日“东总”“社会部关系获悉”不一致，但不排除这是卫立煌的真实判断。

范汉杰回忆道：

我以前认为解放军不可能从长春越沈阳侧面行动全力南下的。但8月底我回到锦州后，从长春、沈阳、新民、辽中各地先后得到解放军南下的行动情报，并有很多马匹拉的大炮在锦州、锦西间的东面涉渡大凌河，但确实的部队番号、人数终弄不清楚。

他面对的，是共产党最强大的一支部队，是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炮队。

在国民党将领中，对共产党军事机器的强大威力，范汉杰领教得最早，体会得最深刻。

关东大门锦州只守了31个小时，是怨不得范汉杰的。

范汉杰没去台湾，倒把妻子弄来锦州这座孤岛。环绕这孤岛的不是迷人的蔚蓝色大海，而是死神的血与火之海。

9月末，锦州已是岌岌可危，他的高级僚属纷纷把家属送走，他还把妻子留在身边。一是借此安抚人心；二是自信锦州可以固守半个月，蒋介石绝不会放弃锦州。锦州虽处东北战场第一线，但它不是孤立的，是和关内关外联结在一起的。锦州吃紧，两方面都可增援。锦州有10万守军，工事坚固，只要守上十天半月，那时东西对进，不但锦州可保无虞，也是建立功名的好机会。

结果，西面那个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只闻炮声不见人，东面那个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吝啬得连用炮声增援的意思也没有。不过最终他们还是见面了，在一个最不希望去的地方，以一种最不情愿的身份会见的。

10月9日，范汉杰见势不妙，决定向锦西撤退。卫立煌好像专门与他作对，部队正要行动，来电命令固守待援。指挥所由铁路局移到银行，也躲不过冰雹般的弹雨，而他的弹药越来越少。10月14日中午，在林彪开始攻城两小时后，守军重炮炮弹即全部告罄。下午，各部电话时断时续，后来全部断绝。

范汉杰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到那里，解放军的炮兵即跟到哪里，好像完全了解我的位置一样。锦州城被解放军包围得更紧了，城内各据点、交通线，完全被解放军的炮兵控制着。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我守军阵地，用炸药来爆炸守军坚固据点的重机枪堡垒阵地。锦州旧城西面经化学合成工厂地段最先被突破，接近市区。10月14日正午，全线均在激烈战斗，阵地反复得而失，失而得，各部队伤亡很大，已无预备队使用。

14日下午4时左右，范汉杰和参谋长李汝和来到6兵团指挥所，与兵团司令卢浚泉及93军军长盛家兴、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开会研究，认为外援无望，不能坐以待毙，一致主张当晚向锦西突围。当即拟订计划，并通知各部队，由盛家兴指挥突围。

刚离开兵团司令部，就被突入市区的解放军发现。黑灯瞎火中，好歹到得城外，范汉杰和卢浚泉、李汝和等人已经散失。天亮前，范汉杰和夫人及两个卫士，在松山东面一间小窝棚内住下，昼伏夜行。没吃的，饿了，他们就拔地里农民的萝卜啃。第二天傍晚，在西海口和高桥到锦州的公路上，被解放军截获。

当了9个半月黑土地“剿总”总司令，结束了卫立煌的军旅生涯。范汉杰作为“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任职也是9个半月。

卫立煌逃跑坐飞机，范汉杰和妻子用“11”号（指两条腿）。

范汉杰以军人的天职和不失军人风度的勇气和忠诚，成为黑土地上第一个被俘的正规军中将副总司令。

有人给卫立煌看相，说他的特点是“五小”（五官不大），是“大福大贵”之人。卫立煌不以为然：“我打仗都是用生命拼来的，不是老天爷恩赐的。说我福将，说得轻松，哪知道打仗的不容易啊！”

老天爷给的也好，拼命拼来的也好，比起方面大耳宽额头的范汉杰，以及廖耀湘等人，卫立煌是够福将的了。

亲历者的回忆

伍修权

（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

当时由于全国各大战场的国民党军处境都很不妙，局势都很紧张，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尤其是东北问题使他大伤脑筋。

他也曾打算撤退东北部队，以加强其华北或华中的防御。但又不甘心从战略上放弃东北，自恃手中还控制有相当作战能力的战略集团，认为“国军在东北的基本力量，并无损失，更不能承认失败”，另一方面，他又顾虑一日撤出东北，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可能陷于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因而一直没敢贸然行动。

蒋介石慑于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虽增援东北，但因其各战区兵力有限，捉襟见肘，自顾不暇。

对东北是守，是撤，还是维持现状？

决心难下，加之卫立煌深怕承担“丧失东北”的责任，反对撤出东北，力陈东北还有希望之路，主张集中兵力守住沈阳，以待时局发展。因此，直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国民党军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犹豫状态之中。

——摘自：伍修权《回顾辽沈战役》

杜聿明

（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蒋介石指挥作战，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只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争就可以得到胜利的。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耀湘），后又属意于范（汉杰），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中，各自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军事方针，一直拖到9月间解放军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而蒋、卫矛盾的焦点仍然是打不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摘自：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

注释

[1]“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桥梁一段，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当日夜间突然炮击沉阳，同时向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张学良部“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19日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辽宁其他地区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至1932年2月日军占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2]自动步枪：利用部分火药气体能量和弹簧伸张力进行连发射击的步枪。与弹仓式非自动步枪相比，具有较高的战斗射速，装有快慢机，既可连发，也可单发射。单发40发/分，连发90～100发/分。新式自动步枪，还分重枪管和轻枪管两种：重枪管有脚架，可作轻机枪使用。通常装有枪刺，并适于用枪榴弹射击；借助一些特殊装置，还能发射手榴弹和坦克榴弹。

[3]国民党第9军军长郝梦龄：河北藁城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17年后，相继投奔皖系西北边防军、奉军、冯玉祥国民军、直系吴佩孚等部。1930年后，任国民党军第9军第54师师长、第9军副军长、军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郝请缨杀敌，率部入晋参加忻口会战。10月15日夜，在南怀化前线指挥反击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郝梦龄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日疆场上殉职的第一位军长。阵亡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4]忻口之战：1937年10月，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进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组织防御。13日，日军向忻口全线发起猛攻。中国军队奋勇阻击，与敌展开了异常艰难的阵地争夺战。激战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壮烈殉国。由于正面防线的坚固，加之八路军频繁出击于敌后，战局逐渐处于僵持中。后因山西东部门户娘子关失守，忻口守军于11月2日撤出。忻口战役不仅创歼敌逾万的战绩记录，更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成功战例。

[5]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贵州遵义人。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第1军第3师第9团营长，南京中央军校军官团团长等职。1932年后，任第14军第82师249旅旅长、第85师师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14军军长。1948年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八编练部司令、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1949年11月，在贵州通电起义。

[6]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委员张作相：辽宁义县人。国民党陆军上将1919年后，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副监、镇威军第四路军军团长、安国军第五方面军军团长等职。1928年后，任东三省保安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华北第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军团总指挥等职。1933年辞职到津寓居。1946年任东北行辕主任委员。1948年，在锦州被俘。

[7]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万福麟：吉林农安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28年后，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黑龙江司令，北平绥靖公署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委、总参议，东北军第4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第20集团军副司令、参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后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

[8]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河北丰润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副司令。1932年2月被胁迫任伪满黑龙江省省长、军政部部长。同年4月摆脱日伪控制，组建东北救国抗日联军。1936年参与西安事变，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东北挺进军司令、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9年1月，与傅作义等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宣布起义。

[9]坑道：也称坑道工事，利用山丘的自然地层作防护层，采取暗挖的施工方法，在山体内构筑的条形工事。坑道工事一般由口部、主体两部分组成；结构形式有直墙拱顶形、马蹄形和圆形；其跨度和长度依使用要求确定。按用途可分为：指挥所坑道、战斗坑道、屯兵坑道、救护所坑道、弹药物资坑道、交通坑道和其他特殊用途的坑道；按工程性质可分为：野战坑道和永备坑道。